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研究西藏現代史的十幾年裏，得到了很多人的支持、鼓勵和幫助。在研究結果成書出版的時候，我總是盡可能仔細地在“致謝”部分一一列舉這些幫助過我的人。這既是研究和寫作出版的行規，也是我的肺腑之言。我之所以能研究出書，都是因爲有人幫助了我。沒有他們的幫助，我必一事無成。在這些幫助過我的人中，有一些仍然生活在中國境內。由于衆所周知的原因，我不得不避免提到他們的名字，只能一言以概之。我希望將來有一天，當我的書能够在中國大陸發行的時候，我將一一致謝。
通过光传媒安娜女士的努力，我獲知李蔚先生于2020年10月22日逝世的消息，深感悲哀和痛心。我想我應該寫下我對李蔚先生的感激，用這不得不遲到的感激之言，彌補我出書時不能提及李老名字的缺憾。
君子之交淡如水
十幾年前，我在爲研究西藏“平叛”而搜集資料的時候，有一次在網上讀到了一些瞭解當年糾正“平叛”擴大化情况的知情者寫下的文字。從內容和文字風格判斷，這些文字具有極高的史料價值。于是我通過網站試圖聯繫原作者，主要是爲了確證資料的可靠性，幷取得以後研究和寫作時引用資料的許可。由于資料在中國的“敏感性”，我幷沒有抱很大的希望。但是不久，一位名叫李蔚的先生間接地聯繫到我，告知說這些資料是他的友人，一位筆名韓有仁的老幹部依據親身經歷和解密文獻撰寫的部分文稿。我表示希望能用電子郵箱跟他聯繫，他傳話說他還不會用電子郵箱，準備讓孫輩假期回家時爲他設立Gmail信箱幷教會他怎麽用。後來我才知道，李蔚先生出身于1932年，和我聯繫時已經八十歲了。
此後我就陸陸續續地和李蔚先生互有郵件來往，通常都只是三言兩語。李蔚先生告訴我，韓有仁先生的這部書稿是心血之作。他們這些當年派到藏區工作的“老西藏”，如今都已垂垂老矣，經不起折騰了。書稿題材內容如此“敏感”，風險不言而喻，朋友們都勸韓先生別拿出來公開出版，但是韓先生認爲，若畢生默不作聲則對不起當年在藏區工作時視爲兄弟姐妹的藏人同胞。由于內容涉及“平叛”擴大化的錯誤，此書不可能在國內出版。韓先生曾嘗試詢問了一家香港的出版社，出版社最終也以市場預期不佳爲由而拒絕。
在間接獲得許可引用該書資料後，李蔚先生告知我，韓先生同意委托我聯繫出版，幷希望我爲該書代作序言。于是我將書稿交給香港田園書屋。田園書屋黃老闆拿到書稿後當即表示，即使即使自己要賠錢，也一定出好這本書。這就是2013年5月香港田園書屋出版的《一場被堙沒了的國內戰爭》，作者韓有仁。作爲歷史學研究者，我認爲這是一部嚴肅的歷史紀實作品，是在歷史上站得住的著作。
拜互聯網時代之便利，我和李蔚先生一直只用Gmail聯繫。我知道涉藏題材的“敏感性”意味著什麽，深知李蔚先生和韓有仁先生這些老幹部這樣做所冒的風險。我關于西藏現代史的兩本研究專著已經在臺灣出版，有關部門必定注意到了我。兩位老先生是中共老幹部，他們私下和我聯繫，這事本身就會給他們帶來極大危險。我只希望他們平平安安，不要因爲寫作和出版一本書而影響自己晚年生活的安寧。2013年春，我在紐約給李蔚先生郵件說，我即將來中國，相約在北京見一面。就在啓程前兩天，中國駐紐約領事館把我召去，宣布取消了我的簽證。從此我就再也回不了中國。于是，我和李蔚先生的交往，始終只是在電子郵件上有事說事，只限于我的研究。十餘年來，最多是我一年半載發去一個問候。我至今沒有見過李蔚先生一面，和韓有仁先生則從沒有直接聯繫過。
君子之交淡如水。我所出版的書和發表的文章，他大多都讀過。後來我瞭解了李蔚先生在青海工作時期的情况後，更對李蔚先生抱持深深的敬意。李蔚先生是我引爲楷模的長輩師友。
仗義執言大丈夫
