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1月3日星期日

第三十届心智与生命研讨会第二天

约翰·杜恩博士在讲解,右为翻译图登晋巴


2015年12月15日,第30届心智与生命研讨会进行到第二天。早晨7:30分,达赖喇嘛尊者在色拉寺杰扎仓科学中心为僧尼们制作的科学展览开幕,并饶有兴致地观看悬挂着的多幅绘画。

这个展览名为“我的地球,我的责任”,内容是关于环境保护,分为地球的生态系统、我们怎样知道气候暖化,气候变化原因,气候变化的影响,以及我们每个人应当做什么。展览的制作颇为特别,是用西藏传统的唐卡形式绘制的。画上的山水人物都是传统的唐卡画法,文字则是英、藏两种文字,并提供佛教和科学两种观点。科学中心还准备了说明书和圆形小纸片,纸片的一面印着彩色的地球,另一面是空白的,参观者索取一本制作精美的说明书,必须在纸片的空白面写上自己的环保承偌。我的承诺是: recycle,reuse,并承诺减少消费。



“我的地球,我的责任” 


今天的主题是“感知与概念”,主讲者是两位女科学家和一位美国藏学家。上午有两场报告,第一场由女科学家凯瑟琳·科尔博士主讲。科尔博士是隶属于美国布朗大学脑神经实验室的“活力项目”负责人。她的研究领域是冥想对大脑神经网络的影响,主要是专注冥想训练、气功和太极。这个项目的目标是寻找“能量流”和“气感”的神经机制。她的研究得出的一个重要结论是:心智在我们怎样感知我们的身体器官的信号方面,起了极其关键的作用。也就是说,我们的身体器官发出的信号,在大脑中形成怎样的感知,很大程度上受我们心智的影响。

凯瑟琳向尊者解释这个领域的一个发现:人们对身体的感知,比方说喉咙里有“块状物”或者身体某部位的疼痛感,是大脑与身体互动的结果。身体的疼痛感受传到大脑,大脑产生的心智反应会使痛感增强或减轻。她说,感知会放大情绪,情绪也会放大感知。有的人身体状况并不很差,但他们身体某部位产生痛感后,大脑的心智反应可能会让他相信自己患了重病。科尔教授说,她的实验室研究的成果显示,专注训练(mindfulness training)能够增强大脑对身体感知强度的控制。她谈到“身体的自我”这个概念,即人们对身体的自我认知。这是一个新课题,她说,对这个课题的研究有助于帮助病人治愈(healing),以及对意识的理解。



藏学家约翰·杜恩 


接下来的主讲人是藏学家约翰·杜恩。杜恩博士是西方人,他的专业知识和演讲主题却是藏传佛教经典中对感知和概念的认识。杜恩博士的学术经历非常有意思。他在美国空军学院受过教育,后来又在哈佛大学学习,1999年获得宗教学博士学位。他的研究领域是佛教哲学和冥想,现在威斯康辛-麦迪逊大学任教,教的学问却是纯粹东方的内容。杜恩博士懂藏语和梵文,曾在印度的西藏高等研究院做过研究。他讲的主题是佛教中有关概念形成的四个方面。开讲之前,杜恩教授先向达赖喇嘛尊者和在场的僧侣们表示,他自知自己是在“班门弄斧”,若他有错,请随时纠正。接着他用藏语说了一串话,大经堂里的僧侣们应声大笑。听不懂藏语的人只好等到图登晋巴一边笑一边翻译成英文。这是心智与生命研讨会有趣的现象之一:由于语言不同,会场的笑声常常有时间差,变成一波一波的,不同语言的听众轮流笑。杜恩教授显然对他所讲的内容十分熟悉,他讲得飞快,主要词汇还用梵语和藏语重复一遍。他的演讲就这样在藏语和英语之间飞速转换。

他先交代了这次演讲内容的来源,主要是来自公元七世纪印度佛教大师法称法师和公元七、八世纪其他几位大师的著作,这些佛教大师之间有师承关系。

他介绍说,概念对于认识世界是非常重要的。现代科学研究证明,即使是鸽子,也会使用概念。而古印度佛教大师早就对概念的形成与作用机制进行了反复的思考和辩论。在古印度佛教大师的著作中,概念是一种客观形式的认知,并且这种认知是能和语言结合在一起的。这样的定义使得概念带有可重复性。

杜恩博士在讲解中提到,根据佛教金刚乘秘诀,在心智和物质之间没有绝对的界限。达赖喇嘛尊者插话补充说,这一结论必须是在非常精微(subtle)的层面上说的,也就是指非常精微的心智和非常精微的物质,而不是指我们平时看到的粗的(gross)物质的层面上。

杜恩教授的一小时演讲结束的时候,僧侣们给了他一阵热烈掌声。

下午,列拉·波罗迪特斯基教授主讲,她的题目是《语言和心智:语言怎样构造了我们的思维方式》,这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题目。

列拉·波罗迪特斯基博士现在是圣地亚哥的加利福尼亚大学认知科学副教授,她曾经在麻省理工学院和斯坦福大学工作过,专门研究语言、心智和人与外部世界的关系,是这个领域里获得很多奖项的年轻科学家。她的母语是俄罗斯语。多语种的背景也是她从事这项研究的一个优势。



 列拉·波罗迪特司基博士



她的讲演是从一系列问题开始的。

她介绍说,人类现在总共使用7000种不同的语言来交流。于是就产生了这样的问题:使用不同语言的人的思维方式是否也不一样?语言是不是仅仅用来表达已有的思想,抑或也悄悄地影响了我们要表达的思想本身?是不是有这样一些思想,它们必须依赖于语言,没有语言就没法想?

