今天，让我们见证绛红袈裟上腾起的火焰

今年,藏区发生了一连串藏人自焚抗议事件，至今已有9名年轻僧尼举火自焚，以死抗争。面对震惊世界的藏人连续自焚事件，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将责任推给“身份不明的”海外达赖喇嘛支持者，并指责这些事件“违背佛教教义”，著名评论家胡平称该发言人的讲话“丧尽天良”。   2011年10月19日，星期三，达赖喇嘛尊者和流散世界的藏人以印度达兰萨拉为中心，为中国境内的自焚僧尼举办祈祷法会，并绝食一天。自由不分种族，不分信仰，是人类共同的梦想，也是人类共同的追求。这天，全世界有许多自由西藏运动的支持者，也与藏人一同绝食抗议。

2008年至今的一连串事件，只是藏人反抗暴政的延续。由于信息封锁，藏人在暴政下长达半个多世纪的反抗，国人几乎一无所知，直到2008年的第三次“拉萨事件”，才露出了冰山一角。事实上，自从中共建政以来，在藏地的宗教迫害从未停止，藏人的反抗一波接一波，一代接一代，亦从未停息。

中共对藏传佛教迫害的历史回顾   半个多世纪前，中共以武力为后盾，在西藏三区陆续展开被官方称之为“民主改革”的强制改造。中共在藏区的土改分为几个阶段进行，在甘青滇川的民族杂居区，土改与汉区土改同时进行。达赖喇嘛出生的塔泽村，即今青海省海东地区平安县红岩村（原属湟中县），是一个汉藏杂居的小村，32户人家中有9户汉人。1951年冬季即开展土改，期间将达赖喇嘛家族的土地没收分配，他姐夫的一名亲戚还因“为地主转移财产”而被劳教（1953年2月9日《新华社内部参考》）。  1956年，中共将暴力土改推行到藏地农区和半农半牧区，在土改的同时直接推行合作化，全面没收僧俗民众的财产，批斗僧侣和头人，摧毁寺院，激发了藏人的武装反抗，中共立即调动军队进行大规模军事镇压。战争从四川藏区开始。1956年3-4月间，中共动用了当时最先进的秘密武器——图4远程重型轰炸机，轰炸康区著名的理塘长青春科尔寺、巴塘康宁寺和乡城桑披寺。 镇压长达六年，至1962年夏季才结束。这场长达六年的军事行动，在官方历史中称为“平叛”。因此，所谓“民主改革”，其实是由土改、合作化、“平叛”、镇反以及“四反运动”等一系列政治运动和军事行动组成的强制性社会变革，其过程既无“民主”可言，也不是真正意义的“改革”。究其本质，中共在藏区的“民主改革”事实上是以“民主”为名的摧毁，以“改革”为名的掠夺。通过这些运动，至1960年代初，藏民族在政治、军事、经济、文化上遭到全面摧毁。   其中的“四反运动”，即“反叛乱、反违法、反特权、反剥削”运动，亦称“反封建运动”，内部文件中称为“宗教改革”或“宗教制度改革”运动，是针对整个藏区寺院的一场政治运动。《解放西藏史》等中共官方历史叙述中，对这场为期半年多的“四反运动”几乎不落笔墨，即使不得不承认建政后对西藏宗教的破坏，也是推给文革。其实，文革是中共有计划地摧毁西藏文化的第二波。第一波就是这个在中共官方历史中几乎不留痕迹的“四反运动”。   1958年6月4日至7日，中央民委、中央统战部在青岛召开座谈会，统战部长李维汉，副部长汪锋分别在会上讲话，认为“宗教改革”的时机已经成熟。李维汉在他的讲话中明确说：   过去几年对宗教采取的方针，是基本不动，只同他们作政治斗争。……作政治斗争，而不牵连到宗教。这个方针对不对？我看这个方针是对的。因为那时民主革命还没有搞，就动宗教？反革命没有动，就动宗教？还有建党、建团，群众工作，这些都没搞，就动宗教怎么行？所以过去不动是对的。但是现在所有这些起了变化，民主革命完成了。社会主义革命基本完成了。民族关系基本改善了，党建立起来了，团建立起来了，有了群众基础，政权巩固了。所有这些叫做社会主义的优势，人民的优势，共产党的优势，人民民主专政的优势。(“李维汉同志在回族伊斯兰教问题座谈会上的讲话记录”。《民族宗教工作文件汇集1949-1959》，748页)     “青岛会议”召开时，中共在甘孜、阿坝已经进行了两波军事镇压，民间武器已经基本收缴，土改基本完成。中共在青海、甘孜、云南的军事行动正在进行当中。这时候开始摧毁寺院，藏人已经不再有反抗能力了。于是，1958年11月，乌兰夫和汪锋以中共中央民族事务委员会党组的名义，向中共中央提交四项建议，中央于同年12月批转该建议，提出“对于宗教界的反革命分子和其他坏分子的打击，主要是发动群众进行斗争，把他们彻底搞臭，除过必须逮捕者应加逮捕外，还须注意不要逮捕过多，尤其不要轻易杀人。”

