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一夫：寻找失落的家园

美国藏学家Melvyn Goldstein除了两卷本的西藏现代史等学术著作外，还执笔了两个藏人的自传。一个是西藏共产党的创始人，老资格的革命家平措旺杰，还有一个是藏族教授扎西次仁。扎西次仁的自传，汉译《西藏是我家》（The Struggle for Modern Tibet: The Autobiography of Tashi Tsering）。如果说，平措旺杰的一生，是一个康巴汉子历尽艰难而义无反顾走向革命，那么，扎西次仁的一生，就是一个底层藏人，当藏地经历千年未有之变局时，在传统和变革之间，苦苦追寻理想新西藏的经历。

一，生于旧西藏

1929年，扎西次仁出生在拉萨西面一百多公里一个叫Guchok的山谷村庄，他家是当地典型的农家。扎西次仁开篇就说，他出生在“旧社会”，那里只有传统的藏人生活方式。

那是怎样的“旧社会”，怎样的传统生活方式呢？我这一代汉人曾有一个固定观念，西藏的旧社会就是“农奴制”，底层藏人的传统生活方式就是农奴生活。扎西次仁的这本自传，总的基调是对旧西藏持鲜明的批判态度，他一生的几个重要转折关头，就是他以舍身之勇气背弃旧西藏的行动，但是他第一章对儿时“旧社会”描述，却颇使我感到意外。他没有描写“农奴制”，“农奴”这个词连提都没有提到。

扎西次仁说，他们那个村庄，和所有的藏人小村庄一样，几百口人居住在山坡上石筑的房子里，雪山冰川融化形成的溪水灌溉他们的庄稼。他们种植青稞和豆子，饲养很多牦牛，绵羊和山羊。他们吃自己生产的粮食和肉食，穿自己纺织的羊毛织物。有些东西他们自己不能生产，比如盐，他们就得从外面买。那时西藏流通自己的硬币。他说，和所有的西藏村落一样，我们是相当自给自足的。

扎西次仁家是个大家庭，一共有十口人生活在一起。除了母亲以外，有四个姑姑是独身的尼姑，但是她们不是住在寺庙里，而是住在家里，还是家里的重要劳动力。他有两个父亲。这是典型的兄弟俩合娶一个妻子的家庭。这种婚姻制度在世界上十分罕见，在藏地却相当普遍。扎西次仁明确地为藏人的这一婚姻制度辩护，说他后来到了印度和美国，才知道藏人的做法在外人看来是多么奇怪，无法想象，而他却从来也不觉得藏人的做法有什么不好。藏人认为这是非常自然的，不仅能够有效地节约物质资源，而且能够更好地照顾家庭的利益。

合娶他母亲的兄弟俩，他称其中的哥哥为“父亲”，称弟弟为“叔叔”。平时，母亲和父亲睡在楼上的房间里，叔叔睡在楼下自己的房间里。他记得母亲会经常性地在叔叔的房间里过夜。母亲有责任让兄弟俩都得到快乐满足，母亲是藏人家庭的核心。藏人家庭从不为此起矛盾。他到底是父亲的儿子还是叔叔的孩子，他从来也不知道，家里也没有人关心这个事情。母亲没有跟他讲过，他也从没想过要问母亲。父亲和叔叔都叫他“儿子”，都待他如自己的亲生儿子。旧时藏地的家庭经常要为政府提供无偿的劳动力和畜力，主要用于运输，那相当于一种“税”，于是兄弟俩就得出一个人，有时候要出门很远，时间很久。在这段时间里，另一个人就要独立担负起照顾家庭的责任，家还是完整的。所以他说，在藏人看来，兄弟合娶一个妻子，比各自分娶更合理，家庭更稳定。

扎西次仁的童年，是在山坡上放牛羊，是和伙伴玩耍。但是，他说，如今回顾童年的旧式生活，很容易将其理想化。我想他的意思是，不在这种生活方式里的人们，容易把这种生活想象得过于浪漫。其实不然。他说，这种传统生活的问题是，人们墨守成规，不思变化。旧西藏没有现代概念上的教育，人们的生活也不需要现代概念上的文化知识。

扎西次仁的父亲，是村子里仅有的两三个识字的人。扎西次仁记得小时候看父亲磨墨，用竹笔写字。他还记得父亲在一块木板上，用豆子，小木棍和石子代表十，百，千，来回移动，做复杂的算术。我想这其实相当于一种珠算。正是父亲的榜样，让扎西次仁和其他村童不一样：他想受到教育，想要有文化。儿时这种想受到教育的欲望，伴随了他一生，使得他和其他村童不一样，让他变成一个心很大的人。

但是，村民们对教育毫无兴趣，一点没有概念。他当然也不知道，怎样才能得到教育。

1939年，扎西次仁十岁，机会来了。

二，布达拉宫的舞童

旧时西藏，在拉萨的布达拉宫里，有一个专门在仪式上为达赖喇嘛服务的歌舞团，叫gadrugba。这个歌舞团的成员，都是十几岁的男童。传统的做法是，从卫藏的农村里选拔八至十岁的孩子，送到布达拉宫，作为一种抵税。经过训练，学成后为达赖喇嘛歌舞，直到十八岁为止。

一般农家都痛恨这种“税”，因为抽中了就等于失去了一个儿子。十岁的扎西次仁经过考核被选中，他却感到莫名的兴奋，因为他知道此一去就将离开那平静如水的山村，进入外面的世界了。他告别流泪的母亲，走了八天，终于来到拉萨，第一次看到了壮观的布达拉宫。

