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8年1月，西藏拉萨群众批斗大会，周仁山做检查
1981年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和2021年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党的历史问题的决议，对“文革”定性为十年内乱并作出了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的重大决策。父亲周仁山在“文革”中的一段离奇经历，记录了西藏文革中从上到下，从政府到个人的混乱局面，以及人性权力欲望的恶意膨胀和极端环境下的无奈与期望，表现了时间和事实对正义的最后坚守。
一．“文革”乱象
1966年6月以后，全国各地轰轰烈烈的“文革”运动逐渐进入高潮，由于西藏的特殊性其进展的速度远远落后于内地。8月19日拉萨五万群众集会，西藏文化大革命的序幕正式拉开。8月24日拉萨中学、西藏师范学校等学校的红卫兵开始走上街头“破四旧”，拉萨各居委会要求居民对所辖区的寺院、佛殿、佛塔等宗教建筑“破四旧”, 大昭寺等寺院被砸。8月27日群众沿街游斗所辖区的“牛鬼蛇神”，并在大昭寺的讲经场集中批斗。
原西藏工委和自治区的主要领导很快随着运动的进展离开了其各自的领导岗位。8月下旬，红卫兵翻墙闯进十世班禅在北京的住处，用卡车把他拉到中央民族学院关押，查抄了他的寓所并召开几千人的大会对他进行了多次的批斗。由于拉萨对众多民主人士的揪斗加剧，9月27日为了阿沛·阿旺晋美夫妇的安全，中央要求西藏军区派人护送他们进京。
10月大昭寺被设为“红卫兵破四旧成果展览办公室”，全拉萨在“破四旧”时收缴的佛像等珍贵佛教用具集中于此，经版、经书、唐卡等被当成燃料使用。不到一年前的1965年9月西藏自治区成立后，原中央人民政府驻西藏代表张经武完成使命回京，12月担任中共中央统战部副部长。1967年秋被打成“贺龙二月兵变”参与者，12月张经武被逮捕关压在北京卫戍区二师外馆斜街的交通干校里。在监狱中性格刚强的张经武在严刑审讯中受到严重的摧残，右肱骨被打断骨折，左肘骨节被打得脱臼。（他一只胳膊脱臼，另一只被打的骨折）后来他继续以绝食的方式抗争，经过一个多星期的绝食出现生理衰竭和休克现象，于1971年10月27日在北京卫戍区二师医院地下室水泥地上身亡,骨灰至今不知去向。
1966年11月，原西藏军区政委谭冠三因身体原因，调离西藏和长期工作的军队，到北京任全国最高人民法院第一副院长，主持日常工作。这时，拉萨的社会动乱已经进入高潮，11月11日-12月18日,区党委召开三级干部会议,期间区党委在文化宫广场召开了万人大会，张国华代表区党委作了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检查。12月22日造反派组织“拉萨革命造反总部”（造总）上千人举行成立大会，总部设在饶西达孜，原达赖喇嘛家族的官邸，后为西藏自治区政府第二招待所。
受上海“一月风暴”的影响，1967年1月11日西藏日报社的部分职工组成的造反团宣布夺了该报社的权，随后新华社西藏分社，广播电台，自治区各部、委、厅、局相继被造反派夺权。1月15日中央同意张国华留北京治病，并任命父亲周仁山为西藏自治区党委代理第一书记。2月5日“无产阶级大联合革命总指挥部”（大联指）成立，总部设在布达拉宫下的“雪”村和自治区党委院内原班禅喇嘛住所。
2月24日军区用武力包围了被造反派占领的西藏日报社。在此期间，造总组织内部成立一个 “专打土皇帝联络委员会”，将矛头直指张国华。
对报社实行军事接管后，3月2日西藏日报事件未经流血平息下来，“造总”负责人陶长松等被关押。4月1日中央文革下达指示为造反派平反，停止镇压造反派。5月11日中共中央决定成立西藏军事管制委员会，张国华为主任，任荣、陈明义为副主任,
