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12月14日，第三十届心智和生命研讨会在南印度色拉寺举行。第二十六届研讨会是在南印度哲蚌寺召开的，甘丹寺就在哲蚌寺附近，两寺的学僧们一同旁听了五天的会议。这次在色拉寺召开的这届研讨会，意味着在印度重建的三大寺几千名学僧又有机会观摩达赖喇嘛尊者与西方科学家们的对话，有机会了解西方科学是怎样研究诸如“实在的本质”、“意识的本质”等问题的。这些问题也是佛教中的核心问题，古印度佛教和后来的佛学大师们对这些问题思考、讨论了上千年。
这届研讨会题为《感知、概念和自我：现代科学和佛教的观念》。会议比以往的五天缩短了一天，将在12月17日结束。这届研讨会共有24位科学和佛学方面的对话者和53位来宾。甘丹赤巴和林仁波切也在现场。从对话者的情况来看，这次研讨会的佛学人士明显增多，共有11位佛学学者，其中8位是出家人，其中还有一位阿尼。色拉寺杰扎仓大经堂里有几百位来自各寺院的主持、堪布和格西，以及一些应邀观摩的民众。研讨会全程还有网络直播。
今天是本届对话会的第一天。上午9点，达赖喇嘛尊者步入会场。按照惯例，会议还是以科学家们与尊者个人对话的形式进行。科学家们围坐在一张低矮的长桌边，尊者的座位在长桌一头，他身边还有一张椅子。这张椅子俗称“热座”，参加对话的科学家们轮流坐在这张椅子上，面对尊者讲话。
达赖喇嘛尊者致开幕辞。尊者先回顾了心智与生命研讨会的历史。他说，自己从小就对科学颇有兴趣。逃离西藏之后，他有机会与西方科学家们接触。大约40年前，他产生了与科学家们讨论的想法。尊者说，他相信科学的客观精神与佛教，特别是那兰陀寺的探索精神是一致的，这一点是双方对话的基础。对佛教徒来说，与西方科学的对话能增加新的知识，对于那兰陀知识系统而言，这一点十分重要。
尊者说，西方科学主要研究外在的世界，对人类的内在的显示没有作出太多的研究。如果西方科学能够从那兰陀传统的心理学中得到一些知识，将会有所帮助。尊者强调，这样的对话不应当被理解为佛教与西方科学的对话，而是“佛教科学”与西方科学的对话。对话的是佛法中关于存在的本质的部分，与宗教信仰无关。这样的对话有益于帮助有情众生。当今之世充满痛苦和杀戮，以及种种灾难。“灾难是人类自己制造的，”尊者说，“但人们却期望上帝去解决，这不是荒谬吗？对佛教徒来说，我们佛教徒制造的问题，怎能祈求佛祖来解决？”因此，对于佛教徒来说，光有菩提心是不够的，还要有行动，也就是必须有菩萨行。那么，已有的佛法知识怎样转化为人类利益？尊者相信将古印度的心理学传统从佛教中提取出来，将有助于帮助人类整体提升精神价值。
这次研讨会之前，位于美国马萨诸塞州的心智与生命研究所原所长，物理学家阿瑟·查恩茨辞职。尊者回顾说，当年发起科学对话的智利科学家瓦瑞拉已经辞世，现在阿瑟由于年龄原因也不能参加。然而，他相信由于有益众生的缘故，世界上只要还有知识分子存在，这个项目就不会中断。心智与生命研讨会从20世纪开始，现在进入了21世纪，尊者相信对话还会持续进行到22世纪，成为全球化的一部分。
尊者的开幕词结束后，研讨会正式开始。世界著名的脑神经科学家理查德·戴维森简短介绍近几十年来心理学和脑神经学的几个重大发现，这些发现成为与佛教科学对话的基础。他说科学证实了大脑可塑性，而且“人性本善”这一观念是能够被科学研究所证实的。
他说完后，第一个坐上“热座”的是哲学家杰·加菲尔德教授。由哲学家开场，也是心智与生命研讨会的一个惯例。加菲尔德教授曾任耶鲁大学NUS学院、新加坡国立大学、美国斯密斯大学等多所大学的哲学教授，主要研究心智哲学、认知心理学基础、佛教哲学、19世纪和20世纪印度哲学、伦理学、逻辑学等，先后出版了20部著作，发表过100多篇学术文章。加菲尔德教授介绍西方哲学对感知、概念和自我的定义，以及三者之间的关系。他特别强调定义的重要性。他指出，对于诸如“自我”这样的概念，对话双方必须清楚定义，否则就会引起误解和混乱。