1958年湟中县鲁沙尔镇三万人批斗大会 （《青海画报》1958年12月）

不过，汪峰和乌兰夫的建议提交之前，“四反运动”已经开始。甘孜州白玉县1958年6月就开始，青海8月开始，甘南10月开始，至同年11月间，“四反运动”在甘川青滇全面展开。这场运动于1959年3-4月间结束。当时藏区有多少寺院？根据新华社内参的报导，甘南州有196座寺院，15664僧人，四川有727座寺院，约10万僧人。加上其他资料透露的数据，1958年之前，整个西藏三区有3929座寺院，279951名僧人。这个寺院数据应该不包括诸如修行洞一类的宗教活动地点。这仅是藏区的数据。加上其他信仰藏传佛教的民族如蒙、羌、土、裕固等民族，共有五千多座寺院，45万多僧尼。    在“四反运动”中，寺院财产被政府没收。寺院财富来自当地民众的奉献和寺院的经营，但“四反运动”中没收的财富并未归还民众。以甘孜道孚县为例： （四反运动中）废除了寺庙的一切特权，没收各种枪支290支，子弹5080发，土地7830亩，房屋2743间，粮食69万余斤，牲畜12000头，各种封建物资折款139.8万元。分给群众粮食32.19万斤， 物资折款14.56万元。……没收的金银珠宝按规定上交国库。（《道孚县志》327页）   从上述数字中可见，没收的粮食分给民众的不到一半，分给民众的物质折款仅占没收物质折款的10.41%。中共在那场针对藏区寺院的“打土豪分田地”运动中掠夺了多少财富？至今未见公布。   “宗教制度改革”后，除了西藏自治区范围内的2123座寺院暂时未动外，其他地区的1千800多座寺院大部分被关闭、占用、拆除，其中数量不明的寺院毁于战火。甘南州的196座寺院保留了4座，甘孜州的540座寺院保留了27座。僧人大部分被遣散回乡，绝大多数被迫还俗，各地著名宗教领袖大多被捕入狱，许多死在狱中。1959年3月，达赖喇嘛和噶举派上师，16世噶玛巴仁波切同时被迫逃离。至此，藏传佛教的四大领袖全部流亡境外。到1965年，西藏自治区正式成立时，藏区到处都是寺院的废墟。

位于青海玉树州结古镇北50公里仲达乡境内的让娘寺 （网络图片）

1958年8月，有700多年历史的让娘寺在“让娘寺攻坚战”中被炸药炸毁， 沦为废墟 （网络图片）

 

