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1月17日星期一

被修改的生命史


《西藏是我家》,香港明镜出版社2000年版。



《西藏是我家》北京藏学出版社2006年版



一个普通藏人的生命史
1964年的一天, 一个35岁的亚洲留学生离开美国去加拿大蒙特利尔,在那里乘船去古巴。到了哈瓦那,他走进中国大使馆,申请去中国的签证。两个礼拜后,他把护照交给大使馆,凭着使馆人员写的一封信,登上哈瓦那到广州的轮船,忐忑不安地踏上了回乡之路。这事儿听上去挺平常,无非是一个早期“海归”在中美尚未建交时,“毅然放弃海外优裕生活,回国参加建设”的故事。 不过,这事发生在1964年,而且这位留学生是个从拉萨到印度,又从印度去美国留学的藏人,这事就有了特别的意义。

这个故事有个宏大的背景。上世纪中叶,西藏在时间和空间上分裂。1950年之后,西藏在不到十年间发生剧变, 导致难民潮,在异国形成了一个独特的流亡社会。在中国人的意识里,西藏的分裂是时间上的,即属于过去的“旧西藏”和属于现在以及未来的“新西藏”;而对藏人来说,西藏还有一个空间意义上的分裂,即雪域高原上的西藏和以印度达兰萨拉为中心的流亡西藏。也就是说,“西藏”其实有三个:时间意义上的“新、旧西藏”,加上境外的流亡西藏。

过了不惑之年,扎西次仁觉得有必要把自己的经历写下来。当年在华盛顿大学读书时,他与一名主修藏语和藏文化的美国研究生成为朋友。这个名叫梅尔文·戈斯坦的美国学生后来成为著名藏学家。1992年,扎西次仁有机会去美国,协助他的老朋友戈斯坦进行一个研究项目。这次,扎西次仁希望老同学帮他写自己的自传。戈斯坦答应了。这就是1997年出版,扎西次仁口述,戈斯坦和威廉木·司本石初合作撰写的Struggle for the Modern Tibet。

对于普通藏人来说,这样的分裂意味着什么?个人如何在这前所未有的状态中寻找安身立命之处,又如何找到精神家园?要了解这些藏人对这一系列历史事件的感受,扎西次仁的自传是很好的起点。他的故事之所以特别,是因为他不仅经历了这“三个西藏”,还是最早留学美国的藏人之一。他在美国生活安定,内心却充满彷徨和失落。最终,他放弃了美国生活,也拒绝去印度为流亡政府服务,选择返回西藏,于是就有了1964年,那个被所有的人,包括他乘坐的轮船船长视为荒唐怪诞的举动。

这本书颇有可读性。这不仅是故事本身的精彩,也是因为该书撰写人司本石初教授乃华盛顿大学的英语系主任,功底不浅,把扎西的故事讲得十分生动,既有跌宕的情节,又有细致的描述,更难得的是,他把扎西次仁内心的情感表现得相当动人。故事的开头到结尾,扎西次仁从无忧的少年,自卑迷惘的青年,到坚强自信的老年,他没有掩饰自己的恐惧,迷惘,无助,犹疑,也没有吹嘘自己如何放弃美国的生活,“毅然回归”。一切都很自然。他犹疑着,迷惘着,但是没有放弃。正因如此, 扎西次仁的故事读来才真实感人。

关于扎西次仁自传,丁一夫先生在“寻找失落的家园”一文中有详细介绍;“明镜版”出版时,胡平先生也写过一篇书评


一个故事,两个版本
扎西次仁自传有两个中文版。一个是2000年香港明镜出版社出版的繁体字版,另一个是2006年北京藏学出版社出版的简体字版。 比较一些两个版本就会发现,2006年的“藏学版”既非繁体版的转换,亦非对原文的新译,而是一个经过精心修改过的版本。

原书中谈到扎西次仁与达赖喇嘛的两次谈话。第一次是在他离开印度去美国之前,“当我到了那里的时候,”扎西次仁回忆说,“达赖喇嘛要亲自接见我,那真是一件不寻常的事。” 事隔多年,扎西次仁还记得那次觐见的细节。他到了达赖喇嘛面前,磕了三个头,然后献上一条哈达。达赖喇嘛问他今后的计划。“我将要作些有助于西藏和西藏同胞的事情。可是,现在我无法告诉你究竟要怎么去做。”扎西次仁答道。他生于1929年,比达赖喇嘛年长6岁。那次觐见时,达赖喇嘛还是25岁的青年。在扎西次仁的印象中,达赖喇嘛“很富有思想,也很慈祥。” 达赖喇嘛注视着扎西次仁,给了他三个建议,要他“做一个好的西藏人,努力学习,而且要用你学到的知识去为你的同胞和国家服务。” 这次觐见之后不久,扎西次仁去了美国。

他们的下一次见面,是在30多年之后。在《西藏是我家》里,这次会面是全书的后记。1994年,扎西次仁去美国,恰好达赖喇嘛访美,两人再次见面。 后记里的扎西次仁不再是那个因被老贵族关在门外而愤怒的青年,也不再是在异国犹疑彷徨,不知何去何从的游子。两人就西藏的前途进行了认真的谈话,扎西次仁向达赖喇嘛建议:“当中国人的政策看来是不合理的时候,我们――意指西藏人――须要知道如何去反抗他们;同时也要学会如何与他们共同生活。”他加强语气对达赖喇嘛说话:“我要他再一次把我们的同胞联合起来,结束在海外的流亡政府而回到西藏去。”

