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2月8日星期一

五十年前的西藏之争 (III)

1956年,达赖喇嘛和班禅喇嘛欢迎陈毅到拉萨


达赖喇嘛的印度之行
达赖喇嘛接到访问印度庆祝佛诞的邀请,带着邀请信去见工委,见的正是范明将军。达赖喇嘛后来在其自传《流亡中的自由》中说:“对我们藏人来说,印度是“阿雅菩弥”,神圣之地。我一直渴望去那里朝圣,那是我最想访问的地方。…当然,有可能中国人不让我去,但是我得试试。于是,我带着邀请信去见范明将军。”“ 不幸的是,范明是当地中国人中最不好打交道的人。”范明将军不同意让达赖喇嘛访问印度,达赖喇嘛想去也去不成,尽管从职位来说,达赖喇嘛这个人大副委员长比范明将军要高得多。后来,在印度政府的干预下,中央决定放达赖喇嘛和班禅喇嘛出访,由张经武来拉萨宣布。

班禅喇嘛生前秘书降边嘉措2008年发表的新书《毛泽东与达赖班禅》一书披露,其实毛泽东在1955年就明确指示,让达赖喇嘛去印度庆祝佛诞。直到1956年4月成立西藏自治区筹委会,毛泽东还是十分信任达赖喇嘛的。可是在1956年11月的八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的讲话就表现出对达赖喇嘛不再信任了。

降边嘉措在书中披露,西南、西北两支部队到拉萨不久,就有两个不同的情报系统。两个情报部门都按各自的系统向上级部门直到中央汇报。范明是西藏工委之“情报工委”的书记,同时担任统战部长,西藏的上层贵族,全部在他的掌握之中。李觉则是军区情报工委的书记。“范明不无自豪地说,主席很相信我,主席在八届二中全会上的讲话,就是根据我反映的情况。”“而李觉则坚持认为:范明所反映的情报是不准确的,虚假的,有些是他自己编造的。有些则是他花钱买的。李觉说:范明还擅自派一名国民党投诚的特工人员到噶伦堡,搜集达赖集团与美蒋特务和流亡印度的西藏分裂主义分子之间联系的情报。这件事被印度政府发现,直接向国务院总理兼外交部长周恩来提出交涉,成为新中国成立后中印两国之间第一起外交纠纷。”

达赖喇嘛在《流亡中的自由》中讲到,在印度,他向印度总理尼赫鲁提出,他有意留在印度寻求政治避难,其原因是,在西藏周边四省藏区展开的民主改革,已经使得藏地的局面非常糟糕。“他们远没有让人民自行安居乐业,正相反,他们开始单方面地推行各种“改革”。房子,田地和牛都要缴纳新的税额,这还不算,寺庙的财产也要课税,这真是伤害之上再加侮辱。大庄园被没收,土地被当地中国干部根据他们自己的政治意识重新分配。地主因他们“反对人民的罪行”而被公开斗争和惩罚;更加令我感到恐怖的是,有些甚至被处死。”“ 同样令人不安的消息是,寺庙遭到粗暴的干预,地方民众被灌输反宗教思想。僧人和尼姑受到严重骚扰,遭受公开羞辱。…由于中国人的压迫而产生的难民开始到达拉萨,同时带来了充满残酷和惨无人道的可怕故事。”达赖喇嘛向毛泽东写信,要求制止这种做法,却得不到回音。他觉得,他留在拉萨已经没有能力改变这种局面。

但是,这一想法遭到尼赫鲁的坚决反对。尼赫鲁正在寻求和中国政府的良好关系,不希望这一事变的干扰,但是他面对达赖喇嘛诉说的藏人悲惨境遇,不能无动于衷,于是他提出,他会向来访的周恩来总理提出这个问题,并安排周恩来和达赖喇嘛面谈,让达赖喇嘛当面向周恩来提出。


