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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者達賴喇嘛出生於藏曆木豬年五月五日，即西元一九三五年七月六日，今年是八十華誕，世界各地的藏人、佛教徒和支持西藏事業的人，都在舉行各類慶賀活動。尊者不到二十四歲就被迫離開西藏，在流亡中度過了半個多世紀，至今仍然在流亡。然而，就在漫長的流亡生涯中，尊者為全世界無數人帶來了東方佛教的智慧和慈悲心，為眾生開示離苦得樂之路。
達賴喇嘛兼容並包的人道主義
一九九九年，達賴喇嘛在紐約中央公園向五萬多西方民眾講述東方哲理。我作為來自中國、出身於共產黨幹部家庭的普通留學生，出於純粹的好奇，在中央公園第一次聽到了達賴喇嘛的開示。我從大屏幕上看到一位開朗、和平而快樂的老人，用笑聲感染了在場所有的人。我從來沒有聽到過一個如此謙和的人，用如此簡單的語言，講述如此易懂的道理，卻直接擊中了所有人生活中最大的困惑：為什麼我們在生活中會感覺不快活，怎樣才能找到快樂？
達賴喇嘛經常說，東方佛教是古印度佛陀和後世大師們通過觀察、思考和辯論發展出的一套有關人類內心和外在世界的知識，以及與此相應的一套修持慈悲心的生活方式。東方佛教和其他文明傳統的宗教沒有本質上不可調和的衝突，尊者並不鼓勵西方基督教徒或伊斯蘭教徒改信佛教，但是他告訴他們，學一點佛教的知識、在生活中修持佛教的冥想，只會讓你成為更好的基督徒或穆斯林。之所以如此，道理很簡單。尊者說，全世界的人有一點是相同的，那就是都想得到幸福和快樂。他又說，人都有天生良知，都有變得更好的可能。他指出，尋找真正的永久的快樂，只能來自於內心的和平、安寧和對他人的慈悲。這是達賴喇嘛的走向快樂之路，是達賴喇嘛的人道主義最高原則。
在紐約中央公園，尊者帶領在場的五萬多民眾一起祈禱，他說，基督徒可以念想著耶穌基督、穆斯林可以念想著真主、無神論者可以念想著宇宙萬物和內心，我們都是人類，我們可以一起為人類的福祉祈禱。當全場所有人跟著尊者念誦祈禱詞的時候，對於我是一種徹底動搖以往認知的精神震撼。
那是一九九九年，新世紀將要到來，人類要進入又一個千年，達賴喇嘛已經流亡了整整四十年，而我這個來自中國，在美國進修宗教學的人，對達賴喇嘛尊者和他的流亡生涯還幾乎一無所知。
從此，我成為尊者精神的追隨者。
在流亡中得到自由的天地
我在研究當代西藏問題的過程中，採訪過很多流亡藏人，聽到了很多苦難的故事。我在採訪時問過尊者，當一九五九年從西藏出走，隨後幾萬藏人追隨他來到印度的時候，他們從青藏高原來到濕熱的印度次大陸，怎樣生存，怎樣和世界打交道，該有何等的困難。尊者告訴我，舊西藏的封閉，使得藏人的僧俗精英都還沒有開放社會跟外界打交道的經歷，那時候他們最感困難的時候，是不知道怎樣把自己遭受的不公告訴世界，怎樣讓世界瞭解自己。尊者給我講述了他們一開始是怎樣逐一敲開各國大使館的門，懇求各國政府的支持。流亡是非常困難的，在尊者的自傳中，記錄了流亡初期難民們的苦難，很多兒童死於疾病和營養不良，尊者不得不緊急任命自己的姐姐負責西藏孤兒院，即西藏兒童村的前身，搶救失去父母的難童。這些流亡初期的苦難，至今讀來催人淚下。
但是，無論在多麼困難的情況下，尊者始終不失佛教高僧特有智慧和慈悲心，不怨不怒不恨。當全世界都以為西藏已經被中共滅亡，不再存在的時候，達賴喇嘛尊者開始了流亡藏人長久的教育、文化保存、寺院重建和政治民主化的建設。
印度文明是注重人類自身內心世界的文明，是一個神聖的文明。達賴喇嘛和流亡藏人有幸逃到了印度，印度民眾對達賴喇嘛的推崇尊敬和愛戴，非常令人感動。由於印度民眾的支持，半個多世紀來，印度政府接納了大量越過喜馬拉雅山而來的西藏流亡者。在達賴喇嘛的領導下，漂流到世界幾十個國家的藏人，都在為保存藏文化而努力，並且建立了屬於自己的民選民主政府。流亡給了尊者和藏人以自由的天地，藏人在尊者帶領下，毫不遲疑地走向政治民主化的現代社會，培養出了現代的民主政治官員和眾多具備當代科學世界、全球視野的知識精英。
達賴喇嘛尊者說過，二十世紀人類創造了極大的物質進步，但是也發生了規模空前的自相殺戮，二十一世紀不應該這樣。二十一世紀應該是人類保護共同的地球家園，保護所有生物共享的生態，各個民族和不同文明和諧相處，不再訴諸暴力，不再殺戮生靈的新世紀。為此，人類需要對話。他說，二十一世紀的關鍵詞是「對話」，而且身體力行這樣做。
與世界對話，革新千年佛教
早在流亡初期，達賴喇嘛就敞開大門，接觸世界上各種不同文明的精神傳統和宗教，展開深入對話。著名美國天主教修士托馬斯‧梅頓來到印度，最初只是在朋友建議下訪問達賴喇嘛，相見之下卻如故友重逢，相談甚歡，他們交流了各自宗教儀軌中的冥想修行方法和體會，接連談了三天。達賴喇嘛多次說，托馬斯‧梅頓是帶領他走進基督教的人。我在上一次採訪尊者的時候，他又一次提到梅頓，說他相信如果梅頓在世，一定會和他一起努力促進人類的對話，促進世界和平。
達賴喇嘛流亡後，很多高僧大德來到西方，西方人有機會接觸到藏傳佛教，藏傳佛教的理性傳統吸引了很多西方年輕人，其中有很多猶太人。上世紀八十年代末，來自世界的猶太四大派別的拉比們組團前往達蘭薩拉，專程和達賴喇嘛對話。他們交流了精神層面的思想，也交流了共同在流亡中重建民族和社會的歷史議題。
在半個多世紀的流亡生活中，達賴喇嘛接觸了世界上現存的主要宗教，到過幾乎所有宗教的教堂、廟觀、寺院、修行地，和包括梵蒂岡教宗、德雷莎修女、圖圖大主教等深入交談，結下深厚友誼，獲得了所有人的極高尊重。
上世紀七十年代，達賴喇嘛開始接觸西方科學家。從此，他經常訪問西方科學實驗室、大學和研究所，與西方科學家展開有關世界本質的科學對話。他倡導和支持的「心智與生命」科學對話會，已經持續了三十年。近年來，在尊者倡議下，藏傳佛教格魯派已經把科學教育引入寺院，和流亡藏人的現代普通教育結合起來，目的是提高整個藏民族的科學文化水平。這一對話也必然打開了千年佛教在當代社會的革新和重建的道路。
我曾經在印度遇到一個西方人，他說，中國逼迫達賴喇嘛流亡，藏人遭遇極大苦難，但是，全世界要感謝藏人，因為流亡把達賴喇嘛給了全世界，達賴喇嘛是屬於全世界、屬於全人類的。
祈願尊者健康長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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