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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问题”具有深刻的历史背景，涉及藏人和汉人对过去数百年北京—拉萨关系的不同理解。就此而言，“西藏问题”不仅限于1951年后党权逻辑造成的冲突，而且带有传统意义上民族冲突的性质，后者由于恰逢近代中国由传统朝贡体系向主权国家的转变而更显扑朔迷离。当代西藏问题实际上是这两种不同性质的冲突在特定时空背景和历史演进中的混合。“西藏问题”不仅反映当下，而且和中国未来相关。在中国民主转型成功的条件下，西藏问题的解决将有助于未来中国宪政民主制度和人权制度的建构，也有助于未来中国作为多民族统一国家民族关系的整合和国家结构的重构；而如果中国民主转型失败，西藏问题则可能意味着大麻烦的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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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西藏问题是中国民主转型绕不开的重大课题。张博树先生新近完成《中国民主转型中的西藏问题》一书，即将由香港溯源书社出版。本刊征得作者同意，以系列文章形式将该书核心论点先行公布于此，供读者分享、讨论。
——《民主中国》编辑部
西藏问题的紧迫性：从藏人自焚说起
2009年以来，中国四川、甘肃等地藏区连续发生藏人自焚事件。据流亡在外的藏人行政中央官方网站报道，截止到2013年4月24日，“西藏各地已发生了117起自焚抗议事件，西藏境内外共发生了123起。其中103人已壮烈牺牲。”[i]
无论站在何种立场，都不能不说这是一个严重的事态发展。然而，正如可以预料的，流亡藏人组织和北京的官方媒体对此给出了完全不同的解读。流亡藏人方面指责中国当局对境内藏人的打压，强调是北京的高压政策导致藏人自焚；[ii] 北京的官方媒体则一口咬定藏人自焚是境外藏独势力策划、挑唆使然，中央电视台2012年5月拍的长达41分钟的专题片，片名就叫《藏人自焚真相：达赖集团操纵下的生灵涂炭》。
达兰萨拉与北京围绕藏人自焚两种截然相反的解释逻辑，不过是60年来一直存在、且在近年来越演越烈的西藏问题的最新表现而已。
那么，何为“西藏问题”？
对流亡藏人和中国境内的藏人抗议者来说，“西藏问题”反映的是异族侵略下藏人失去自己的国家、又在专制政权压迫下受尽苦难的一段历史。他们要求“达赖喇嘛返回自己的家园”，呼吁国际社会同情藏人的遭遇。在政治层面，尽管达赖喇嘛和海外流亡藏人组织近年来的政治诉求是放弃独立、争取“名副其实的自治”，但仍有相当数量的藏人或公开、或在心里寄希望于通过斗争赢得西藏的“独立”。
对北京的统治者来说，“西藏问题”要远为复杂：它既是前代领导人留下的历史包袱，又是不容回避、极为棘手的现实课题，而且只是它必须面对的诸多难题中的一个。在外交场合，北京宣称“涉藏问题”关乎中国主权和“核心利益”，绝不容他人染指；在内政层面，北京又一再加大藏区投入和援助力度，同时加强对藏区的控制，试图一手“反分裂”，一手“抓发展”，核心则在维护藏区、整个少数民族[iii] 地区乃至整个中国的“稳定”。
西藏问题的四层蕴含
作为站在宪政自由主义立场的汉族知识分子，我以为“西藏问题”至少包括如下四层蕴含：
首先，西藏问题是人权问题。中国共产党的马列主义无神论意识形态和崇尚“阶级斗争”的社会政策，曾经给藏区僧俗人民带来深重的灾难。对此，共产党领导人并非没有反省。但迄今为止，中共对藏区宗教自由的压制仍然是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不管它出于什么样的原因。