1956年,周恩来访问印度


在尼赫鲁的协助下,周恩来和贺龙元帅,在出访列国和归国途中,都紧急安排会见达赖喇嘛。周恩来告诉达赖喇嘛:“如果万一发生了叛乱.我们是一定不能允许的。为了保卫人民的利益.,人民解放军一定会将叛乱平定下去。”达赖喇嘛说:“我再次告诉他,我对中国人在西藏所作所为的担心,他们把我们不愿意的改革强加给我们,尽管他们信誓旦旦地一再保证不会这样做。他又一次用和蔼可亲的态度回答我,说毛主席已经宣布,至少在以后的六年里,不会在西藏展开任何改革。如果六年后我们仍然不愿改革,那么改革必要时可以延后五十年,中国在那里只是要帮助我们。”

这就是中央将西藏的民主改革准备工作大下马的来源。其根本原因是,周恩来和毛泽东都看到了,如果西藏的紧张局势再得不到缓解,藏人对解放军的敌视和怨恨再得不到平息,达赖喇嘛的抗议再得不到回应,中央就将失去达赖喇嘛这几年忍辱负重的合作。一旦达赖喇嘛公开他的抗议,中国在国际上,在今后的历史中,就无法继续扮演“和平解放”的仁义之师,就变成了不折不扣的入侵,解放军在西藏就是典型的外国占领军。

所以,当这“六年不改”的大收缩方针传达到西藏工作会议上时,“某中央负责同志”会对积极性高过头的范明将军不客气地说,就这样决定了,没有讨论的余地。大概范明将军是个相当自信的人,他却认为还有讨论的余地。于是就有了向毛主席写信,反对“某中央负责同志”的举动。

范明将军的这封信,周围的人都劝他不要送出去,他却固执地要送。后来,一时似乎效果还不错,中央让他代中央起草《关于西藏工作的决定》,1957年5月14日政治局开会通过了这个决定。“中央某负责同志”还邀请他到家里谈话,他“再一次要求多保留几个据点,多保留一些间接改革准备工作,并说明西藏的根本矛盾是阶级矛盾”。

两个月后,西藏工委却接到中央关于停止一切改革准备的电报。这是一个大转弯,而且没有说明理由。他们从电报代号里确定,这电报是“中央某负责同志”改过的。这时,范明仍然认为自己是正确的,又向“中央某负责同志”写信争辩。“中央某负责同志”看了非常生气,说“范明又闹起来了”,“这还了得” 。

周恩来在访问印度期间,和尼赫鲁谈几次话,为中国争取到了印度这个不结盟大国在国际上的合作。回国后他需要做的是说服毛泽东,“六年不改”,“只有藏人自己愿意改的时候才搞改革”,来安抚达赖喇嘛,以践行他对达赖喇嘛、对尼赫鲁作下的承诺。想不到范明将军如此固执,如此自以为正确,如此不顾全大局。他能摆平了尼赫鲁,就摆不平范明将军吗?

没有结论的结论
1958年范明被定为“右派”。这显然是一个错案,因为当年西藏的汉藏人士普遍认为,范明将军是一个“最左的人”。1962年9月,范明将军入狱。1980年,中央组织部对范明问题进行复查,范明将军得到了“半平反”,仍然保留“严重政治错误”的结论。

如今回头看,当年入藏的解放军高级将领中,范明将军的命运是相当好的。他最耿耿于怀的对头,来自西南局的张经武将军,在文革中入狱,1971年死于狱中。而范明将军和汪锋一起动手将之送进监狱的平措旺杰,却在秦城监狱的单独监禁中熬过了18年,至今仍健在。范明将军的回忆录里,没有提到这一些。

达赖喇嘛出走后,班禅喇嘛替代达赖喇嘛担任了西藏自治区筹委会主任、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后来因给中央上书反映藏地民主改革中的“问题”而被长期监禁。文革后出狱,1988年5月正式平反。1989年春天突然去世后,在转世灵童的甄选问题上,中央和达赖喇嘛的合作失败,经达赖喇嘛承认的扎什伦布寺选定的灵童人间消失,中央另行选定灵童,被境外藏人称为“汉班禅”。这个事变留下了又一轮“西藏内部之争”,外人似乎又看到了可资利用的机会。

达赖喇嘛出走后,带领流亡藏人,半个世纪来,形成了人类历史上最为组织良好的政治难民社会,获得了所在国和全世界人民的尊重。藏文化从此走向了世界。1989年,达赖喇嘛荣获诺贝尔和平奖。

