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怎样研究1959年“拉萨事件”的——兼谈历史学研究的基本方法

《1959 拉萨！》出版后， 我在台北接受中广“两岸风云会”记者的采访，她向我提出一个问题：关于1959年拉萨发生的事，50年来，中藏两方各说各话，读者凭什么相信你说的就是真的呢？我简单回答说，对这个事件的研究，我综合了来自中共、藏人、美国、印度等几个方面的资料，采访了主要当事人。我并不认为这本书是研究的终点，而是起点，其中还有许多细节由于缺乏资料，无法做出结论，有待更多的资料出现，填补我无法厘清的一些细节，也可订正我可能出现的错误和疏漏。

我到美国留学时，抱着对犹太文化的强烈兴趣而学犹太历史，由此进入历史学。但是对犹太史我并没有深入研究，拿了个硕士学位就毕业走人了。对我帮助极大的，是我后来学犹太神秘宗教时的导师沃弗森教授。犹太神秘宗教当时是个新领域，研究者基本上是从零开始，对一些中世纪秘密手稿进行研究，建立起犹太神秘宗教的范围、方法、目的等等。由于资料的性质，研究者使用的方法是历史学最基本的方法之一：文本研究。上沃弗森教授的课，有时候会感到相当枯燥：他就是对着几页中世纪流传下来的文本，反反复复解释其中的涵义。美国大学跟中国不同，教授是鼓励学生提问的，学生也乐于质疑教授。我们上课的时候，师生常常会发生争论，我就是在此过程中学到了他的研究方法。

说起文本分析，你首先必须区分“事实”（fact）与“解读”（interpretation）。比方说：“1959年3月17日深夜，西藏叛国集团悍然将达赖喇嘛劫出拉萨。”这句话里既有“事实”也有“解读”。事实是他走了，中方对他走的解释是“被劫”。解释是主观的，事实是客观的，研究者不应该被主观的“解读”带着走，而是从这句话里提取出一个事实：1959年3月17日深夜，达赖喇嘛离开了拉萨，而且不是一个人离开的。当然，“被劫”也有可能是事实，那就必须通过其他资料，如果有可能的话，直接采访当事人，来确定这是“事实”，还是“解读”。

历史学是一门相当严谨的学科，你能发挥的空间很小。不管你做出什么样的解释，都必须以“事实”为基础。在众说纷纭的一大团乱麻中提取“事实”，就是研究者的功夫所在。弄清楚这点，你也知道了如何区别“史实”和“宣传”。

1959年3月拉萨发生的事件牵扯面很大，从北京到拉萨，参与的人数以万计，事件的整个过程看上去像一团乱麻。研究者首先要把事件的来龙去脉，即基本线索厘清。干这活儿，我用的是另一个史学基本方法：事件重建。也就是根据你所掌握的资料，把你能够找到的事实，根据它们发生的日期，一天一天地排列出来。59年3月10日这天发生的各种事情，我是从早到晚，按照时间顺序来排列的。当然，同一个时间内有很多事情发生，那就在同一个时间内把你能够找到的事情都排列出来。由于所依据的资料不一定有明确的时间，这时候就需要具备分析、推断的能力。其实这并不难，只是需要极大的耐心。

研究者重建的是干巴巴的“事实”，而不是“解读”，各方面的解读都必须完全排除。那么，你怎么知道对方说的是实话呢？文本资料，需要你去考证，如果是访谈，需要一定的技巧，你不能让对方了解你提问的意图，也不能引导对方，然后根据对方的回答来判断。 有时候需要反复询问，有点儿像“破案”。当然，还要问非常具体的细节。对于这点，研究者必须先得做大量功课。自己不甚了解，当然也问不出名堂来。我访谈时，常常是单刀直入地问：“3月10号那天你在哪里？”而不是问“3月10号那天你有没有去罗布林卡？”成功的访谈，是你提出一个问题，对方回答一大堆，然后你通过反复询问细节来确认。

当然，研究过程中会有资料缺失。比方说“第一枪”究竟是怎样打起来的，双方都没有当事人留下的第一手资料，但是，只要你建立了事件的基本架构，一些细节的缺失并不妨碍整个事件的基本面貌，就像一幅古画，虽然画面斑驳，但你依然能够看出它画的是什么。

接下来的问题是：研究者怎样确定资料的真实性？

历史研究的“原材料”有两大类，即第一手资料和第二手资料。一般说来，当事人的回忆距离事件越近越可靠，细节也越多。因此，对于达赖喇嘛这位当事人，除了采访之外，我参考的主要是他1962年出版的第一部自传《我的土地，我的人民》。

至于原始文件，根据中国国情，有公开资料和内部资料。不用说，内部资料比公开资料更可靠，特别是内参资料，因为是专门给高层看的，写的人不敢随便乱写，内参资料通常比较可靠。另外，根据我的经验（也根据中国“国情”），80年代和90年代初出版的资料比2000年之后的更可靠。当事人的回忆非常重要，但是要注意：每个当事人只知道自己所经历的那个“点”，还不能排除当事人可能会有意隐瞒对自己不利的材料。因此，研究者需要把许多的“点”拼成“面”。

如何判断资料的真实性，有一个比较简单方法：先找出一个确定无疑的事实作为“参照系”，以此来对照。很多时候，要靠细节是否真实来判断资料是否真实。我判断许加屯的回忆不真实，理由很简单：当时张国华根本不在西藏，毛泽东为什么发指示给他，还从哪里放行都标明了？ 从西藏出境有很多条路线，不熟悉那里地理的人根本弄不清，达赖喇嘛本人都没有确定要走哪条路线，毛泽东怎么可能一开始就知道？这不合常识。况且，许加屯这段回忆的动机是证明毛泽东的“过人之处”，这就很难排除他的夸张成分。我判断吉柚权引用的李觉回忆不真实，是因为李觉不是当事人，当时不在拉萨，因此无法排除他的说法是事后解释，况且吉柚权没有提供资料来源。我判断阿沛的回忆文章有问题，是因为他不可能把达赖喇嘛哥哥的名字跟达赖喇嘛当时的基巧堪布名字弄混。坦白说，我认为那篇以阿沛名义发表的文章自相矛盾之处太多，极有可能根本不是他写的。

我认为1959拉萨事件是中方早有计划，借3·10事件来实施这个计划，理由是丁盛回忆录里提供的一个日期：3月11日晚上11点，他收到中央的电报，要他组织“丁指”。这说明在3·10事件发生后不到48小时，中方就决定要打。作战计划显然不可能临时作出，而且中方知道此役他们稳操胜券，这点从3月21日，仗还没打完，总政就给西藏军区发出政治动员令就可以判断出来，当然还有很多其他资料可以证明这点。

历史研究很繁琐，资料收集很重要，但资料分析更重要。最后，还有一个问题：你打算写给谁看？如果写给“圈内人”即学术圈的人看，那叫“academic history”，那是为你挣学位或者教职的，很难为普通读者所接受。我选择的历史写作方式叫“narrative history”，用讲故事的方式来叙述历史事件，使普通读者能够读下去。由于面对的是一件相当重大的历史事件，必须十分慎重，因此对资料的处理我采取了学术方式，所以看上去有点不伦不类。 当然，如何定义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尽可能把事件讲清楚。不清楚之处，应该指出来，至少不要妄下结论。历史学家们各有各的方法，这仅仅是我使用的方法，其实也是最基本的办法，或者说最“笨”的办法。

我为什么选择1959拉萨事件这个切入点呢？因为这个事件本身的重要性。了解了这个事件的来龙去脉，很多相关的事情就有了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