其次，中国共产党的一党专权制度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规定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处于事实上的矛盾状态。在中国的少数民族地区，包括藏区，不仅“党管一切”，而且“汉人当政”，是十分普遍的现象。[iv]少数民族处于事实上的依附地位。这既是人权问题，又是制度问题，是制度不合理造成了少数民族自治权利的被侵害。
第三，“西藏问题”还有深刻的历史背景，涉及藏人和汉人对过去数百年北京-拉萨关系的不同理解。就此而言，“西藏问题”不仅限于1951年后党权逻辑造成的冲突，而且带有传统意义上民族冲突的性质，后者由于恰逢近代中国由传统朝贡体系向主权国家的转变而更显扑朔迷离。当代西藏问题实际上是这两种不同性质的冲突在特定时空背景和历史演进中的混合。
第四，“西藏问题”不仅反映当下，而且和中国未来相关。在中国民主转型成功的条件下，西藏问题的解决将有助于未来中国宪政民主制度和人权制度的建构，也有助于未来中国作为多民族统一国家民族关系的整合和国家结构的重构；而如果中国民主转型失败，西藏问题则可能意味着大麻烦的到来。
西藏与转型中国
如何判断当今中国的基本态势？
可以用这样一个短句概括之：这是一个正在“崛起”、但又充满了内部矛盾乃至潜在危机的国家，它的民主化转型蓄势待发却又困难重重。
“崛起”是近年来中国官方媒体上使用频率相当高的词汇。从经济统计数据看，“崛起”并非妄言：2012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GDP）达51.9万亿人民币，公共财政收入达11.7万亿元人民币，[v] 保持了30年的高速增长。横向比较，中国的GDP总值在2011年已经超过日本，成为仅次于美国的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中国的外贸进出口主要指标居世界位次，也在过去30年间发生了巨大变化：1978年，中国的外贸出口排名，仅为全球第30位，进口排名第27位；2010年这两个数字已经分别变成全球第一和全球第二。中国的外汇储备则从1978年的世界第38位，变成了全球第一位。[vi]
这个成绩不能不让世界对中国共产党刮目相看。1989年六四天安门事件发生时，很多人断言中共统治维持不了几年，中国的当政者自己也感到形如危卵。但后来的事实证明，中国邓后时代威权体制的自我调整能力和抗风险能力远远超出人们的预估。它在10年一度的最高权力交接中大体没出乱子；它成功地收买了大部分知识分子和技术官僚，使他们甘心服务于党国体系；它把重新焕发出来的市场经济活力和“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党国“优点”巧妙地结合在一起，这是上述经济成就能够取得的重要背景；它挑战了传统的现代化理论和传统的转型理论，因为它似乎证明了市场经济、中产阶级的成长可以和一个专制政治体制并行不悖。
然而，中国同时又是一个充满矛盾、乃至危机四伏的国度。当政者完全清楚在表面繁荣的背后，政权肌体和国家肌体发生的深度腐烂。近20年来，伴随着经济增长，中国官场腐败蔓延，各地官民矛盾凸显，贫富鸿沟扩大，权贵集团对公共财富或民脂民膏的巧取豪夺已经到神人共愤的程度。外国人很难想象这个国家每年会有超过10万起的群体事件发生，[vii] 以至政府不得不把“维稳”作为国家的头等大事来抓。但，统治者不能接受政治、社会腐烂的根本原因是党国体制自身的指责，因为这将意味着这个体制合法性的动摇。为此，统治者加大打击自由知识分子和异议人士的力度，全力阻止中国公民社会的发展，同时加紧对内部人的控制。最近中共中央办公厅转发《关于当前意识形态领域情况的通报》，各地都在“认真组织学习、迅速贯彻落实”，再次证明了党国当政者内心深处的危机感。所谓“要带头强化四种意识，即政治意识、大局意识、责任意识和忧患意识。要有坚定的政治信仰。