构筑东西方文明传统的桥梁——第26届“心灵与生命研讨会”见闻 （全文）

第26届“心灵与生命研讨会”会场

 

 

佛学遇到科学 

1986年，达赖喇嘛尊者在访问法国期间，会见了在法国巴黎大学任教的著名脑神经科学家弗朗西斯科·瓦瑞拉博士。达赖喇嘛对现代科学怀有强烈的兴趣，但是，他自幼接受传统佛学教育，对现代科学了解有限。这次会见中，两位身份和教育背景相差极大的人相谈甚欢，51岁的藏传佛教领袖向40岁的科学家请教了许多有关脑神经科学方面的问题。一小时倏忽而过。达赖喇嘛的秘书提醒他，接下来的日程是去法国国会，出席议员们为他举行的招待会。达赖喇嘛兴犹未尽。他对瓦瑞拉说：“我们还得接着谈。如果你能到印度达兰萨拉来，我会为你排出一周时间。你可以带你想带的人来。” 

弗朗西斯科·瓦瑞拉博士1994在印度达兰萨拉

 

1987年10月，由律师亚当·恩格尔斯和瑞士人博朗科·怀斯资助，瓦瑞拉博士、脑神经学家罗伯特·利文斯顿博士、数学家纽康·格林利夫博士、物理学家杰瑞米·海伍德博士、化学家路易奇·路易斯博士、认知心理学家伊利诺·罗西博士等六位科学家来到达兰萨拉。在达赖喇嘛居所的客厅里，东、西方的两大传统开始了首次对话。 

在两名翻译的帮助下，西方科学家与达赖喇嘛就感知、意识、认知、科学研究的方法、脑神经科学的基本理论、人工智能等等领域，进行了五天讨论。瓦瑞拉博士对“有情众生”这个佛教概念做出了科学定义，其他科学家向达赖喇嘛介绍了自己专长领域的基本理论和研究成果。达赖喇嘛谈到佛学对“意识”、“现实”、“情感”等概念的认知。这就是首届“心灵与生命研讨会”（Mind and Life Conference）。在研讨会的开场白中，达赖喇嘛道明了研讨会的目标：“我们的首要目标是日后能够增进人类福祉。其次是为了扩展知识。”这两大目标成为日后“心灵与生命研讨会”和“心灵与生命研究所”的宗旨。 

1989年10月5日，当达赖喇嘛获得诺贝尔和平奖的消息传来时，他正在加州新港海滩，第二届“心灵与生命研讨会”在此进行。研讨会并未因此中止。大批媒体在寻找达赖喇嘛的时候，他却在一座私人住宅里，与四位医学教授和一位哲学教授讨论“人的意识与大脑的关系”、“心灵与大脑本质的研究方法”、“大脑结构与功能同意识之关系”等问题。对这些问题的讨论，最终指向一个根本问题：大脑科学研究是否能成为通往世界和平的一个途径？

 

从“客厅对话”到面对大众 

1989年后，达赖喇嘛与科学家的对话继续进行，从每隔两、三年一次增加到每年一度。讨论的内容相当广泛，从脑神经学、精神病学、心理学扩大到現代物理学、生物学、天文学、哲学、宗教学、伦理学等。参与者除了科学家，也有哲学家、宗教学家、经济学家、科学史学家等。

在慕尼黑举行的第20届“心灵与生命研讨会”

研讨会惯常的形式是在預先商定的主题范围内，先由专家们作专题讲述，介绍自己研究领域中的主要观点、方法和最新研究成果，然后就某些特定的问题自由讨论。讲述的内容和讨论的问题都相当专业而具体。例如，

1995年10月在印度达兰萨拉举办的第五届研讨会，主题是“利他主义、伦理和慈悲”，参与者包括来自威斯康辛大学、亚利桑那大学、麻省大学的四位心理学教授、来自哈佛大学的一位科学史教授、来自威斯康辛大学的一位哲学教授和一位社会学家兼禅宗修行者。这届研讨会首先由科学史教授安·哈林顿作题为“科学与慈悲---设想二者之间的关系”。 在随后的自由讨论中，与会者比较西方科学和藏传佛教对人类的“自然”状态的相关理论，二者对于如何培养更为道德的思想和行为的看法，从比较中了解各自的相同与不同之处，以及西方科学是否能从西藏佛教教义中学习一些概念与方法，从而变得更具人文关怀。