李蔚先生是很早就參加工作的文化幹部，又有很高的文學修養。我從網上資料獲知，他生前撰寫的新聞報道、報告文學、文學評論、社會科學論文均曾獲獎。有些作品被譯爲英、法、德、葡萄牙、西班牙、阿拉伯文，或由外國通訊社轉發，或被選作刊授大學教材。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十周年、三十五周年、四十五周年時，省委或省政府均曾頒發獎狀。他曾獲《光明日報》“先進工作者”獎狀，集體獲《光明日報》“特別獎”。主要著作有《周恩來和知識分子》（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５）、《蘇曼殊評傳》（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１９９１，臺灣國際村書店繁體字版易名《蘇曼殊傳奇》１９９３）、《詩苑珍品璇璣圖》（東方出版社１９９６）、《唐太宗誕生地詩文注釋歷史大事記》（香港亞洲中輝聯合出版公司２００４）、《法國平民革命何以沒有陷入歷史興亡的怪圈》（中國思維網２００６）。
李蔚先生1961年起任職青海人民廣播電臺文藝廣播部副主任，1971年起任青海電視臺黨支部書記、副台長，他參與了青海電視臺的籌建，在電視臺工作了八年。然而他自己對“新聞官”的工作幷不滿意。1978年秋，《光明日報》在青海物色記者，他抓住機會申請調往光明日報駐青海記者站，成功成爲專職采訪報導的記者，直到離休。
作爲《光明日報》記者，除了公開的采訪報道外，一個重要的職能是撰寫內參，而這是一項具有風險，需要勇氣和職業技巧的工作。維基百科有一個長篇詞條——楊小民案。這是一起青海省級高幹子弟故意殺人，案发后却得到輕判的案件，暴露了青海地方上官官相護，徇私枉法，百姓敢怒不敢言的狀况。李蔚先生冒著極大風險撰寫內參，以《楊小民殺人案值得深究，建議中紀委直接派工作組查處此案》爲題，發表于１９８４年１１月５日的《光明日報情况反映特刊》第１５期上，驚動中央，爲此下達了中辦（１９８５）２２８號文件。
受胡耀邦委托，由薄一波主持，從１９８５年１２月６日開始，連續舉行辦公會議，研究對楊案有關責任者的處理問題。为此前後在中南海召開了五次會議。在這樣的會議上，來自地方上真正的知情者只有位卑言輕的記者李蔚一人。在中共體制内工作過的人都知道，向中央告地方當局的狀自然會冒犯權傾一時的“地方官”，風險極大，是“不成功則成仁”的事。由此案可見李蔚先生的正直和擔當。李蔚先生在共産黨的宣傳系統工作幾十年，深知自己必須時刻具備謙虛謹慎的工作作風，但是他始終沒有拋弃公正和良知的常識，關鍵時刻他挺身而出，是仗義執言的大丈夫。
李蔚先生非常關心藏區的狀况和藏民的生活，關心國家民族政策對藏人的影響。對于藏區人民的痛苦，他感同身受，焦灼和悲憫溢于言表。他在一個郵件裏說：“我深知，當前的問題要解决，關鍵在克服大漢族主義。否則，中國不可能安定。我本身是內地的漢族，但終生在青海工作，與少數民族情同兄弟姐妹，我盼著民族和睦日子的重新到來。目前藏族僧侶不斷自殺，每一起自殺，都是對我心靈無情的一刀。我的傷感、痛苦、擔心與憂慮，不是語言所能表達的。”
作爲在藏區工作了一輩子的“老西藏”，李蔚先生晚年有深刻的反省。他在郵件裏說，“僅僅用所謂‘革命的狂熱’，難以充分表述解放後所發生的一切。以藏區來說，我們不僅屠殺了大批藏民，而且根本摧毀了整個藏區社會，從本質上消滅了藏傳佛教，嚴重破壞了高原美好的自然環境。我們成就的一面，遠不足以抵消我們的錯誤。我想後代是絕不會原諒我們正在走的這條‘發展道路’的。”
洞察佛教與現代科學對話的意義
我和李蔚先生的郵件往來，通常都簡短，但是有一次，他寫了很多。
