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17日是这次心智与生命对话会的第四天,也是最后一天。
上午主讲的是一位身披袈裟的洋喇嘛,马修·李卡德(Matthieu Ricard)。这次在南印度下密院和色拉寺看到很多洋喇嘛,可能是因为下密院的法会和这次科学对话重要而难得,皈依藏传佛教的西方人都尽可能地设法来旁听,再加这个季节天天阳光灿烂,气候宜人,是南印度一年中最好的时节。很多洋喇嘛还在学习阶段,神情有点像西方大学里的大学生,背着书包脚步匆匆,很用功的样子。马修·李卡德则不同,他早已是资深喇嘛了,而且是藏传佛教历史上的第一位法国格西。马修·李卡德出生在一个法国思想家的家庭,他的父亲Jean-Francois
Revel是当代著名记者、作家和哲学家,法兰西科学院院士。1972年马修·李卡德26岁就在著名的巴斯德研究所取得了分子遗传学的博士学位,师从著名科学家,诺贝尔奖得主Fracois
Jacob。获得博士学位后,他决定暂停科研,到喜马拉雅山里去完成他对灵性的追寻,从此与藏传佛教结下不解之缘。1979年,他正式皈依藏传佛教,并削发为僧。从1989年开始,马修成为达赖喇嘛的法语翻译。他是尊者科学对话的积极参与者,而且总是代表东方佛学一方,和他曾经生活其中的西方现代科学辩论。
今天他讲的内容是关于自我和自私/利他的问题。这是他最喜欢讲的话题。
当代西方科学和人文思潮的流行观念认为,人的本质是自私的,特别是生物学、进化论和经济科学,认为自私是人的一种客观性质,自私有利于生存,是环境、竞争和进化的结果,也是经济发展的动力。自私植根于人的心理深处,就是专注于“自我”,也就是明确而强烈的“自我意识”。
从这种“人本自私”的观点出发,当代西方科学和人文思潮通常认为,所谓“利他”的动机和行为是幼稚的,是人格不成熟的表现,提倡“利他”是一种不现实的理想主义。佛洛伊德等西方思想家甚至把利他视为一种恶。
当今人类面临着很多问题,如贫困、环境污染和破坏、物种消失,等等,而这些问题都和人们只顾自己,完全不顾他人的自私有关。比如贫困,是和贫富差距、消费主义、过分追求享受等自私行为有关。解决这些问题也必须从克服“自私”着手。但是相信“人本自私”的流行观念则认为,既然人的本质是自私的,那么这些问题是没有解的,因为你不可能改变人的本质。
佛学精湛而修持严谨的法国喇嘛马修·李卡德反对 “人的本性是自私的”这种谬见。他认为,人“本性自私”的观念来自于错误的观察和推导。他说,对于人的生存来说,竞争是存在的,但是竞争并不仅导致个体的自私。事实上,合作是更为重要的生存法则。他用一些例子来说明,人的幸福的第一条件是高质量的人际关系,而高质量的人际关系要求自己和周围的人有“利他”的行为特点。
他说,科学家们早就发现,作为群体来说,有“利他”的个体组成的群体,更有生存和竞争的优势。而对于个体来说,“利他”的行为,慷慨的心理,能够为个体带来快乐。
但是,有些心理学家指出,既然利他的行为能带来快乐,所以所谓“利他”的行为其根本动机是自私的,是为了得到自己的心理快乐而去行“利他”,比如为了自己感觉良好而去匿名捐款,其实是自私的。马修·李卡德称这些心理学家是“自以为聪明的心理学家”。
马修·李卡德认为,人的本质,即人天生就有的潜质是趋向于“利他”的。他在大屏幕上放了一段很有意思的录像。试验人员用两个玩具熊表演一段情节给一个不到一周岁的幼儿看,其中有一个玩具熊在其他玩具熊遇到困难时就去帮助,表现得是个“好心熊”;另外有一个玩具熊很坏,别的熊遇到困难不仅不帮忙,还乘人之危。然后,试验人员让幼儿在这两只玩具熊中选一只。
结果是,95%的受试幼儿选择“好心熊”。
马修·李卡德认为,人是喜欢生活在利他人群里的,利他人群更容易合作,内部更有信任,更容易给个体带来心灵安宁、和谐与快乐。没有人愿意和自私的人交朋友,谁都愿意和利他的人交朋友。利他是人的本质,自私却是后天养成的。这一观点恰合佛教的经典利他观念。他认为,为了解决当今人类面临的种种问题,应该倡导佛教的利他观和慈悲心,在教育中提倡合作。培养利他的品质。