离开了母亲的舞童扎西次仁的生活却很不好，他必须寄住在别人家里，而人家待他很恶劣。歌舞团的训练非常严格，对于一个孩子来说，那些大人可以说是凶恶，他动辄挨打和羞辱。于是，他就一次次地逃跑。他曾经逃到几公里外的哲蚌寺，这个著名的大寺庙有一万个喇嘛，他为喇嘛们干点活，喇嘛们给他吃住。可惜不久就给发现，抓了回去。

就在那些日子里，他听说了喜马拉雅山南，有一个国家叫印度。那里有一个地方叫嘎林堡，那里有藏人的商人，还有学校。他想逃到那里去，于是就往江孜和日喀则方向走。他给骡子商队打工，给朝圣的人帮忙，结伙翻越山口。这一路逃亡，小小年纪吃了很多苦。终于在半路上给他的“叔叔”找到了。原来自从他出走，家里就一直在找他。叔叔将他带回家。他的父亲再把他带到拉萨，回到歌舞团。

接下来，他在布达拉宫歌舞团的处境突然起了变化，他被一个有一定地位的僧官看中，成为他的同性伴侣。这是怎么一回事，扎西次仁做了一个说明。

在漫长历史的大多时间里，旧西藏是一个政教结合的社会。这个社会的官吏分两种，一种是俗官，另一种是僧官。僧官既是喇嘛，又是官吏。这种僧官制度的逻辑是，藏人社会既然是佛教社会，那么喇嘛担任行政官吏，就可以更好地用佛教来管理社会。可是，由于行政事务繁复，这些僧官渐渐地就变成名义上的喇嘛，他们不得不成为全日工作的官吏，不再住在喇嘛庙里，平日也不参与晨钟暮鼓的佛教功课。他们的日常生活已经不是庙里的喇嘛，而是政府的官员。但是，他们又具有喇嘛的身份，也就是说，他们是受了戒的，必须遵从佛教戒律，独身禁欲，不近女色。如果他们破戒，就会失去他们的喇嘛身份，僧不再，官也当不成了。

可是，这些住在城中自己家里的僧官，没有喇嘛庙的环境约束，自然本性中的性欲就成为一个问题，于是在僧官中发展出了一种变通的做法，使得这种性欲望有一个出路，同时又不算破戒。这就是找一个男性青少年，作为一个公开的伴侣，可以从这种关系中得到性快乐，但是不能有性行为。

僧官在找性伴侣的时候，两种男孩特别受重视，一是藏戏的演员，很多是男性的旦角，另外就是扎西次仁这样布达拉宫的舞者。于是，有一天，扎西次仁的上司来问他，说一个叫旺度（Wangdu）的僧官看中了他，问他是不是愿意。

扎西次仁说，他是可以拒绝的。也就是说，这是一种自愿的关系。他说，他不是同性恋者，他的性取向不是同性。但是，他理解这种关系在传统藏人社会中是怎么回事，知道和这样一个有权有势的僧官结成亲密关系，很可能对他是一个并不常有的机会，不要轻易放弃。于是，他决定同意。他说，“这就开始了我一生中最好的几年”。

这里，扎西次仁又对这种习俗作了一点解释。他说，他和僧官旺度拉（“拉”放在名字后面是藏人表示尊敬的称呼）的这种关系，不是西方社会所谓的同性恋。一般藏人是对同性恋皱眉头的。这种关系只是僧官们避免破戒的一种习惯方式，是一种公开的变通办法。他对此是知道的，所以当他的上司来问他的时候，他并不吃惊。他认为，他的决定是对的。在以后的几年里，旺度拉帮了他很大的忙，他再也不挨打受辱，得到了较好的学习条件，而且确实和旺度拉发展出相当亲密的关系。这种亲密的感情，一直维持到旺度拉去世。同时，这并没有改变他对女性的态度。事实上，他后来和别的女性交往，甚至还有过一次短暂的婚姻，旺度拉并不嫉妒。不过旺度拉对他和其他男性交往却是要嫉妒的。

就这样，他十八岁了。按照规矩，就不能为布达拉宫跳舞了，必须另寻出路。时为1947年，外部世界正天翻地覆，藏人藏地却懵懵懂懂，还是一副世外桃源的样子。这时候，他已经有了一定的文化教育，尤其写得一手好字。在藏人社会，那个时候的所谓文化教育，主要就是写一手好字。但是个人前途出路却并不容易。传统藏人是一个等级严格的社会，社会制度结构上的流动非常有限，基本上所有人生下来就决定了一生。他出生在农家，却有一颗不安分的心，要打破传统规定的地位，就必须自己去想办法。

旺度拉这时帮了大忙。由于旺度拉的关系，他知道布达拉宫的财政部门有一个空缺。在旺度拉的引荐下，他考上了这个职位。在他还没有完全离开歌舞团的时候，一个官位就已经在等待他。对他这样的山村农家孩子，这确实是一个很好的开端。

青年扎西次仁在布达拉宫的财政部上班，就这样迎来了“西藏和平解放”，解放军来了。时为1951年，扎西次仁22岁。

三，初识新西藏

由于十七条协议的缘故，解放后最初几年，对扎西次仁的生活影响不大。他照常在布达拉宫上班，工作十分平静轻松。每天下班以后他有很多时间泡茶馆，接触各种各样的人。这是一段相对平稳的生活，他交友，恋爱，接触以前从来没有接触过的人。

