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篇短文写于2004年6月4日凌晨。每年到了这个日子，总会想起那个晚霞如血的黄昏。但是那天我不知道，当天安门广场响起枪声的时候，西部边陲的拉萨，已经戒严几个月了。
2004年之后，不再写纪念或者悼念文章——不需要想起，但不会忘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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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只是六月初，波士顿已经很热了。我住的学生宿舍在顶楼，宿舍楼位于查尔斯河边，潮湿的风从河上吹来，从敞开的大窗子吹房间里，立刻就被室内的热空气烤热。
学校五月中旬已经放假，中国留学生们纷纷找到工作，各自打工去了，到了傍晚，大家会互相通通电话，彼此交换一下消息。一整天不在家，没有看午间新闻的同学有时会打个电话给我，劈头就问：“有消息吗？”或者是：“怎么样了？”
答的也知道问的是什么，于是通报午间新闻看来的消息。我在家待产，大腹便便，行动不便，那个暑假没有去打工，因此我成了“消息来源”之一，常有同学下班后打电话来问，大家都等不及晚间新闻，每个人的心都悬着。
每天晚上都有同学到“信息中心”去值班。信息中心是由波士顿附近几所大学的中国留学生自发组织的，学生们来自哈佛，波士顿大学（UMASS），麻省理工学院，布兰戴斯大学等学校，也许还有别的学校，不过我也不清楚。中心设在一座教堂后面的小楼底层，原来像是教堂的会客室，现在里面就像个临时指挥中心，装了好几台电话，还有复印机和传真机，人们忙碌着，有时候几台电话同时有人讲话，每个人声音都很大。这个地点是教堂临时借给学生们使用的，据说并没有要求房租什么的。信息中心24小时有各校的学生轮流值班，把美国方面的消息通过电话和传真通知高自联的学生们，也把北京方面传来的消息告诉美国的媒体。每天都有电视和报纸的记者来采访，某个同学的面孔会突然出现在晚间新闻中。后来，电视台报导时把学生们的脸挡住了。
不知道“信息中心”是什么时候成立的。那个春天我埋头读书，同时沉浸在即将成为母亲的喜悦和紧张之中，既不读报，也很少看新闻，等我开始留意北京发生的事情时，学生们的行动早已经成为全世界电视台的“焦点新闻”了。我们学校的留学生们平时来往并不多，随着事态的发展，大家的聚会越来越频繁，到了北京的学生们开始绝食的时候，我们常常集中在某同学家看电视，好像在风暴之中，鸟儿必须紧紧挤在一起，借助彼此的力量来抗拒狂风暴雨。突然间，中文报纸也开始流传，去“信息中心”值班的同学通常会把前一天的报纸带回来，让大家传阅。
那天下午，天真是热。我穿着宽松的孕妇裙，窗子大开着，电扇摇头晃脑转个不停，依然无法驱除暑热。快到下班时间了，我从窗口望去，查尔斯河边的树一动不动，太阳西斜，天边开始出现一抹淡红。我推开书，很吃力地站起来，开始准备晚饭。那天下午我读了一下午书，电视机关了一下午，这时候突然想起来，不知道情况怎样了？
我过去打开电视机，立刻惊呆了。
屏幕上是惊惶奔跑的人群，地上血迹斑斑，几个人拉了一辆平板车，一个浑身浸透了鲜血的青年一动不动地躺在上面。接着，枪声，枪声！美联社记者现场报导，他喊了句什么，然后声音被打断，人也消失在黑夜里。
我一阵晕眩，坐在地板上，眼泪滚滚而下，电视屏幕上的鲜血模糊，扩大，整个世界变得血红血红。
不知道过了多久，我扶着椅子站起来，抓起电话：“开枪了！开……枪了！有人死了! 满地是血！…..”我一边哭着，一边断断续续地说。
“什么？！” 丈夫在电话那头说，“你安静下来，安静下来！把电视关掉! 我马上回家！”
好像过了很久很久，他铁青着脸进来，我仍然坐在地板上，对着电视机抽泣。他在电视机前站了几分钟，然后关掉电视，抓起车钥匙。
“你去哪儿？”
“信息中心。”
我从地板上爬起来: “我也去！”
他担心地看看我：“你行吗？”
“我不想一个人呆在家里，”我说。
