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10月21日上午，达赖喇嘛尊者在即将结束在北美的访问，返回印度之前，和在美国的20多位汉语作家进行了一场座谈。中国大陆在经历了三十年改革开放后，出现了普遍而深刻的道德危机问题。与会的中国作家都承认，现在中国社会的道德问题之普遍、严重和恶质化，是我们一生中从没有经历过的，是香港、台湾、新加坡等汉人社会和韩国、越南等儒家文化圈社会所没有的，也是俄罗斯和东欧等前共产主义国家所没有的。孔孟学说和传统儒家文化已遭多年斯文扫地，各大宗教和民间信仰曾遇灭顶之灾，至今有些宗教信仰仍然处于政治性迫害之下，而国家作为立国基础的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其实已经破产，不再有人相信。五四运动后引入的西方“德先生”和“赛先生”，景况十分尴尬。“德先生”经历坎坷，始终抬不起头；“赛先生”则被供了起来，成为一切荒唐政策的借口。寺庙成了旅游点，文化成了经济唱戏的舞台。无论从哪个角度来观察，我们脚下已是一片道德的废墟。
汉语作家的提问，和达赖喇嘛尊者的简短答复，有一个明显的区别，那就是当我们都站在这片道德废墟上的时候，怎么来看待这片废墟。作家们是以一种追索者的身份来思考和提出问题的，而达赖喇嘛尊者则是以一位佛教僧侣的身份来回答问题。于是，在言说我们面前的这一片道德废墟时，我们这些作家口中的第一人称是第三者的身份：我站在废墟之上，不是废墟之中，道德的普遍堕落和我没有关系，这废墟不是我造成的，而是别的什么人造成的，我要追问是谁之罪，我想知道该怎样重建道德。达赖喇嘛尊者的态度是，人在本质上都是一样的，我们都站在废墟之中，我们要理解道德废墟是怎样造成的；同时，每个人都有变得更好的潜质，道德问题是一个普世问题，重建道德是一种普世责任，我们所有人都必须一起重建道德。
座谈中讨论热烈的第一个问题是，造成中国大陆道德废墟的主要原因是什么。对这个问题的探索，指向了中国文化中的法家传统、儒家传统，更多的指向了西方传入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失败；造成道德废墟的直接原因是宗教信仰的缺失，还是专制暴政的后果，是当代经济和物质生活的突变，还是科学技术的发展对人类生活的改变，等等。参加座谈的汉语作家们对这个问题的答案很不一致，但是基本逻辑是一样的，即我们必须探索并寻找到当今中国道德问题的根源，必须找到一个或几个原因。找到了原因，我们就知道，必须批判这些造成当代中国道德废墟的根源，将其批判透彻了，在重建道德的时候，就可以避免重蹈覆辙，我们才能知道用什么“清白”的材料来重建道德。
达赖喇嘛对这些提问的答复，从逻辑上就和汉语作家们不一样。达赖喇嘛说，当代道德问题并非中国独有，其他国家和其他社会也同样有，只是表现形态和严重程度不一样，而造成这种道德问题的，是多种复杂的因素的组合。按照佛教的说法，当代各国的道德问题各有其“缘起”。所以，今天当我们站在道德废墟上的时候，不能认为我们脚下的废墟已一无是处，不能指望在废墟之外能拿来“清白”的重建道德的资源。我们只能在道德的废墟上，发掘废墟，利用一切有利于重建道德的因素。
以马克思主义为例，达赖喇嘛又一次说，我可以被视为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这一说法又一次让参加座谈的中国作家感到困惑。作家们都相当详尽地了解，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及其两百年来在全球的实践已经被证明是完全的失败，其中就包括最近半个多世纪在中国的失败，这种失败显然是和当代中国道德堕落问题有一定关系的。以前就有人为此指责过达赖喇嘛尊者。但是，达赖喇嘛对马克思主义的评论，是有清晰定义的，他说的是，他赞赏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经济理论中公平分配的观念，穷人和富人应该公平分享社会财富。他说，平等观念是道德的，符合佛祖的教导。达赖喇嘛曾经说过，在佛祖的时代，佛教在古代印度的产生，就是因其倡导平等观念，反对不道德的种姓制度。
对于中国传统儒家文化在中国道德建设中的功过是非，达赖喇嘛举了一位佛教大师的话说，我们面前有一袋米，我们不能只拿出一粒米，就来判断这一袋米都是好米，或者都是坏米。这一对待传统文化的认识论原则，看似简单，恰恰是我们在讨论问题的时候经常缺失的。事实上，所谓“传统文化”是一个时刻在变化的复杂的集合体，它不是一个固定的东西在对道德起着单方向的作用。当我们用“传统文化”这个名词来描述当代道德问题的时候，我们所阐述的，往往已经不是原来“传统”中的“文化”，我们所得到的结论往往只是我们加于传统文化之上的。当我们拿出一粒米是好米或坏米的时候，我们只能说此刻这一粒米是好米或坏米，不能说这一袋米都是好米或坏米，也不能说这一袋米从来就是好米或坏米。
