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哲蚌寺初级学校的学生正在上课,桌上的绿色小书是洛桑桑盖的竞选小册子。
我到达哲蚌寺时,僧侣们刚刚完成一年一度的大考,“消夏”即将结束,僧人们正在“度假”,只有初级学校的学僧们还在照常上课。拽上桑杰有个意外收获。11年前从西藏逃到印度时,他有一群同行的难友,其中有好几个就在哲蚌寺出家。他甚至还有个初中的同班同学在那里。我去成都青海时,没人给我介绍藏人朋友,怕给人家带来麻烦;在流亡社区正好相反,上哪儿都是“熟人好办事”,人家总是很热心地为我介绍他们的朋友。桑杰的同学洛桑诺布请我们到他的康村里“搓”了一顿馍馍,第二天他的另一位朋友请我们去吃“韭菜馍馍”,就是韭菜盒子,我因此得以一窥僧侣们的日常生活。
僧侣生活并不像外人想象的那样悠闲。哲蚌寺僧人5点起床,6点早饭,7:30-8:30 上课,9:00 – 11:00 辨经。11点吃午饭,然后休息两小时。下午1点到5点自习或者去听课,晚上还得读经书。他们还得通过相当严格的考试。两个扎仓各有考试委员会,这个委员会由一组拉然巴格西组成,他们负责出题、监考、批卷。考上格西,就有资格穿上黄坎肩啦。为什么有这么多年幼的孩子出家呢? 这是因为藏传佛教的学习需要很长时间。初等学校8年级毕业后,可以考经学院的3年级。 经学院正常要多少年?17年!
当然,孩子们长大后,不是没有选择的。如果他们愿意,他们可以还俗,选择另一种活法。




这样的生活有没有意义?这是个很典型的“汉人问题”。我在哲蚌寺的伦布康村,一边吃着僧人特为桑杰和我煎的牛肉馍馍(牛肉必须到60公里外的市场去买),一边向他们请教了两个问题。
第一,在现代社会,物质丰富,资讯发达,有很多选择,你们为什么要选择过僧侣生活?
洛桑诺布回答:“我没有选择生活,我选择了解脱。” 这句话解释了一切。
第二,很多汉人认为,你们成天读经,不事生产,没有创造任何社会价值,你们对此有何看法?
一位我忘记了名字的僧人回答:“社会不仅需要物质方面的价值,也需要精神方面的价值。我认真学习佛法,依照佛法为人们带来快乐和内心的安宁,使社会和谐安详,减少纷争,这也是创造价值。”
我不知道在一个已经失去灵魂的国家里,有多少人能够理解他的话。从五四以来,中国人就相信“进步”仅仅意味着物质进步,“国家富强”的目的,不是为了让民众能够建构快乐人生,却是为了整体的“不挨打”——事实上打得最厉害的,恰恰不是外人,而是“自己人”。
不过,我相信,将会有越来越多的人明白,一个国家要想赢得世界的尊敬,并不在于她拥有多少高楼大厦;正如一个人是否快乐,并不一定取决于你拥有多少套房子,你的银行存款达到几位数。“快乐是一种心境,而非一种情境”,其实这也是一个常识。
流亡藏人与当地人早期曾经发生过几次规模不大的冲突,如今关系相当融洽。除了这两个民族本来就具有的文化亲缘之外,还体现出印度这个民族心性上的博大宽容,也体现出藏人的感恩。流亡社区的旅馆、餐馆、寺院尽可能雇用当地印度人;印度人在流亡社区开商店、旅馆、卖菜等等,也尊重藏人的习俗。藏人和印度人彼此学习对方的语言,我在哲蚌寺,一个放牛的印度孩子叫我“阿妈”,一个餐馆的印度女工叫我“阿恰啦”,在寺院卖菜的印度女人用藏语跟我大开玩笑,可惜我听不懂,还得劳桑杰翻译,惹得几个女人大笑。
在达兰萨拉,印度人称达赖喇嘛尊者“喇嘛吉”,那是印地语中的尊称,正如他们称圣雄甘地为“甘地吉”。印度人的商店和餐馆里挂着达赖喇嘛的照片,我在印度人的出租车里,不止一次听到藏语歌。印度人绝不会在藏人的寺院里大呼小叫,他们会以额头触碰佛像,达赖喇嘛讲经时,经过寺院门口的印度人会对达赖喇嘛合十致敬。
这些年来中国人处处嘲弄印度;其实,中国人经过我党半个多世纪的信息封锁和欺骗,以及“斗争哲学”的调教,心性上已经退化到“返祖”状态,早就没有了印度人那样的平和从容。 不少印度穷人可能只拥有一座破茅棚,可是这座破茅棚政府就是不能强行拆除。在他的破茅棚里,至少他可以按照他的意愿活着。对许多中国人来说,这一点还仅仅是一个梦想。







请问这位兴国县的高僧,是否有更详细的资料?
回复删除佛学大词典 对“欧阳无畏”解释如下:
回复删除【欧阳无畏】 江西人。名鸷。法号无畏。早岁游学东北,毕业于沈阳冯庸大学。先后二次入藏求法,于别蚌寺受戒为比丘。民国四十一年(1952)取得‘拉然巴格喜补’学位后来台。曾任国史馆纂修,并任教于政治大学边政系、边政研究所、师大国文研究所等,主授西藏语文、历史文化,及佛学研究等课程。为国内知名之西藏学者。台湾之研习藏文者,多出其门下。
中华佛教百科全书 对“欧阳无畏”解释如下:
【欧阳无畏(1914~1991)】
现代台湾之藏文佛学开拓者。江西兴国人。名鸷,字无畏。世代书香,幼受庭训,加以天资颖慧,文采斐然,故髫龄已有神童之誉。年未弱冠,即以优越成绩毕业于沈阳冯庸大学。其后,先后二次入西藏求法,于别蚌寺祝发剃度为格鲁派喇嘛,法名君庇亟美。
1952年,氏经印度转至台湾。先后于师范大学、政治大学讲授佛学、藏文及西藏史。1975年以后,在家中自设绛帐,为弟子讲授藏文及西藏佛学,并兼及梵文文法与印度佛教史。今日台湾之藏学人才,多出自其门下,如萧金松、辛勉、陈玉蛟、林崇安等人,皆其中之知名者。在著作方面,氏著有《藏尼游记》、《大旺调查记》等书,及〈陈那以后之量论〉、〈后期量论一瞥〉等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