那是2015年，我連續幾年前往印度觀摩旁聽達賴喇嘛尊者和西方科學家的對話，此後搜集了有關科學對話三十年的所有可能找到的資料，决定與丁一夫合作寫本書來介紹尊者和科學家的對話，這就是後來由臺灣聯經出版的《智慧之海》。我將書稿的前四章提前發給李蔚先生，想借助李蔚先生的記者眼光，研判寫這樣一本書是不是有意義。
李蔚先生立即給我回了一封長信。
李蔚先生肯定地說，寫一本書來介紹達賴喇嘛尊者和科學家的對話，十分必要：
我覺得：就尊者與科學家的對話寫本書，十分必要。我認爲：作爲當代最杰出的佛學大師，尊者與當代各類最杰出科學家連續三十年的對話，對人類文化的進步，對人類精神世界的成長，對人類未來的發展，其作用，不可低估。
人類是沿著生理與心理兩個方面成長的。物質産品促進人類的生理成長，精神産品促進人類的心理成長。問題是：人類的生理成長過度，而心理成長滯後。爲什麽全球資源現在面臨枯竭，環境污染如此嚴重，以致地球不再適于人類生存，就是因爲人類不能節制自己，欲豁難填，向大自然索取無窮，不懂得抑制自己的動物性，在“文明人”面前止步了。人越是要滿足自己的生理欲望，越是要向大自然超額索取，而這又反過來刺激了人類動物欲望的進一步發展，如此惡性循環，生生不已，越來越糟，人類陷入了自己動物性的怪圈，突不出來。另一方面，則是人類的精神需求不斷萎縮，既是相對萎縮，又是絕對萎縮，普遍缺乏高尚的心靈追求。和紀元前五世紀左右、所謂“軸心時代”、東西方世界大師輩出、引領時代前進、人類朝氣蓬勃的局面比較，兩千多年來，我們到底有多少心靈成果是值得後人寶貴的？ ……
“人類向何處去？”的問題嚴重地擺在世人面前。把人類的發展引入“正道”，實現生理和精神的平衡發展，是當務之急。兩千多年來，人類除了自然科學外，整體來看，主要是依靠祖先的思想遺産而活，只是在對祖先遺産的理解、闡述、發揮、探索裏兜圈子。現在到了應當突破的時候了。
科學本來是一種心智活動，是人類趣味、好奇心之所在，現在却在很大程度上喪失了探索真相的本性，片面地成爲只是人類“征服自然”的工具，已很難滿足人類心智成長的需要，而宗教，本來是人類心靈的寓所，但受“宗教是毒害民衆心靈的鴉片烟”謬論的嚴重壓抑，在許多地區不能正常發展，人們的心靈無處可以安放，惶惶不可終日；在另外許多地區，則淪爲恐怖製造者們的精神武器，使千千萬萬人受害。從人類自我完善的角度看，人類在精神上幷沒有進化多少。我們在中國大陸看到、聽到、接觸到的壞人、壞事，尤其前所未有。其惡劣、普遍、嚴重的程度，超過歷史萬千倍。駭人聽聞，無可理喻，無可想像，整個社會墮落到了谷底，良心大大地壞了，真正千秋罪人。這樣的人類社會，生存的興味何在？又有什麽值得留戀的？此種情况不變，人類將不是毀于自然灾害，而是毀于自己，毀于自己的勾心鬥角，相互殘殺，而且永無寧日。
李蔚先生看到，這不僅是尊者個人和科學家的對話，這更是科學和宗教的交匯：
科學與宗教本來是精神産品賴以生産的兩支最重要的源泉，但從來被社會視爲水火不能相容，不能協同發展，這就更加重了問題的嚴重性，更難以滿足人類的精神需要，促進人類的健康成長。現在，有了宗教和科學的這種對話，科學事業吸取宗教的有益成分而更爲進步，宗教吸取科學的有益部分而更爲完善，宗教和科學協調發展，各自會提供優良的精神産品。而這兩支力量的結合所産生的合力，更遠大于1+1=2，對人類文化未來的發展，對人類精神世界的純化與充盈，一定會有潜移默化的、然而却是深遠的影響。不是說，現在就會如何如何，短期當然難顯其效，但它糾正了人類發展的偏頗，爲解决人類物質生産與精神生産協調發展的問題，把人類的發展引入了發展進化的“正道”，提供了希望。我覺得達賴喇嘛尊重倡導的科學與宗教的對話，揭開了人類文化發展的嶄新的一頁，爲新人類的形成指明了前進的方向。意義太重大了！