通过对干部进行信念教育和党性教育，坚定理想信念，切实提高辨别理论是非的能力”。“要继续强化干部教育培训工作，通过开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理想信念、党史党性等专题教育辅导活动，教育引导广大党员干部进一步增强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和制度自信。”要“严明政治纪律，时刻与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认真落实谁主管、谁负责和属地管理原则，对意识形态领域的敏感事件和复杂难题，要勇于担当，敢抓敢管，做到守土有责、守土尽责……”。[viii] 诸如此类，外国人看不懂，中国人一看就明白。只有极度缺乏自信的统治者，才会整出“三个自信”之类的名堂来。
回到西藏问题，我们要问：
转型中国所面临的这种深刻的矛盾，对西藏意味着什么？
西藏问题自身的浓重火药味，对转型中国、对中国的未来又有什么影响？
我们先来讨论两种可能（或被认为可能）的情形：一种是中国“内乱”导致西藏走向“独立”，一种是中国继续“崛起”导致藏区问题无解。
西藏会走向“独立”么？
汉族自由知识分子中老资格的西藏问题专家王力雄在2008年拉萨3.14事件后写过一篇长文《西藏独立路线图》，详细讨论了西藏“独立”的前景。该文的论证逻辑是：中国的官僚体系中具有“反分裂”职能的24个部门主导了3.14事件的处理过程 ，而刻意“驱动”分裂，符合官僚集团的自身利益。在这次拉萨事件前，西藏独立的其他条件已经相当充分，“包括单一民族、单一宗教和文化，地域界限分明，历史地位清楚，国际社会高度认可，有众望所归的领袖和运转多年的政府……然而不具备的是最重要的条件，即作为藏人主体的境内藏人缺乏追求独立的足够动力。”3.14事件恰恰提供了这样的动力。“一旦境内藏人普遍把西藏独立当作愿景，西藏原本具备的独立条件就立刻变得有效。正是这个重大变化，使得西藏独立进入了现实层面。”目前，西藏独立只差“最后两项条件”，“一是西方国家出面推动西藏独立，并且承认西藏的国家地位；二是中国自身陷入动荡，不再有对抗西方和镇压西藏的能力。”
那么，中国会不会“陷入内乱”？王力雄的答案是“难以避免”：“按照中共目前这种拒绝政治改革，不断积累各种矛盾的道路走下去，中国迟早会爆发全面危机。专制政权的特点之一就是无法预测，既无规律，也缺乏资讯，因此其变化总是‘突变’。试问有几个人事先看到庞然大物的苏联帝国会垮台呢？它却一夜之间就分崩离析。”面对西方对西藏独立的支持，王力雄认为“中国国门已经洞开几十年，实用主义的经济发展对外来资金、技术和市场的无度追求，把中国的生存命脉很大程度上交到了西方手中。这使得中国在面临存亡危机时，除了接受西方安排，很少有其他选择。”[ix]
王力雄自成逻辑的分析给人深刻印象。然而，这个论证过程并非无可挑剔：是否24个“反分裂部门”垄断了西藏骚乱的处理，而全无中央决策层的参与？似乎不像，因为它不符合专制政府在面对重大事件时的行为逻辑。境内藏人是否已因3.14事件形成普遍的、足够的“独立”动员？也未必。2009年以来的多起藏人自焚固然是事态的严重发展，但多发生在四川、甘肃等藏区，而不是西藏自治区版图内。至于中国迟早“陷入内乱”的假设，诚然，中国政治与社会的深层痼疾，是包括执政者在内都看到的一个基本事实，而且，只要专制体制不变，“陷入内乱”永远是它的一个可能结局，但王力雄显然低估了党国体制自身的应变和调整能力，也完全没有预见到2008年以来中国和西方关系的某种逆转：与穷于应付欧债危机和经济衰退的西方各国相比，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反倒显得气壮如牛，大有要拯救世界的架势。