他接触了一些商人和他们的孩子。这些商人家庭和印度做生意，印度东北部和西藏交界的大吉岭，是这些西藏商人的集中地方。他们告诉了他很多有关大吉岭，有关印度和英国的事情，特别是大吉岭的学校，年轻人在那里能够受到西方式的教育。特别留给他深刻印象的是，这些人待人待事的态度完全不同于他所历来接触的人。他们见识广，思想开放活跃，而且非常地友好礼貌。对于山村里出来，布达拉宫长大的扎西次仁来说，大吉岭是一个完全不同的迷人世界。

另一方面，他也看到了汉人带来的变化。解放军在拉萨修路，开办了学校和医院。汉人的有些做法，藏人闻所未闻，匪夷所思。汉人钓鱼吃鱼，在低洼地方开荒种地，将拉萨大街上的狗粪和人粪收集起来当肥料。藏人觉得这种做法很脏。但是解放军的纪律和办事效率，让扎西次仁十分佩服。相比之下，他所工作的布达拉宫的办公室慢条斯理，充斥了变相的贿赂和贪污。

对年轻的扎西次仁来说，大吉岭的消息和解放军的作风，都是新事物，都是他向往的。伴随着这些变化，是汉人带来的新名词，社会主义，资本主义，共产主义，封建主义，等等。藏人并不理解这些名词意味着什么，但是都感觉得出，这些名词预言着即将到来的变化。藏人中对变化的态度也不一致，简单地说，在旧时代生活比较苦的，受到虐待的，对变化怀着一种欢迎和期盼；而有权有势的，生活优越害怕失去的人，感觉变化是一种威胁。但是，扎西次仁说，这种“阶级划分”不是一刀切的。因为，几乎所有具较深宗教情怀的藏人，都担心无神论的共产主义会毁了他们的佛教，对变化怀着疑虑。而年轻人，特别是受过点教育的年轻人，就更欢迎变化。

扎西次仁是期盼和欢迎变化的。到底期盼什么样的变化，什么是他理想的新西藏，他却并不明确，但是他知道汉人将带来的变化，是藏地最可能的未来。他这个时候被佛教吸引，相信佛教是一个伟大的宗教。另外，他的一些好朋友不喜欢共产主义。他处在一种犹豫和困惑的状态中。

这时候，只有一件事他眼下很明确，就是他想读书，想接受外界的新式的教育。
他想到大吉岭去上学。大吉岭的西方教会学校，圣约瑟夫学院，在拉萨他的朋友圈里名声极好。他想到那里去学三年英语，学外界的其他知识。可是，这得要一大笔钱。于是，他开始做生意，在拉萨和家乡周边的村庄之间跑买卖，把拉萨城市里的日用品运到村子里，卖给村人，回程则把村子里的出产运到拉萨卖掉。在布达拉宫工作的经验派了大用场。这样的双向买卖，不用许可证，不用交税，有相当丰厚的利润。有了一些积累，又向旺度拉借了一点钱，他手里有两万印度卢比，这是一笔相当大的钱了。他终于离开拉萨，怀着对新时代的期盼，对自身教育的渴望，前往印度。这是1957年，他28岁。这一去，他一定没有想到，以后半辈子将会发生的事情。

四，拒绝流亡，依然流亡

印度东北部，喜马拉雅山南，大吉岭和嘎林堡是两个相距不远的城市。大吉岭是英国人的避暑圣地，它又位于藏地和印度的商路上，是藏人在印度的聚居地。扎西次仁来到这里，一门心思学英语。他是经济上做好准备来的，带来的钱够他在大吉岭生活和读书几年了。一开始，他的学习生活相当顺利。他顺利地进了盼望已久的圣约瑟夫学校，生活得非常愉快，学习也非常有成效。这个藏地山村出来的年轻人，在按照自己多年的理想改变自己，提高自己。他没有想到，发生在藏地的大历史事件，将不可回避地改变他的计划。

藏人生活的广袤青藏高原，在藏人中分为三区，卫藏，安多和康区。十七条协议，是拉萨的达赖喇嘛噶厦政府和中央政府之间的协议，规定在西藏暂时不搞民主改造，将来也是在西藏政府同意的前提下再搞。可是，这一协议并不包括早已划归青海省，四川省，甘肃省和云南省的藏地另外两区。这些省份，在五十年代展开了土改等运动。运动遭到了藏人的反抗，于是军队被动用来镇压反抗。镇压引起藏人更大的反抗，大量康区藏人逃往拉萨。后来就发生了1959年3月的拉萨事件，达赖喇嘛带领身边八十来人，易装出走，流亡印度。

对于1959年事变的原因，扎西次仁有几句话的简单解释。他说，虽然有一些人，包括他自己在内，看到了汉人带来的变化有好有坏，但是，藏人中的喇嘛，贵族和绝大多数的普通藏人，不愿意这些变化。汉人把这些变化强加给他们。这就是1959年事变的本质。

那么，达赖喇嘛的出走和扎西次仁有什么关系呢？

扎西次仁在印度的一年多里，交了一个藏人朋友，叫嘉乐顿珠，扎西次仁称为嘉乐拉，是达赖喇嘛的哥哥。嘉乐顿珠曾经在汉地上学，却不愿在共产党统治下生活，最后落脚在印度。达赖喇嘛出走印度后，随后短时间内有数万藏人追随他来到印度。安置这些流亡藏人，成为达赖喇嘛流亡初期最繁重的事务，嘉乐顿珠是达赖喇嘛的主要助手。嘉乐顿珠就把扎西次仁叫去参与工作。与此同时，扎西次仁在个人财务上也出了问题，需要一个工作来养活自己。于是，扎西次仁就参加了达赖喇嘛的流亡藏人团体。

