达赖喇嘛的出走：“让路”？“劫持”？

1959年3月10日，拉萨民众在罗布林卡宫门前，阻挡达赖喇嘛去军区司令部观看演出。这一事件史称“拉萨事件”。7天后，达赖喇嘛离开罗布林卡出走。在他出走不到48小时之后，“拉萨战役”爆发。


达赖喇嘛的出走：“让路”？“劫持”？

李江琳

1959年3月17日午夜，达赖喇嘛一行渡过拉萨河，立刻骑马前往山南。18日傍晚，经过18小时跋涉，他们终于到达在山南的第一个宿营地。那时候达赖喇嘛一行并没有想到，他们正在书写一个现代传奇。他们越过拉萨河南岸的山岭后，仅仅过了48小时，渡河地点就开始了枪战。整整一周，全世界都在寻找那个风暴中心的年轻人，但是没有人知道他在哪里。他像一颗被狂风吹起的蒲公英种子，消失得无影无踪。当他再次出现时，人人都为他的安然无恙惊奇万分，认为这是一个奇迹。各方都必须为这个“奇迹”做出某种解释，于是经过各种有意无意的渲染和加工，达赖喇嘛出走事件很快就变成了传说。

有关这个传说，中国流传着两个主要版本。一个版本是“让路说”：毛泽东宽大为怀，给达赖喇嘛让了一条路，任他借道山南逃亡印度，否则他插翅难逃。这个版本已经演变成了“毛泽东义释达赖”的小说；另一个版本是“劫持说”：拉萨发生有预谋、有组织的反革命叛乱，叛乱分子选定3月10号这天动手，解放军忍耐了10天之后，奉命向妄图“分裂祖国”的反动分子还击，战役开始之前，“西藏反动上层”将达赖喇嘛劫持到印度。这两个版本至今还在流传。不过，“让路说”其实是很晚才出现的，主要用于国内的宣传；1959年对海外的宣传攻势里，只字未提“让路说”，但是不顾达赖喇嘛本人的否认，一再坚持“劫持说”。

迄今为止，除了毛泽东1959年3月12日发给西藏工委的电报之外，“让路说”最有力的依据，是原西藏军区参谋长李觉的回忆：“1959年3月17日夜，达赖他们在拉萨河北岸沙滩上准备渡河时，我们早已将大炮对准他们，只要我们的炮一响，他们没有一个能活着离开河边沙滩。但是，中央没有命令阻截他们，我们是静静地坐在林子中，凭借明月之光看着他们惊慌地用牛皮船一船一船地往拉萨河南岸渡人。”（注1）

吉柚权没有提到李觉回忆的来源，也没有提到“拉萨事件”爆发时，李觉其实并不在西藏。1957年，李觉被任命为对外称为“九局”的核武器局局长，开始参与首颗原子弹试验工作。1958年8月，李觉去了青海金银滩核基地。（注2）因此，李觉并没有参加“拉萨战役”，他对达赖喇嘛出走的细节描叙，显然来自他人的叙述。吉柚权在《白雪》中还提到：“谭冠三的部队早已作好一切准备，对拉萨早已形成合围之势， 谭冠三早已准备了警卫营的一个加强连由朱秀山带领，同时还有一个装甲连，只要中央指示阻截噶厦出逃人员，那么他们不会有一个人能离开拉萨半步。”（注3）

谭冠三虽然“准备了一个加强连”，但吉柚权并没有说明该连是否驻守然马岗一带，或者在3月17日之前负责监视罗布林卡南门。朱秀山本人的回忆文章中，只字未提他曾奉命监视拉萨河渡口。（注4）

根据解放军军官陈炳的回忆，3月16日夜晚，“遵照首长的指示，我和王克让同志趁着夜色，出军区西大门，沿拉萨河畔抵近罗布林卡进行观察，只听到罗布林卡里人声嘈杂，远方有稀疏的犬吠声。”（注5） 他提到18日的作战会议和部署，但是没有提起17日的活动，在他的回忆文章里，这一天是空白。

吉柚权在引用了时任西藏军区参谋长的李觉的话之后，紧接着又说：“谭冠三布置在拉萨周围的部队官兵们，在清晰的月光下，坐在战壕沿上，抱着枪，目送达赖集团渡过拉萨河，仓促逃往山南方向。”（注6）