他搀扶着我下楼，走向停车场。查尔斯河上吹来的风带来丝丝凉意，我的皮肤一阵阵收缩。空中落日如血，霞光如血，河边的树顶上，染着血一般的霞光。
那个黄昏，成为我记忆中永远无法抹去的血色黄昏。
我们赶到信息中心时，几个学生正在电话上大声说话，大屏幕电视机开着，血色又湮到眼前，我扭过头。
过了几分钟，我才听清楚，一台电话旁的学生在不停地拨联合国，国际红十字会等，另一台电话――连着北京，北京大学。电话那头的值班学生显然还不知道广场上发生的事，我们这边的学生正在把电视上的画面一一描述给他。
我们站在这位学生身后，紧张地听着北京学生的声音。突然，电话断了。我们的学生立刻再拨。忙音。再拨，忙音。
我们再也没有拨通北京大学。
我们这边的学生双肘支在桌上，抱着头。我转过身来，不知道什么时候，屋子里几乎挤满了人。大家个个脸色凝重。
接着，电话铃声响了，大家不约而同扭头望着电话，双手抱头的学生立刻抓起话筒。
是外州学生打来的，讨论次日在华盛顿中国驻美大使馆前示威的事。这事当下决定，各校学生分头返校准备。
我们开车回家。把我送回家后，他跟本校学生们连夜开车赶往华盛顿。
我一夜未眠。导师打电话来安慰我，问及我的父母家人，我哽咽地告诉他，我家在南方，但是我看到电视上，北京学生的血，流了满地。。。
导师太太接过电话，叫我千万保重身体，不要太激动，不要在最后一个月里出事。
我躺在床上，望着天花板，雪白的天花板渐渐变得血红血红。
六个星期后，在查尔斯河边的一家医院里，我躺在产床上，身边围绕着医生，护士和即将成为父亲的男人。
好心的护士不停地用毛巾檫去我脸上的汗水。产房里空调很足，但是我热汗淋漓，头发湿成一缕一缕，粘在脸上。我双手紧紧抓着床边的铁栏杆，一阵撕心裂肺的剧痛，一股热流喷涌而出。晕眩中，我听见医生和护士几乎同时发出的声音：“是个女孩!”
学校五月中旬已经放假，中国留学生们纷纷找到工作，各自打工去了，到了傍晚，大家会互相通通电话，彼此交换一下消息。一整天不在家，没有看午间新闻的同学有时会打个电话给我，劈头就问：“有消息吗？”或者是：“怎么样了？”
答的也知道问的是什么，于是通报午间新闻看来的消息。我在家待产，大腹便便，行动不便，那个暑假没有去打工，因此我成了“消息来源”之一，常有同学下班后打电话来问，大家都等不及晚间新闻，每个人的心都悬着。
每天晚上都有同学到“信息中心”去值班。信息中心是由波士顿附近几所大学的中国留学生自发组织的，学生们来自哈佛，波士顿大学（UMASS），麻省理工学院，布兰戴斯大学等学校，也许还有别的学校，不过我也不清楚。中心设在一座教堂后面的小楼底层，原来像是教堂的会客室，现在里面就像个临时指挥中心，装了好几台电话，还有复印机和传真机，人们忙碌着，有时候几台电话同时有人讲话，每个人声音都很大。这个地点是教堂临时借给学生们使用的，据说并没有要求房租什么的。信息中心24小时有各校的学生轮流值班，把美国方面的消息通过电话和传真通知高自联的学生们，也把北京方面传来的消息告诉美国的媒体。每天都有电视和报纸的记者来采访，某个同学的面孔会突然出现在晚间新闻中。后来，电视台报导时把学生们的脸挡住了。
不知道“信息中心”是什么时候成立的。那个春天我埋头读书，同时沉浸在即将成为母亲的喜悦和紧张之中，既不读报，也很少看新闻，等我开始留意北京发生的事情时，学生们的行动早已经成为全世界电视台的“焦点新闻”了。我们学校的留学生们平时来往并不多，随着事态的发展，大家的聚会越来越频繁，到了北京的学生们开始绝食的时候，我们常常集中在某同学家看电视，好像在风暴之中，鸟儿必须紧紧挤在一起，借助彼此的力量来抗拒狂风暴雨。突然间，中文报纸也开始流传，去“信息中心”值班的同学通常会把前一天的报纸带回来，让大家传阅。
那天下午，天真是热。我穿着宽松的孕妇裙，窗子大开着，电扇摇头晃脑转个不停，依然无法驱除暑热。快到下班时间了，我从窗口望去，查尔斯河边的树一动不动，太阳西斜，天边开始出现一抹淡红。我推开书，很吃力地站起来，开始准备晚饭。那天下午我读了一下午书，电视机关了一下午，这时候突然想起来，不知道情况怎样了？
我过去打开电视机，立刻惊呆了。
屏幕上是惊惶奔跑的人群，地上血迹斑斑，几个人拉了一辆平板车，一个浑身浸透了鲜血的青年一动不动地躺在上面。接着，枪声，枪声！美联社记者现场报导，他喊了句什么，然后声音被打断，人也消失在黑夜里。