嘉乐顿珠对扎西次仁的信任，从一件事里可见一斑。达赖喇嘛和手下人出逃，带出来一批金银珠宝。这批金银珠宝起先就放在一间房间里，嘉乐拉叫扎西次仁看守这批珠宝。于是有一些日子扎西次仁就日夜在房间里独自守着这批珠宝，寸步不离。

在扎西次仁的回忆录里，对嘉乐拉始终十分尊重，嘉乐在以后的岁月里还会多次影响他的思想和人生走向。扎西次仁觉得嘉乐是一个可以信赖的朋友。嘉乐顿珠身为达赖喇嘛的哥哥，虽然是贵族，但是他出生于普通农家，本质上是普通人。扎西次仁觉得，嘉乐和其他贵族及僧官不一样，他们之间有某种平等感。

同时，扎西次仁体会到了家园的分裂。现在有两个西藏了。一个是达赖喇嘛带来的流亡的西藏，还有一个是共产党统治下的西藏。哪个是他扎西次仁的家园呢？他属于哪个呢？

人的一生要经历很多事情，有些平淡无奇，有些惊心动魄。有时候，一件外人看起来微不足道的小事，在某个当事者看来，却有刻骨铭心的切肤之痛。人有不同的民运，往往是由于不同性格的人，对这样的小事取微妙的不同态度。

当1959年事变的消息传到印度的时候，在印度的嘉乐顿珠等藏人立即召集开了一个会议，商讨时局和对策。会议在嘎林堡的一栋私宅里举行。那天，扎西次仁跟着嘉乐顿珠也去了。但是当嘉乐顿珠和一行贵族僧官进去密会的时候，他被告知留在外面。他没有资格参加这个贵族和僧官的秘密会议。

这件事，深深地刺痛了他，使他一辈子耿耿于怀。他痛切的体会到，他永远也不会是旧西藏贵族圈子里的自己人。这件事如此地刺激了他，影响了他以后在两个西藏之间的选择。在以后的岁月里，当他为自己的选择吃尽苦头，付出惨重代价的时候，他会想起这个把他关在门外的会议。

好心的嘉乐顿珠和众贵族喇嘛进门开会而把扎西次仁留在门外的时候，大概做梦也没想到，两位好友之间的分道扬镳，就从这里开始。

五，逃离流亡

就在达赖喇嘛为首的流亡藏人团体最需要扎西次仁的时候，他又一次作出了出走的决定。

这对他来说是很不容易的，因为他和嘉乐拉是好朋友，他们常在一起喝茶谈话看电影，可以说无话不谈。而嘉乐拉当时是暗地里组织反抗活动的负责人。嘉乐顿珠信任他，需要他，在他困难的时候给他工作，帮过他的忙。但是，他告诉嘉乐，他想走，不跟流亡藏人在一起。他想到西方去留学。

于是，两位朋友发生了激烈的争执，吵得非常厉害。嘉乐顿珠骂他是个“坏藏人”。他却认为自己是个好藏人。他认为，他的决定是在两个西藏之间的选择。达赖喇嘛的流亡藏人，代表的是旧西藏。留在雪域青藏高原的西藏，将会发生更多更快的变化。虽然他本人并不愿意西藏变得太快太强烈，但是他认为，留在藏区的藏人，真正代表了未来的西藏。

这个理由有多少是当时31岁的扎西次仁的实际想法，有多少是老年扎西次仁在回忆一生的时候，对自己行为的诠释，我们没有亲身经历过的读者，只能凭自己的生活经验，作出大致的揣测。在我看来，与其说他的决定是出于对西藏前途的期盼，不如说是出于对个人前途的期盼；与其说是看好新西藏，不如说是因为他不喜欢旧西藏，不喜欢旧西藏的贵族僧官。后来藏区发生的一切，那个时候他还不可能预知，而作为嘉乐顿珠的好友，他不可能不知道，十四世达赖喇嘛是一个主张藏人社会改革的开明领袖。达赖喇嘛在16岁亲政以后不久就废除了藏区的债务继承制度，从根本上改变了底层贫苦藏人的状况。达赖喇嘛还计划在藏人中展开一系列改革，让藏人社会逐渐走向现代化。在流亡后，达赖喇嘛最重视的是发展流亡藏人的教育事业，出走印度一年后就在印度北部的穆苏里开办了历史上藏人自己开办的第一所现代学校。

很奇怪的是，扎西次仁的回忆录里一点没有提到流亡藏人的这些变化。他不可能不知道青年达赖喇嘛主张的新气象，但是如果他看到了，他照理应该能明白，他留在流亡藏人中是可以有所作为的，可以为藏人，为西藏作出贡献的。但是，他在回忆录里却没这样说。对他来说，流亡藏人是旧西藏，那里没有他的位置，他要的是新西藏。

只要下了决心，就会有机会。在德里的一家旅馆里，他遇到了一个美国德克萨斯富商的儿子，罗伯特·邓南先生。邓南知道他的处境和愿望以后，答应出钱帮助他到美国留学。邓南帮他获得了美国威廉学院的入学并在经济上资助他。他从印度政府申请了“无国籍身份文件”，从美国领馆取得签证。美国托尔斯泰基金会答应为他支付从印度到纽约的旅费。托尔斯泰基金会是大名鼎鼎俄国文豪托尔斯泰的女儿于1939年在纽约创建的慈善机构。

