达兰萨拉，进行中的故事：写给友人的信

达兰萨拉远眺


这是几年前，我第一次去达兰萨拉之后写的。后来用做《重生的观音》这本书的前言。这本书还在修改过程中，因为记录了越来越多流亡藏人的人生经历，书也就迟迟不能完稿。 几年后重读这篇文章，感到自己当时对西藏流亡史，对达兰萨拉理解的浅薄。 等到书完稿后，我想我会重新写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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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兰萨拉，进行中的故事――给友人的信


有关达兰萨拉的叙述，实在不太容易。

本来早就有机会去达兰萨拉的，可是我推迟了三年。虽然早就知道达兰萨拉这个地方，但是，我对它的全部了解，只限于大众传媒中反复提起的那些：它是西藏流亡政府的所在地，西藏人民的精神领袖达赖喇嘛的驻锡地。这些似乎都与我无关。 我与达兰萨拉，尚未建立起一种个人联系。

达兰萨拉是个很特别的地方，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她是西藏文化的浓缩版和精华版。因为，假如没有西藏，就不会有达兰萨拉。

说起西藏， 作为同时代人，你知道，在我们的成长过程中，西藏基本上就是一个传说。在我有限的知识版图里，“西藏”只是一个地理名词而已，而“达兰萨拉”这个名词，以及它所代表的一切，根本不存在。我对西藏的全部了解，来自于一部电影和几首歌。电影是我们这代人差不多都看过的《农奴》，歌是《逛新城》，《在北京的金山上》，还有文革期间广为流传的《洗衣歌》。

官方话语中有两个西藏，一个“旧西藏”，一个“新西藏”。“旧西藏”的一切都被妖魔化，“新西藏”的一切都被浪漫化。可是，“旧西藏”和“新西藏”到底是怎么回事，我其实一点都不知道。 当我被老师们带领着，去看电影《农奴》的时候，我不知道那里曾经发生过什么；当我们看着一群女红卫兵穿着藏服在舞台上跳舞，唱着欢快的《洗衣歌》的时候，也不知道那里正在发生什么。 如果说，那时候的中国是个藏在铁幕后面的国家，西藏则被掩藏在双重铁幕之后。我对那片土地和那个民族，以及在那里发生的一切一无所知。

直到现在，去拉萨的火车一票难求时，坐在供氧车厢里欣赏高原风光的人们，未必知道，有些人正用最原始的交通方式，一步一步地走向另一个方向，前去朝拜他们心中的观音菩萨。对于许多西藏人来说，香格里拉不在喜马拉雅山北，而是在山南，一个叫做达兰萨拉的地方。从文化而非地理的意义上来看，以达兰萨拉为中心的西藏流亡社会可以说是第三个西藏。


达赖喇嘛接见来自西藏三区的新难民


我是到了美国之后才开始接触西藏文化的。不消说，我经历了强烈的震撼，我所了解的一切颠覆了官方话语中的新旧两个西藏。然而，在美国，有关西藏的一切又被推到另一个极端。对于物质过于充足，生活过度优裕的美国人，这个被封闭在双重铁幕之后的民族已经成了一个当代神话。你想想，成天看着电视上西装革履，谈吐无味的各国政治家，实在是很容易令人腻烦的。可是，一群形象单调的政治家中间出现一位裹着绛红袈裟的喇嘛，脸上带着亲切诚挚的微笑，向心浮气躁的西方人宣讲古老的东方宗教哲学，传播有关和平，非暴力，物质与精神平衡的理念，这个强烈反差本身就能引起大众的兴趣。

很长时间里，我对宗教相当困惑。我们是在一个所有宗教信仰都被妖魔化的社会里长大的。如果说五四运动为古老的中国带来现代的曙光，但是五四那一代的知识分子们却有鲜明的反宗教倾向。他们认为，中国需要的只是“德先生”和“赛先生”，宗教属于一个落后的时代，中国不需要宗教。

1949年以来，宗教信仰遭到一次次打击。文革初期的“破四旧”活动中，宗教遭到毁灭性打击。在那场对文化本身的“革命”之后，我们民族所剩无几的传统，包括传统的信仰，以及建立在信仰之上的道德观，伦理观和生命观，乃至许多风俗习惯几乎被摧残殆尽。我对文革最初的记忆，就是一堆被砸烂的佛像。