更重要的是，即便假设某一天中国真的由于专制体制崩塌、国家权力失控而陷入内乱，西藏就能走向独立吗？我表示怀疑。更大的可能性是，无论谁上台，无论上台的方式是和平的还是血腥的，上台者或争夺这个位置的人都不会允许西藏独立。为什么？道理很简单，西藏独立不会是单独事件，它会引发新疆独立甚至内蒙独立，任何一个新的中国掌权者都承担不起国土丢失一半甚至更多的恶名。在最好的情况下，那时的中国可能以联邦制解决这个问题，但前提是中国有了一个突发转型中建立起来的民主政府。若果真如此，那真是老天对中国的眷顾。但我们不要忘了还有另外一种可能，那就是新的铁腕人物或势力借“反分裂”、“维护国家统一”为名一方面严厉打击民族分离运动，一方面严厉打击宪政民主运动，在这种情况下，少数民族（包括藏人）的独立努力非但不会有结果，反倒帮助成就了新的中国独裁者。
现在让我们做一个相反的假设，即中国非但没有“陷入内乱”，而且继续“崛起”，在这种情况下——
“崛起”的、奉行新国家主义的中国
对西藏意味着什么？
“新国家主义”是我最近在哥伦比亚大学政治系授课时使用的一个概念。它首先指膨胀中的病态民族主义的一系列民间宣泄及其理论表达。从1996年出版的《中国可以说不》[x] 到2009年问世的《中国不高兴》[xi] 都是此类表达的经典版本。中国在近代史上屡受列强欺辱，这个背景决定了近代以来产生的中国民族主义主旋律是救国、图存、自强。但进入21世纪以来，伴随着中国国力的增长，一些民间学者开始把中国的民族主义变味，使其膨胀为病态的、对外示强的新国家主义。这种新国家主义强调“崛起”后的中国的“特殊使命”，那就是成为世界的新的领航者甚至主宰者。中国要成为“英雄国家”，“不能任由美国绑架世界”；而且“中国无法不显其大”，“持剑经商”乃“崛起大国的制胜之道”，“解放军要跟着中国核心利益走”，要与西方“有条件地决裂”，等等。[xii]
当然，人们可以把此类观点理解为带有“愤青”色彩的某些文人学者受到特殊情境激发时产生的情绪宣泄，[xiii] 作为坊间议论，本不足挂齿；但一旦这种东西成为“主旋律”，成为当政者新的意识形态和国家政策的组成部分，那就是另一回事了，那将十分危险。
必须指出，这种危险正在临近。
在官方话语中，早就有“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的说法，即“我们唱着《东方红》，当家作主站起来，我们唱着《春天的故事》，改革开放富起来，继往开来的领路人，带领我们走进新时代”。中国人都知道，这首歌是歌颂中共第三代领导人江泽民的。但严格地说，江泽民、胡锦涛两代中共领导人，都缺乏“走进新时代”的魄力，他们基本上是在守摊，以少出问题、不出问题为要。
中共十八大以后，情况似乎在变化。
习近平上台即大谈“中国梦”，这个“梦”首先是“强国梦”，它是有GDP世界第二的记录作为基底的。新一代领导人当然并非不清楚党国肌体的重度癌化，但只要他们无意通过启动政治改革医治党国顽症，而仍以保住“红色江山”为己任（这对“红二代”为核心的新领导层来说似乎十分自然），“强国梦”就会成为党国意识形态的新招牌或新变种。但是，这个新变种的名义将是新国家主义，它将刻意激发百年民族屈辱积聚的巨大能量，充分利用改革开放取得的光鲜成就，在建设强大民族国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口号下，找到中共执政的新支点，完成党国合法性的转换升级。在外交方面，新一代领导人将不再秉持“韬光养晦”的原有国策，开始对外示强，用咄咄逼人的实力外交处理与周边国家的领土、领海争议。[xiv] 而如果说外交层面的“实力主义”对外政策及其体现的社会达尔文主义逻辑不过是对近代以来“大国崛起”中民族国家行为的一般遵循，那么这种新国家主义对内政的影响却反映着红色专制政体的特殊需求和由此产生的特殊逻辑。很显然，党国需要借此凝聚民心和民意支持，从而巩固、强化自身的合法性和执政根基。这样，对外示强的逻辑伴生物必然是对内“左”转，在“强国梦”、建设强大民族国家的名义下，专制体制本身也会进一步加强。