终于，扎西次仁要走了。此一去，何时归来？他为好友嘉乐顿珠工作到了最后一刻。在他启程以前，嘉乐顿珠给了他一封私人介绍信，让他去见一次达赖喇嘛。他从德里赶到达兰萨拉，达赖喇嘛私下会见了他。这个会面对于藏人的意义非常重大。在出远门以前，有藏人的最高精神领袖，转世的观世音菩萨，亲自加持祝福，这个福分是非常大的。不过在回忆录里，扎西次仁的解释是，嘉乐顿珠可能是想以此激发他对西藏的忠诚和爱国。

他按照礼节，向达赖喇嘛叩了三次长头，双手献上哈达。达赖喇嘛把哈达给他戴上，然后询问他到美国后的打算，以后还打算做什么。

扎西次仁回答说，“我将为西藏和藏人做事。但是现在我还说不出我到底将做什么。”

达赖喇嘛沉思片刻，然后看着他，说了三句话：“做一个好藏人。努力学习。用你受到的教育，为你的国家，你的人民服务。”

那是1960年。再次见到达赖喇嘛，将是34年以后。

六，星条旗不留恋

扎西次仁坐印度国内航班从德里到孟买，平生第一次乘波音707到埃及开罗，然后经意大利的罗马，法国的巴黎，到英国的伦敦，然后直飞纽约，于1960年6月30日到达纽约。

一开始他进入纽约的威廉学院，然后转到西海岸的西雅图，进华盛顿大学，一直到1963年底。就是在华盛顿大学，他结识了M. Goldstein，当时是华大学习藏语和藏文明的研究生，现在著名的美国藏学家。

这一段三年半的留学生活，和几乎所有留学生一样，对美国物质生活的丰富，人与人之间的平等友好，社会的有序高效，留下了深刻印象。他租房，找工做，读书，听肯尼迪总统的讲话，接触马克思主义理论。照理说，这一段生活和他以前的生活差别最大，几乎说不出有什么不快的经历，可以写的东西应该很多。有意思的是，他用一章回忆美国留学生活，真正描写美国生活的只是其中很少的几页。美国人待他挺好，有些描写，想来现在的留美中国学生读了会觉得熟悉。但是，却又好像没什么内容可写的。这大概也是现在很多留学生共同的感觉：美国生活太好太平淡了。这一章的主要篇幅，是写他做出返回西藏的决定以后，和嘉乐顿珠的争论。

扎西次仁对美国生活的描述，读来能感觉出他内心的隔膜。美国是好，可那是人家的国家。这里的人平等待你，你却仍然感觉，这不是你的地方。你的家园在西藏。在美国提 只待了三年半，生活好好的，恋爱结婚，几乎没有什么可以抱怨的。他本可以像大多数人一样在自由的新大陆生活下去，但是他却决定要走了。

问题是，这次出走，去哪里？

他本是从流亡藏人中来的，却没有把流亡的西藏当作家园。他要回到雪域高原上的西藏去。

作出这个决定以后，他给他的好朋友嘉乐顿珠写了一封信，说明了自己将离开美国，但不是回到印度的流亡藏人中去，而是回到共产党统治下的西藏。他觉得，嘉乐拉是他的朋友，他必须向嘉乐拉说明，让嘉乐拉至少理解他想干什么。

扎西次仁作出这个决定的思路，其关键是怎样看待共产党为西藏带来的变化，怎样才能得到一个新的现代化的西藏。他说，他不喜欢暴力，但是此时的他，不相信一个少数宗教僧侣和贵族精英统治大多数贫穷农民的西藏，能够走向现代化。他认为这样的一个西藏自己是不会变化的，西藏需要一个革命。他说，“我开始认为，也许西藏过去十年所经历的在某种意义上是一个答案，汉人入侵我们国家可能做了我们自己做不到的事情。它为我们提供了一场革命。它扫除了旧人事及其剥削制度，让普通人民参与政府在西藏历史上第一次成为可能。”

他说，回顾以往，他有三次出走，每次都改变了他的生活走向。第一次是离开西藏走向印度，第二次是离开印度走向美国。这第三次，是最困难的一次，他要离开美国，回归家园。他说，美国是地上的天堂，他从来也没梦想过有那么富裕的地方，生活是那么舒适，有那么多的工作和受教育的机会。他见识过，深深理解美国人的开朗，大度，他也知道美国人相对来说阶级差别较小。不管什么阶级的人，都能得到教育机会，有那么多的学校，那么多的图书馆。这些都是他梦想的。

但是，他再三思索，越来越认定，中国入侵西藏，为藏人带来了千载难逢的变革机会，“我想成为这个变革过程的一部分”。他知道此时回西藏，就是回到中国去。但是他认为，为了用自己受到的教育为藏人服务，就必须接受共产党统治西藏的现实。他要帮助西藏成为更现代的国家，“流亡中的爱国主义对我不够”。

在离开美国以前，他坐灰狗长途汽车再次穿越美国，走走停停，对自己的决定作出“长考”。在走到旧金山的时候，嘉乐顿珠刚好也到了那里，他们约好了在旅馆里长谈。1963年12月底，圣诞节前的节庆气氛中，两位来自雪域高原西藏的好友，就在旧金山的旅馆里，展开了一番激烈的争论。