以佛教信仰为文化基础的西藏，宗教文化所受到的打击，可想而知。就在欢快的《洗衣歌》唱遍大江南北的同时，西藏有无数的寺院被摧毁, 佛像被砸烂，价值连城的宗教文物被破坏。然而，当破坏者在圣殿的废墟中欢呼的时候，他们不知道，当圣地成为废墟之后，他们自己也将失去生命中最值得珍惜的一切。如今我们的民族正是如此：物质的丰裕并不能带来精神的充实，除了钱我们一无所有。我们有了高楼大厦，却失去了灵魂。


僧侣们列队迎接达赖喇嘛返回达兰萨拉。


不管愿意不愿意承认，西藏将是我们民族不得不面对的伤口和耻辱。就象德国的历史绕不开奥斯维辛，中国的历史也绕不开西藏。迟早会有一天，我们将不得不面对西藏，以及西藏文明的核心价值观，低下充满傲慢与偏见的头。

革命是一场集体狂欢，但也是一场假面舞会。假面拆下之后，你还得面对自己， 并且面对一个可怕的事实：在狂欢的过程中， 人生中最宝贵的一切不是被粉碎，就是被抽离。革命是集体的，革命之后的心灵重建却是个人的。你不得不独自去寻找通往精神家园的路。

我想我还是相当幸运的。命运把我从中国带到耶路撒冷，又从耶路撒冷带到达兰萨拉，让我有机会在神圣与世俗，出世与入世的两极之间，寻找自己的中道。说到底，有关彼岸的追求本是为了此岸，有关去处的追问原是为了当下。头顶的星空和脚下的草地，都是生命中不可缺少的风景。

心灵重建是一个漫长而且艰苦的过程。那是条孤独寂寞的路，你只能千山独行。出发的时候，你并不知道有没有终点，也不知道终点在哪里。你得摆脱理性的傲慢与偏见，学会聆听来自自己内心的声音，让冥冥中的神秘力量带领你，走向你的精神家园。沿途你得一次次俯下腰，以谦卑的姿势，一片一片地拾起破碎遗失的灵魂，一点一点地重新拼接。很多固定的观念将被颠覆，很多习惯的行为将会改变，你不得不在怀疑，恐惧，迷茫中挣扎。路的尽头就是你的圣殿，它可能是一片森林，一条河流，一朵沾着晨露的花；也许是罗马，耶路撒冷，当然也有可能是达兰萨拉。


围绕达赖喇嘛居所的转经道称为“林廓”，这是林廓上的佛塔，为民众集资兴建。


我该怎样形容达兰萨拉呢？藏传佛教中的当世圣者，藏民族的精神领袖，第十四世达赖喇嘛驻锡的小镇，“官方地名”叫马克利奥德甘吉。这个小镇很特别，不是一个我能够“一言以蔽之”的地方。以前的那些旅行回来后，我只消跟你说：“噢，那是座欧洲式的小镇。”你就会明白“那座小镇”的大概面貌，因为我们都熟知欧洲小镇典型的“文化符号”：一条主街，铺着石块的窄巷，维护良好的老房子，路边咖啡馆，古老但不骇人的墓园，石头教堂，尖顶或钟楼杵在一片屋顶上。　　


位于西藏流亡政府旁边的乃穹寺


可是，马克利奥德甘吉虽然在印度，我却不能用“一座印度小镇”来形容它。城很小，管它叫“城”实在有点儿夸张。一座小广场，几条窄街，两边挤满了高高低低的房子，有低矮的破旧木板房，也有三、四层楼高的砖石建筑，无声地告诉你这座小镇的独特历史。 房子以实用为主，式样毫无特色，用途不是餐馆，旅社就是礼品店，店名通常与西藏有关。各种简陋的小摊子，卖藏式披肩，廉价首饰，蒸的或者煎的“馍馍”（包子或饺子），甜茶，藏式面饼，糌粑。广场边新盖了一座好几层高的旅馆， 紧挨着旅馆的破旧小楼看上去摇摇欲坠。　

不管从世界哪个地方出发，去达兰萨拉都相当困难。你得先飞到新德里，从那里坐一整夜火车，再坐几小时汽车。直接从新德里坐长途汽车也行，不过你得在印度北方年久失修的山间公路上颠簸一夜，约十三小时。这是最简单，最便宜，最直接的方式，也是最常用的方式。夜间上山至少有一个好处：印度司机开着你乘坐的破旧客车飞驰，在不合规范的双行道狭窄公路上翻山越岭， 你呢，眼不见，心不颤。