同时张国华调四川省任党委第一书记，兼西藏军区司令员，而军管的实际负责人是军区副政委任荣。
1967年2月24日，中央文革小组给拉萨“造总”等组织电报，针对这些组织提出的一些问题作出两个回答。
第一个明确表示：“中央军委二月十二日给西藏军区的电报是代表毛主席和党中央意见的，中央文革小组完全拥护这个电报所说的。张国华同志是站在毛主席路线一边的，尽管他在工作上有缺点和错误，但基本上是个好同志，望军区党委同志向革命同志作些工作。”
也就说明确表示毛泽东要保护张国华。
军管会一开始支持“造总”，但是由于“造总”把矛头指向张国华，军队转而支持“大联指”。随着两派的对立不断激化和升级，出现了暴力冲突，使西藏军管后的形势越加复杂，武斗越加恶化。父亲和原西藏自治区党委书记，军区副政委王其梅相继在拉萨多次受到残酷批斗。王其梅在揪斗所谓“六十一”叛徒集团后，暴力批斗致使身心虚弱不得不回北京治病，1967年8月15日终因病情严重在北京含冤去世。8月23日至9月17日拉萨的两派群众组织在拉萨街头的武斗加剧，在很短的时间里，拉萨因武斗死亡约120人，双方各有伤亡。
时至67年10月,全国已相继有八、九个省、市、自治区成立了“革命委员会”（革委会），而西藏拉萨尚处于“大联指”和“造总”两大派群众组织势均力敌的局面。中央领导于1967年9月18日接见赴京开会的西藏党、政、军领导，发现两派组织一个最大的分歧点就是对待父亲的态度截然相反，一个坚决要“打”，主要理由是“周仁山是国民党特务，假党员”，一个坚决要“保”，是因为历史问题没有调查清楚，周是好的领导干部。这个问题成为当时两大派激烈争辩的主要焦点。
一同回到拉萨的新华社记者描述了当时的情况，父亲继续在支持他的一派和打倒他的一派之间无情的拉扯中艰难度日,每天批斗不断。由于一派的保护，另一派的攻击很难发生效用，他们就采取断然行动。结果是双方都动用武力人身抢夺周仁山，以致酿成武斗，危及到两派群众的生命安全。
西藏由于其特殊的原因，派性斗争有可能会演变成民族冲突，这在内地是不多见的。一天，“造总”一方突然间公开对外宣布周仁山已离开总部,不知去向。支左部队“大联指”派人四处寻找，但是都未能获知父亲的下落，数日后判断他可能已远离拉萨，逃躲他乡。
二．藏匿行踪
由于西藏拉萨的两派群众组织持续在父亲批斗和保护的问题上激烈争执，在军管支左部队都无法解决的情况下，“造总”秘密策划了一个大胆的方案，决定将父亲尽快转移至边远地区藏匿起来，躲避另一派组织的纠缠。经过几天的准备，1967年11月4日清晨五点，在一位方姓医生的帮助下，父亲悄悄的离开拉萨总医院，为了躲避人们的视线，几经辗转于中午十二点来到拉萨公路管理局汽车队，司机朱师傅开了一辆解放牌卡车，一行六人驶往朝格尔木方向。
父亲挤在驾驶室里，卡车离开拉萨，大家都松了一口气。
数天来的疲惫袭来，他感觉似乎可以睡一会儿。然而，长期的工作习惯以及在复杂斗争环境中的紧张，他不敢睡，不知是数月中不断地精神和身体折磨，还是突然意外地逃离险境，也使父亲不能入眠。众人连夜赶路，汽车颠簸地慢慢爬坡，直到第二天清晨。即便经过几个小时的山路，大家都知道可能还没有脱离危险，随时都有可能被人发现。这次历险不能声张，不能露面，不能和任何人联系... 汽车慢慢穿过那曲安多县，艰难地翻越5231米的唐古拉山，这个天然屏障此时似乎成了一道政治疆界，翻过了这座高山也许才能安全。汽车一天直行，夜闯整个唐古拉山脉，不确定的政治环境和高寒缺氧，五十五岁的父亲生命安危牵扯着车上每个人的心。
