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1年2月27日，范明被任命为西北军政委员会驻班禅行辕代表。同年3月，范明（左）到职时与班禅（中）合影分治还是统一
既然西北局和西南局的“调查研究”结论相反，那么中央是什么观点呢？从范明将军的回忆录来看，中央对西藏的实际情况也不甚了了，对两方说法都只能将信将疑，于是在西藏问题上采取了十分谨慎的态度。昌都战役大败藏军后，中央和达赖喇嘛与噶厦政府代表展开谈判，达成十七条协议。班禅喇嘛班子计晋美等也涉及了谈判，他们的任务是“协助中央人民政府谈判”。
十七条协议之后的几年里，我们可以看到中央对西藏政策的微妙演变。这种演变，在公开发表的文件里是不会披露的，在范明将军的回忆录里却可以清晰看出。
1950年昌都战役后阿沛和18军先遣部队18军副政委王其梅范明将军回忆录里提到，1951年5月，就在达成十七条协议的第二天下午，毛泽东把王其梅在谈判前为西藏工委向中央写的有关前后藏分治并附有地图的报告，误以为是范明在协议达成后写的，非常生气，“怒冲冲把这份报告向桌子上一摔说，怎么到了这个时候（指协定业已签订），这个范明还要把西藏按旧地图所划分的前藏和后藏两个省分治？。”并且说，如果不改变这个思想，就不叫范明去西藏工作了。
这件小事透露出几个信息：一是，中央和西藏工委在十七条协议达成以前，是有将前后藏“分治”的准备的。道理很简单，如果不能顺利将拉萨收归，就让班禅喇嘛治理后藏来削弱西藏政府和达赖喇嘛的实力。显然连毛泽东都知道是范明将军力主利用班禅喇嘛来分治西藏的方略，所以有“这个范明还要分治”的说法。二是，一旦协议达成，到了“这个时候”，中央就抛弃了“分治”的计划，前后藏要“统一”了。
这也反过来证明，中央知道达赖喇嘛在西藏的地位高于班禅喇嘛，如果能够用达赖喇嘛来治理统一的西藏，就不必勉为其难地抬高班禅喇嘛来分而治之了。
于是，在以后几年里，中央对达赖喇嘛与班禅喇嘛，定下了“达赖第一，班禅第二，达赖为主，班禅为副”的方针。入藏以后，原西南局的张经武、张国华以及平措旺杰等人，做达赖喇嘛及噶厦的工作为主，护送班禅喇嘛入藏的范明将军等原西北局的人，则力争班禅喇嘛的地位。
然而，关于统一与分治，中共内部的争论还远不只是如此。被范明将军在回忆录里称为“达赖在党内的代言人”的平措旺杰，前几年在美国出版了一部英语自传，后来又陆续发表过对那些年的回忆文章。平措旺杰在自传中回忆道，1954年达赖喇嘛和班禅喇嘛访问北京期间，毛泽东曾经亲自到达赖喇嘛住地拜访。有一次拜访时，毛泽东特地问到，西藏是否有自己的国旗（National Flag）。毛泽东说，以后应该让中国的自治区都能够打出自己的国旗，西藏打出西藏的国旗，内蒙打出内蒙的国旗。
在纪念藏族老共产党人扎西旺徐的文章中，平措旺杰回忆到，陈毅元帅“在一次党内的高干座谈会上讲话时说： 应该向中央建议，将拉萨作为首府，以西藏自治区为主，并把被分割在邻省的川、康、滇、甘、青的所有东部藏区，建立一个统一的藏族自治区，这既照顾了藏人的普遍心愿，对藏族发展有利，又对汉、藏的亲密团结、国家的统一和巩固都有极大好处。陈毅元帅边说还边指着的中国大地图……这是令人难忘的极其重要的一席谈 话。当时在场的除中央来的和西藏的汉族领导同志外，藏族的有天宝、扎喜、杨东生和我。”
这是后来西藏问题中，“大西藏自治区”的最早出处。平措旺杰回忆，“根据陈毅元帅的上述有关统一藏族自治区的讲话精神 ，中央有关部门成立了以天宝同志牵头的西藏及青、甘、川、滇五省区协调工作组，并由四川省委统战部的张成武同志担任秘书长。但后来，由于国家整个政治气候的“左倾”并且愈来愈严重，这件五省区协调的事也就不了了之了。”
“分治”来自于从晚清开始就一脉相承的“分而治之”的方略。从“分治”到统一的转变，以十七条的签订为标志。签订了十七条，中央有了达赖喇嘛方面的合作，就没有必要采用“分治”的策略了，甚至可以考虑把所有藏人生活的藏地，包括川青甘滇的藏区都统一到西藏自治区。但是，“统一”的思路到1956年底结束了，1956年以后就再也没有了这种理想主义色彩。
1956年还发生了什么呢？
1956年的转变
范明回忆，早在1955年冬，毛泽东就给西藏工委指示，“叫西藏准备进行民主改革，并着重指出，必须在打的基础上进行准备，贵族反抗，准备打掉一部分，跑掉一部分，噶伦堡、香港多几个骂我们的人，没有什么了不起。”张国华在北京用绝密电话把这一指示传达给当时在西藏主持工委工作的范明。