我一阵晕眩，坐在地板上，眼泪滚滚而下，电视屏幕上的鲜血模糊，扩大，整个世界变得血红血红。
不知道过了多久，我扶着椅子站起来，抓起电话：“开枪了！开……枪了！有人死了! 满地是血！…..”我一边哭着，一边断断续续地说。
“什么？！” 丈夫在电话那头说，“你安静下来，安静下来！把电视关掉! 我马上回家！”
好像过了很久很久，他铁青着脸进来，我仍然坐在地板上，对着电视机抽泣。他在电视机前站了几分钟，然后关掉电视，抓起车钥匙。
“你去哪儿？”
“信息中心。”
我从地板上爬起来: “我也去！”
他担心地看看我：“你行吗？”
“我不想一个人呆在家里，”我说。
他搀扶着我下楼，走向停车场。查尔斯河上吹来的风带来丝丝凉意，我的皮肤一阵阵收缩。空中落日如血，霞光如血，河边的树顶上，染着血一般的霞光。
那个黄昏，成为我记忆中永远无法抹去的血色黄昏。
我们赶到信息中心时，几个学生正在电话上大声说话，大屏幕电视机开着，血色又湮到眼前，我扭过头。
过了几分钟，我才听清楚，一台电话旁的学生在不停地拨联合国，国际红十字会等，另一台电话――连着北京，北京大学。电话那头的值班学生显然还不知道广场上发生的事，我们这边的学生正在把电视上的画面一一描述给他。
我们站在这位学生身后，紧张地听着北京学生的声音。突然，电话断了。我们的学生立刻再拨。忙音。再拨，忙音。
我们再也没有拨通北京大学。
我们这边的学生双肘支在桌上，抱着头。我转过身来，不知道什么时候，屋子里几乎挤满了人。大家个个脸色凝重。
接着，电话铃声响了，大家不约而同扭头望着电话，双手抱头的学生立刻抓起话筒。
是外州学生打来的，讨论次日在华盛顿中国驻美大使馆前示威的事。这事当下决定，各校学生分头返校准备。
我们开车回家。把我送回家后，他跟本校学生们连夜开车赶往华盛顿。
我一夜未眠。导师打电话来安慰我，问及我的父母家人，我哽咽地告诉他，我家在南方，但是我看到电视上，北京学生的血，流了满地。。。
导师太太接过电话，叫我千万保重身体，不要太激动，不要在最后一个月里出事。
我躺在床上，望着天花板，雪白的天花板渐渐变得血红血红。
六个星期后，在查尔斯河边的一家医院里，我躺在产床上，身边围绕着医生，护士和即将成为父亲的男人。
好心的护士不停地用毛巾檫去我脸上的汗水。产房里空调很足，但是我热汗淋漓，头发湿成一缕一缕，粘在脸上。我双手紧紧抓着床边的铁栏杆，一阵撕心裂肺的剧痛，一股热流喷涌而出。晕眩中，我听见医生和护士几乎同时发出的声音：“是个女孩!”
护士把一个小布包儿递到我面前。我看着婴儿的小脸，轻轻对她说：“孩子，你生来就是个自由人，这是妈妈能给你的最好的礼物。”
我扭过望着窗外。黑暗的空中，一颗明亮的星星闪闪发光。天快要亮了。
2001年9月11日。世贸双塔在浓烟烈火中轰然倒下。3千多生命灰飞烟灭。
究竟有多少生命在1989年6月4日灰飞烟灭？
次年，911一周年纪念会上，3千多个名字被一个一个地读出，不分地位，不分种族，不分区域，3千多死难者的名字按照字母顺序排列。
男声，女声，童声。老人的声音，老妇的声音，市长的声音，议员的声音……名字整整读了将近四小时。
如果有一天，我们在天安门广场宣读死难者的名字，将会读多少小时？
我们不知道。我们可能永远也不会知道。我们只知道，许多生命在那个黑夜里消失。
我们一天不能公开读出他们的名字，他们的生命一天就没有尊严。他们的生命没有尊严，我们的生命也没有尊严。
一个不尊重生命的国家，是没有尊严的国家；一个不尊重生命的民族，是没有尊严的民族。
15年倏忽而过。
那个黎明时分出生的女孩，就要到15岁了。
不知道有多少母亲，仍然在等待宣读六四全部死难者名字的那一天。我与她们一道，翘首等待。在等待的同时，我会与全世界许多许多人一道，尽力使那天的血色不被遗忘，永远不被遗忘－－为了生命的尊严。
2004年6月4日 凌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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