“宗教自由”的假象

从表面看来，“信仰自由”是写入中国宪法的“基本国策”之一。但1958年“青岛会议”上，李维汉对宪法上的“信仰自由”有相当清楚的解释：


我们党的政策有两类，一类是基本政策，如宗教信仰自由，民族平等，统一战线等，是完全正确的，是长期不变的。还有一类是具体政策，是执行党的路线和基本政策所采取的策略性的政策，它是根据客观情况的变化而变化的。……至于对宗教信仰，我们过去是保护宗教信仰自由的政策，今后仍然是这个政策。我们从来认为宗教信仰是要削弱以至消灭的，所以我们从来没有讲过宗教是万万岁，更没有讲过宗教制度不能改革。(“李维汉同志在回族伊斯兰教问题座谈会上的讲话记录”。《民族宗教工作文件汇集1949-1959》，749页)


1958年10月7日，汪锋在中央统战部召开的“喇嘛教问题座谈会”上讲话，也说明了“宗教信仰自由”的真实含义：“为什么提保护宗教信仰自由呢？这一条是不能丢的，这一条是我国宪法规定了的，有了这一条，就使反革命分子不能说我们消灭宗教，我们就主动”。（汪锋：“汪锋同志一九五八年十月七日在喇嘛教问题座谈会上的讲话”。《民族宗教工作文件汇集1949-1959》，784页）

1958年11月，乌兰夫、汪锋在提交中央的四项建议的第一项为：“为了照顾群众的宗教信仰，堵塞国内外反革命分子的造谣、挑拨，便于集中管理没有还俗的喇嘛，保留一些寺庙是必要的。”（同上，730页）青海省委统战部长冀春光对“宗教信仰自由”的理解更加清楚地表明，中共“宗教信仰自由”的实质：“我们一再强调全面贯彻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强调加强宗教工作只是为了争取信教群众和逐步限制以至最后消灭宗教。”（《民族宗教工作文件汇集》，432页。）

  至于具体方法，李维汉和汪锋都主张“彻底发动群众”，在寺院内外进行社会动员，利用“寺外群众”和寺内贫苦喇嘛“内外夹攻”，才能收到更大的效果。除此之外，军队也是摧毁寺院的力量之一，一些寺院就是由军队用炮轰和飞机轰炸直接摧毁的。

 然而，由于宪法上规定的“宗教信仰自由”是用来“堵塞国内外反革命分子”造谣的，因此在实施名义上的“宗教制度改革”时，就不得不换个名称。汪锋在其讲话中提出：“在打击反革命分子、反对坏人坏事、反对宗教特权剥削等口号下（可以不提改革宗教制度的口号”，把寺外群众和寺内贫苦喇嘛一齐发动起来，造成两面夹攻的声势浩大的改革宗教制度的群众运动，同时，把反革命分子和民愤大的反动上层该逮捕的逮捕，该集训的集训，坚决揭掉盖子。”（《民族宗教工作文件汇集》，785页）

这就是“宗教改革”被称为“四反运动”的原因。几十年后，中共不得不轻描淡写地承认在藏区走过一段“弯路”，却把责任推给文革和“四人帮”。事实上，文革只是摧毁宗教的第二波，摧毁的只是1958年“宗教制度改革”之后残存的少量寺院，其中包括藏民族最神圣的寺院——大昭寺。文革后期，中共开始考虑有限度地开放西藏，才将被占用为招待所的大昭寺重新修整。

2008年，“拉萨事件”第三次爆发，并迅速传到各地，

成为藏民族的全面抗争。

 

   去年在印度一个西藏难民定居点采访时，一位来自甘南的老人曾告诉我他的家族故事。1950年代，中共开始在西藏三区全面镇压藏人时，他从家乡的寺院逃到拉萨，在拉萨参加了反抗组织。几年后第一次“拉萨事件”爆发，他逃到印度，为了生存不得不还俗。2008年，他返乡探亲，恰逢藏地又一波反抗。

一天，他到寺院去看侄子，当晚住在寺院。半夜里，荷枪实弹的武警冲进寺院搜查。他的侄子，一位20多岁的青年僧人，被打成重伤，留下严重后遗症，两年多一直卧床不起。

  这是一个普通藏人家庭命运的缩影。几十年来，一代又一代藏人，为信仰，为自由，为尊严，前赴后继，不屈不挠地抗争。老人深为侄子骄傲：“我们的年轻人没有背叛达赖喇嘛，他们还在抗争！”