这篇后记是全书的精华。从开头到后记恰到好处地表现了扎西次仁的生命历程。尽管扎西次仁很早就认为自己是“一个新式的,‘现代化的’藏人”,并且已经“不再被那种只顾自己利益的宗教意识所蒙蔽”,但他毕竟是藏人。面对达赖喇嘛时,他回忆起30多年前觐见的情景,想起当时达赖喇嘛给他的建议,心里想着“现在他会觉得我曾尽力照他的话去作吗?”尽管隔绝了30多年,他还是在乎达赖喇嘛对他的看法。

在“藏学版”中,扎西次仁两次觐见达赖喇嘛的叙述都被删除,整个“后记”干脆被一篇“政治正确”的文字取代。

“藏学版”对原文的修改不仅是撤换全文后记,对书中用词也经过精心修整,一些句子干脆删除。比较一下两个版本中的片段,就可知道中国境内读者与境外读者看到的书有何不同:

“明镜版”:
一九五O年(当时我快要二十一岁),北京电台在新年广播中宣称人民解放军来年的任务要包括“解放”西藏、海南岛和台湾。

中国和日本之间的战争已经结束了。 共产党把国民党打败了以后――在新的政治、社会和军事计划的激励下――他们已经准备好了要扩大行动。到了一九五O年的五月间,中国军队已经开始在西藏东境边区的长江上游集结行动尽管当时的西藏已经象是一个独立的整体在运作,他们有自己的政府和军队,共产党仍然继续维持中国政府的一贯立场,认为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现在,他们已经准备好了,要去解放西藏。他们曾经想要说服我们的政府派代表去协商,可是没有成功。所以,在十月初,他们就开始向西藏的东边进攻。一个月之内,大部分那个微不足道的藏军队伍就被瓦解了。于是,在中国军队和首府拉萨之间,简直就没有任何的阻力了。

毛泽东要用和平的方式解放西藏,而不是只用武力去征服那个地方。结果,在中国军队旗开得胜以后,他们就不再往前进攻,打算迫使西藏政府接受“和平解放”――那就是说,正式承认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西藏政府曾向美国、印度和英国求助,但是,在得不到任何支援以后,才不得不派代表去北京协商。(60-61页 )


“藏学版”:
一九五O年(当时我快要二十一岁),北京电台在新年广播中宣称人民解放军来年的任务是要解放西藏、海南岛和台湾。

中国和日本之间的战争已经结束了, 共产党把国民党打败了。到了一九五O年的五月间,人民解放军已经开始在西藏东部的长江上游集结整装待发,要去解放西藏。 他们曾经想要说服噶厦派代表去协商,可是没有成功。所以,在十月初,昌都战役打响,一个月之内,大部分藏军队伍就被瓦解了。于是,在中国军队和首府拉萨之间,简直就没有任何的阻力了。

毛泽东要用和平的方式解放西藏。所以在解放军旗开得胜以后,就不再往前进攻。西藏地方政府曾向美国、印度和英国求助,但是,在得不到任何支持之后,才不得不派代表去北京协商。(32页)

再看这段:

“明镜版”:
一九六六年初,我生活得相当舒适,而且充满了乐观的情绪,因为发生在我周围的事情和我预料的大致相差不远。当然,在实际的物质生活上也免不了会有些困难。然而,我却全然不知在中国共产党的最高阶层里面,爆发了严重的内部斗争,而且,想不到那种斗争很快就会蔓延到各个地区,直接影响到我的生活。(161页)

“藏学版”:
一九六六年初,我生活得相当舒适,而且充满了乐观的情绪,因为发生在我周围的事情和我预料的大致相差不远。虽然在实际的物质生活上也免不了会有些困难。然而,我却全然不知即将爆发的“文化大革命”会很快蔓延到各个地区,并直接影响到我的生活。(95页)

这样的删改比比皆是。

对一本经过如此删改的书,出版社似乎还不放心,书前还加了两篇类似“导读”的前言,以佯装不知的姿态,矫情地感动着。

说到底,“西藏问题”是一个有关“西藏”的“问题”,对于这个“问题”,藏人应该更有话语权。然而,中国境内读者面临的现实是:不仅藏民族的历史被改写,连一个普通藏人的生命史也被改写。中国读者在阅读“藏学版”《西藏是我家》的时候,是否知道,他们是在感动着扎西次仁被删改了的生命故事?

在此书英文版的序文中,戈斯坦详细叙述了该书的缘起,特别提到:“……我要求他必须原原本本地把全部生活细节都告诉我――好的和坏的都要全部交待清楚。因为我是一个很认真的学者,我告诉他我不能和别人合作一本与事实不符或是会损人利己的书。市面上早已有了几本无关痛痒的西藏书籍,我们不必再著一本。扎西毫不迟疑,立刻就赞同了我的见解。”

经过精心删改过的《西藏是我家》,最终还是变成了一本“无关痛痒的西藏书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