照吉柚权的说法，3月17日夜晚，从罗布林卡到然马岗渡口已经布置了两道防线，渡口附近的战壕有士兵把守，隔着河有炮兵监督。达赖喇嘛于17日，而非16或者18日出走，是17日当天下午的临时决定，这一说法如果属实的话，则表示那些天里，每天都有士兵在那个位置上等待。然而，到目前为此，尚未见到当事人的回忆。无论是当时在某个位置上的炮兵，还是抱着枪坐在战壕里目送的士兵，似乎都没有留下当晚看到的情景。至于是否有“清晰的月光”，这完全是主观的描述。在当晚过河，或者参加过警卫的藏方当事人回忆录里，那天夜晚的能见度并不是很好。（注7）

吉柚权在《平息西藏叛乱》中，对17日夜晚的情况另有说法：

“此时，谭冠三刚收到达赖秘密转来的信，正在考虑如何伺机将达赖接来军区，他担心时间拖久了达赖会有危险或被叛乱集团挟持外逃，根本没有想到达赖在今天晚上离开了拉萨。

自从拉萨形势急变后，西藏军区情报部派出情报小组到拉萨各渡口，重要交通路口潜伏观察敌情。

潜伏在拉萨河南渡口的情报组，17日深夜发现几百人从拉萨河北岸涉水到南渡口，上岸后往南而去。但没有想到会是叛乱集团的首要人物及达赖和他的亲属。”（注8）

2008年出版的《解放西藏史》中，完全回避了“让路说”，但有所暗示：“军区随时掌握着达赖集团的动向，在达赖等人出逃时按中央精神未加拦阻，并迅速将情况上报中央。”（注9）这是一个十分模糊的说法。西藏军区上报中央到底有多“迅速”呢？该书没有明说，但在下文中引用了毛泽东得知此事后，给西藏工委的指示。这个指示引自2003年中央文献出版社公开出版的《毛泽东传（1949-1976）》下册，而非内部出版的《平息西藏叛乱》，引文中也没有说明该指示的日期。


达赖喇嘛出走途中，与护送的四水六岗卫教志愿军成员合影。

根据内部资料，西藏工委是3月19日向中央证实达赖喇嘛于17日出走的。（注10）3月19日，罗布林卡召开民众代表大会，宣布了达赖喇嘛于17日夜晚出走的消息，至少在罗布林卡内部，这件事已经不是秘密。因此，工委显然是在罗布林卡内部公布之后，才确知达赖喇嘛于 17日出走的。这也可以说明，至少在3月19日之前，达赖喇嘛出走一事，工委只能猜测，并未证实。因此，李觉的说法其实是事后的解说，而非当时的判断。否则，工委何以等到3月19日才上报中央？由此看来，吉柚权在《西藏平叛纪实》中的描述，更接近当时的情况，也就是说，军区派到拉萨河南岸的侦察小组发现了有人过河，但是没想到其中有达赖喇嘛。不过，当晚“几百人”过河，这一数字并不准确。

“让路说”的另一个来源，是原新华社驻香港分社社长许家屯先生回忆录中的一段话：“毛泽东有些想法和考虑，常出乎一般人的意外。举一件我了解的事例。一九五九年，西藏军区司令张国华负责解决西藏叛乱，当时达赖被围困在布达拉宫内。毛泽东发电报给西藏工委和张国华——因为电报抄告各省、市委，我当时担任江苏省委书记，看到了这份电报。毛要张国华部队主动让出一条路，指定这条路由布达拉宫经何处，直到中印边境，让达赖喇嘛撤退到印度去。电报很详尽地规定了张国华如何做，什么时候开始，佯攻什么地方等等，这样，达赖喇嘛果然逃到了印度。这样的指示，出乎我们处理这类问题的常识之外。毛泽东这个考虑，是因为达赖在西藏人心中是个活佛，活抓固然不好处理，击毙更不妥。这是毛泽东的考虑过人之处。”（注11）

如果许家屯先生没有记错的话，这段话中有许多细节与史实不符。当时张国华不在西藏，达赖喇嘛也没有被“围困在布达拉宫内”；达赖喇嘛离开罗布林卡时，并没有直接去印度的计划，因此出境路线也不是一开始就选定的，而是在出走后每天晚上开会，根据当时的情况做出决定，途中还有过从不丹出境的想法。（注12）因此，无论是李觉将军还是徐家屯先生的回忆，都很难成为“让路说”的确凿证据。