范明对在西藏搞民主改革的积极性特别高，一个重要原因是，达赖喇嘛、噶厦政府和拉萨的贵族对民主改革疑虑重重。当时在西藏的共产党干部中，和他们关系最紧张的就是这位范明将军。而班禅喇嘛的班子，以计晋美等人为首，一再表示拥护民主改革，敦促展开民主改革。这些人，被范明视为自己人。
1956年前，汉地农村的合作化运动已经全面铺开，这也包括西藏周边四省藏区，激起了这些地方藏人的不满和反抗。但是，毛泽东对于农业合作化仍然持高度评价。1955年七月，毛泽东在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会议上作了《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批判有些地方搞合作化“像小脚女人走路”的倾向。
1956年年初，中共西藏地区代表大会通过了张国华副书记做的工作总结和1956年工作任务。这个报告是范明起草的，最中心的是提出了在西藏进行民主改革的准备工作。为此，向中央提出给西藏调1200名干部。
此时，社会上形势如何呢？范明回忆说，“1956年3月，金沙江以东的藏族地区进行了民主改革的风声传到拉萨，拉萨社会秩序混乱，局势紧张。… 工委决定一方面加强防范，组织机关自卫；一方面积极开展统战工作…”。
在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成立后，随即作出了西藏要走社会主义道路，要进行民主改革宣传的决定。1956年的上半年，中央显然信任范明在西藏准备民主改革的积极性。筹委会大会后，陈毅和张国华向范明传达了任命其为西藏军区政委、将谭冠三调回北京另行安排的意见。5月间，陈毅和张经武、张国华等离西藏回北京，中央指示由范明主持西藏工作，进行民主改革准备工作。为此，中央给西藏调进了两千多名干部并增设了若干适应的机构。也就是说，这个时候中央是打算让范明在西藏主持工作，放开手脚准备民主改革的。
接下来，就在这长长的一节文字中，范明将军有这样一句话，不仔细的读者很可能会遗漏掉：“在准备工作中，发生了些急躁冒进和浪费现象。我是有不可推卸地领导责任的。”到底发生了什么呢。将军惜墨如金，什么也没有说。
可是，紧接着范明将军解释：“但民主改革准备工作则是依据中央一再指示进行的，决不是我个人提出的（1958年西藏在整风运动中说是我个人搞的大发展）。”1956年12月，张国华调回拉萨，召开工委扩大会议，传达中央关于六年不改和西藏改革准备工作要适当收缩的指示。
这个转变给积极性高涨的范明将军泼了冷水，西藏的共产党干部显然还是对这一转变的底细摸不着边，于是工委扩大会议一致通过了“适当收缩，巩固提高，稳步前进”方针的决议。这样的用词，有很大的解释空间。可是，1957年3月，中央通知西藏工委大部分书记和委员到北京参加西藏工作会议。“在会上，由中央某负责同志做出了‘大下马’的决定，不但把所有改革准备工作一律砍掉，而且也把解放军和平挺进西藏六年来按中央的指示行之有效的其他工作也几乎完全砍掉。”
这里出现了范明将军回忆录里非常奇怪的一个特例。范明将军的这本回忆录有一个特点，就是说话不掩饰，直呼其名。可是这里神秘地出现了一个不指明的“中央某负责同志”。范明只有在显然是负面的然而又有所顾忌的情况下，才隐其名而使用“中央某负责同志”的提法。这位同志是谁呢？我们只能指望范明将军以后披露了。
不管这位负责同志是谁，他显然处于更高的决策层次。范明将军却在会上表示异议：“我说对六年不改地方针完全拥护，但收缩要适当，条件不成熟的不能做的事情应当收缩，能做的事情则不应当完全砍掉，中央某负责同志对我的发言不但根本不理，并且最后说，就这样决定了，没有讨论的余地。事后我感到中央某负责同志所做的‘大下马’的决定是不符合毛主席指示精神的，是会使西藏工作受到很大损失的。所以我冒着挨整的危险，经过了反复的考虑，最后还是勇敢地给毛主席写了一封信”。
这封告御状的信，显然没有告在点子上。范明将军的回忆录里，对1956年底到1957年中央对藏政策这次惊心动魄的转变，只有他自己的经历，不知为什么却只字没有提到这一转变的大背景。
他肯定不会不知道，1956年还发生了一件重要的事情，那就是，那年是佛祖释迦摩尼诞生2500周年，全世界的佛教高僧要在印度庆祝佛诞。达赖喇嘛和班禅喇嘛得以获准访问印度。而正是达赖喇嘛的印度之行，促使中央作出了这次大收缩、大下马的转变。
1956年，达赖喇嘛和班禅喇嘛访问印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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