马修·李卡德是作家兼摄影家,但他的大部分时间是管理自己庞大而广泛的慈善事业。他把他的一切都投入了慈善,是一个身体力行的利他主义者。他认为利他带来快乐,所以他也被称为是世界上最快乐的人。
1,较好的适应力,即从压力和冲击下恢复的能力;
2,正面的看问题习惯
3,更好的注意力
4,更慷慨大度
理查德·戴维森是世界著名的研究大脑神经可塑性的专家,特别是冥想修行和大脑神经变化的关系,他是这方面研究的开拓者。他说,大脑神经科学的实验室观察数据表明,冥想修行所引起的以上四个方面的好处,有大脑神经方面的改变。他用一些统计图片和大脑神经结构的显像来说明这些研究发现。
在对为陌生人捐肾者的研究中发现,有这种利他行为的人大脑中的杏仁体比其他人大。统计数据表明,慷慨大度的人和杏仁体的体积有相关关系,尊者立即提问,是杏仁体大而使人更慷慨大度,还是习惯于慷慨大度而促使杏仁体更大,你有答案吗?会不会是其他原因导致两者发生?理查德·戴维森坦诚地回答,这个问题目前还没有确切答案,需要将来的研究来回答。
理查德·戴维森还对适应力与镇定能力的大脑机制作了说明。他说,研究证明,大脑中海马体的体积与人的适应力与镇定能力有关,而海马体的体积可以通过运动来增大。也就是说,运动较多的人比较更有适应力和镇定力。
在他们俩的报告后,其他科学家可以提问。印度科学家Sinha教授向马修·李卡德提了一个问题。Sinha教授是前两天介绍救助印度盲人的Prakash项目的科学家,这个问题其实也是他向自己提的问题。他的问题是,你做了那么多的慈善,遍布世界各地,帮助了上千的贫困学校、偏远地区诊所,等等,但是,从底层发起的从下往上的民间公益事业,其资源和力量永远无法和国家与政府的资源相比,单靠民间慈善,和当今世界的问题相比,是杯水车薪,有用吗?
马修·李卡德回答说,二十世纪后期人类社会有一个伟大的改变,就是世界性的NGO运动。这表明了世界性的公民社会在形成之中,人类每一个个体,都开始拥有权利、责任和参与的意识,来共同面对当今世界的问题,而不再是只顾自己。这种草根性的来自底层的运动,将在新世纪从根本上改变这个世界。
下午的讲座主要是由几位僧人学者介绍与寺院科学教育有关的情况。西藏档案图书馆馆长格西拉多通过一个十分钟的短片介绍了图书馆的基本情况。图书馆里有许多珍贵收藏,不仅有流亡藏人带来的佛像、唐卡等圣物,还有很多古老的经书。此外,对于当代藏史研究来说,图书馆出版的口述历史系列书籍是极其宝贵的第一手资料。西藏档案图书馆还是好几届心智与生命研讨会的协办者,在推动寺院科学教育方面起了很大作用。
在他之后坐到“热座”上的是格西洛桑丹增那吉。格西洛桑丹增那吉是美国乔治亚州艾莫利大学宗教学系教授,亚特兰大哲蚌洛色林寺的创建人和精神导师,是艾莫利大学的“艾莫利-西藏合作机构”的创办人之一,也是该机构的主任。目前有三个推动寺院科学教育的机构,一个是艾莫利大学的“艾莫利-西藏科学计划”,一个是瑞士的“佛法与科学”项目,第三个是赛杰家族基金会资助的“僧人学科学”项目。格西洛桑丹增那吉是“艾莫利-西藏科学计划”负责人。他向达赖喇嘛尊者介绍了这个项目的基本情况。到目前为此,这个项目已经为寺院科学教育编写了多本教材,这些教材也可以在互联网上免费下载。到目前为止,有22所僧团组织、3所尼姑寺和18座寺院加入了这个项目,包括藏传佛教四大教派和苯教,每年有大约15名教授在达兰萨拉授课。这个项目还向寺院的科学中心提供经费购买显微镜等科学仪器,使学僧们有机会亲自动手操作,而非只是学习科学理论。在介绍成就之后,他谈到这个项目遇到的困难,比方说教师人数不足,经费紧张,在尼姑寺里推动科学教育有一定实际困难等。