嘉乐顿珠向他描述了流亡藏人在这几年里的情况。达赖喇嘛带领数万流亡藏人，在喜马拉雅山南的异国他乡，既要在完全不同的气候地理环境下生存下来，要教育下一代，要保存本民族的语言，宗教，文化，又要改革旧的风俗习惯，旧的制度法规，让藏人走向现代。流亡藏人团体面对巨大挑战，成果足以骄傲。嘉乐顿珠要他注意流亡藏人在走向现代化方面已经取得的进步，告诉他，流亡藏人需要他，达赖喇嘛也要他回到流亡藏人中来。嘉乐顿珠告诉他，已经为他安排了担任在印度的“西藏之家”主任的职务，薪酬相当优越。这个西藏之家将是一个博物馆，保存藏人文物，也是经销藏人产品的贸易中心。

扎西次仁依然认为，数量有限的流亡藏人，不能代表西藏。他对嘉乐顿珠说，你忠于达赖喇嘛和流亡藏人代表的西藏，我忠于留在家园的藏人。他反过来问嘉乐顿珠，在印度的流亡藏人到底想要一个什么样的西藏呢？嘉乐顿珠对这个问题显然有过深思熟虑，他认真地回答说，他希望西藏将会成为一个中立国家，并且在中国和印度的帮助下，成为一个现代化的民主社会，与相邻各国和睦相处，变成国际大家庭的一员。

扎西次仁坚持说，要看到共产党给西藏带来的好的一面，他想成为这一历史变革的一部分。他执意回归。

嘉乐顿珠无法说服他，无奈地对他说，我在汉地生活过，我也有左翼思想倾向，我比你更了解汉人。“汉人是世界上最多疑的民族。不管你说什么做什么，他们不会信任你的”。他说，共产党对藏人的利益并无兴趣，他们感兴趣的只是汉人的利益。“你最终只会被汉人利用。他们不会杀你，他们只会利用你。”

说这番话的时候，是1964年的新年钟声将要敲响的时候。

七，回家，家在远方

1964年，扎西次仁绕道加拿大，到古巴哈瓦那，和中国大使馆取得联系。等待一段时间以后，终于获准乘船前往中国。船越过加勒比海和大西洋，穿过苏伊士运河和红海，终于到达广州。这时候他35岁，刚过了小半辈子。他的自传写到这里，刚好是半本书左右。以后的几十年，又发生了很多事情。这些事情，我这一代同样生活在中国的人，读来似曾相识。扎西次仁的经历里，不乏奇妙的故事，重大的历史事件，但是，相比他此前的经历，读这后面几十年，你会感觉缺少一种生命的动人之处。我问自己，这是为什么？究其原因，那就是，从他踏上广州的土地开始，他的生活就没有多少是他自己可以作主的了。他的叙述中，一步一步充满了等待，是好是坏，他都不能选择，只能等待别人为他的命运作出决定。

他在美国的学习，扩大了他的视野，让他对西藏前景有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西藏应该建立基本的有竞争力的农业和工业，建设社会的基础设施，与此同时，普通人要受到教育，成为西方意义上有文化的人。他认为，他可以为藏人亟需的教育贡献才华本领。可是，在等待一段以后，他被送到了陕西省的咸阳，那里有一所西藏民族学院。他被安排在这所学校的教育系学习。他立即明白，什么时候可以回到西藏的故乡，不是他自己能够说了算的。只有当汉人要他回去的时候，他才能回去，而不是在此之前。

咸阳的学校生活，读来甚是无趣。他说到政治学习，谈起政治指导员，提到那些数不清的政治术语。那个时代的人，都花费过很多时间，用来一遍一遍地复述这些政治术语。他很快地学会了，有些话是不能说的。他学会谨言慎行。他不能回拉萨，回故乡探望父母，但是他从家乡来信中得知，他的父母被定为反革命，给遣送到附近一个尼姑庵了。

按照计划，他应该在1967年毕业，然后分配工作，或许那时就可以回到西藏了。

没想到的是，他提前回了一次拉萨。1966年，文革开始了。

八，藏族红卫兵

经历过文革的人一定都记得，1966年文革起动的时候，不知怎么搞的，所有的人都兴奋莫名。扎西次仁也是如此。他一点不为自己担心，他认为，虽然他在旧西藏布达拉宫里当过小吏，虽然他曾经在印度和美国生活过，但是他是西藏农民家庭出身，他不属于统治阶级，相反是属于被统治的劳苦大众。再说，他确实是对旧西藏的统治精英持批判态度，正因为如此他才会回到祖国来。他无疑是一个革命派。于是，他也满怀热情地积极投入文革，成为一个藏族红卫兵。他提到了斗争会，在回忆录里他说，现在回想，他以此为耻。

然后，他参加了“革命大串联”，就是免费旅行到北京，接受毛主席的检阅。他们这些红卫兵住在北京的民族学院，等待见毛主席。就在这时候，出了一点小问题。有两个藏人红卫兵来告诉他，说他不能去见毛主席。他据理力争，说自己政治出身怎么怎么好，告诉他们，他童年时是作为抵税而被带到拉萨去的，他是穷人。争论无效以后，他冒险向革命委员会申诉，告诉他们自己怎么背叛达赖喇嘛的流亡藏人团体，怎么主动回到祖国。最后，他终于如愿以偿地在天安门广场见到了毛主席，尽管只能远远的看到。这时他感觉幸福之极，“我在新中国的中心，为创造新秩序而扮演重要的角色。这正是我为什么要回到祖国来的原因。”