父亲在日记中记录：11月6日天亮时分，汽车一夜奔波后到达雁石坪。这里位于西藏自治区和青海省的交界处，是唐古拉山中的一座古镇，海拔4713米。大家在雁石坪吃饭休息，这里人烟稀少，没有文革的迹像，感觉轻松了许多。下午继续西行，在温泉站加满了油，又行驶大约200公里，地势平坦了许多。经过著名的可可西里天然草场，来到昆仑山不冻泉纳赤台，藏语的意思是“沼泽中的台地”。一行人在纳赤台住了下来，这也许是父亲几个月来第一次安静的入睡。纳赤台离格尔木不到100公里，由于一路紧张的奔波，大家疲惫不堪，第二天早晨都没有起床。父亲躺在床上一下子回想起30年前在内蒙古额济纳旗从事地下工作的经历。那时他两次由党组织派往该旗从事团结上层，宣传抗日，组织革命队伍的工作。由于国民党专员和特务机关的监视和追杀，在额旗塔王塔旺扎布的帮助下，两次化妆连夜出逃，
连奔数日才逃离险境。往事的回忆和这几天的逃离险境，父亲再一次感到生命的可贵，以及这次在不同历史背景下出逃的种种无奈。
11月8日上午，一行人终于到达格尔木。大家非常高兴。当天下午司机，朱师傅带大家到他的朋友蔡仪家休息。晚上找到一家小旅社，父亲在一楼六号的一个套间住下。这时方医生和其他两位同志顺利完成了护送任务，又要连夜返回拉萨。父亲和他们告别，感激之情难以言表。马上要到西宁了，是不是应和上级联系，决定下一步去向？大家商量的结果决定还是了解一下西宁方面的动向再行动。这样司机朱师傅,医生杨桂琴和父亲在小旅馆住了差不多十天，为了不让人注意，杨医生又联系了河东旅社。父亲和朱师傅在那里住了三天，等待下一步计划。20日晚，在一个名叫邵纪法的人家里凑合了一晚，第二天傍晚从邵家出发，三人连夜赶往诺木洪一个铁路道班住下。次日清晨沿着六号公路行程340多公里，来到青海海西地区都兰县。23日继续赶路一整天，晚上到达省会西宁市区。当晚父亲他们住在西宁大厦四层。第二天了解到的情况是，早在5月25日经中央同意，原甘肃省委、兰州市委的正副领导，统一由兰州军区管理，各群众组织若要批斗时，必须同支左办公室联系协商安排，并通告要求各群众组织立即停止武斗。11月5日中央正式批准成立甘肃省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由兰州军区政委冼恒汉任主任，同时主持甘肃，青海，宁夏，陕西四省的支左工作。根据这一情况，父亲决定还是前往兰州。25日一早他们驱车前往兰州，当晚在兰州市中山旅舍住宿，为了安全第二天再转移至司机朱师傅事先联系好的王玉德家。
自11月4日离开拉萨，二十余天的奔波，父亲一直都在想一个问题，何时同中央和西藏的领导人联系？然而，兰州似乎是个跟拉萨和西宁完全不同的世界，父亲在这里没有熟人，也没有人追踪纠缠，满街的大字报，批斗会和高音喇叭的喧闹声再激烈也和他没有关系。
在王玉德家安定下来，父亲决定尽快给张国华发电报，汇报情况。电报发出后，父亲和朱师傅，杨医生三人心里踏实了许多，开始在兰州市内找合适的地方住下来等待消息。他们先在平潭路7号住了几天，在下关营李德沅家和王玉清家住了半个月，同时联系兰州军区领导。为了安全在工农兵饭店住了两天后又搬到程培德家住了十余日。父亲好像习惯了这种不安定中的安定，艰难而焦急的等待上面的答复。终于在12月30日得到兰州军区的答复，父亲被接到军区第二招待所。这时正是1968年的新年元旦，父亲一个人在兰州度过新年。司机朱师傅返回拉萨后再没有消息，杨医生后来内调北京宽街中医研究院，继续从事她救死扶伤的工作。
而在西藏拉萨，就在各方四处找寻下落不明的周仁山之时,西藏军区突然接到张国华经从成都军区发来的一份电报,这份电报是主发中央,同时抄送西藏军区的。记者看到，电报以简短的文字告之，成都军区接到兰州军区来电，周仁山已在兰州找到, 准备派人护送到成都军区。事实上，1月11日，兰州军区派出吴，蔡两名干部和两名战士,全副武装,乘火车将父亲安全护送到了成都。到达成都后，父亲急切提出希望尽快面见张国华，联系后张没有回复。1月13日张国华指示成都军区一名干部和一名战士，乘飞机将父亲“护送”回拉萨。事后，记者有幸与从成都“护送”周仁山回拉萨的成都军区的干部、战士一同游布达拉宫，谈起这次特殊的任务，这位干部说: “从兰州军区送周仁山到成都，然后由成都送至拉萨，领导上一再强调要做好保密工作，生怕在路途中发生意外。我们虽然身带武器，但不外露，名义上还只是保护送达。对周仁山青海兰州之行，虽也认为有些不妥，但总还认为是身不由己，混乱局势生命难保，不得已而为之。”
