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笔 1】在列城初见格鲁派三大法座

达赖喇嘛尊者、甘丹赤巴与拉达克国王家族合影

2009年夏，我在日内瓦参加名为“寻找共同点”的国际藏汉交流大会。会一开完，我立刻返回印度，带着录像录音设备，从德里飞到拉达克首府列城。到达拉达克的次日，尊者派人通知我，要我全程参加他在列城的全部活动。尊者身边的保安机构发给我一张“黄牌”，即“黄色通行证”。有了这个“黄牌”，参加尊者活动时我可以走近他，因此得以近距离观察尊者与各种人的接触。那次我跟着尊者的车队，在列城奔波了两天，真正体会到了尊者行程的紧张和辛苦。那回尊者身边没有专职摄影师，车队里只有我带了录像机和两个相机，拍了不少独家照片，其中颇有“得意之作”。

不过，那次行程中最戏剧性的经历，倒还不是客串尊者的临时摄影师，而是在列城初见“格鲁派三巨头”，即格鲁派三大法座甘丹赤巴、蒋孜曲吉仁波切和夏孜曲吉仁波切。

那两天跟着尊者的车队在列城四处奔走，中午全体人员会返回法王府吃午饭。我也跟着随行人员到法王府“蹭饭”，后来又参加尊者三天的讲经，前后在法王府“蹭”了5天午餐。达赖喇嘛在列城的居所叫“杰维措”，意为“和平花园”，分为内、外两部分，内园是尊者的住处，外园是访客和工作人员的住处；外园里有个大厨房，里面有间不大的餐厅，放了约4、5张桌子。午饭时，大家多数端着盘子在草地上边吃边聊。不过，我不习惯高原夏日正午的炽烈阳光，总是坐在室内吃午饭。

一天中午，我把录像机什么的收拾好，回到法王府吃午饭。餐厅里的每张桌子都坐满了人，我端着盘子转了一圈，注意到有张桌子边坐了三位老僧，一个座位空着。我走过去，问道：“可以坐这儿吗？”一位点点头，另一位老僧用不大流利的英语说：“请坐。”

我说声谢谢，毫不客气地坐下了。三位老僧吃的跟我们一样，只是他们的桌上放了一盆苹果。他们彼此不说话，沉默、缓慢地吃着。2009年我在西藏难民社区做口述历史访谈，重点是采访第一代难民，特别是经历过1959年“拉萨事件”和“拉萨战役”的人。那时候“拉萨战役”已经过了整整半个世纪，当年的亲历者差不多都有60岁以上了。我满脑子“拉萨事件”的相关细节，见到60来岁的人就想问人家是不是拉萨来的，有没有经历过“拉萨事件”。看着三位老僧，我脑子里突然闪过一个念头，看年龄他们也有60多岁了，如果是从拉萨来的，没准也经历过“拉萨战役”……不过我立刻打消了这个念头：看样子这三位老僧都不大会英语，而我这时候没有翻译。

我一边吃午饭一边打量这三位老僧，中间的那位老僧面容消瘦，戴着一副大眼镜；另外两位略为丰满。他们吃完饭，把碟子推到一边，慢条斯理地喝水。看我吃完，其中一位用英语问我从哪里来。我回答说从美国来，不过我是“甲米”，跟随尊者到拉达克来采访。我一口气说了一串，也不知道老僧们是否听懂了。一位老僧把桌上的一瓶水推到我面前，戴眼镜的老僧拿起一个苹果递给我。我接过苹果，拿着水瓶，向他们道谢，把用过的碟子送到回收处，苹果在衣服上擦了擦，边走边啃，走出餐厅，全然没有注意到众人朝我投来的怪异眼光。后来，在拉达克国王的王宫里，我拍了尊者和三位老僧之一与拉达克王室的合影。那时候，我还不知道那位老僧的身份。在拉达克的日程极忙，这件事我很快就忘记了。

2013年，在达兰萨拉，一位朋友告诉我“一个笑话”：我在拉达克居然坐到了甘丹赤巴的餐桌边，与格鲁派三大法座共进午餐，还毫不客气地吃了甘丹赤巴亲手给我的苹果！她说，说起这个“笑话”的人无不感慨，说只有我这号什么也不懂的“甲米”才有这样的胆量，同时也感叹我的福报，竟然有福气吃甘丹赤巴的苹果，这是何等的加持！我立时想起那年在列城，法王府的午餐，三位和善的老僧，众人怪异的目光……天啊！我可真是“无知无畏”！回到住处，我赶紧调出在拉达克拍的照片，与尊者和拉达克王室家族一同合影的老僧，可不是甘丹赤巴吗！我找到有关他生平的简单介绍，果然，他是1959年逃出拉萨的，要是我索性再“无知无畏”一点儿，说不定还真能请他谈谈他的经历……

2013年1月，我在印度南方哲蚌寺参加第26届“心智与生命研讨会”，格鲁派三大法座也来参加，他们就坐在尊者后面。这时，我早已在不同场合见过“三巨头”了，但自2009年以来，这是第一次近距离观察三大法座。甘丹赤巴比几年前更加消瘦，“三巨头”都比几年前衰老，而正是这三位老僧，几年前作出了一个划时代的决定：将科学教育引入格鲁派寺院教育，从2014年开始，格鲁派僧人考格西时，必须通过科学考试。

五天的研讨会，参加者在寺院的大餐厅午餐。三位老僧单独坐着，几位年轻僧人为他们送来午餐。年轻僧人把袈裟一角咬在口中，躬身捧上他们的午餐，退后几步才转身走开，极其恭敬。三大法座吃得与众人一样，只不过他们的桌子放在大厅一端的中央，桌上放着一盆苹果。

我隔着很长的距离望着三法座，这时候，说什么我也没胆量走到“三巨头”身边，更别说端着盘子与他们共享午餐。

因为“有知”，故而“有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