然后，这些见过毛泽东的红卫兵，要挥师去拉萨了。从扎西次仁的描述可以得知，红卫兵去拉萨串联，和内地不一样，不是红卫兵们自发自主的行动，而必须得到西藏军方的同意和支持，否则，青藏高原的自然条件使得你就是想去也去不成。

他们这些红卫兵坐火车从咸阳到兰州，再到格尔木，然后分坐军用大卡车，走了七天，到达拉萨。不久，张国华将军就来看望他们，称赞他们是保卫毛主席的最好的红卫兵。扎西次仁的感受，只能用一个词来形容：受宠若惊。

这是他在离开拉萨前往印度以后十年，又一次来到这个他成长和生活过的城市。他在回忆录中描写了他所看到的变化。除了道路和房屋以外，他注意到，原来的市场消失了，食品配给供应，分量不足，人们普遍营养不良。更深层的变化是，藏人普遍精神低落，“好像他们都刚刚失去了一个亲朋好友一样”。寺庙关闭了，宗教活动被禁止，但是人们仍然在家里偷偷念经拜佛。相比其他藏族红卫兵，扎西次仁年龄比较大，见识更广，思路应该是更稳重一些。他在拉萨有好些熟人，这些熟人对他非常不理解，老是要问他：“你为什么要回来？”

从1966年末到1967年3月，他们这些来自内地的藏族红卫兵在拉萨逗留了四、五个月。扎西次仁说：“我内心充满革命热情。我不是孤独的。西藏到处是藏族红卫兵和革命积极分子，坦诚地说，我以自己是其中一分子而骄傲。我们正在中国和西藏为所有汉藏人民创造一种新的更平等的无产阶级文化。至少我们是这样以为的。”

我很好奇的是，在那四、五个月里，他们这些内地来的汉藏红卫兵在拉萨和西藏其他地方都干了些什么呢？这方面的资料很少。从有限的资料里，我们现在可以确定的是，西藏的寺庙，绝大多数都在那段时间里被毁了。喇嘛和尼姑被斗争遭驱散，佛像和寺庙的珍藏被破坏流失。扎西次仁参与这些活动了吗？或者，他没有参与但是看到和见证这些活动了吗？在他的自传里，他没有说。

九，他们不会信任你

根据扎西次仁的履历，经历过文革的人大概都会想，文革搞到1967年还不把他揪出来，抓起来，关起来，实在会是一件不可能的很奇怪的事情。照那个时代的天网恢恢，这样的人不可能漏网。

1967年10月13日。事先毫无征兆。上午像往常一样，下午开大会。就在大会上，扎西次仁突然被宣布“揪”出来了。这一切其实是早就准备好的。这种当场揪出反革命的方式，在文革中普遍使用。有时候还会给将要被揪出来的人三分钟，自己投降，自己站出来，“坦白从宽，抗拒从严”。曾听说有些地方，自己站出来的竟然比计划揪出来的还要多。这种当场揪斗的方式，能够最大程度地打击“阶级敌人”的气焰，更重要的是，它让能致人死命的革命暴力带上了一种娱乐性。革命是人民大众的嘉年华会。

扎西次仁给突然揪斗，不会感觉有什么好玩的。他大概只感觉“冤枉”。他怎么会是反革命呢？如果他是反革命，他怎么会从美国跑回来？他怎么会背弃达赖喇嘛和嘉乐顿珠？

可是，揪他出来的人，想不通的是同样的问题：你要不是负有特殊使命的反革命，你离开印度的达赖喇嘛干什么？你从美国跑回来干什么？

从那以后，到1970年三月，二年半的时间，扎西次仁就是一个“被揪出来的”人，文革中称之为“牛鬼蛇神”。他的任务就是交代自己的“问题”，接受无穷无尽的批斗会和审查会，一遍一遍地回答由不同的人用不同方式提出的同样的问题。那是一种身体、意志和精神的折磨。你一生经历过的事情，不管是什么，只要他们想知道的，最终你都会坦白的。在无数次的审讯中，扎西次仁曾经由于沮丧而发怒，但是丝毫不会因此解决问题。他为了表示自己的坦诚，甚至交代了1959年自己在流亡藏人中所做的事情，说明自己只是为嘉乐顿珠工作的一个普通工作人员。这样的交代是否明智，恐怕得事后很多年才能揣摩。

交代了这些经历，革命群众就要扎西次仁承认自己是藏独分子。扎西次仁坚决不承认。他坚决认为，他确实不是藏独分子。

1970年3月23日，在又一次斗争大会上，他被当场宣布逮捕，大会上宣读了公安局的逮捕令，他被正式宣布是一个间谍和藏独分子。民族学院的领导告诉革命群众，扎西次仁犯下了“天大的罪行”。五花大绑的他，胆战心惊，被抛在一辆卡车上，直接送往监狱。

这个时候，不知道他有没有想起，嘉乐顿珠在旧金山的旅馆里对他说过，“他们不会信任你”？

十，劫后余生

1973年5月，他被突然释放。在释放他的时候，他得等待狱方和公安干警把从逮捕到释放的所有法律文件都填好。他从没有经过法庭审理，也没正式宣判，这些法律文件根本不存在，直到要释放他的时候才补做起来。这个制度和其中的各方人员表现出了极大的灵活性。