吉柚权在《西藏平叛纪实》中，还写了一大段军区情报部长蒋文奇有关达赖喇嘛出走的分析。（注13）这段话中的重要细节与史实相差太远，基本上是“小说家言”。根据这段描述，3月17日夜晚，“南渡口潜伏组报告有5、6百携枪的人从罗布林卡出来，在拉萨河北岸下河，涉水到南渡口向南而去。”五六百人集体携枪涉水过河，其中似乎还包括达赖喇嘛，场面确实够壮观，可惜这一情景并未出现。如果这不是作者的想象，而是该小组真实报告的话，那么这个小组显然谎报了军情，而蒋部长居然信以为真。文中还说达赖喇嘛的经师、佣人购买了多达“十年二十年也用不完”的贵重物品。达赖喇嘛的经师亲自上街购物，是对藏文化一无所知的人才会有的想象；至于大量“贵重物品”，这位情报部长大概是以“慈禧太后出京”做为蓝本，来想象达赖喇嘛出走的。（注14）

《中共西藏党史大事记》中记载，3月17日，谭冠三给达赖喇嘛写了第四封信，并送到罗布林卡。这封信从未公布，《解放西藏史》等书也未提及谭冠三曾给达赖喇嘛写过第四封信，这封信送去的时候，达赖喇嘛已经不在，也说明直至3月18日，谭冠三还不知道达赖喇嘛已经不在罗布林卡。（注15）



1959年3月，达赖喇嘛逃亡路上。这张照片摄于3月23-25日之间，即达赖喇嘛离开琼结日乌德钦寺，到达隆子宗之间的某天。谭冠三向中央汇报达赖喇嘛已经出走的时候，达赖喇嘛一行已经离开拉麦寺，快到结堆雪的多普曲廓寺了。


《平息西藏叛乱》没有收录西藏工委3月19日给中央的电报，但是收录了3月20日中央给西藏工委回电，这份回电虽然只有“节录”，但仍然提供了毛泽东的宣传策略：“噶厦集团公开叛国，达赖逃跑，叛匪攻击我军据点，西藏政治局势完全明朗，这是极好的事。对于达赖逃跑暂不向外宣布，暂时不把达赖放在叛国头子之内，只宣传叛国分子挟持达赖。这对打击敌人利用达赖名义号召群众叛乱，可能有些好处。”（注16）

《西藏平叛纪实》里，吉柚权写入了这段电报，但是有两句是上文中没有的：“噶厦集团公开叛乱，达赖逃跑，叛乱武装攻击我军据点，西藏政治形式完全明朗，这是极好的事。但是达赖这块招牌还有可能利用之处。对于达赖逃跑，暂不向外宣传，暂时不把达赖放在叛国头子之内，只宣传叛国分子挟持达赖，这对于打击敌人利用达赖名义号召群众叛乱可能有好处。对于班禅，如其参叛，不准打死，更不准其出国。”（注17）

这份电报就是“劫持说”的来源。也就是说，“达赖喇嘛被叛国分子劫持”完全是一种宣传手段，其目的是为了动摇藏人反抗的决心。这一宣传当时曾制成藏文传单广为散发。（注18）因此，虽然“劫持说”已经流传了半个世纪，根据政治需要，或许还会继续流传，但这并非史实。《解放西藏史》之所以引用《毛泽东传》，是因为在公开出版的书里，引用的是毛泽东的另一项指示：“毛泽东得知达赖出逃后指出：‘一、宣布为叛国者，以后只有在他悔过认罪之后，才可以回来；二、宣布为被人挟持者，仍然希望他脱离叛众，早日回来，罗布林卡位置及人大位置，仍给他留着。’”（注19） 这样一来，“劫持说”的真正来源就被回避了，历史又被当成小姑娘，重新打扮了一次。

1959年3月出走之时，达赖喇嘛是中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是国际公认的西藏政教领袖。他为什么要离开自己的人民而流亡他国，中国政府有一个面对国际舆论如何解释的问题。于是“劫持说”在第一时间出现了。达赖喇嘛到达印度后在提斯浦尔发表声明，新华社作出的反应是，这个声明是假的。但是，当达赖喇嘛后来公开露面，公开发表声明和讲话后，“劫持说”在国际上就已经不攻自破，没有必要继续维持了。如今，仍然相信劫持说的人大概不会很多了。

