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3月18日星期二

【随笔 1】在列城初见格鲁派三大法座

达赖喇嘛尊者、甘丹赤巴与拉达克国王家族合影


2009年夏,我在日内瓦参加名为“寻找共同点”的国际藏汉交流大会。会一开完,我立刻返回印度,带着录像录音设备,从德里飞到拉达克首府列城。到达拉达克的次日,尊者派人通知我,要我全程参加他在列城的全部活动。尊者身边的保安机构发给我一张“黄牌”,即“黄色通行证”。有了这个“黄牌”,参加尊者活动时我可以走近他,因此得以近距离观察尊者与各种人的接触。那次我跟着尊者的车队,在列城奔波了两天,真正体会到了尊者行程的紧张和辛苦。那回尊者身边没有专职摄影师,车队里只有我带了录像机和两个相机,拍了不少独家照片,其中颇有“得意之作”。

不过,那次行程中最戏剧性的经历,倒还不是客串尊者的临时摄影师,而是在列城初见“格鲁派三巨头”,即格鲁派三大法座甘丹赤巴、蒋孜曲吉仁波切和夏孜曲吉仁波切。

那两天跟着尊者的车队在列城四处奔走,中午全体人员会返回法王府吃午饭。我也跟着随行人员到法王府“蹭饭”,后来又参加尊者三天的讲经,前后在法王府“蹭”了5天午餐。达赖喇嘛在列城的居所叫“杰维措”,意为“和平花园”,分为内、外两部分,内园是尊者的住处,外园是访客和工作人员的住处;外园里有个大厨房,里面有间不大的餐厅,放了约45张桌子。午饭时,大家多数端着盘子在草地上边吃边聊。不过,我不习惯高原夏日正午的炽烈阳光,总是坐在室内吃午饭。

一天中午,我把录像机什么的收拾好,回到法王府吃午饭。餐厅里的每张桌子都坐满了人,我端着盘子转了一圈,注意到有张桌子边坐了三位老僧,一个座位空着。我走过去,问道:“可以坐这儿吗?”一位点点头,另一位老僧用不大流利的英语说:“请坐。”

我说声谢谢,毫不客气地坐下了。三位老僧吃的跟我们一样,只是他们的桌上放了一盆苹果。他们彼此不说话,沉默、缓慢地吃着。2009年我在西藏难民社区做口述历史访谈,重点是采访第一代难民,特别是经历过1959年“拉萨事件”和“拉萨战役”的人。那时候“拉萨战役”已经过了整整半个世纪,当年的亲历者差不多都有60岁以上了。我满脑子“拉萨事件”的相关细节,见到60来岁的人就想问人家是不是拉萨来的,有没有经历过“拉萨事件”。看着三位老僧,我脑子里突然闪过一个念头,看年龄他们也有60多岁了,如果是从拉萨来的,没准也经历过“拉萨战役”……不过我立刻打消了这个念头:看样子这三位老僧都不大会英语,而我这时候没有翻译。

我一边吃午饭一边打量这三位老僧,中间的那位老僧面容消瘦,戴着一副大眼镜;另外两位略为丰满。他们吃完饭,把碟子推到一边,慢条斯理地喝水。看我吃完,其中一位用英语问我从哪里来。我回答说从美国来,不过我是“甲米”,跟随尊者到拉达克来采访。我一口气说了一串,也不知道老僧们是否听懂了。一位老僧把桌上的一瓶水推到我面前,戴眼镜的老僧拿起一个苹果递给我。我接过苹果,拿着水瓶,向他们道谢,把用过的碟子送到回收处,苹果在衣服上擦了擦,边走边啃,走出餐厅,全然没有注意到众人朝我投来的怪异眼光。后来,在拉达克国王的王宫里,我拍了尊者和三位老僧之一与拉达克王室的合影。那时候,我还不知道那位老僧的身份。在拉达克的日程极忙,这件事我很快就忘记了。

2013年,在达兰萨拉,一位朋友告诉我“一个笑话”:我在拉达克居然坐到了甘丹赤巴的餐桌边,与格鲁派三大法座共进午餐,还毫不客气地吃了甘丹赤巴亲手给我的苹果!她说,说起这个“笑话”的人无不感慨,说只有我这号什么也不懂的“甲米”才有这样的胆量,同时也感叹我的福报,竟然有福气吃甘丹赤巴的苹果,这是何等的加持!我立时想起那年在列城,法王府的午餐,三位和善的老僧,众人怪异的目光……天啊!我可真是“无知无畏”!回到住处,我赶紧调出在拉达克拍的照片,与尊者和拉达克王室家族一同合影的老僧,可不是甘丹赤巴吗!我找到有关他生平的简单介绍,果然,他是1959年逃出拉萨的,要是我索性再“无知无畏”一点儿,说不定还真能请他谈谈他的经历……

20131月,我在印度南方哲蚌寺参加第26届“心智与生命研讨会”,格鲁派三大法座也来参加,他们就坐在尊者后面。这时,我早已在不同场合见过“三巨头”了,但自2009年以来,这是第一次近距离观察三大法座。甘丹赤巴比几年前更加消瘦,“三巨头”都比几年前衰老,而正是这三位老僧,几年前作出了一个划时代的决定:将科学教育引入格鲁派寺院教育,从2014年开始,格鲁派僧人考格西时,必须通过科学考试。

五天的研讨会,参加者在寺院的大餐厅午餐。三位老僧单独坐着,几位年轻僧人为他们送来午餐。年轻僧人把袈裟一角咬在口中,躬身捧上他们的午餐,退后几步才转身走开,极其恭敬。三大法座吃得与众人一样,只不过他们的桌子放在大厅一端的中央,桌上放着一盆苹果。

我隔着很长的距离望着三法座,这时候,说什么我也没胆量走到“三巨头”身边,更别说端着盘子与他们共享午餐。


因为“有知”,故而“有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