如今回顾五十年前的“西藏之争”,令人不禁有“早知如此,何必当初”的感慨。事实上,中央在入藏前后,深知自己对西藏问题知之不多,最要紧的是争取达赖喇嘛的合作。1955年和1956年间的举棋不定,正反映了这一点。当中央比较自信的时候,“统一的西藏自治区”的前景就浮现了出来,而当中央缺乏自信的时候,“分而治之”的方案就占了上风。

可见,所谓“大西藏自治区”的设想,并不是达赖喇嘛和西藏流亡政府的发明,那是从毛泽东、陈毅这老一辈革命家开始就曾经有过的想法。地域上连接在一起、文化上高度一致、拥有共同历史的藏民族,是否应该在行政上组成统一的西藏自治区,对于中央来说,这个问题原就不是一个单纯的理论问题。从签订十七条协议,到1954年达赖喇嘛访问北京,是“大西藏自治区”概念浮上水面的时期,可惜1956年以后,形势急转直下,从此汉藏关系走入了又一个困难时期。“分而治之”有利于分化对方,有利于中央的控制,自然是紧抓不放的政策了。

如今回头看,1956年以后的事变,几乎是一种宿命。汉地的土改和合作化运动,正在走向高潮。毛泽东和他的革命家们,指望这一社会改革运动,彻底改变中国。这是斯大林灾难性的农业合作化运动在上世纪下半叶的再版,其结果是同样灾难性的。1956年的毛泽东,不可能放弃,甚至不可能延缓他的农业合作化。而这一运动波及到藏地,就是灾难更为深重的“民主改革”。西藏工委在1956年开始大力宣传,并且议定土改方案,并非自作主张。只是由于国内外出现的一系列事件,这一计划被推迟。也就是说,周恩来在印度向达赖喇嘛承诺“六年不改”,不是“改”的条件不成熟,而是“打”的条件不成熟。内地农村的苦难已成定局,藏地藏民的灾难也无可逃避。

汉地的人们,20年后已经明白,农村的合作化和人民公社,是一场彻头彻尾的灾难,彻头彻尾的失败。此后30年的改革开放,不过是针对前面20年的纠错纠偏。而被绑在这列灾难战车上的藏地藏民,却还没有这么幸运。

可是,藏地藏人的命运,并没有到此为止。达赖喇嘛在《流亡中的自由》一书中说,我的流亡,已经把藏人以一种前所未有的方式团结了起来。 在藏文明的历史上,藏民族的精英,终于有了强烈、鲜明而一致的民族自我意识。从此以后,藏地藏人是统一还是分治,不能全凭外人说了算了。

在藏地民主改革和后来“平叛”中,无数藏人又遭遇到了什么呢?这些,范明将军的回忆录里,一个字也没有提。

在平措旺杰怀念扎西旺徐的文章里,扎西旺徐这位老红军、到过延安的老资格藏族共产党人,曾经这样说过:“在类似错误方针的影响下,造成了一些藏区‘无人村’、‘寡妇村’、甚至所谓‘要留下一点种子吧 ’、玉树等地的许多小男孩披上羊皮不得已混在羊群中免遭杀害等等骇人听闻的冤假错案,留下了难于医治的严重社会创 伤。此外,还令青海藏人痛心的是,个别‘极左 ’的领导,居然别有用心地从内蒙调来了蒙族骑兵,进行所谓平叛,造成蒙、藏之间以及藏、汉之间的仇恨。班禅大师在其著名的世人知晓的‘七万言’书中所说的各种乱斗、乱抓、乱关、乱杀的现象,十分普遍。整个藏区数以千计的僧俗知名人士几乎都被送进牢中,有的判十年、二十年以上。”

扎西旺徐多次痛心地为冤民诉苦诉难:“ 从玉树、从果洛押送的那么多的军车上,无数男女老幼藏族群众被捆绑起来,一卡车一卡车地运到西宁,在监狱门口卸车时,很多囚徒已经昏迷不堪,站立不起来, 个别已经死在路途中了。”

愿藏人的这些遭遇,也有人回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