1997年的第六届研讨会主题是“新物理学和天文学”，该届讨论会的主要目的，不仅是为了探讨新物理学和天文学对空间、时间、意识的理解，同时也探讨西方科学和佛教冥想的思维方式，将二者加以比较，从而了解这两种可能互补的探究方式强弱之处。哈佛大学中国历史和哲学教授杜维明参加了这次研讨会。获得1997年诺贝尔物理奖的斯坦福大学物理学教授朱棣文参加过第十届研讨会，并作“从物理学角度来看物质与生命”的专题报告。 会议大多沿用了首届研讨会的方式，在达赖喇嘛住所的客厅里举行，为期五天；如果在西方国家则为两天，仍然是在私人住宅里进行，只有少数得到邀请的人得以旁观，鲜少媒体报导。科学家们之所以刻意保持低调，因为并非所有科学界同仁都认同这样的对话，一般大众则更容易误解。

从十八世纪启蒙运动以来，科学成为宗教的强大竞争对手，在对世界的探索和认识中，全世界越来越依赖于科学，形成科学与宗教的对立态势。1950年代末，达赖喇嘛及藏传佛教四大教派的最高精神领袖均先后出走印度，数千名僧侣也随之流亡印度、不丹、尼泊尔等国，并逐渐移民世界各地，藏传佛教开始传向世界。由此，藏传佛教中独特的冥想方式渐为西方人所知，越来越多的西方人开始修习，体验到这些方法具有放松身心、缓解压力、改善情绪、使人内心更加平静的效果。然而这些现象是现代心理学、神经科学、精神病学等学科从未给予足够关注的领域。这些主观经验是否有科学依据？是否能以严谨、规范的科学方法来研究？ 经过研究后，这些方法是否能从宗教框架中“提取”出来，应用于更为广泛的群体？

另一方面，达赖喇嘛与藏传佛教的高僧们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陡然与现代科技相遇。面对现代科学，高僧们必须思考，他们古老的修练方法是否仅仅是一种“迷信”？这些他们深知是行之有效的方法，在科学昌明的时代是否还有意义？西方科学研究的理论和方法与东方佛教的冥想传统之间，是否有某个连接点？这两大传统的交流，是否能使人类受益？1980年代末，这两大传统终于开始对接。但是，两方都不知道他们之间的对话是否会有结果。他们只是怀着开放和谦卑的心态，坦诚交流，认真而审慎地寻找两大传统的共同点。对话渐渐在脑神经学、心理学、精神病学、认知科学等领域逐步深入。对话的双方越来越有信心，东西方两大传统的合作，有可能找到某种增进人类福祉的方式。

2003年是一个转折点。这年的9月13到14日， 心灵与生命研究所和麻省理工学院麦戈文脑研究所联合举办第11届心灵与生命研讨会。这届研讨会的主题是“探索思维：佛教与生物行为学的对话”。面对以青年学生为主的听众，22位科学家与达赖喇嘛在麻省理工学院的克雷斯吉礼堂，进行了两天对话。虽然科学家与达赖喇嘛的对话已经进行了十届，但青年科学家和未来的研究者们是否对这样的研究有兴趣，至少怀有好奇心？主办方并无把握。研讨会的结果令科学家们大受鼓舞：1200人的礼堂座无虚席，还有2千人等待空位。此后，“心灵与生命研讨会”开始作出安排，让受邀观众旁听。

2013年1月17日至22日，第26届“心灵与生命研讨会”在位于南印度的哲蚌寺召开。我得到达赖喇嘛尊者的邀请，作为观察者出席了这场题为“心灵、大脑和物质”的研讨会。

 

大经堂里谈科学 

前几届面向公众的研讨会基本上是面对西方观众，本届研讨会是第一次面向流亡藏人社区。这届研讨会由心灵与生命研究所和西藏档案图书馆联合举办，是迄今为止规模最大的会议。会议有两个会场，主会场设在哲蚌寺洛色林扎倉（扎倉即经学院）的大殿里，共有900多人，包括格鲁派三大法座甘丹赤巴、强孜曲吉仁波切和夏孜曲吉仁波切、各主要寺院的住持、藏传佛教其他教派的代表、三大寺各学院的代表、流亡社区的大学生，以及70余名来自世界各国的观察者。分会场设在洛色林扎倉的新大殿，共有近6千位僧人通过现场直播旁听，同时还有数万人通过网络直播观看。研讨会上的所有幻灯片均有藏文翻译，发言也有藏、英文同声翻译。 

洛色林大经堂里的分会场

 

参加这次研讨会的有来自美国、德国、法国、印度的12位科学家，两位教育家，一位脑外科医生 ，还有三位获得格西（佛学博士）学位的僧人。在历届研讨会担任尊者翻译的图登晋巴先生是流亡社区的杰出人才，他兼有（哲蚌寺的）格西拉让巴和英国剑桥大学宗教学博士学位，精通英语和佛学。这次他除继续担任翻译外，也是发言者之一。 