在他之后坐到“热座”上的是格西洛桑丹增那吉。格西洛桑丹增那吉是美国乔治亚州艾莫利大学宗教学系教授,亚特兰大哲蚌洛色林寺的创建人和精神导师,是艾莫利大学的“艾莫利-西藏合作机构”的创办人之一,也是该机构的主任。目前有三个推动寺院科学教育的机构,一个是艾莫利大学的“艾莫利-西藏科学计划”,一个是瑞士的“佛法与科学”项目,第三个是赛杰家族基金会资助的“僧人学科学”项目。格西洛桑丹增那吉是“艾莫利-西藏科学计划”负责人。他向达赖喇嘛尊者介绍了这个项目的基本情况。到目前为此,这个项目已经为寺院科学教育编写了多本教材,这些教材也可以在互联网上免费下载。到目前为止,有22所僧团组织、3所尼姑寺和18座寺院加入了这个项目,包括藏传佛教四大教派和苯教,每年有大约15名教授在达兰萨拉授课。这个项目还向寺院的科学中心提供经费购买显微镜等科学仪器,使学僧们有机会亲自动手操作,而非只是学习科学理论。在介绍成就之后,他谈到这个项目遇到的困难,比方说教师人数不足,经费紧张,在尼姑寺里推动科学教育有一定实际困难等。
用藏语编写科学教材有一个很具体的问题:怎样用藏语来翻译英文的科学词汇?曾担任达赖喇嘛尊者翻译的格西达度南捷介绍了翻译方法、翻译的基本原则等。可以想象,当物理学、生物学、天文学、心理学、数学、脑神经学以及科学史中的专业词汇翻译成藏文之后,必定极大地丰富了藏语。此后,脑神经科学家理查德·戴维森简短致辞,他说佛教对现代科学最大的贡献是在大脑可塑性方面,相关研究证明,佛教的修持,内在的良善品质能够改变人生。
下午的几位学者都是佛教方面的格西和仁波切,他们都能说流利的英语。心智与生命对话会的工作语言是英语。在这最后一天的下午,当主持人请尊者评论的时候,尊者却用藏语发表了一段评论。一般地说,当尊者在会上用藏语讲话的时候,是想对在场的僧侣说话。
达赖喇嘛尊者发表评论
尊者说,佛教是一种传统,包括佛学关于世界的知识即佛教科学、佛教的修持和精神信仰。而现代科学是非常精深的知识,特别是关于外部物质世界的知识。我们举办这样的对话,是佛教科学和西方现代科学之间的对话,和佛教中宗教信仰的部分没有关系。这样的对话不会动摇我们的佛教信仰,对佛教中的二谛、四谛不会有损害。我们佛法中的菩提心和空正见只会帮助我们学习知识,接受和理解真理。佛法中的观想曼陀罗也不会和科学发生冲突,因为那是我们佛教的事情。但是我们放弃了在地球上存在须弥山的观点,这是我们和科学交流的收获。
他说,当今世界特别像美国,物质非常发达,非常丰富,但是我们的佛教大德们到了美国,由于对佛法的把握,就不会被物质的享受迷惑。所以内心对佛法的理解和掌握是非常有益的。
在心理学方面,从古印度佛教开始,佛教的“内观”科学已经有几千年历史,我们的心理学知识非常发达,西方心理学相比我们的心理学就显得很简单。比如“自我”的概念,我们这几天可以看到,西方科学家觉得这个概念很难,讨论得很多却仍然很糊涂,而我们的那兰陀学者早就对“自我”作出了非常精深的分析和讲述。这方面我们有优势,这是西方科学可以向我们学习的地方,也是我们的丰富遗产可以利益众生的方面。
尊者再一次提到那兰陀传统。他说,那兰陀传统是一种知识传统,就是要寻找有关世界的本质的知识。一千多年前那兰陀的大师们为此而接受非佛教信仰者,即佛教所称“外道”的挑战,通过接受挑战而纠正自己,完善自己,提高自己。那兰陀的大师们并不害怕外道的知识,能够包容和接受外道的知识,所以才有我们今天继承的浩瀚的佛教学术经典。今天我们的对话,就是那兰陀伟大学术传统和西方科学的对话。那兰陀的大师们已经给我们树立了榜样,这样的对话不会降低佛教,不会损害佛教。
他说,那兰陀的时代,印度是东方学术最先进的地方,印度的知识传播到了其他地方。西藏保留了最完备的那兰陀学术经典。但是,世界是在改变的,今天的印度就不再是世界上科学最先进的地方了。任何学术传统,如果不发展就必定会被超越。
当尊者谈到印度学术传统的时候,我注意到在场的两位印度科学家极其庄重地注视着尊者,神色紧张而激动。