这种情况下，中国民主转型将遭遇更多的困难、更大的障碍。
西藏问题的解决也更将遥遥无期。因为，一个“崛起”的专制中国不可能尊重少数民族的政治自治和宗教自由权利。它可以继续改善少数民族地区的“民生”，但绝不会放开少数民族的“民权”。争取自由（一方）和“反分裂”（另一方）的斗争仍将无限期进行下去。
这幅图景所显示的不但是西藏问题无解，而且是中国问题无解，至少近期内。我虽然不认为一个“崛起”的专制中国真能改写人类历史，挑战当代文明的基本逻辑和总进程，但它会给人类事务的复杂性、华夏专制主义自身的坚韧性提供新的佐证，作为中国人，这自然不是什么荣幸的事情。
中国民主转型与民族问题化解的互为条件
上述两种可能情形都是从负面（悲观）角度对未来的预期，后者有一半已经成为现实。我们当然不希望中国沿着这个路走下去。从中国民主转型的大局着眼，我们要促成的是中国民主转型与西藏问题化解的正向互动。这意味着：
1，中国民主转型的峰回路转和扬帆启动将为西藏问题的解决创造前提条件；
2，西藏问题的“解冻”和走向解决反过来会推动中国民主转型的发展。
先来看第一点。正如前述，西藏问题作为民族问题有其历史遗续，但西藏问题作为人权问题则完全是红色专制制度使然。中国民主转型要改变的就是这种专制制度。只有在“强国梦”的同时强调“宪政梦”，从而启动伟大的民主转型工程，包括藏人、汉人在内的中国境内的全体民众才能最终获得名副其实的公民自由表达、宗教信仰、政治参与和地方自治的权利。还应该强调的是，向中国这样的超大型国家，完成民主转型的最佳路径是渐进的和平转型，它可以为转型创造必要的时间、空间和相互理解、相互妥协的氛围、条件，而这需要当政者（至少是其中的开明派）和反对派的共同努力。
其次，西藏问题的“解冻”和走向解决也会反过来推动中国民主转型的发展。中国民主转型要处理的问题非常之多，既有历史遗留问题，也有当下新产生的问题。它需要找到合适的切入点。在某种意义上，西藏问题正好提供了这样的切入点。达赖喇嘛近年来提出的不寻求独立、而寻求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框架内之真正自治的主张，是一个为双方找到体面出路、最终达致双赢的主张；而达赖喇嘛本人的健在，也为实现双方的沟通、实现这样的双赢创造了难得的、今后很难再遇到的机会。汉族的不少自由知识分子和政治反对派人士已经对达赖喇嘛的“中间道路”给以支持。北京的当政者如果接受这种善意，抓住这个机会，有可能就此打开西藏问题的僵局，并为中国民主转型的进一步展开创造条件、积累经验。
当然，这样讲的前提是“北京的当政者”一定是一个已经准备实施宪政转型的改革者。如果他（或他们）还没想好、或还没有勇气改、或根本不想改，“解冻”则无从谈起，僵局也不可能打开。民间自由力量将不得不继续向统治集团施压，迫使它发生变化。这又反过来证明了，没有中国政治转型的大氛围、大前提，西藏问题本身是解决不了的。
再来看问题的另一面。我也深知，尽管达赖喇嘛本人力倡“中间道路”，这个政策也已经（至少在形式上）成为海外流亡藏人的集体决策，但仍然有相当部分的藏人抗议者心里想的是“独立”。在这个问题上，应该承认，汉人反对派（特别是近年来来自中国大陆的自由知识分子、维权律师等）和一些藏人朋友以及其他少数民族的朋友之间存在着潜在的认知紧张。记得2009年10月在华盛顿参加由“公民力量”组织的第五届“族群青年领袖研习营”活动时，与会的某些少数民族朋友在严厉批评中国政府的同时，总是会谈到中国的“侵略”历史，从而证明“民族自决”的必要（我把这里的“民族自决”理解为“独立”的潜台词）。在这些场合，反倒是来自中国大陆的汉族知识分子和维权律师在和少数民族的朋友们对话，强调无论汉族还是少数民族，都是专制体制的受害者，我们要反对的共同目标是共产党的专制制度，而中国本身不应该分裂。这个场面令人感动，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
