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初，胡适和李大钊等人进行了一场“问题与主义”之争。胡适在《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一文中这样写道：“空谈好听的‘主义’，是极容易的事，是阿猫阿狗都能做的事，是鹦鹉和留声机都能做的事。”此话当时肯定很多人不喜欢，就算是我这种倾向于多研究问题的人，也不能接受如此说法，可没想到胡适却一语成谶，几十年后，这句话几乎可以代表了绝大数的中国人。
李大钊在回应胡适的文中说到：“宣传理想的主义与研究实际的问题是交相为用、并行不悖的，社会问题的研究必须依靠社会上多数人的共同运动，而要有多数人的共同运动，就必须有一个共同的理想、主义作为准则，所以谈主义是必要的，如果不宣传主义，没有多数人参加，不管你怎样研究，社会问题永远也没有研究的希望。”李大钊已经表明，研究问题和谈论主义并不是相悖的，并不是你死我活的生死之争。两者是可以互相结合，互相促进的。可后来的历史并没有这样进行，而是发展成了一边倒的状况，很长一段时间里给人一种只许谈些主义便能解决问题的错觉。
寇延丁所著的《可操作的民主》中有这样一个例子，“甲提出周末组织全班同学去爬A山，讨论开始后乙率先反对：班里有个残疾学生，爬不了A山，可不让她去的话就侵犯了她的权利，平等起见，干脆大家都不去。如果没有‘修正案’这样的程序，大家只能在‘爬山’和‘不爬山’两个极端之间选择，很可能一拍两散。但丙提出修正案：爬山地点改为B山，因B山有盘山公路可到山顶，部分同学陪那位残疾同学坐车上去，其他同学仍然徒步攀登，登顶后大家会合一起玩。理由是：残疾学生参与集体活动的权利需要保障，其他人爬山的权利也需要保障，整个集体的团队建设的权利也要保障。”这是一个非常典型的解决争执的方法，即保证了多数人的利益，也顾及到了少数人的权利。而中国人最缺少的就是这种解决问题的方法，往往将事弄得鱼死网破。“问题与主义”之争数十年之后的“泛主义化”，就是这种你死我活的思维结下的恶果。
因此，中国现在的“泛主义化”倾向具体表现为，不管遇到什么事情，会追究事件双方的思想痕迹，总是演变为一场主义的纷争。人们会迅速的分成几派，互相攻击，然后演变为思想的争论，价值观的争论，直到达到主义的高度，甚至演变为谩骂和暴力，反倒是问题本身却被抛弃了。即使以后再出现这问题，又会演变为一场“硝烟弥漫”的主义之争，问题本身依然不会得到研究。似乎现在的每个人都想要向世界宣布自己信仰的是什么主义，自己会祭拜什么神，崇拜什么人，都急着把自己归为一个派别。人们不吝于表达自己的观点，他们能出大大小小事情中都看出主义的分歧加以争论，对其进行总结和“升华”，创造出无数的标签扣在对方的头上，并乐此不疲。如果你只是想针对一件事情具体的讨论，那便会显得特别肤浅。从主义的高度退下去而就事论事，去实实在在的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已经变得颇为困难。
主义是什么？主义是“某种社会到了某时代，受了某种的影响，呈现某种不满意的现状。于是有一些有心人观察这种现象，想出某种救济的法子。”主义的终极目的就是为了研究问题，世间的问题如此复杂，那么为研究问题而生的主义也必定是复杂的，不是读两本书，看两篇文章就能懂得的。那些真正下功夫研究主义，付出心血去研究问题的人，哪有时间在网上谩骂呢？
如果你理解了这些，就不难明白为什么相同的社会问题会一而再再而三的出现。比如拆迁自焚事件，比如错假冤案事件，比如徇私枉法、滥用职权事件，不断的发生。每次争论事件都是一方掩盖事实，毁灭证据，隐姓埋名，不在抛头露面；一方是扯起主义的大旗，网罗喽啰，分门别派，喋喋不休，一阵痛骂，先是人肉搜索，继而迅速忘记。没人会关心到最后事情是怎么样研究的，当事人得到什么样的处理，怎样再次避免同类的事情发生。人们就像“蝗虫”一样，急于寻找下一片可供吃掉的麦田，疾风骤雨般的摧毁过后，并没有重建，剩下的只有一片狼藉。
长此以往，人们已经形成一种惰性，失去了研究问题里的兴趣，不加思考便下结论。渐渐的沉迷于主义的争论。当你看到“五毛”、“美分”、“汉奸”、“毛粉”、“带路党”之类的词汇时，会感叹一个好好的国家，怎么会分裂的这么严重。胡适谈到为什么谈论主义的人多时这样说到：“为什么谈主义的人那么多？为什么研究问题的人那么少呢？这都由于一个懒字。懒的定义是避难就易。”胡适的分析已经不符合这个时代，因为在如今的中国积极的去研究问题不仅不能像“高喊主义”那样获得快感，甚至会付出惨重的代价。如果只是在网上空喊几句口号，发表几篇宣言，只要影响不大，不触及某些人的根本利益，一般不会有问题。若是你开始行动起来，聚集同人研究问题，并为研究问题而付出实践、奔走呼告时，就算不会被直接解散、隔离或监控，也将是困难重重，享受“特殊照顾”，受到百般刁难。
人本来就是趋利避害的动物，自然会朝着对自己有利的方向发展，但这并不代表人们走的方向必然就是对的，这个“利”不一定真正符合人们的根本利益。自由与正义并不是人们可以自然而然的实现的，它们需要付出血的代价和数代人的生命来争取。因此，存在的并不一定就是合理的，错误的事情也不会因为大多人在做而变得正确。当人为的去破坏历史与常识，阻碍理性与文明，社会是必然是要倒退的。对主义的过分提倡，就是中国现当代史上最大的错误之一。
与其他的错误不一样，“高喊主义”心理的膨胀和“研究问题”意识的丧失，摧毁的是人们自我修复、自我完善的根本能力，是反思自己的过去并改正错误的根本能力。如果这种能力丧失，那么以后所有的错误都将被掩盖与无休无止的争论和满天飞的口号之下，都将失去被改正的机会。这样下去，还有什么希望可言，还有什么未来可言，只能眼睁睁的看着一个错误叠着一个错误拉这这片土地一起沉沦下去。
历史最无奈的是，的确有相当一部分人抱着“多研究问题”的态度并予以实践，历经千辛万苦，披荆斩棘，却仍然没有解决问题，那曾经被改造过的土地和受过影响的人们，到最后都淹没于主义之中。如果不研究这背后深层次的原因，历史仍会再现。
来源: 共识网 | 来源日期：2014-07-26 | 责任编辑：孟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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