“让路说”则不一样。“让路说”本身有非常明显的中国文化特色。对其中的逻辑与内涵，国际舆论本来就有理解上的困难，中共也不需要国际舆论来相信达赖喇嘛的出走是故意“让路”放出来的。但是，中共有一个如何向国内人民解释的问题，以维护中共及其最高领袖的一贯正确形象。因为中共和最高领袖的任何失败与挫折，都可能在民众心目中引起连锁反应般的怀疑。在中国社会，连“面子”都维持不好的人，是维持不了威信的。而“让路说”是具有文学色彩而最适合国内民众接受的解释。中国民众没有对最高当局问一个“为什么”的习惯，却具有欣赏“让路说”中蕴含的中国文化元素的能力。中国的老百姓一旦开始从审美角度看这一悲剧，问一个“为什么”的怀疑心态就消失了。



达赖喇嘛到达Tezpur，向等待的各国记者致意。


于是，“让路说”几十年来存在于官方或半官方的言说之中，却始终没有出现一件确切的史实证据。要让开一条路，把达赖喇嘛及其家属，还有噶厦政府要员放出去，没有明确的命令和布置，是很难平安做到的。这样的命令，只可能来自最高当局，其他人谁也不能下这个决定。这样一个命令，必须下达到当时在拉萨的解放军和民兵的基层指挥官，否则任何一个士兵由于不知情而对达赖喇嘛一行放了一枪，“让路”就做不到了。如果最高当局发出了 “让路”的命令，下面绝对不敢疏忽，绝对不敢出任何纰漏。所以，如果确有这样一个命令，当时传达过这一命令、接到过这一命令的解放军和民兵指战员，至少得有几百个，甚至几千个。可是，从来没有哪个解放军或民兵指挥员、战斗员回忆说，曾经接到过或者传达过“让路”的命令。半个世纪来，从许家屯、李觉到吉柚权，只听到不在现场也不曾参与其中的人有“让路”一说，却从来没见人拿出“让路”的命令来。也没有一个指挥官回忆说，他们曾经遇到过一支类似达赖喇嘛的队伍。事实上，当时出走的不仅是达赖喇嘛，十六世噶玛巴也在出走途中，大约比达赖喇嘛早几天进入不丹，似乎没人说噶玛巴出走也是“让路”的。

由此可见，“让路”是宣传部门给中国老百姓的“一说”，只是要中国的老百姓放心，中共及其最高领袖在西藏问题上是一贯正确的。而半个世纪来始终维护“让路说”，恰恰是因为，随着时间的流逝，他们知道，不能让中国的民众明白，中共及其最高领袖在西藏问题上的罪错，一天一天地越来越明显了。

注释：
（1）转引自吉柚权：《白雪》，494页。
（2）降边嘉措整理：“李觉将军回忆：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研制的日日夜夜”。中国新闻网 2006年3月8日。http://www.chinanews.com.cn/news/2006/2006-03-08/8 /700285.shtml 根据《中共西藏党史资料 1950 – 1987》，李觉担任西藏军区副司令时间为1955年5月至1958年1月，担任西藏军区后勤部部长时间为 1951年5月至1957年8月。根据降边嘉措《李觉传》，李觉参加了1958年的西藏工委内部整风运动，大约于6月返回北京。
（3）吉柚权：《白雪》，494页。
（4）朱秀山：“拉萨之战的回顾”。《西藏革命回忆录》第四辑，32～37页。
（5）陈炳：“叛国必亡”，《西藏革命回忆录》第四辑，18～31页。
（6）吉柚权：《白雪》，494页。
（7）见达赖喇嘛《我的土地，我的人民》；库松代本朋措扎西回忆录。另外，作者采访阿里仁波切、居钦图丹、丹巴索巴时，曾问过这个问题，他们的记忆都是多云的夜晚。
（8）吉柚权：《西藏平叛纪实》，92页。
（9）《解放西藏史》，366页。
（10）《平息西藏叛乱》，27页。
（11）许家屯：《许家屯香港回忆录》，327～328。
（12）详见库松代本朋措扎西回忆录；另见贡嘎桑天回忆录，Flight at the Cuckoo’s Behest中写到过几次这样的会议。
（13）吉柚权：《西藏平叛纪实》，111～113页。
（14）同上，111页。
（15）《中共西藏党史大事记》，93页。
（16）同上，89页。
（17）《西藏平叛纪实》，109～110页。
（18）见Chogyam Trugpa: Born in Tibet; Jamyang Norbu: Warriors of Tibet. 这两本藏人回忆录中都提到，他们在逃亡路上听说了达赖喇嘛被“挟持到印度”的消息。
（19）《解放西藏史》，36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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