一些我所熟悉的藏人朋友对此也有十分清醒、理智的思考。我在纽约曾数次参加小范围的流亡藏人与汉族知识分子之间的研讨，这种研讨的坦率、深入，藏人朋友们对中国转型大局的了解、对促进汉藏对话、找到解决问题的出路的由衷的渴望，同样令人感动。
我愿意在此重申自己的观点：立足于中国转型大局，我不认为“独立”是好的选项，无论是藏人的独立，还是维吾尔人或其他少数民族的独立。一是在可预见的未来，“独立”几乎没有实现的可能；二是从长远看，“独立”也不符合包括各少数民族和汉族在内的整个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xv]中国的民主转型，将为各民族创造一个平等、合理的制度平台，使大家真正建立起在一个屋檐下共同生活的意愿。这一天何时到来尚不好说，但它一定能够到来则是毫无疑义的。
还原历史事实，重构历史解释
在与各方朋友交往、讨论民族问题的过程中，我还有一个深切的体会，那就是还原历史事实，重构历史解释的重要。
这可以分三个层面来谈：
首先，西藏问题的解决，离不开中国公众对西藏问题真相的了解。但这一点，在中国境内却极其困难。坦率地讲，今天中国大陆境内13亿老百姓、数百万党的官员，除CCTV传达的官方资讯外，对过去60年西藏实际发生过什么，几乎完全不了解。这当然首先是统治者的一个杰作。有选择地向公众提供信息、按照统治者的需要塑造公众认知，从来是专制体制的拿手戏。中国共产党执政当局在藏区治理过程中，努力多多，也问题多多，曾经犯过一系列重大错误，但统治者向来采取文过饰非、夸大成绩、掩饰错误、甚至曲解历史的态度来对待历史，又反过来用这一套愚弄民众。有人可能把这解释为当政者塑造国家认同的努力的一部分，因此不足为怪，但在我看来，任何以掩盖历史真相为代价塑造的国家认同都孕育着真正的危险，因为它经不起人类良知的拷问。
此外，政府通过媒体垄断、互联网封锁等刻意造成的中国公众信息不对称产生的认知误区，由于体制内一些学者的误导而进一步深化。我这里指的主要不是那些平庸的、只会在自己的著作中宣讲党的文件的所谓民族问题“专家”，他们的书不会有多少人去读；相比较而言，反倒是那些似乎没有用主流语言说话、更具“学术性”也更有影响力的作品，在误导公众方面，产生的负面效应更大。近两年新左派学者汪晖谈西藏问题的著作在图书市场走红，就是一个例子。[xvi]
中国的主体民族是汉民族，占了全国人口的90%。让汉族公众了解西藏问题的真相尤其重要。一般而言，民族情感中的非理性因素往往构成理解民族事务的心理障碍。我自己就有过这样的经验：和一些要好的朋友喝酒，谈到体制的堕落、官员的腐败，无不同仇敌忾、义愤填膺，大家有高度共识；然一旦谈到西藏话题，分歧就会产生，有的朋友会明言自己的大汉族主义情结，这个东西会使他（们）天然地倾向于接受政府的“反分裂”宣传，而视“达赖分子”为敌人。非理性的民族情绪加剧了信息封锁或歪曲造成的认知误区，这是我们必须面对的一个事实。
其次，对中国境内外的少数民族抗议者来说，还原历史事实，重构历史解释同样是重要的。以西藏问题为例，毫无疑问，藏人在过去60年的历史变迁中，曾深受红色专制体制之害，他们会本能地站在受害者立场谴责迫害者、伸张被剥夺的权利。然而，上述汉族公众民族情感中的非理性因素同样存在于藏人的民族情感中。由于藏民族的相对弱小，一些藏人抗议者会很自然地把体制性压迫理解为民族压迫，把由于体制不合理造成的人权灾难解读为异族统治产生的民族灾难，从而混淆不同类型问题的不同性质。
问题的复杂性更在于，藏人的受害者立场又被藏人的民族历史认知所强化。一般来说，包括当今达赖喇嘛在内的流亡藏人对历史上西藏与中土政权关系性质的理解是建立在100年前十三世达赖喇嘛寻求“独立”时给出的理由基础上的。而从严格的学术角度看，十三世达赖喇嘛给出的“独立”理由是否经得起史实检验和逻辑推敲，是一个大可商榷的议题。