1月17日上午8点多，我按照规定提前半小时走进主会场，能容纳近千人的大殿里已经坐满。大殿前方放了一张铺着深色桌布的长条会议桌，高度只有客厅茶几那么高。长桌靠近释迦牟尼像的那头放着尊者的座位，只是一张普通的沙发椅，与众人平高。 围着长桌的十来个座位已经坐满了出席研讨会的科学家。第二排和第三排 是几十个特邀客人。大殿里其他的座位，几乎全部是身穿绛红色袈裟的僧侣。我注意到，尊者背后的三张椅子上，坐着藏传佛教格鲁派的三大法座，后面是他们的助手。这些助手大多很年轻，但已经穿上了标志着格西学位的“黄坎肩”。尊者背后另一侧的几张长沙发椅上，坐着几大寺院的堪布（住持），他们面容庄严安详，一看就知道是地位尊崇的高僧大德。 

四台摄像机围绕着会议桌，会场里还分布了数十个大电视屏幕，使得每个人都能通过电视屏幕看到报告者及其幻灯演示。 

我注意到，释迦摩尼像的左下方有一座小型佛塔，塔前放着达赖喇嘛的正经师林仁波切的照片。这是林仁波切的灵塔。从尊者幼年时起，林仁波切即任他的经师，终生跟随尊者。在一次访谈中，尊者曾告诉我，在他的一生中，林仁波切是对他影响最大的人。也许，在林仁波切的灵塔前举办这次研讨会，对尊者来说，具有某些特别的意义。 
 

达赖喇嘛尊者在研讨会上发言

 

9点整，全场起立，瞬间鸦雀无声，达赖喇嘛来了。扩音机里传出了藏传佛教特有的男低音诵经声，浑厚悠长，整个大殿在轰鸣，诵经声仿佛充满了天地。达赖喇嘛从侧门走进来，绕林仁波切灵塔一周，在佛陀像前长跪叩头，起身走向三大法座，向他们躬身，一一触额致礼，然后在他的座位上盘腿坐下， 向科学家们招手微笑。我的座位在达赖喇嘛左边第三排，我注意到，尊者和我多次采访他时一样，穿了一双廉价的塑料拖鞋。 

在西藏图书档案馆馆长，格西拉多致简单的欢迎词后，物理学家阿瑟·查恩兹作（Arthur Zajonc）开幕讲话。查恩兹是现任心灵与生命研究所主任，曾在著名的麻省安默斯特学院任教30多年。他个子不高，温文尔雅，极有魅力，酷似戈尔巴乔夫的脑袋令人一看就心生敬意。他说话声调平稳，很有幽默感。他说到人类对世界和对包括自身在内的现实的探索，谈到科学与佛学对话的意义和困难。他说到自己的经历：他看到哲蚌寺的年轻学僧们在院子里辩经，不禁回忆起自己的大学时代。那时他们学习数学、物理、化学等学科，还学一点哲学。他说他喜欢这些学科，学得也很好，但是内心深处却很不快乐，以至于一度考虑要辍学，逃离这样的学习，因为外在的学习无法满足自己内心深处的一种渴望。后来，他遇到一位同是修行者的科学家，当科学和人的灵性在自己身上结合起来，他才看到了一种新的可能性，使他以科学家的身份走上了内察和慈悲之道。 

随后是著名神经科学家理查德·戴维森（Richard Davidson）致辞。 研究大脑可塑性的神经科学是佛学和现代科学最早发生接触的领域，也是二十多年来的对话会最重要的探讨学科。理查德·戴维森本人每天静坐冥想，深知这种修持的益处。他从自己的专业出发，认为现代大脑和神经科学的研究可得益于和东方佛教修行的交流，因此，他一贯支持和参与同达赖喇嘛的对话。2005年，理查德·戴维森邀请达赖喇嘛在国际神经科学协会年会上发表讲话，引起一些同行的抗议，抗议书得到500多个签名。发起和签署抗议的人很多是来自大陆的中国科学家，不过他们都说这一抗议和政治无关。在利奇的坚持下，达赖喇嘛到会讲话。这一波抗议在年会过后迅速消失，因为出席年会的科学家都认为，科学家和达赖喇嘛的对话，从科学规范的角度来看，也是无瑕可击的。 