尊者说,我们不能因为佛教科学和西方科学有不一致的地方,就放弃和现代科学的交流,不去学习和了解现代科学。如果害怕现代科学的力量,回避和现代科学对话,那样的话是因小失大。尊者说,通过三十年和西方科学家的对话,他相信佛学和科学的对话一定是大有益处的。所以,把科学教育引入格鲁派三大寺的学习,这一决定得到了格鲁派高僧大德的支持。学习科学一定会占用学僧们的学佛时间,但是不能因为占用时间就不去学习有关世界本质的知识。这就要各寺院的堪布们更好地安排学僧的时间。
尊者说,他相信我们的对话是在做一件重要而有益全人类的事情。我们要从历史的眼光来看我们今天的对话,这样的对话将继续下去,直到下一个世纪。
接下来,按照心智与生命研讨会的惯例,演讲者们简短说出他/她们的感想和收获。每次心智与生命研讨会,这都是一个令人感动的场面:平时严肃深刻、显示学术自信的学者们此刻真情流露,有的甚至热泪盈眶。大家纷纷感谢尊者给他们这样一个宝贵的交流机会,每个人都说从这次交流中学到了很多。科学家们表示,通过同行之间的交流、以及与佛教科学的交流,使他们深切感到科学对人类心智所知甚少,作为科学家必须保持头脑开放,科学的目标应当是增进人类福祉,应当把人视为主题而非客体。Pawan
Sinha教授再次说到尊者提倡的“慈悲的科学”这一概念:将“心”与“智”结合起来。
尊者的翻译图登晋巴是一位获得藏传佛教最高学位和西方一流大学最高学位的学者,他的杰出的素质,罕见的才华和东西方学术传统融会贯通的能力,是在场所有人都非常钦佩的。他的感言短短几句话,令全场僧人都很感动。他几乎是含着泪说,尊者对他来说就像父亲一样,尊者为佛学与科学的对话、为藏人学科学而作出的开示,对他来说是一种严肃的责任和使命,他的内心充满了对尊者的感激。
这时,我突然想起二十世纪初中国的“人间佛教”运动,从那时起,佛教逐渐走出山林,开始积极参与各种社会运动,从环境保护、灾难救助、扶贫救苦、医疗教育到争取政治权利等各方面都能看到佛教僧尼的参与。当科学走出象牙塔、佛教回到人世间,二者携手,必将极大地增进全人类的福祉。毕竟,探索存在的真相、了解人类外在和内在世界的根本目的,是为了减少人类的苦难,增加人类的福祉,是科学与佛教的共同目标。
最后,达赖喇嘛尊者发表简短的闭幕词。“当我开始对科学产生兴趣的时候,一开始只是出自个人兴趣。”尊者说。后来,他逐渐发现,佛教科学和现代科学的交流有可能造福更广大的社会。寺院科学教育同样如此,刚开始只有数百名经过挑选的僧人参加,现在有越来越多的僧人开始对科学教育产生兴趣。科学家也是这样,交流的成果产生了科学研究的一个新领域,尤其是在专注力训练方面。尊者说,地球上的70亿人有责任来解决自己制造的问题,哪怕有一丝帮助,也应该朝这个方向努力。尊者说大家不必感谢他,每个人的生命都是有限的,他余生所剩不多,解决这个世界的问题,需要大家共同的努力。这样的交流应当有全局性的宏观目标,只有这样,交流才会继续下去,从20世纪延续到21、22、23世纪。他告诫大家要时常思考这些问题,建立新的思考模式,发展出新的解决问题方式。
按照佛教的说法,这是一个殊胜的场合。达赖喇嘛身后,绛红色的一片袈裟,高僧大德云集。格鲁派法王甘丹赤巴、萨迦法王、林仁波切、功德林仁波切、桑东仁波切、各主要大寺堪布都在场。藏人行政中央的司政洛桑森格这几天也坐在高僧们座位的一角,安静地旁听。周围旁听的僧人们,此时都显得特别严肃。作为宣誓受戒的僧人,他们一定意识到,今天所经历的,是自己灵性生涯中重要的一刻。
在僧人们的身后,有一群汉人,他们是台湾来的佛教师兄师姐。他们本来是到南印度来出席法会听经的,前几天才得知有科学对话。他们来不及办入场证了,开幕前被堵在了大门外。尊者不知怎么听说了这个消息,吩咐翻译蒋扬仁钦到大门口把他们带进来。所以这几天都是蒋扬在大门口等候台湾同乡,然后亲自把他们“开后门”带进会场。他们在场见证了佛学和科学的最高水平的对话,个个如同醍醐灌顶,都非常激动。
第33届心智与生命研讨会在大家热烈的掌声中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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