还应该指出的一点是，就西藏当代史而言，流亡藏人激愤于被迫害经历、或争取国际同情而倾向于对共产党政府60年治藏历史的全面否定，但这种否定由于对中国境内情况了解的不全面往往显得不够客观。在政治层面，中共60年治藏的确有太多、太过深刻的教训，但共产党领导人并非没有做过反思和纠正的努力；在经济、社会层面，中共推出的政策，有些和控制有关，有些则出于推进西藏现代化的考虑。后者又涉及一个同样深刻的问题，即当我们理解当代西藏事务、理解西藏面临的种种矛盾时，哪些矛盾是专制体制所致？哪些矛盾又是一个现代化进程中的社会通常都会遇到乃至很难避免的？区分这两者同样是重要的，而这意味着需要把当代西藏问题放到一个更广阔的历史视野和学术视野中来考察。
再次，我还想简单分析一下西方公众和媒体面对西藏问题容易产生的误区。
中国政府的信息封锁导致西方公众倾向于认为一个专制当局公开讲出来的话都有作假的嫌疑；同样的原因会鼓励西方媒体集中报道中国政府不愿意报道的那些负面消息，这些报道又会进一步强化西方公众对中国政府藏区治理的负面想象。共产党领导人纠正错误的努力（尽管这种纠正往往是偷偷摸摸的）和藏区建设的一些正面成绩则通常不在西方公众和媒体的视野内。这自然也是不全面的。
我以为，对极权体制的厌恶和对一个弱小民族的同情是西方民主国家的政府和一般公众普遍对中国政府西藏政策持负面评价的主要原因。国际社会的人权批评和人权监督对改善专制国家的人权纪录当然是重要的，但通过各种渠道了解到更全面的信息将有助于更有效、更充分的人权对话，这一点既适用于民间，也适用于西方各国政府。至于西方政客中是否有人刻意希望西藏从中国的版图中分离出来，从而达到“肢解”中国的目的，我不想做此类猜测。我要说的是，从人类共同体的未来着眼，一个民主、完整的中国而不是专制、分裂的中国对世界更有利。
总之，对上述三个不同方面的体察、特别是对那些可能导致西藏问题深化而不是化解的种种现实困境的深层焦虑，是我决定写这样一本书的基本动因。这本小书首先是写给前两个读者群体的，也就是中国国内的广大公众和境内外的藏人抗议者，我希望我的努力对汉藏两个民族的读者都能有所助益。如果本书今后有机会译成英文，我也希望西方读者能分享它。
我的写作出发点，是秉承学术立场，坚持客观、求真。我们当然要批评红色专制体制的霸道，对这样一个制度给藏民族带来的苦难给出足够的揭示、做出深刻的反思。但，批评共产党的专制，不等于否定中共做过的一切。这里需要某种历史的理解，把过去发生的事情放到具体的历史语境中来考察、来把握。比如，如何理解1950年人民解放军进军西藏的性质？如何解读中共藏区“民主改革”的初衷和它所招致的灾难性后果间的巨大反差？这里包含着复杂的历史张力，不能用简单的非黑即白加以判断。同样，本书作者深切同情藏人的遭遇，作为汉族知识分子，我也曾多次向藏人朋友表达愧疚之情；但这种道义上的表态不等于站在藏人立场，同意藏人朋友对历史的、在我看来不甚正确的某些解释。
归根结底，我们所做的一切，应当有助于西藏问题的解决和中国民主转型的推进，而汉藏两个民族间真诚沟通、坦率地交换意见，也是中国民主转型应做的基本功。
我本人并非藏学专家，只是基于对转型中国的责任感、对汉藏两个民族均有一个光明未来的美好期盼，才写下这本书。希望它能抛砖引玉，为有关话题的建设性讨论贡献绵薄。
[i] 见藏人行政中央官方网（http://xizang-zhiye.org/）2013年4月25日刊载文章“24日西藏又發生兩起自焚抗議事件”。需要提请注意的是，流亡藏人所说的“西藏”，不仅仅指中国行政区划中的西藏自治区，而且包括了中国行政区划内分属于四川、青海、甘肃、云南的所有藏人传统居住区。
[ii] 最近的类似指责由西藏流亡政府司政洛桑森格提出，见美国之音2013年5月13日报道“洛桑森格：北京高压政策致藏人自焚”。
[iii] 关于“少数民族”这个提法，国内外学者时有议论、批评。本书仅在严格的人口统计学上使用这个概念，即，鉴于中国汉族人口占全国人口的90%以上，除汉族以外的其他民族均为“少数民族”。