他還難得地闡述了他對達賴喇嘛尊者的看法：
達賴喇嘛是不朽的。就宗教而言，是他把藏傳佛教普及到了全世界，創造了空前繁榮的局面。佛陀創立了佛教，印度的阿育王在相當範圍內普及了佛教，達賴喇嘛則在更大的、全球範圍內推廣了佛教。他是兩千多年來對佛教建設作出杰出貢獻的僅有的第三位偉人。
同時，他又是佛教事實上的改革的倡導者與奠基者（雖然他幷未如此命名，或者他尚未意識到這將是一場影響極其深遠的佛教宗教改革運動）。就我有限的瞭解，兩千多年來，在佛教界，從來沒有人對經典提出過异議。達賴喇嘛是第一個指出佛經有局限性，他糾正了佛經裏已知的錯誤，幷且聲言：只要事實證明佛教裏有誤，就應當改正。他打破了對佛經的迷信與盲目崇拜，教導人們按照佛經的本來面目認識佛經，即：佛經不僅是宗教信仰和精神寄托之所在，而且是人類知識的寶庫，而且教人以認識問題和解决問題的方法。達賴喇嘛既是虔誠的佛徒，但又不迷信佛教。他是第一位以科學的態度對待佛教的智者。他引領佛教走出神秘，撥開層層迷霧，使佛經本來的面目顯現了出來。這件事，意義十分重大。基督教的“宗教改革”在世界引發了一場革命，影響深遠。伊斯蘭教從來沒有經歷過改革，世俗力量與宗教極端主義的鬥爭目前仍然十分激烈，原教旨主義者更不斷發動所謂“聖戰”，危害世界。達賴喇嘛開創的佛教改革，其作用與影響，未來會怎樣，目前無法預計，但一定會引發起相當的震撼。基督教的改革只是教內制度的改革，影響尚且如此之大；尊者所倡導的改革，涉及宗教在現代科學道路上的發展這個根本問題，涉及宗教的現代化問題，其意義之大，無可言說。
就文化而言，達賴喇嘛領導十萬境外藏民，對抗以“打倒舊世界”、不要祖宗、徹底摧毀傳統文化爲職志的共産主義運動，在難以想像的艱難困苦條件下，保存了藏族特有的文化，使之不致絕滅，而這個文化極具特殊性，極其稀貴，是人類文化寶庫的不可或缺的有機組成部分，由于它的存在和對比，揭穿了不僅喪失了宗教慈悲情懷、且滲透著“階級鬥爭”精神、意在煽動仇殺的、遍及西藏全地的“僞藏族文化”的面目，使其無法冒名頂替，欺騙世人。此舉對世界文化事業的多元化發展，厥功至偉。
就少數民族地區的現代化事業而言，達賴喇嘛勇敢地破除了藏區已經傳行幾百年、習以爲常的落後的“政教合一”制度，把先進的現代民主制度帶入了藏區，打開了藏區的封閉的大門，使新風涌入，啓動了藏區向現代化的歷史性轉變。實行民主制是實現現代化的核心問題，達賴喇嘛爲藏區的現代化，奠定了政治基礎。這一基礎將來與內地正在建設的物質基礎相結合，整個藏區的面貌必將大變，前途未可限量。就像蔣經國以專制者之身推行民主獲得成功、揭開了中國歷史新的一頁那樣，達賴喇嘛以“政教合一”最高領袖之身消滅了“政教合一”制度，使藏族的歷史進入了新的發展階段。歷史會永遠記著他的功勛的。
在邊疆與中央的關係上，幾千年來，邊疆不是被中原武力統治，就是少數民族武力進攻中原，鮮有以和平手段解决彼此之間的爭端者。達賴喇嘛順應時代潮流，堅持以和平的手段，解决藏區與中央政權的矛盾，主張在“一個中國”的範圍內，實現真正的藏族的民族區域自治，既符合藏族的長遠利益，又符合中華民族的整體利益。我國人民是熱愛和平的，但是統治階級幷不如此，哪朝哪代不是窮兵黷武，以民衆的血肉之軀鋪路，憑藉武力奪取政權，憑藉武力維護統治。從秦始皇開始，除了秦國最初發迹的彈丸之地爲周室所封賜者外，何代何處非掠奪所得，何代何處非武力所得以保？達賴喇嘛自1974年起，在我國首倡“中道”，主張以和平手段解决民族爭端，這是他對中國社會一個創造性的貢獻，雖因事涉利益集團的實際利益，事涉“階級鬥爭”的革命學說，事涉强大的歷史慣力，因此，目前嚴重受阻，尚未取得突破。但，和平方針畢竟無可戰勝，總有一天會成功。到時，達賴喇嘛所高舉的和平旗幟，一定會在祖國大地上迎風飄揚。