1968年2月中旬，中央决定西藏两大派群众组织，以及党、政领导干部和军区派出代表赴北京学习，趁机汇报并解决西藏问题。因为连续几日天气不佳，专机多次推迟起飞，迟至2月21日，天气稍有好转, 记者才随同西藏派出的赴京代表,
于凌晨准备登机离开拉萨。这次赴北京的代表，“造总”和“大联指”两大派组织和倾向于两大派观点的领导干部的人数和名单,都是经过西藏军区副政委任荣等人反复研究,并又同两大派负责人磋商之后才确定下来的，基本上处于对等状态，任荣也一同随机前住。
起飞那天，天空布满薄薄的白云，空旷的机场上凉风飕飕，众人的遮绒帽放下护耳，下端的小绳被风吹得四处乱晃，鼻尖冻得发麻。临上飞机时，任荣的秘书程某奉命站在弦梯的右边，手拿花名册，逐一清点、辨认登机的人员。他要求记者帮帮忙，站在弦梯的左边，维持一下秩序，以免发生漏点、错查而登上飞机的人员。程秘书办事看起来十分认真，如发现有人拥挤着上飞机，就立即把他们拉开，保持一定的距离，嘴里不停地招呼:“慢一点，不要乱!” 登机的人员一一被点名、清查之后，登上了飞机, 没有发现一个不到的和一个多余的人员，也没有出现任何差错，登上飞机的都是事先确定应到的人员。不一会，弦梯收起，飞机起飞了。
记者登上飞机之后，与任荣副政委、程秘书等同坐在飞机前部的头等舱里。飞机升空, 穿行在弥漫的白云之中，由于强大气流的冲击，一会儿向上抛,一会儿又向下落。任荣谈起这次北京之行,
语气平和地对记者说: “这次派代表去北京，造总坚持提出非要周仁山去不可,
周仁山本人也有这个要求。但我们考虑他如去了北京, 两派代表又怎能坐在一起学习,
肯定会引出不少麻烦来! 所以, 我们认为，他还是不去为好!” 由于周仁山一直处于两派群众组织激烈争夺的关键，一打一保，矛盾异常尖锐，目前不去北京参加学习、汇报，应该是有一定道理的。对此有的记者表示同意，一些记者没有说话，私下认为夺权不是撤职，矛盾的关键不在场只会进一步激化矛盾。
谁料就在谈起这件事后不到十分钟, 程秘书突然神情紧张地从后舱走过来，向任荣报告: “政委，真没有想到, 周仁山冒名顶替某某, 蒙混过关登上了飞机!”任荣一听到这一消息，啊的一声半天合不拢嘴。记者也很诧异:“上飞机时不是一个一个点名、清查了,
这怎么可能呢?”“这是真的，我刚听说也不相信，特地到后舱，见到了周仁山才来报告的!”“耳听为虚，眼见为实” ，记者仍不大相信这一情况会发生，便立即起身，前住代表们乘坐的后舱查看，果真是如此!这时的父亲已经脱下皮大衣，摘下遮绒帽和大口罩, 由于一年多以来多次大小批斗会，记者一眼便能认出。此时父亲正笑容满面地与邻座四周的群众代表交谈。他见记者走过来，连忙欠身握手,
从容地微笑点头。记者返回前舱，告之任荣:“ 周仁山真的上了飞机，是冒名顶替另一个干部的名额。”任气愤地说道:“ 这个周仁山前次潜逃到青海, 这次又化妆冒名顶替去北京, 真是太不遵守纪律了！”飞机在空中, 又不能像汽车一般随时可以停下，任荣只好无可奈何地说:“现在没有别的什么办法了,只有到达成都以后再说。”
飞机降落成都机场之后, 在候机室里，任荣让秘书将父亲请来，当面说道:“ 周仁山，你这次冒名顶替,是犯了一个极大的错误, 怎么能再一再二地这么做, 把自己紧紧地与一派夥在一起! ....”. 父亲不等任荣说完, 抢先争辩:“ 这有多大的错误, 到北京去学习、汇报情况，我应该有这个权利!
我担心的是有人从中作梗, 歪曲汇报我的情况，所以想能有机会直接向中央呈述!”
