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5月22日星期二

“中间道路”是“双赢”之路


目前正在奥地利访问的达赖喇嘛受到当地人民的热情接待(2012年5月17日)

“中间道路”是达赖喇嘛带领藏人基于重大政治让步而提出的妥协主张,这一主张是兼顾了双方的利益和诉求,是切实可行的,也可以作为未来制度转型中打开僵局的金钥匙……

“中间道路”是巨大的让步妥协

三十多年前,达赖喇嘛提出了解决西藏问题的“中间道路”方案,得到了流亡藏人的拥护。此后,达赖喇嘛的这一主张从未动摇过。所谓中间道路,就是在解决西藏问题的过程中,藏人不接受西藏的现状,要求改变,但是不寻求西藏的独立,而是取“中间路线”,即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框架内寻求整个西藏三区名副其实的自治。

“中间道路”对于西藏民族来说,首先是一个巨大的让步和妥协。在历史上,一直到1959年达赖喇嘛被迫出走印度流亡为止,西藏一直是有自己的政府的。这一政府有其独特的权力结构,独特的传承方式,领导着一个完整的国家。“西藏地方政府”这一说法,一直要到1951年中国政府和西藏政府签订十七条“城下之盟”时才第一次出现。所以,在1959年达赖喇嘛流亡印度后,流亡藏人的政治诉求是西藏的独立,这一独立诉求是有其历史依据的。而“中间道路”则明确地放弃了这一独立诉求。

达赖喇嘛提出“中间道路”,不只是从现实政治的力量对比出发而做出的策略性退让,而是有其深刻佛教哲理的。佛教讲“无常”,承认世间一切无时无刻都在不停的变动之中,没有什么东西是永恒不变的。怎样对待这种变动,考验着每个人的智慧和慈悲心。佛教提倡每个人审视自己的动机,要求自己怀着善良的动机,做的事情不仅对自己有利,也要对他人、对各方都有利。基于佛教哲理的“中道”是通过放弃自己一方的重大利益,以此保证有关各方必要的利益,从而避免各方长远的冲突。对藏人而言,达赖喇嘛的“中间道路”政治主张可以保障西藏的宗教、文化与民族特性得到保护、延续和发展,同时也保证了中国对领土完整和国家统一的要求,而且对邻国而言,“中间道路”有利于世界和平与区域安全。

胡赵之后关上了汉藏对话大门

对于达赖喇嘛和流亡藏人来说,提出放弃独立诉求的“中间道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17条协议”签订后不到10年,中共就在拉萨发动战争,达赖喇嘛被迫流亡,噶厦政府被取缔,实现了毛泽东1950年1月2日从莫斯科发出的电报中,要把西藏“改造成人民民主的西藏”这一预定目标。自1956年至1962年,藏民族经历了历史上最惨重的灾难。根据官方资料,藏人人口损失至少达总人口的10%。数千年里积累的寺院和民间财富被掠夺殆尽,寺院大多数被拆毁、占用,四大法王皆流亡海外。在这样的情况下,藏人普遍要求独立不仅是自然的,也是正当的。

达赖喇嘛流亡后不久就在思考怎样从当时极端困难的汉藏关系纠结中找到解脱的途径。上世纪七十年代初,达赖喇嘛领导的西藏流亡政府就在讨论这一问题。七十年代末,邓小平向流亡藏人发出“除了独立,什么都可以谈”的信息,达赖喇嘛正式向中国政府和国际社会提出了“中间道路”的主张。从此以后,藏人的这一主张从来没有动摇和改变过。

正是达赖喇嘛的“中间道路”主张,为上世纪八十年代汉藏关系的缓和气氛创造了条件。但是,随着胡耀邦、赵紫阳等开明改革派的政治失势,中国政府转而采取十分强硬的立场,关上了汉藏对话的大门,并且开始攻击达赖喇嘛个人,使汉藏关系迅速降温到了冰点。这就是如今在西藏和周边四省藏区民族关系非常紧张的起因。

现在,全世界都知道,在西藏和周边四省藏区,存在着非常严重的侵犯人权的事情。年轻藏人僧俗的接连自焚抗议,使得中国政府已经不可能向全世界隐瞒藏区的真相。中国政府的“治藏”方针是不惜一切代价的“维稳”。这种“维稳”将会使藏区的人权状况更为恶化。“治藏”官员们公开宣称,他们是要用拖的办法,拖到达赖喇嘛去世,指望一个没有达赖喇嘛的西藏会更容易治理,西藏问题将自然而然地消失。

民族自治关乎中国民主转型

这种想法,就像指望“维稳”能够让中国的政治状态会永远延续下去,不必改变一样,是统治者的一厢情愿。中国的政治制度,看似强大,实质有其十分脆弱的一面。它不仅缺乏纠错机制,而且有一种“错了必须更错”才能维护下去的特点。最近的重庆事件又一次证明,共产党统治中国六十多年,仍然没有解决领导人如何接班的问题。当政者都不得不考虑,接班人上台后是否会“挖祖坟”,即纠正前任累积起来的错误。事实证明,邓小平的“钦点”和“隔代钦点”并不能解决这个问题。于是,“接班”仍然是“政治危机”的同名词。

与此同时,中国官方和民间有越来越多的人明白,政治制度的改革是不可避免的,改革的方向要符合世界政治的大潮流,保障人权,提升民主。制度转型一旦启动,言路开放,民众诉求有了表达的途径,边疆民族问题必定随之浮出水面,西藏问题将首当其冲地成为未来中国政治制度转型过程中的重大议题。这一议题解决得好,边疆民族问题就能以其为样板得到妥善解决,中国的民主化转型成功的几率就大,反之,这一议题得不到解决,中国边疆民族地区必定处于不安定之中,中国的民主化转型成功的几率就大为降低。边疆民族的自治诉求,和中国民众的民主诉求,有本质上的一致性。如果边疆民族得不到他们要求的自治,中国民众就得不到他们要求的民主。

到那个时候,中国民众就能看到,达赖喇嘛的“中道”理念和“中间道路”的政治主张,对于中国未来的意义。“中间道路”是达赖喇嘛带领藏人基于重大政治让步而提出的妥协主张,这一主张是兼顾了双方的利益和诉求,是双赢的,也是切实可行的。这一理念和主张,也可以作为未来制度转型中打开僵局的金钥匙,那就是双方都做出一定的妥协和让步,来寻找共同接受的解决办法,争取双赢,避免你死我活的争斗。
 

——原载《动向》杂志2012年5月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