  宗教信仰伴随人类发展，任何一个社会，哪怕是丛林中一个小小的部落，也有某种形式的宗教信仰。信仰自由，是文明社会的标志之一。

  然而，在中共打造的“盛世”虚光中，僧侣们却要以焚烧肉体的火焰，来争取信仰的尊严。

 今天，我的兄弟姐妹呵，让我们活着，并且见证：绛红袈裟上腾起的火焰，已将虚假“盛世”的谎言烧成灰烬，当与世无争的僧尼不惜以死抗争时，暴政的坍塌为时不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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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站刊登日期： Wednesday, October 19,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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達賴喇嘛聲明遏阻中共操控藏傳佛教

二○一一年九月二十二至二十四日，藏傳佛教四大教派及苯教的宗教領袖在達蘭薩拉召開第十一屆宗教會議。會議參加者均為各教派法王和高僧，可說是最高級別的宗教領袖會議。會議作出的決議對各教派內部，以及藏傳佛教和苯教的發展具有重大意義。本屆會議出席者包括噶舉派法王十七世噶瑪巴、薩迦派法王達赤仁波切、格魯派法台甘丹赤巴日宗仁波切等二十七位宗教領袖，並首次有來自拉達克和俄羅斯卡爾梅克的高僧參加。

　　 九月二十四日，達賴喇嘛尊者就他的轉世問題首次發表公開聲明。由此看來，達賴喇嘛轉世一事可能是該屆會議的議題之一。尊者在會後發表聲明，顯示有關事宜在宗教領袖會議上取得了共識。尊者的聲明是在他卸去政治職責後，首次以宗教領袖身份，對他未來的轉世問題發表聲明。因此，聲明立即引起各方關注。本文謹就尊者的聲明談談個人感想。

　　達賴喇嘛轉世是宗教事務

　　在傳統西藏體制中，達賴喇嘛雖是僧人，但同時擔任西藏最高政教領袖，因此，傳統上達賴喇嘛的轉世靈童尋訪過程，政教兩方面都會參與。第十三世達賴喇嘛圓寂後，熱振仁波切擔任攝政期間，主持尋訪十三世達賴喇嘛的轉世靈童。尋訪到靈童後，熱振仁波切依據傳統，向西藏民眾會議報告轉世靈童尋訪的經過，介紹靈童認證的情況，然後由民眾會議通過。不久前，達賴喇嘛正式宣佈卸下政治職責，意味著延續三百多年、以達賴喇嘛擔任政教領袖為特徵的傳統政治制度結束。從此，未來的達賴喇嘛只能是宗教領袖。

　　達賴喇嘛在聲明中再次表示，達賴喇嘛轉世制度是否延續，首先將由「各宗派領袖、藏族民眾和相關信眾」決定，而不是由未來的政府決定；如果宗教領袖和信眾要求延續此一制度時，尋訪轉世的責任將由「達賴喇嘛噶丹頗章基金會的董事會」來承擔。這個基金會相當於達賴喇嘛的「拉讓」，即高階僧侶的私人管理機構。在流亡期間，尊者對他的「拉讓」進行了改革，成立了一個基金會，在董事會的監督下運作。達賴喇嘛宣佈將由該董事會負責尋訪靈童，而非按照傳統方式，由擁有最高政治權力的攝政來負責。但是，具體的尋訪過程，則將遵循傳統的、符合佛法和宗教儀軌的方式來進行。換言之，西藏民主政府首腦將不再參與尋訪達賴喇嘛轉世靈童的過程。達賴喇嘛的轉世，將被限制在宗教範疇之內。