凡此種種，已足以使達賴喇嘛的大名永留青史，而他在世界範圍內倡導幷推動的、已經堅持了30年之久的、科學與宗教的對話，更使他成爲中國乃至世界的一代至聖先賢。他的歷史地位未可低估。
李蔚先生說，“鑒于此事的極端重要性”，他建議我要寫一本到幾本書，讓外界瞭解，引起世人的關注。他還指出，要針對不同的讀者有不同的寫法。對普通讀者，要寫得極其通俗，而對願意思考的知識分子，可以寫得更深一些。他說，寫這樣的書，“不僅對現代科學知識要有所瞭解，對佛教同樣要有所瞭解。這兩方面知識的掌握，都非易事。深奧的知識又要用淺白的文字表出。”
最近幾年，我在學習和記錄達賴喇嘛尊者和現代科學家的三十年對話史，翻譯和出版重要對話會後科學家一方出版的著作。我一直不敢忘記李蔚先生在此信中給我的鼓勵：“是歷史把這副擔子壓在了你的肩上。”
最後的囑托
2019年9月9日，我接到了李蔚先生的郵件，這是我收到的李蔚先生給我的最後的信。在這個郵件裏，他給了我兩個附件，囑咐我暫時不要引用。現在，李蔚先生已經去世，我想我可以公開了，以此作爲對長者師友的紀念。
第一份是中共青海省紀律檢查委員會的决定，青紀 [2014] 5號文件。其內容是對筆名韓有仁即《一場被堙沒了的國內戰爭——記1958年青海平叛擴大化及其糾正始末》一書作者的處分。此文件叙述了韓有仁先生從搜集“相關會議文件和資料”，到寫作和出版的全過程。有關部門將整個過程徹底調查，文件中還兩次注明了對李江琳的定性，我被定性爲——“援‘藏獨’分子”。文件說，此書作者“聯繫援‘藏獨’分子李江琳通過香港田園書屋出版社在香港非法出版醜化、抹黑黨的形象的政治性有害出版物《一場被堙沒了的國內戰爭》，幷同意李江琳爲該書作序。李江琳利用其學者身份在互聯網上對該書進行宣傳報道和內容披露，成爲境外敵對勢力惡意攻擊我治藏政策和成果的工具，在國（境）外造成惡劣的政治影響，”等等。
其實，“援‘藏獨’分子”這個頗爲罕見的頭銜，我在被取消簽證而禁止回國的2013年，就有友人通過間接渠道告訴過我，友人的意思是要我謹慎低調，一旦有了這樣的定性，那就不是開玩笑的事情。然而那時我更擔心的是，身處國內的老幹部韓有仁先生，他的書一旦出版，有關部門就一定能查出來龍去脉。然而我仍沒有料想到他受到如此嚴厲處罰。该文件显示，年迈的韓有仁先生被開除黨籍，按12%降低其基本退休費，所有補貼降低一個職務層次。
韓有仁先生出生于1939年。李蔚先生信中告訴我，韓有仁先生原本是副廳級幹部，在受到這一處分後，診斷出患了癌症，動了手術。李蔚先生向青海省委來人一再指出，韓有仁先生的這本著作旨在幫助黨糾正以往的錯失，這些錯失是經過黨中央認可而有黨内正式文件闡明了的，可見韓有仁先生的著作是“香花”而絕非“毒草”。“但辦案人表示，此意見他們不能帶給省委。”
李蔚先生說，他仍然想向青海省委和中央宣傳部寫報告，爲韓有仁先生申訴。但是大氣候之下，此事看来無法辦成。
讀這份文件，我深感震驚。我身在美國，我十多年研究、寫作和出版，不管遭遇了什麽，我是安全的。然而我們不應忘記，那些爲藏人仗義執言的老幹部們所付出的極大的個人代價。
第二個文件是1980年初，李蔚先生以《光明日報》記者身份所起草的內參。正是這份內參稿，經時任青海省委副書記扎喜旺徐批示，引起了中央重視，從而最終在青海藏區開展了對“平叛”擴大化糾偏的工作，改變了无数藏人和家庭的處境。
現在我將此文件附于這篇紀念文字之後，是這篇歷史文獻第一次公之與衆。我感覺，李蔚先生在最後一份郵件裏給我這個文件，帶有讓我保管，留存于世的意思。我想用公開發表李蔚先生四十多年前的這篇內參稿，來表達我對李蔚先生的敬意、懷念和感激。我也想以此來提醒我自己，提醒我的历史学研究同仁，提醒我們的藏人兄弟姐妹們，在藏民族爲保存自身文化，爭取自由和正義的道路上，我們幷不孤獨，我們永遠不能忘記那些爲了公平、正義和人道而不計得失，舍出身家性命，付出了巨大個人代價的志士仁人。