她说,我们所使用的语言是否也影响了我们的思维方式,这个问题已经争论了几个世纪,是一个非常深刻的议题,因为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涉及到我们对自身之认识,对人类的本质和实在的本质之理解。我们能不能不通过语言而直接感知世界,这样的感知和通过语言的感知有什么不同?

列拉·波罗迪特斯基博士从五个方面对这些令人饶有兴味的问题展开探讨,观察不同语言对颜色、空间、时间、因果和人际关系的不同之处。

她介绍说,根据实验室观察数据,人们对颜色的感知和判断,只有10%来自于视觉,即通过眼睛输入的信息,而90%来自大脑内储存的已经编码的信息,而这些信息是和语言有关的。比如,英语使用者看到四种深浅不同的蓝色块,判断这些色块都是蓝色。而俄语使用者看到同样的色块,却判断为两种颜色,使用两个不同的词来描述,他们没有单一的词来包含全部四种色块。

这种现象是大家都能想像和理解的。但是,接下来对时间和空间的感知与描述,就不是大家都熟悉的了。

比如,时间的方向性,英语民族在实验中描述时间方向性的时候,都是从左到右,即左边是过去,右边是未来。可是使用希伯来语的民族,描述却从右到左来描述时间的方向性。这是怎么造成的呢?她介绍说,这可能是文字的书写顺序影响下造成的,英语从左写到右,希伯来语和阿拉伯语从右写到左。尊者提问,那么书写顺序是怎么造成的呢?列拉·波罗迪特斯基博士回答说,可能是受文字创制初期的书写工具影响。刻石的方式适合从右到左,用墨书写适合从左到右。尊者立即提问,那么中文是从上写到下,又是怎么形成的呢?

列拉·波罗迪特斯基博士将这个问题存疑,继续回到时间的方向性上。她介绍说,一般认为时间是流动的,但是观念中是人在时间中运动,还是时间在静止的人身边流动,这和语言有关。另外,一般人在叙述中,把过去说成在自己背后,未来在自己前面。可是,玻利维亚有一个民族却相反,他们的语言中,过去是在前面,未来在人的背后。

尊者立即答道,这很自然,过去是你能够看到的,所以在前面,而未来是看不到的,一无所知,所以在背后。

列拉·波罗迪特斯基博士又说到,用上下来描述时间也是相当普遍的现象,一般是把过去定为上,把未来定为下,比如上星期,下个月等等。她从空间观念讲到了人类的方向感。她指出,实验室证明,现代人类的方向感很差,但是在澳大利亚有一个民族,无论男女老幼,随时随地都能辨识出东南西北来。她指出,这是文化的不同造成的,而不是生理的不同。

在事物因果方面,她指出,实验室观察表明,语言影响了人们注意事物的重点和记忆的重点,使用不同语言的人,面对同一事件,注意的重点、对原因的理解和记忆,都会有所不同。于是引出了另一个问题:改变语言环境会改变人的理解和记忆方式吗?

最后,列拉·波罗迪特斯基博士讲到语言在社会生活中作为社交媒介的作用。她举了藏语中复杂的敬语作为例子。有些民族的语言只有简单的人称代词,还有一些语言却有非常复杂的人称代词。这样的区别显然植根于特定人群的人际关系。有些语言的动词只是单纯的动作 ,另外一些语言的动词中蕴含着动作者的动机,比如藏语中故意的动作和非故意的动作,使用的是不同的词。

列拉·波罗迪特斯基博士用一系列问题来总结她的演讲:语言是怎样和思维方式互相影响的?学习一种新的语言,是否也同时在学习一种不同的思维方式。具有多重语言能力的人,是否也具备多重的思维方式?语言和感知、概念形成和认知、记忆的关系是什么?她请求达赖喇嘛对此加以评论。

尊者评论说,语言对人类的感知和认知、思维方式有很大的影响,不同的语言影响了不同的思维方式。语言和思维方式都植根于大脑。现代科学研究已经找到了大脑中和语言能力相关的部位。那么,语言与思维方式的不同也会导致人类大脑可以察觉的不同吗?语言怎样影响大脑?怎样影响人的情绪?怎样影响人的感知和认知能力,将来是否可以从语言对大脑的影响来进一步研究?

列拉·波罗迪特斯基博士对达赖喇嘛的评论和鼓励表示非常感激。她的演示有很多知识,却是用一系列的问题来呈现的,又以一系列的问题来做总结。这是“心智与生命”研讨会上科学家最喜欢采用的方式。

傍晚,我在色拉寺杰扎仓的中学参观学生们在院子里制作的有关环境题材的大型立体展览。裹着袈裟的年轻僧人向其他僧人介绍展览内容: 生态系统、森林滥伐、土壤沙化、冰川消融等环境问题。我跟两个中学生聊了一阵,他们告诉我,他们是十年级学生,在学校的学习的主要学科是英文、数学、科学、印第语和中文。色拉寺杰扎仓的中学很特殊,学生们像普通中学一样开课学习,但都是杰扎仓的披上袈裟的学僧。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是,这些学生很会说,介绍他们自己制作的展览滔滔不绝,信心十足,好像是在辩经场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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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站刊登日期: Wednesday, December 16, 20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