在他之后坐上“热座”的是尊者的翻译图登晋巴。图登晋巴在印度甘丹寺获得格西拉然巴学位，此后又在英国剑桥大学深造，获得该校哲学学士和宗教学博士学位，是一位学贯东西的学者。他长期担任尊者与科学家对话的翻译，同时又以佛教学者的身份向科学家们展示佛法中的相关观点，是心智和生命研讨会不可缺少的人物之一。这回，图登晋巴为今后几天的对话提供了佛教方面的背景知识。他主要展示阿毗达摩经典中有关感知和概念的内容。阿毗达摩经典是一个庞大、复杂、深奥的系统，确切的产生时间不可考，但学者们认为它产生于公元前1世纪到公元3世纪之间。阿毗达摩经典对人的视觉、嗅觉等感官摄取外界信息的方式有详尽的研究。图登晋巴将这个庞大的体系浓缩，在很短的时间里展示其基本内容和后世的发展。
我注意到，坐在大经堂后面的僧侣们连连点头，显然他们对这位老同学的佛学学问还是挺服的。
下午，Pawan Sinha教授介绍他的一个项目：Project Prakash。
从姓氏判断，Sinha教授是印度人。会议资料上介绍，Sinha教授在印度新德里读完本科，在麻省理工学院获得硕士和博士学位，现在是麻省理工大脑和认知科学系的计算与视觉神经科学教授。他领导的实验室专门研究人类大脑怎样通过视觉经验来辨认物体，以及这种辨认的能力怎样编码储存于大脑记忆中。他的实验对象不仅有健康的人，还有能力方面遭遇挑战的对象，如自闭症患者和盲人。他的研究目的不仅是要为理解视觉能力的获得与发展寻找线索，还要通过研究来帮助儿童克服视觉和认知障碍。这就是上午所讨论的，视觉感知能力怎样形成概念认知，又怎样形成对自我和世界的认识。他得到的科学奖项有一大串，其中包括PECASE奖，那是美国政府对年轻科学家的最高奖励。
他用差不多两个小时介绍Prakash项目 。Prakash是梵文中“光明”的意思。
科学对视觉感知与人对世界的概念把握之间的研究，需要一步一步地弄清人类个体的大脑从获得第一个视觉经验开始，怎样构建对外部世界的概念的。逻辑上说，那就是对刚出生的婴儿进行观察和实验研究，但是这有相当的局限性，因为婴儿还没有发展出语言的能力，也没有配合研究的意识。刚出生的婴儿大部分时间是在睡觉，实验观察其视觉经验和概念形成之间的关系很困难。等到婴幼儿发展出语言能力，一般至少在一年以后，即使婴幼儿能够表达其视觉经验，也已经丢失了很多宝贵的初始数据。
Sinha教授于是想到了对那些失明而通过医治获得视觉的人进行观察研究。
当Sinha教授开始讲他的Prakash项目时，语气变得沉重起来。他说，印度是一个盲人最多的国家，每一百个人中就有一个是盲人，盲人在人口中的比例比其他国家高三倍。这个比例令人震惊。盲童中40%是可以治疗的，但是由于极度的贫困和地域边远而从没得到检查和治疗。盲童的命运令人唏嘘，平均寿命比他人短15年，其中一半的盲童活不到一岁，而侥幸存活的盲童，只有不到10%有机会接受教育。
Sinha教授说，这是印度所面临的巨大的人道救助需求。另一方面，这些先天或从小失明的盲童，如果通过手术恢复视力，他们能够看到外界的时候，面临着一个怎样通过视觉经验来重新构造对世界的概念。他举个例子，他左手拿着电脑的遥控器，右手拿着大屏幕设备的遥控器，这两个遥控器一大一小，形状也不同。盲童握着这两个遥控器，知道哪个是哪个。如果盲童通过手术恢复视力，在他面前放着这两个遥控器，他不去碰触它们，凭视觉他会知道这是他一直握在手里的熟悉的两个遥控器吗？
结论是，不能。他必须重新培养通过视觉经验构筑概念的能力。
所以，对这样的盲童进行研究，就能够突破对婴幼儿视觉经验的研究局限。Sinha教授说，这个救助盲童的人道主义项目同时也提供了一个科学研究的机会，两者应该结合起来。Prakash就是这样的项目。这个项目分几步。先是在全印度偏远地区寻找盲童，找出那些医疗技术能够给予帮助的人。如果是弱视者，就给予改善的帮助。如果是需要预防全盲的儿童，就给予预防性的帮助。只有那些已经全盲而且能够通过手术获得视力的盲童，才带到首都新德里接受治疗。他们在新德里配备了世界一流的手术设备。