謝謝您，李蔚先生！我們想念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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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件首頁）
《光明日報》內參稿，請審閱。
同意發。扎喜旺徐元月五日
2500字 1.8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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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海省一九五八年平叛鬥爭擴大化問題嚴重
據記者從最近召開的青海省統戰工作會議上瞭解：
青海省一九五八年平叛鬥爭擴大化問題很嚴重，使這個地區二十多年來民族關係上結了一個大疙瘩，急需很快解决。
青海省百分之九十六的地區是牧業區。一九五八年，牧業區一些地方發生了反革命武裝叛亂。對叛亂進行平息，是十分尖銳的階級鬥爭。平叛鬥爭完全是必要的、正義的，主流是好的。但是由于當時省委主要負責人對形勢作了“左”的估計，平叛中發生了嚴重錯誤。據最近零星反映，主要有以下幾點：
一、抓人太多。海南藏族自治州共和縣只有廿地公社羊讓部落二十五個人參加叛亂，在平叛中全縣却逮捕了六百五十八人。這個州平叛前後，共捕辦、管制、勞教、監督勞動、戴帽子的一萬0五十七人，占全州總人口的百分之七點四。其中，在關押勞改期間死亡的兩千二百九十一人。在全面叛亂的十個區中，百分之七十至八十的群衆被集訓。集訓中由于生活困難、疾病等原因而死亡九百二十一人。黃南藏族自治州是在叛亂平息以後捕人的，同仁、澤庫兩縣分別逮捕了一千九百六十九人、一千八百九十五人，均達到總人口的百分之十。澤庫縣賽日德三個小部落逮捕了三百0五人，其中有二百四十人死于在押期間的勞教中，占捕辦總人數的百分之七十九點三，而這裏面百分之八十以上是冤、假、錯案。
二、對叛區和非叛區未加區別。當時全省六個自治州中，玉樹、果洛兩州基本叛亂，海南、黃南兩州局部叛亂，海西、海北兩州沒有叛亂。但是當時省委作出了“牧業區發生全域性叛亂”的錯誤估計，擴大了打擊面。海北藏族自治州海晏縣幷未叛亂，但在“先發制人，防患未然”的思想指導下，由上面擬定捕人數字，全縣捕辦了六百四十九人，占總人口的百分之四點五。另一個未叛亂的地區——澤庫縣恰科公社尕什扎四小隊和多禾茂的五個小帳圈，被捕辦的占總人口的百分之九點八。海南賽宗寺沒有叛亂，爲“預防叛亂”，打死了該寺的活佛、阿卡和寺院的長工十八人。貴南縣四次集體錯殺無辜群衆八十六人。一次把四十多個群衆召集在會議室裏“開會”，幾個手榴彈捆在一起投進去，全被炸死。一次把三十多個群衆誘騙下山，幾十頂帳篷堆在一起，點火燒了，人被一陣機槍掃射打死，其中絕大多數是貧下中牧，內有黨員一人、團員二人，年齡最大的七十歲，最小的十五歲。