　　我相信這是尊者經過深思熟慮後的決定。如果說他交出政治權利，意味著從此杜絕了宗教對政治的控制，避免宗教勢力為其利益來操縱政治事務；那麼，轉世靈童尋訪方式由達賴喇嘛的「拉讓」董事會負責，則意味著杜絕了政治對宗教事務的控制，避免政治勢力為其利益而操縱宗教。如此一來，政治與宗教各自形成不同的「換屆」體系，在制度層面上保證宗教不能操縱政治，政治也不能操縱宗教的局面，由此實現政教徹底分離，確保各自的純正性。不久前的首席噶倫選舉，顯示政治制度的變革得到民眾支持；這次宗教會議後發表的聲明，顯示宗教制度上的變革得到了宗教領袖們的支持。

　　無論從政治還是從宗教角度來說，這都是具有重大歷史意義的改革，將之視為一場「革命」亦毫不為過。

　　對全球信眾的開示

　　既然達賴喇嘛的轉世屬於宗教事務，那麼這件事就必須符合佛法，用佛教術語來說，它必須「如理如法」。宗教領袖的合法性，並非來自於外部政治勢力的支持或反對，而是取決於信眾是否接受。晚清時代，十三世達賴喇嘛曾兩度被清廷「削除」稱號，但信眾並未因此背棄他。同樣，第十四世達賴喇嘛流亡五十二年，中國政府極力對他妖魔化，亦未動搖信眾對他的信仰。在遍及全球的各民族、各人種的信眾心目中，他作為根本上師的地位毫不因之受損。

　　然而，在中國這樣一黨專制的體制下，政治勢力勢必會對宗教事務加以操控。二○○七年七月十八日，中國國家宗教局發佈第五號「國家宗教事務局令」，即《藏傳佛教活佛轉世管理辦法》，表明了將以政治勢力對「轉世」這一宗教事務進行控制。達賴喇嘛的「九‧二四聲明」被認為是對上述法令的正式回應。然而，應該注意的是：尊者的聲明不是針對國家宗教局的《活佛轉世管理辦法》，而是以佛教金剛乘最高領袖的身份，對全球弟子的開示。正如聲明的開頭所說，該聲明是「持金剛第十四世達賴喇嘛釋迦比丘丹增嘉措」對「境內外西藏人民、信奉藏傳佛教之僧俗民眾，以及與西藏和藏人有關的所有世間眾生」所發表的聲明，而非對中國國家宗教局發表的聲明。理由很簡單：作為藏傳佛教最高領袖的達賴喇嘛是否轉世、如何轉世，是上師與信眾之間的事，與非信仰者和世俗政權毫無關係。

　　尊者在聲明中就轉世的佛法依據、轉世制度的傳承和方法作出詳細說明，澄清了「金瓶掣籤制度」的來源，說明該項制度源於政治勢力對宗教的操控，並非藏傳佛教的傳統儀軌。也就是說，雖然歷史上一度存在過用抽籤來決定靈童人選的方式，但這並無佛法依據，即便能夠公正實施，最多也只是一種占卜方式而已。

　　中共「維護傳統」的悖論

　　近年來，在一九五八年和文革期間，兩度大規模全面摧毀西藏文化傳統的中共，突然變成了西藏傳統的維護者。這使其掉進一個悖論：他們所要維護的，恰恰是已經被他們摧毀，如今早已不復存在的傳統。且不說以唯物主義為理論基礎的政黨公然控制宗教事務是多麼荒謬，就務實層面來說，中共若要嚴格按照當年尋訪十三世達賴喇嘛轉世靈童的傳統方式來尋訪未來的達賴喇嘛轉世靈童，就得恢復一九五九年三月二十八日廢除的西藏噶廈政府；在十四世達賴喇嘛圓寂後，按照傳統，民眾會議將指定一位攝政，由該攝政主持靈童尋訪事宜。回不到這個傳統的話，中共所謂「維護傳統」，也不過是以政治干涉宗教的另類「政教合一」而已。

　　達賴喇嘛在聲明中已經指示全球信眾，對於包括中國政府在內的任何政治權威，處於政治需要選出的靈童，「誰也不需認可和信仰其孩童」。





原載《動向》雜誌2011年10月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