Prakash检查了42000个盲童，做了472个视力恢复手术，为1400个盲童提供了非手术治疗。对获得视力的盲童进行的观察研究，为视觉感知与概念认知之间的关系，提供了很多有益的线索。
和一般人的想像相反，盲童在获得视力的那一刻，当遮盖眼睛的绷带取下来的时候，盲童的表现不是欣喜，而是慌张，因为他们通过视觉经验看到的世界完全不同于他们以前依靠触觉和听力构筑的世界图像。他们必须重新学习通过视觉来认知和构筑概念。
Sinha教授的实验研究表明，通过视力和通过触觉而形成的概念和认知，在大脑中是不一样的。也就是说，长久地使用视力和长期不得不使用触觉，是会改变大脑构造的。而重新通过视觉经验来认知世界，就涉及到大脑的重新改造能力，即大脑神经可塑性问题。
Sinha教授的实验观察证明，人类大脑具有相当高的可塑性。盲童在获得视力后，能够迅速地发展出通过视觉来感知和认知世界的能力，Sinha教授在大屏幕上打出了实验室里对盲童获得视力后的大脑成像图片，证明了这一点。
在Sinha教授结束报告后，请求达赖喇嘛评论。达赖喇嘛高度赞赏Sinha教授的工作，他指出，在这个世界上，仍然有很多人在受苦，仍然有杀戮在每天发生。佛教提倡利他，提倡慈悲心，同时，就像Sinha教授所做的那样，科学可以结合利他和慈悲心，有益于众生。他对印度有那么多的盲童非常痛心。他回忆说，他曾在孟古特听说了那里有很多盲童，当他看到盲童的脸，自己就忍不住地流下眼泪，非常痛惜那些孩子。于是他捐了一笔钱，给盲童办了一个学校。这就是孟古特盲童学校。
三年前在第26届心智与生命研讨会期间，盲童学校的学生在老师带领下，特地到会场来对达赖喇嘛表示感谢。我刚好在场，看到了这个非常感人的场面。
达赖喇嘛接着说，我捐了钱，自己心里就觉得宽慰和欣喜，笑容重新回到脸上。所以说，利他的动机和行为是快乐的源泉。而对这些盲童来说，是否能够得到教育的机会，是改变他们人生的重要一步。
这时候，Sinha教授说，我要再放一段录像给尊者和与会者看。
这是一个恢复视力的女孩，面对镜头，她回答医生的问题，你希望将来做什么。她回答说，我将来要做一个眼科医生。为什么？因为我要像你们为我做的那样，为其他的盲童做手术，重获光明。
Sinha教授说，这个女孩十四岁。两年后，Sinha教授重访这个女孩。那说，女孩在父母的压力下，已经嫁了人，正在等待生下第一个孩子。她没能完成教育，她的理想没有实现。
Sinha教授说，事实上，Prakash项目的徽章是一朵三瓣的花，今天讲的人道救助和科学研究是其中的两片花瓣，第三片是当中的最重要的花瓣。他在大屏幕上打出了那朵三瓣花，当中一瓣就是“教育”。
也就是说，要摆脱今日社会的贫困、疾病、愚昧和痛苦，归根结底需要发展教育，要脱离无知。这刚好证明了佛教的义理：痛苦的根源是无知。
尊者非常赞赏这一思想，又一次表扬Sinha教授所做的工作，并当即表示，他将为Sinha教授的工作捐一些钱。
下午的讨论会历时两个小时，三点准时结束。三点开始，三大寺的僧侣们在大经堂前广场上开始就当代物理学知识“辩经”，即以辩经的形式，互相讨论当代科学。这是对进行中的寺院科学教育的一次检验。尊者和参加对话会的西方科学家饶有兴味地观摩了身穿袈裟的僧人互相击掌质问有关基本粒子之类的知识，忙坏了各个语种的翻译。
晚饭后，大经堂举办科学讲座，这是科学家为僧人加出来的科普项目。
2007年，我第一次到印度采访西藏难民，曾经到过南印度色拉寺，八年后重访旧地，发现寺院有了很多变化。色拉寺有了一个科学中心，这个中心出版各种普及性的科学教材，还有一些科学教室。三大寺之一的色拉寺，学僧们要在教室里学习现代科学，竟然还用他们习惯的辩经方式来互相问答。这在佛教的发展史上，还从来没有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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