可是，藏在深山里的达兰萨拉却是一座名满天下的小镇。在中国之外的世界里，她声名显赫，不亚于西藏本土。事实上，它名声太大，已经变成了一个旅游胜地，反而让人忘记，这座小镇实质上是座难民营。我在马克利奥德甘吉的小街上漫步时，看着街上来来往往的各国游客，常常觉得不可思议：这是一座难民营啊！怎么会变成一个旅游胜地了呢？这不是一个很奇怪的现象吗？

达兰萨拉是海外藏传佛教的中心，由于达赖喇嘛（以及十七世噶玛巴）的缘故，对于虔信佛教的藏汉洋人来说，它已经成为一个新兴的佛教圣地。每年都有大量佛教信徒和准信徒从世界各地前来，参拜达赖喇嘛，听经，参加法会和其他重要佛事活动。在达兰萨拉街头，常常看到裹着绛红袈裟的洋喇嘛和洋尼姑。他们神色安详，步履从容，走过身穿藏袍，手握转经筒的西藏老人。还有些人干脆就是来避世的，哪怕是短暂的避世，以获得片刻的宁静。

表面上，这座小镇也像其他国家的小镇一样宁静安详。 可是， 它平静祥和的外表下暗流汹涌。街边商店的墙上贴着下落不明的小班禅照片，到处可见雪山狮子旗，一家小商店的玻璃窗上贴着告示：“本店不售中国货”，奥运倒计时牌问每一个路过的人：“2008年，你将在哪里？”这一切都提醒外来的人们，这座小镇与西藏民族的现状与未来密切相关。小镇的平静中因此有一种流动，犹疑，和不确定感。如果说络绎往来的过客是“流水的兵”，小镇本身也未必是“铁打的营盘”。从某种意义上来说， 这里的每个人都是过客，只是逗留的时间有长有短。


达兰萨拉有很多层面，每个层面都有多故事。那个地方有故事，那里的人也有故事，不管是定居的西藏难民，还是络绎不绝的各国来客， 都有独特的故事。藏人基本上都是失去了一切的人，他们翻山越岭， 一路漂泊到这里，在远离故土的深山小镇里安家，重建自己的生活和信仰。他们故事里的关键词通常是“逃离”和“舍弃”。这里的每个藏人都有一个关于逃离和舍弃的故事，当这些故事被普通人用平淡的口吻叙述时，更加令人感到惊心动魄。

“民主日”庆典上的西藏青年


许多难民生活困顿，光是国际儿童紧急救助会（SOS-Kinderdorf International）之下的西藏儿童村里，就有一千多名孩子，必须通过外界的援助在那里生活学习。有些孩子已经得到了资助，有的还在等待善心人士慷慨解囊。年青人前途渺茫，很多人靠小本经营勉强维生。可是困顿的人们并非一无所有。他们平静地面对贫困，面对失望，面对不可知的未来。达兰萨拉的平静并非麻木，也不是逆来顺受。达兰萨拉的平静来源于外人难以理解的精神底蕴，因此，这种平静本身就是一种力量，它体现着生命的尊严和风度。它的来源如此抽象深奥，只能用各种象征的方式来表达。前来寻找的人们被它神秘的外相所吸引，却常常迷失于其中，在复杂的象征迷宫里曲折迂回，经年累月地陷在里面。

我在达兰萨拉记录了不少故事。这些故事都是私人讲述，是一个个普通人的生命历程，是一些男人，女人，老人，青年和儿童身不由主，在政治，民族，宗教和历史的漩涡中浮沉的故事。这些故事集中起来，就是一个民族的集体记忆。不可否认，藏民族的集体记忆带着深重的悲情。然而，藏民族的集体记忆并非仅限于悲情。

“民主日”庆典中的儿童。


藏民族还有另一部分集体记忆：当圣殿成灰，家园尽毁之后，流亡境外的难民，在他们精神领袖的感召和领导下，以非凡的勇气和毅力，在异国他乡重建物质与精神的家园。 达兰萨拉不仅记录了苦难，更重要的是，达兰萨拉还记录了超越苦难的力量，决心和勇气。

她们在流亡中长大，但她们从内心到外表都是藏人。


如果我讲述的达兰萨拉显得支离破碎，那是因为，每个人的故事，以及达兰萨拉本身的故事，都还在过程之中。这些故事早已开头，尚无结尾。因此，我所记录的故事，以及我所看到，听到和经历的一切都是不完整的。我只能把一些碎片交给你，由你自己去拼接这个尚在进行中的故事。

“民主日”庆典中的西藏青年和儿童。在流亡中成长的年轻人，在自由的环境里尽力保留自己的文化传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