达赖喇嘛开幕致辞后，研讨会正式开始。会议由戴安娜·沃尔什博士主持。她是美国人文与科学院院士，曾任哈佛大学公共健康学院行为与健康系主任和威尔斯利女子学院校长。阿瑟·查恩兹先向达赖喇嘛介绍说，本届对话会的内容主要有三大范围，一是现代物理学，包括量子力学和相对论这两个题目，这也是阿瑟本人的专业；二是神经科学；三是意识研究。按照会议规则，在每天上、下午各两个半小时的时间里，延续以往的惯例，演讲以同达赖喇嘛个人对话的方式进行。 每个作主题演讲的人都轮流坐到达赖喇嘛身边的专门座位上，面朝他说话。达赖喇嘛直接听科学家的英语演讲，不懂之处会请翻译晋巴解释。 演讲过程中，达赖喇嘛有时会提问题，或对某个结论作简短评论。有时候，达赖喇嘛会说个笑话，或者对他不理解的内容作出困惑的表情，引起全场大笑。 

 

研讨会上，达赖喇嘛尊者开怀大笑

第一天的议程带有哲理性探讨的性质。科学家们分别介绍了上述三大专业的历史，人类在这方面取得的巨大成就及其带来的福祉，目前面对的问题，以及今后可能的探索方向。阿瑟·查恩兹率先发言，介绍科学的方法论，讲得非常风趣。他说：我想给你介绍一位年轻的科学家，那是发生在大约1943年或1945年，地点是拉萨。然后屏幕上出现了一张少年达赖喇嘛的照片，引起全场的笑声。如今的第十四世达赖喇嘛少年时，曾在布达拉宫楼顶上，用十三世达赖喇嘛留下的一架望远镜观察月亮。他看到了月球上的环形山，注意到山的阴影，得出了月亮本身不发光，月光来自于其他光源的结论。查恩兹说，这就是标准的科学方法，首先是人依靠感官来观察，利用仪器（望远镜）来拓展感官的能力，利用实验来创造观察的机会，然后是推理，逻辑思维。现代物理学使用的庞大而昂贵的粒子加速器，和少年达赖喇嘛的望远镜一样，都是人的感官的拓展，但逻辑推理也不可或缺。伽利略发现两个物体同时落地的定律，不是依靠观察和实验，而是依靠纯粹的推理。伽利略一生的最后几年被软禁，没有条件做任何实验，却仍然作出了很多成就，靠的就是推理和思维。东方的传统佛学，轻于实验但是注重逻辑与推理，它的很多概念与思维方式，用通常的思维习惯很难解释，却和现代物理学的许多重大结论暗合。这是除了神经科学以外，佛学和现代西方科学有可能携手合作的领域。

第二天的议程是阿瑟·查恩兹和和法国物理学家米歇尔·比特鲍尔分别讲述量子物理学，以及量子力学的发现和结论对理解“實在”（Reality）的意义。这个学科里的很多内容，比如广义相对论、场论、质量与能量的转换、空间的定义和性质、光的波粒二象性，测不准原理等等，是一般非专业物理学者最难理解的，也是现代科学中“专业壁垒”最难突破的学科。在开场白中，科学史家哈林顿引用了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理查德·法恩曼的名言：“任何说自己懂得量子力学的人都不懂量子力学”。但是，这个学科研究的对象涉及人类对自然、对现实、对我们所生存的世界、对时间和空间性质的根本性认识，是和人类的世界观最接近的领域，也是思想家们不可回避的领域。达赖喇嘛对这个领域多年来怀着极大的兴趣和探讨热情。幸运的是，二十多年来有很多世界一流的当代物理学家愿意和达赖喇嘛就这个主题对话。可以说，达赖喇嘛比世界上任何一个物理学学生都拥有最多世界一流的老师。

 

“在这个方面，科学与佛学可以握手！”

这一天的会议开得非常紧张。阿瑟·查恩兹和米歇尔轮流介绍这个学科的结论与问题，看得出两位科学家做了精心准备。下午，图登晋巴介绍了古典佛学对空间、物质、以及世界产生于“缘起”即因果相互联系的思想。

这天的对话专业性相当强，是现代科学和东方文明对话最困难的领域。 但旁听的僧人们非常专注，在以后的问答阶段，僧侣们的提问非常踊跃，有时科学家们也难以招架，只能实话实说：“对于这个问题，简单的答案是：我们目前还不知道”。从僧侣们的问题看来，普通人很难理解的一些概念和结论，在转换成佛学词汇后，原来是经典佛学里习以为常的思维方法，僧侣们接受起来并不困难。而且，这些僧侣在有“雪域那烂陀”之称的哲蚌寺经学院经过长期的辩经训练，他们对抽象概念之间的复杂关系驾轻就熟。虽然缺乏数学工具方面的教育，僧侣们还谈不上进入专业领域，但是显示出经过佛学训练的西藏僧人，是完全有潜力学习现代科学的。

