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修改的生命史

《西藏是我家》，香港明镜出版社2000年版。



《西藏是我家》北京藏学出版社2006年版



一个普通藏人的生命史
1964年的一天， 一个35岁的亚洲留学生离开美国去加拿大蒙特利尔，在那里乘船去古巴。到了哈瓦那，他走进中国大使馆，申请去中国的签证。两个礼拜后，他把护照交给大使馆，凭着使馆人员写的一封信，登上哈瓦那到广州的轮船，忐忑不安地踏上了回乡之路。这事儿听上去挺平常，无非是一个早期“海归”在中美尚未建交时，“毅然放弃海外优裕生活，回国参加建设”的故事。 不过，这事发生在1964年，而且这位留学生是个从拉萨到印度，又从印度去美国留学的藏人，这事就有了特别的意义。

这个故事有个宏大的背景。上世纪中叶，西藏在时间和空间上分裂。1950年之后，西藏在不到十年间发生剧变， 导致难民潮，在异国形成了一个独特的流亡社会。在中国人的意识里，西藏的分裂是时间上的，即属于过去的“旧西藏”和属于现在以及未来的“新西藏”；而对藏人来说，西藏还有一个空间意义上的分裂，即雪域高原上的西藏和以印度达兰萨拉为中心的流亡西藏。也就是说，“西藏”其实有三个：时间意义上的“新、旧西藏”，加上境外的流亡西藏。

过了不惑之年，扎西次仁觉得有必要把自己的经历写下来。当年在华盛顿大学读书时，他与一名主修藏语和藏文化的美国研究生成为朋友。这个名叫梅尔文·戈斯坦的美国学生后来成为著名藏学家。1992年，扎西次仁有机会去美国，协助他的老朋友戈斯坦进行一个研究项目。这次，扎西次仁希望老同学帮他写自己的自传。戈斯坦答应了。这就是1997年出版，扎西次仁口述，戈斯坦和威廉木·司本石初合作撰写的Struggle for the Modern Tibet。

对于普通藏人来说，这样的分裂意味着什么？个人如何在这前所未有的状态中寻找安身立命之处，又如何找到精神家园？要了解这些藏人对这一系列历史事件的感受，扎西次仁的自传是很好的起点。他的故事之所以特别，是因为他不仅经历了这“三个西藏”，还是最早留学美国的藏人之一。他在美国生活安定，内心却充满彷徨和失落。最终，他放弃了美国生活，也拒绝去印度为流亡政府服务，选择返回西藏，于是就有了1964年，那个被所有的人，包括他乘坐的轮船船长视为荒唐怪诞的举动。

这本书颇有可读性。这不仅是故事本身的精彩，也是因为该书撰写人司本石初教授乃华盛顿大学的英语系主任，功底不浅，把扎西的故事讲得十分生动，既有跌宕的情节，又有细致的描述，更难得的是，他把扎西次仁内心的情感表现得相当动人。故事的开头到结尾，扎西次仁从无忧的少年，自卑迷惘的青年，到坚强自信的老年，他没有掩饰自己的恐惧，迷惘，无助，犹疑，也没有吹嘘自己如何放弃美国的生活，“毅然回归”。一切都很自然。他犹疑着，迷惘着，但是没有放弃。正因如此， 扎西次仁的故事读来才真实感人。

关于扎西次仁自传，丁一夫先生在“寻找失落的家园”一文中有详细介绍；“明镜版”出版时，胡平先生也写过一篇书评。


一个故事，两个版本
扎西次仁自传有两个中文版。一个是2000年香港明镜出版社出版的繁体字版，另一个是2006年北京藏学出版社出版的简体字版。 比较一些两个版本就会发现，2006年的“藏学版”既非繁体版的转换，亦非对原文的新译，而是一个经过精心修改过的版本。

原书中谈到扎西次仁与达赖喇嘛的两次谈话。第一次是在他离开印度去美国之前，“当我到了那里的时候，”扎西次仁回忆说，“达赖喇嘛要亲自接见我，那真是一件不寻常的事。” 事隔多年，扎西次仁还记得那次觐见的细节。他到了达赖喇嘛面前，磕了三个头，然后献上一条哈达。达赖喇嘛问他今后的计划。“我将要作些有助于西藏和西藏同胞的事情。可是，现在我无法告诉你究竟要怎么去做。”扎西次仁答道。他生于1929年，比达赖喇嘛年长6岁。那次觐见时，达赖喇嘛还是25岁的青年。在扎西次仁的印象中，达赖喇嘛“很富有思想，也很慈祥。” 达赖喇嘛注视着扎西次仁，给了他三个建议，要他“做一个好的西藏人，努力学习，而且要用你学到的知识去为你的同胞和国家服务。” 这次觐见之后不久，扎西次仁去了美国。

他们的下一次见面，是在30多年之后。在《西藏是我家》里，这次会面是全书的后记。1994年，扎西次仁去美国，恰好达赖喇嘛访美，两人再次见面。 后记里的扎西次仁不再是那个因被老贵族关在门外而愤怒的青年，也不再是在异国犹疑彷徨，不知何去何从的游子。两人就西藏的前途进行了认真的谈话，扎西次仁向达赖喇嘛建议：“当中国人的政策看来是不合理的时候，我们――意指西藏人――须要知道如何去反抗他们；同时也要学会如何与他们共同生活。”他加强语气对达赖喇嘛说话：“我要他再一次把我们的同胞联合起来，结束在海外的流亡政府而回到西藏去。”