[iv] 老共产党人何方曾撰文专门分析过“党管一切，汉人当政”这一现象，见他的“胡耀邦与民族区域自治：改革开放初期胡耀邦在民族自治问题上的拨乱反正”一文，载张博树主编《胡耀邦与中国政治改革：12位老共产党人的反思》，香港晨钟书局2009年版，页57~79。
[v] 引自新华社2013年3月18日发布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第十二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上所做的《政府工作报告》。
[vi] 以上数字引自中国国家统计局网站。
[vii] 中国政府从不发布这方面的具体数字，但据学者的有关研究，1993年中国群体事件的发生还不足1万起，到2006年已超过9万起（刘能：“当代中国的群体性事件”，共识网2011年9月29日刊发）。近年来随着因征地拆迁、环境污染引发的各类官民矛盾更加频发，9万起这个数字肯定早已超过。
[viii] 引自《辽源日报》2013年5月10日头版报道“市委组织部迅速贯彻落实《关于当前意识形态领域情况的通报》”。一般来说，此类文件多在内部传达，不会公开。这份地方报纸无意中把这个信息捅了出来，被网民迅速抓住。
[ix] 引自民主中国网站http://www.minzhuzhongguo.org/ 2008年11月首发：王力雄“西藏独立路线图”。
[x]《中国可以说不——冷战后时代的政治与情感抉择》，宋强、张藏藏、乔边、古清生著，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1996年出版。
[xi] 《中国不高兴——大时代、大目标及我们的内忧外患》，宋晓军、王小东、黄纪苏、宋强、刘仰著，江苏人民出版社2009年出版。
[xii] 以上说法均见《中国不高兴》一书。
[xiii] 《中国可以说不》的出版和1996年台海危机有关，是年台湾第一次总统直选，中国大陆向台湾周围海域发射导弹，美国则派遣航母战斗群进入台湾海域。《中国不高兴》的问世则受到2008年3.14事件后奥运火炬传递在欧洲受阻的刺激，遂成为当时中国民间民族主义情绪高涨的一个代表。
[xiv] 最近中日之间围绕钓鱼岛、中越及中菲之间围绕南海一些岛屿发生的主权争议，就是明显的例子。
[xv] 我把中华民族理解为包括汉族和各少数民族在内的一个复合名词，这个概念体现了近百年来在中国现代转换中几代仁人志士寻求新的文化整合的持续努力。至于为什么从长远看“独立”不符合中华民族整体、也不符合各少数民族的根本利益，本书后文还将做专门分析。请读者特别参考第十一节“宪政民主是解决西藏问题的根本途径”和第十二节“关于民族自决权”。
[xvi] 汪晖的《东西之间的“西藏问题”》一书2011年由北京三联书店出版，一时成为中国大陆图书市场上的畅销书。该书首先把西藏问题界定为后现代的西方出于自身精神焦虑而产生的东方“香格里拉”想象，称“在这个意义上，正是西方现代社会的危机造就了西藏大师在西方的命运”（该书，页31）。在对3.14事件等现实问题的讨论中，作者完全回避现存中国政治体制与民族地区冲突之间的深刻关联（这种关联由于其螺旋式的恶性循环而几近无解），而更强调“去政治化”、“市场扩张”及所谓“宗教扩张”之类对理解3.14事件具有的意义（该书，页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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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2月18日星期二
张博树：中国民主转型中的西藏问题（一）——从中国转型大格局看西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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