三、誤整了一批少數民族幹部和愛國的民族、宗教上層人士。海晏縣幷未叛亂，但是少數民族幹部被捕辦了六十七人，占全縣少數民族幹部總數的百分之五十三。澤庫縣團委書記楊旦，對抓人時嚴重地捆綁吊打看不慣，說了句：“捕辦是法律，亂打亂捕不好。”被說成同情反革命，逮捕入獄，死在勞改隊。這個縣當時有愛國的民族、宗教上層人士五十五名（其中，“千戶”三名、“百戶”十四名、活佛三十三人），多數沒有參加叛亂，但在平叛中全部被逮捕。和日部落的“千戶”哇加，是副州長，解放後一直靠攏政府。甘南叛亂後，他聽到消息，就積極動員本部落的人向政府交槍，說服群衆不要參加叛亂。叛亂平息後，他到省上參加了人民代表大會，獎了一面錦旗，但回到州上就被捕了。海南州政協委員普魯哇，在平叛中多次冒著生命危險，爲我平叛部隊偵察敵情，爭取群衆，多次立功受獎，但是平叛一結束就被逮捕法辦。這個州的民族、宗教上層代表人物中，原來安置在省、州、縣、區擔任科以上職務的一百四十三人，平叛中捕辦了一百一十九人，占總數的百分之八十三點二二。
四、平叛期間，只要被看作“叛匪”，物資即被全部沒收。據調查，貴南縣僅一九五八年四個月時間，沒收的現金、存款、銀元、羊毛、皮張、糧食、麵粉、民族裝飾品等共折價達四十八萬元。這還只是沒收財物中有帳可查的部分。大宗的財物、成群的牲畜，沒收後，無帳可查。到底沒收了些什麽，弄不清楚。負責沒收的，有商業科、財政科、統戰部、辦公室、公安局、宣傳部、畜産公司、稅務所、供銷社、民兵連、步騎大隊、糧站、農場、外貿公司、勞改隊、集訓隊、獸醫站、運輸隊、銀行、鄉政府……，不論任何單位、任何人、在任何地方，都可以沒收他人的財物，而沒收來的東西，管理又很混亂，問題不少。
對上述問題，青海省于一九六二年曾根據西北民族工作會議精神作過一些解决，但是由于“左”的思想的影響，此項工作沒有作完，遺留問題很多。藏、漢民族關係一直比較緊張。（“最近，青海省委書記扎喜旺徐[藏]在黃南調查時，連續走訪了五十多頂帳篷，沒有喝上一碗奶茶[這是藏族對來客起碼的禮貌]。”——此句定稿時被删去。李蔚注）。據反映，玉樹駐軍下鄉時連馬草馬料也買不上，藏民不給賣。小孩子哭鬧，大人嚇唬說：“漢人來了！漢人來了！”小孩就不敢哭了，把民族隔閡心理傳給了下一代。黃南宗教首領夏日倉，一九五八年因策劃叛亂被捕，但當地群衆說他沒有搞叛亂，要求徵聘複查他的問題。去年十二月此人死于監獄後，同仁、澤庫兩縣多數群衆在春節期間，不喝酒，不穿新衣，不放鞭炮，不走親戚，以示悼念。前不久，達賴的歸國參觀團，到夏日倉寺院參觀時，上千群衆自動圍上去，哭訴說：“我們的寺院拆掉了，活佛抓掉了，紅保（頭人）沒有了”，影響不好。據玉樹軍分區一位負責同志私下估計，由于民族關係緊張，牧業區重叛的可能性不能說完全沒有。
粉碎“四人幫”以來，隨著其他方面政策的落實，這個問題顯得愈來愈突出。玉樹被判刑的三千多人中，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現在要求複查。海南共和縣原文衛科副科長格洛，年老病重，刑滿釋放後，盼望在死前將沉冤得到昭雪。本人死後，家屬又指望在她死前爲丈夫伸冤。
在最近召開的青海省統戰工作會議上，來自牧業區各地的同志强烈要求徹底解决平叛中的遺留問題。大家說，甘肅省甘南地區叛亂問題，逐人作了調查，落實了政策；雲南沙甸事件作了平反；寧夏固源地區八次叛亂問題也解决了，我們有什麽理由要把擴大化問題繼續拖下去呢？大家建議省委：
一、把複查解决平叛擴大化問題作爲當前落實政策工作中的一件大事來抓。
二、將省委原來關于牧區叛亂問題給黨中央的報告，根據事實加以修訂，重新上報。
三、組成省、州、縣調查組，深入基層，瞭解情况，拿出具體的政策規定。
大家反映：在青海牧區這樣落後的地區，在落實政策、引導群衆團結一致向前看的原則下，由國家適當撥一筆款，作爲某種補償，在政治上是有利的。
本報駐青海記者李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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