对于宗教和科学对当代道德重建的作用，是大家十分关心的问题。通常认为，中国社会极其严重的道德问题，和中国文化中宗教的薄弱、宗教在近代遭受毁灭性打击、导致普遍的宗教缺失紧密相关。据学界估计，当今世界七十亿人口中有十亿“非信仰者”，即没有任何宗教信仰的人。这十亿非信仰者，起码有一半是在中国大陆。尽管参加座谈的中国作家这整整一代人是经历无神论和唯物主义教育长大的，恰恰是非信仰者最集中的一代人，但是我们很多人都理解，宗教信仰是各个社会中道德规范的基础。一个没有任何宗教信仰的人类群体，很可能就失去了重建道德的精神资源。“人在做，天在看”，尽管人们对“天”代表什么有不同的理解，但人对“天”的畏惧形成了行为的约束，这显然是一种曾经普遍存在的道德来源。没有宗教信仰的人就没有这种终极性的行为底线。所以，中国重建道德的方向，或许指向民众宗教信仰的养成。
但是，达赖喇嘛尊者作为一个宗教领袖，却不同意这种简单的结论。尊者指出，宗教和道德之间，并没有这样简单的因果关系。在其他全民具有宗教信仰的社会里，也存在社会道德问题。而且，如果没有恰当的认识和正当的使用，宗教本身也会产生道德问题。宗教信仰的不同，处理不当会造成大众的分裂，甚至暴力对抗，流血和杀戮。这种以宗教的名义造成的暴力和流血，同样是不道德的。
对待科学和道德的关系，尊者提出了全新的观点。流行的观点认为，从十九世纪中叶开始，科学的长足进步，尤其是进化论的发展，对传统宗教形成强烈冲击，造就越来越多的无神论者、唯物主义者和非信仰者，是当代道德问题的一个重要因素，科学技术的影响被视为当代道德重建的一个负面因素。于是，当代道德重建问题在怎么看待科学技术发展上处于一种两难境地。
达赖喇嘛不是这样看的。尊者并不把科学和宗教对立起来，他主张科学和宗教，特别是佛教是可以对话，应该对话的。从流亡早期起，达赖喇嘛就有机会接触到西方最杰出的科学家，开始了和科学家的对话。是世界上一流的物理学家、宇宙学家、生物学家、神经科学家和心理学家引导达赖喇嘛尊者了解和理解当代尖端科学。达赖喇嘛发起建立了心灵与生命科学研究所，每年和世界一流科学家对怎样理解世界的本质、怎样运用科学和宗教来有利于人类的心灵世界，造福于人类等重大问题进行深入的探讨，这样的对话已经进行了三十年，现在依然在进行当中。
在座谈会上，有作家提出，著名中国哲学家杜维明正在中国大陆交流，建议尊者可以和他这样的中国哲学家进行对话。事实上，早在1997年的心灵与生命对话会上，杜维明和五位物理学家就到了印度达兰萨拉，在尊者的客厅里，和尊者一起就世界的本质等最尖端的物理学和哲学问题进行了紧张的对话，并在对话会后出版了专著。在流亡生活的几十年里，尊者一直在这样做，而且非常重视这一工作。就在纽约座谈会的一周后，尊者就将在印度达兰萨拉和科学家进行第27次心灵与生命科学对话会。
尊者认为，科学与佛学有很多相契的地方，而佛教是主张慈悲的，科学也一定可以对道德的重建起到正面的作用。这一点，和其他几乎所有人的看法都不一样。尊者认为，未来全球七十亿人口所有问题的解决，不可能无视十亿非信仰者，包括道德的重建。任何道德重建方案的成功，必须把非信仰者包括进来。为此，科学可以起到重要的作用。
尊者说，未来世界道德的建立，要建立在理性的基础上，不是只用宗教信仰来作为一种约束，而是用科学和理性来让所有人理解，做一个道德的人对自己是有利的。所以，达赖喇嘛尊者提出了超越宗教的世俗伦理的概念。他的最新著作《超越宗教——作为一个整体的世界的道德》就详细地阐述了这一思想。
在怎样看待当前中国政治制度的问题上，达赖喇嘛尊者也是取一种正面的态度。尽管中国政府最近二十多年来一直把他形容为“披着羊皮的魔鬼”，以一种不可理喻的态度拒绝和尊者真诚对话，以一种不负责任、不道德的方式来咒骂和侮辱尊者，但尊者始终没有改变慈悲为怀的态度。尊者始终没有放弃汉藏和解的希望，也不认为推翻现有的政权就能解决中国的道德问题。在很多公开场合，尊者回忆1954年访问北京时和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的接触，以正面的语言描述对中共干部的印象和看法，并且指出，中共早期干部中为人民大众谋福利的精神，仍然是将来道德重建中应该肯定的资源。
达赖喇嘛尊者轻松随意地回答了中文作家们的问题，向大家显示了这样一个逻辑：当我们站在道德废墟上的时候，我们重建道德的资源就在这片废墟之中。在废墟之外，并没有我们可供使用的现成材料，我们只能使用道德废墟上一切可用的资料，我们没有别的选择。为此，自信心非常重要。因为，道德的重建，说到底是人心的重建，是心灵的重建，而作为一个佛教高僧，他对人性有着深刻的理解，对人心变善的潜力，有着最大的信心。
达赖喇嘛尊者是一位世界级的精神领袖。去年在印度新德里，国家伊斯兰大学副校长Jung先生对我说，在他看来，达赖喇嘛就是他内心的光。自从甘地被杀后，他内心一片黑暗，直到看见达赖喇嘛，内心重新有了光。这个世界上，最需要聆听达赖喇嘛的是中国人，而最不了解达赖喇嘛的恰恰是中国人。去年和今年，我在中国大陆旅行，见过很多汉人和藏人，熟悉的朋友和素不相识的人，一有机会我就跟他们讲达赖喇嘛。我发现，大家理解达赖喇嘛并不困难，只要有机会接触他的思想，愿意阅读他的著作，愿意放下成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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