这篇后记是全书的精华。从开头到后记恰到好处地表现了扎西次仁的生命历程。尽管扎西次仁很早就认为自己是“一个新式的，‘现代化的’藏人”，并且已经“不再被那种只顾自己利益的宗教意识所蒙蔽”，但他毕竟是藏人。面对达赖喇嘛时，他回忆起30多年前觐见的情景，想起当时达赖喇嘛给他的建议，心里想着“现在他会觉得我曾尽力照他的话去作吗？”尽管隔绝了30多年，他还是在乎达赖喇嘛对他的看法。

在“藏学版”中，扎西次仁两次觐见达赖喇嘛的叙述都被删除，整个“后记”干脆被一篇“政治正确”的文字取代。

“藏学版”对原文的修改不仅是撤换全文后记，对书中用词也经过精心修整，一些句子干脆删除。比较一下两个版本中的片段，就可知道中国境内读者与境外读者看到的书有何不同：

“明镜版”：
一九五O年（当时我快要二十一岁），北京电台在新年广播中宣称人民解放军来年的任务要包括“解放”西藏、海南岛和台湾。

中国和日本之间的战争已经结束了。 共产党把国民党打败了以后――在新的政治、社会和军事计划的激励下――他们已经准备好了要扩大行动。到了一九五O年的五月间，中国军队已经开始在西藏东境边区的长江上游集结行动。尽管当时的西藏已经象是一个独立的整体在运作，他们有自己的政府和军队，共产党仍然继续维持中国政府的一贯立场，认为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现在，他们已经准备好了，要去解放西藏。他们曾经想要说服我们的政府派代表去协商，可是没有成功。所以，在十月初，他们就开始向西藏的东边进攻。一个月之内，大部分那个微不足道的藏军队伍就被瓦解了。于是，在中国军队和首府拉萨之间，简直就没有任何的阻力了。

毛泽东要用和平的方式解放西藏，而不是只用武力去征服那个地方。结果，在中国军队旗开得胜以后，他们就不再往前进攻，打算迫使西藏政府接受“和平解放”――那就是说，正式承认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西藏政府曾向美国、印度和英国求助，但是，在得不到任何支援以后，才不得不派代表去北京协商。（60－61页 ）


“藏学版”：
一九五O年（当时我快要二十一岁），北京电台在新年广播中宣称人民解放军来年的任务是要解放西藏、海南岛和台湾。

中国和日本之间的战争已经结束了， 共产党把国民党打败了。到了一九五O年的五月间，人民解放军已经开始在西藏东部的长江上游集结整装待发，要去解放西藏。 他们曾经想要说服噶厦派代表去协商，可是没有成功。所以，在十月初，昌都战役打响，一个月之内，大部分藏军队伍就被瓦解了。于是，在中国军队和首府拉萨之间，简直就没有任何的阻力了。

毛泽东要用和平的方式解放西藏。所以在解放军旗开得胜以后，就不再往前进攻。西藏地方政府曾向美国、印度和英国求助，但是，在得不到任何支持之后，才不得不派代表去北京协商。（32页）

再看这段：

“明镜版”：
一九六六年初，我生活得相当舒适，而且充满了乐观的情绪，因为发生在我周围的事情和我预料的大致相差不远。当然，在实际的物质生活上也免不了会有些困难。然而，我却全然不知在中国共产党的最高阶层里面，爆发了严重的内部斗争，而且，想不到那种斗争很快就会蔓延到各个地区，直接影响到我的生活。（161页）

“藏学版”：
一九六六年初，我生活得相当舒适，而且充满了乐观的情绪，因为发生在我周围的事情和我预料的大致相差不远。虽然在实际的物质生活上也免不了会有些困难。然而，我却全然不知即将爆发的“文化大革命”会很快蔓延到各个地区，并直接影响到我的生活。（95页）

这样的删改比比皆是。

对一本经过如此删改的书，出版社似乎还不放心，书前还加了两篇类似“导读”的前言，以佯装不知的姿态，矫情地感动着。

说到底，“西藏问题”是一个有关“西藏”的“问题”，对于这个“问题”，藏人应该更有话语权。然而，中国境内读者面临的现实是：不仅藏民族的历史被改写，连一个普通藏人的生命史也被改写。中国读者在阅读“藏学版”《西藏是我家》的时候，是否知道，他们是在感动着扎西次仁被删改了的生命故事？

在此书英文版的序文中，戈斯坦详细叙述了该书的缘起，特别提到：“……我要求他必须原原本本地把全部生活细节都告诉我――好的和坏的都要全部交待清楚。因为我是一个很认真的学者，我告诉他我不能和别人合作一本与事实不符或是会损人利己的书。市面上早已有了几本无关痛痒的西藏书籍，我们不必再著一本。扎西毫不迟疑，立刻就赞同了我的见解。”

经过精心删改过的《西藏是我家》，最终还是变成了一本“无关痛痒的西藏书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