在狱中的三年多一点时间，他常想起嘉乐顿珠在旧金山对他说的话，说他连自己都不明白，不明白自己在汉人面前是没有能力挺身而立的。这个话激励他，精神上不能倒下。他做了一切可能的事情，让自己不沮丧不灰心。他利用一切条件读报，温习英语和汉语。他锻炼身体，在牢房里跳他在布达拉宫歌舞团学来的舞蹈。他利用废料给自己织了一双羊毛袜子，这一成就让他欣喜若狂。

出狱后，哪里来哪里去，他又被送回咸阳的民族学院。虽然出狱，却不等于是革命群众一分子，不等于“他们信任你”了。他是一个刑满释放分子。他被分配在校印刷厂当工人。家乡还是在遥远的地方，他仍然不能回拉萨。

他利用假期回到家乡，看到了苦难的父母。父母这些年受过的磨难，就写在他们的脸上。他看到，儿时贫穷的山村，现在更贫穷了。藏区的人民公社制度，给藏人带来了说不尽的贫苦。扎西次仁说：

“很容易看出，古老的村子比我年轻时候更穷了。我听说它在1960年代初变成了一个公社。在我小时候，虽然这村子不是什么财富和繁荣的中心，但是它在旧制度下功能良好。当然，有些家庭富裕一些，还有一些家庭很穷。但是大多数人生活过得去（made a decent living），而且相当快乐。每个大家庭是一个独立的经济单位。 ……在公社制度下，土地，农具和牲畜都从各家各户取走，属于全村共有。结果就是，各人生产的东西比以前少了。”

他决定利用回拉萨探望父母的机会，和以前就认识的一个女士结婚，然后申请按照政策夫妻调在一起，这样回到拉萨。可是，他结了婚，人家仍然不让他调回拉萨，他只能让妻子跟他一起来到咸阳。

终于，1976年，广播里报告，毛泽东死了。他说他记得很清楚，他像所有的人一样，表现得悲痛欲绝。“其实我并不伤心”。十多年生活下来，这个制度已经让他学会了伪装：“眼前的路我看得很清楚。我继续扮演我必须扮演的角色，然后像这个国家其他人一样，我等待着。”

等到1978年，他快五十岁了。终于，他等不及了。他想回到家乡去，回到家乡才能实现为藏人藏地服务的理想。可是单位里不给他平反，不批准他回乡。1978年9月，他决定独自进京，向中央申诉。

在中央部门的直接干预下，1978年底，单位里终于为他平反，把他从工人转为知识分子干部编制。1981年，他终于如愿以偿调到拉萨工作。从他踏上中国。到回归故乡，整整用了17年，他52岁了。

以后的岁月里，他像那个时代所有劫后余生的知识分子一样，以全部身心，全部的聪明才智，来从事自己梦想了一辈子，历经艰辛才实现的工作机会。他编纂了第一部藏汉英三语词典。他开办了拉萨第一个民办的语言学校。他注意到西藏自治区藏人青少年相比汉人，在教育竞争上令人痛心的弱势，于是回到自己出生的山村，用一己之全部，开办了一所小学，并以此为模式，经商，募款，陆续为偏远的藏人山村开办了几十所学校。他取得的成就，足以自豪。

十一，重逢达赖喇嘛

这本自传有一个后记。我手上没有国内出版的汉译本，不知是不是翻译了这个后记。读了扎西次仁的自传，如果读不到后记是非常可惜的。

1994年，扎西次仁又在美国访问，一方面帮助他在华盛顿大学时的老朋友Goldstein做研究，一方面合作写自传，还要为他在藏地建小学的计划募款。在他返藏以前，他听说，达赖喇嘛刚好也在美国。他上一次见达赖喇嘛，是三十多年前，当他离开印度前往美国的时候。他赶到达赖喇嘛的地方，排在等待达赖喇嘛祝福的公众队伍里。

这是藏传佛教的一种宗教仪式，叫jeyga。队伍缓缓移动。当他来到达赖喇嘛面前的时候，达赖喇嘛认出他来了：“好多年了。你变了很多。”

这次仪式上，他没有机会和达赖喇嘛谈话。随后，他的佛教界朋友帮助他，安排了一次和达赖喇嘛的私下会面。他想起了三十多年前达赖喇嘛对他说的三句话：做一个好藏人。努力学习。用你受的教育为你的人民和你的国家服务。

现在，他可以向达赖喇嘛汇报了。

扎西次仁写道：

“我不再是三十年前的年轻人了，我决定谈严肃的话题。我对他说，我是多么尊重他的非暴力理念，但是我也建议，我们――我的意思是藏人――需要知道，在汉人（Chinese）的政策看上去不合理的时候怎么反对他们，也要学着怎么和他们一起生活。我对自己的观点很自信。……我告诉达赖喇嘛，他面前有极好的机会。他处于一个独特的位置，可以和汉人达成对汉藏人民都有益的协议。我强调说，‘汉人和藏人都会听你说话。’我希望他再一次把我们的人民团结起来，结束流亡政府，返回西藏。”

“达赖喇嘛听着，思索着看我。他说，‘扎西次仁，你现在对汉人更了解了。我告诉你，我曾经把你刚才说的问题翻来覆去想过。我重视这些意见，重视你的建议。我能告诉你的是，我认为现在还不到时候。’”

如今，又过去了13年。他们分别在喜马拉雅山的山北和山南。显然，他们有很多想法是不一样的。但是，他们有一样是共同的：他们有共同的家园，那就是雪域高原上的西藏。他们永远属于西藏。

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