“你的要求，我们可以向中央反映，由中央作出决定, 在未经请示中央同意之前，你怎么能采取这种做法。你好好想一想，是不是太出格了。你现在正在接受组织的审查,
群众的揭发、批判, 怎么能妄自行动, 乔装打扮去北京呢?” 父亲严厉争辩道：“我觉得对我的揭发、批判,有许多是不实之词，你们对待我的态度也很不公平, 提出的我的历史问题都是没有根据的！我有许多意见，在拉萨无处诉说，正想能有机会到北京去申诉...”。任荣打断他的话说:“不要再说了，我就在机场向北京请示，如果中央不同意你去北京,你就留下，改乘飞机回拉萨!”在机场， 任经由军用电话线路要通了中央办公厅,对方经请示周总理后回答:“既然事已如此，就让周仁山随机到北京来参加学习。”
听到如此决定，任荣挥挥手，无奈地对秘书说:“你去告诉周仁山，中央同意他去北京!”
父亲十分高兴，支持他的一派群众代表在候机室欣然相对任荣。而另一派的代表听到这个决定后，提出了强烈抗议，对周仁山去北京参加学习的行动“保留不同的看法”，认为这是“周仁山犯下的新罪行”,今后要联系他所有的“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三反”言行，一起彻底清算。
确实，这次化妆登机是事先周密策划安排的。支持周的群众组织分析了参加学习班的名单后，特意安排了一个身材和容貌和周仁山相似的同志进入赴京名单，以便父亲以他的名字登机。 周穿了一件皮大衣,放下遮绒帽的护耳,戴着大口罩排队等候。由于名单顺序是固定的，而人员排队是随意的，在接近程秘书点名的时候，乘乱匆匆登上了飞机。当然，除了群众组织的精心计划和父亲具有的丰富地下斗争经验和机智，是否还有同情的人员或是记者在暗处相助，这也许永远都是个秘密了。其实，父亲能否去北京参加学习，汇报，他自己早有思想准备。首先，去年9月第一次在北京学习汇报，周仁山是以自治区党政主要领导的身份参加的，解决两派的矛盾，周是重点。其次，周能不能去，当时中央没有明确表态，而只是个别领导自己的想法。
结束语
事情果不出所料，父亲到达北京西藏学习班后，仍然是两大派争辩的焦点。一派要召开大会揭发、批判他，而另一派又提出抗议，要求予以保护，乱得学习班的领导无法驾驭，只好向中央请示。中央指示，暂时将周仁山隔离审查，接受群众背靠背的揭发、批判。两派白热化相争的局面暂时平息下来,但分歧的意见仍然存在，双方继续在大字报上展开激烈的“派战”。
1968年8月28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作出《关于成立西藏自治区革命委员会的批示》，同意“由曾雍雅同志任西藏自治区革命委员会主任，任荣，陈明义等十三位同志任副主任”，并指示“要持续深入地开展革命的大批判，把中国赫鲁晓夫及其在西藏的代理人周仁山，王其梅之流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批倒批臭。”这时王其梅已经病故一年。
1968年9月5日，西藏与新疆自治区在全国各省、市、自治区全部成立革委会的最后同时成立革委会,
9月7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联合发表题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全面胜利万岁!》的社论中,将周仁山，王其梅点名为“中国赫鲁晓夫”在“西藏的代理人”而被打倒。
父亲到北京后没有返回西藏，先是在北京交代问题，被两派批斗。大约是在1969年5、6月，父亲被关进监狱。9月，父亲被关押在北京东城区安定门外外馆斜街3号，原交通干校的一座三层办公楼里。文革期间，这里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北京卫戍区二师临时借用的一个监护点。父亲在里面关押了7年多，刚放出来的时候，表情呆滞，没有食欲，没有言语。半年以后才简单讲起被关押的情况。父亲回忆说：“开始的时候，为了强迫交待问题，日夜开着大灯不让睡觉，门上的小窗口总是有人看守，时不时催你交待。开始没有放风，后来短时间的放风也看不到其他人，但是可以感觉到有不少其他人也被关押在里面。在里面不能有裤带，鞋带，看书的记录只能用火柴烧过的碳头写几个字。”
许多年以后，我们才知道父亲被关押的地方跟我们临时的家，和平里的“黑帮楼”只有两、三里路远，那里面同时关押着习仲勋，张经武，武光等老同志。
然而，历史发展到1976年,“四人帮”垮台。1975年7月，父亲被北京卫戍区解除监护，又经过长达三年的申辩和抗争，于1978年5月24日，中央任命周仁山为新疆自治区党委书记，很快走马上任，随后不久，没有恢复党籍的父亲被中央正式任命为新疆自治区党委常务书记和第二书记。直到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 1979年1月17日，时任西藏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的任荣终于同意恢复父亲的中共党籍，区党委对在文革中对父亲的一切不实之词全部予以推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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