僧人向科学家们提问

 

第三天的内容是理查德·戴维森主讲的神经科学。在这个领域里，达赖喇嘛和科学家有很多可以共同探讨的内容。现代神经科学已经可以肯定大脑神经的可塑性。比如演奏乐器的能力，经长期练习而获得这种能力，现代神经科学可以在大脑中发现相应的变化。同样，一些心理和精神现象，比如某些抑郁症，也能在大脑中确定相应的位置和变 化。西藏佛教僧侣们都修行的打坐冥想，能够控制自己的情绪和精神状态，并且相应地影响自己的各类身体指标，必然有其大脑神经科学的基础。在这方面，佛教僧侣对自己情绪的控制能力，可以为神经科学家的研究提供观察和实验的难得机会。这就是神经科学和西藏佛教僧侣能够合作研究的原因之一。 

更进一步的是，佛教把“慈悲”看成是人人都可以通过学习和训练来达到的。对于佛教僧侣来说，同情心、利他心等等，都不是空洞的概念，而可以通过修习来获得。如果找到佛教修习的现代神经科学基础，这就开拓了一种可能性，即通过佛教和神经科学相结合，把这个领域的科学发现用于使人们减少痛苦，增进快乐，变得更慈悲，更有利他心，这无疑有助于个人内心平和，进而增进人类福祉。同时，达赖喇嘛又指出，任何对人类精神和身体变化所作的科学研究，都有潜在的伦理问题：什么样的心灵改变是好的？怎样定义这个“好”？谁来决定这种改变是“好”的？研究成果应该在哪些范围内应用？这就需要研究这一课题的科学家、宗教界、和大众共同探讨。 

第四和第五天的对话更偏向于哲理和思辨，集中讨论的概念是“意识”。意识是什么？是独立于物质的，还是附属于有机体物质的？是不是有机体复杂到一定程度就会产生意识了？更为复杂的问题是，什么是自我意识，即“我”这个观念是怎么产生的？在什么时候，是什么产生了从第三者立场来看“我”这样一个概念？这又是一个带有根本性的问题。科学家的经典观点是，意识离不开大脑，没有大脑就没有意识，可是这没有回答为什么大脑会产生意识。如果未来的iphone的电路复杂到像人脑的神经元和神经电路一样，它会产生意识吗？它会产生自我意识吗？ 

这几场讨论更多的是呈现出一系列现代科学还不能回答的问题，尽管在场的有一流科学家，可是未知远远多于已知。有时候科学家之间也会争论起來。这时，达赖喇嘛在一旁静听，直到最后大家达成共识：这是一个尚未解决的困难问题，回答这个问题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在讨论意识的时候，涉及到意识的转移问题，用藏传佛教的术语讲，就是人的死后转世，意识从一个人的身体转移到另一个人。科学家们的看法是，转世没有证据。既然没有大脑就没有意识，那么转世就没有逻辑上的可能性。达赖喇嘛介绍了佛教的理由：有一些实例证明了儿童具有一些记忆，只能用前世来解释。但是，达赖喇嘛指出，佛陀的教导是，只应该相信现实的真相，而不是盲目地信仰或崇拜，包括佛陀自己的教导在内。现代科学技术已经证明大地不是平的，地球是球形的，须弥山并不存在，现代 佛教徒就不应再重复古代佛教的说法。佛教在服从现实，改变看法方面并不困难。所以，关于转世，只是现代科学还没有获得证据来说服佛教徒转世是不存在的。如果科学证明转世不存在，佛教徒就会放弃转世的信念。达赖喇嘛笑着说：这样倒是让我省心了！

 

达赖喇嘛谈世俗伦理 

第五天的研讨会，有几位西藏佛学家的长篇报告。上午休息前，达赖喇嘛即席作了二十分钟的讲话，专门阐述他近几年在探讨和倡导的“世俗伦理”的概念，也就是当代人类要超越宗教信仰，共同创建全人类，包括大量无宗教信仰者在内的共同的伦理。他特别强调科学和科学家在这方面的责任与作用。显然达赖喇嘛的这次讲话是经过长久思考的。在他讲话的时候，全场鸦雀无声，几千僧俗可以说是屏住呼吸听着达赖喇嘛讲述他对人类未来的忧思。 

第六天是会议最后一天，原计划有大半天的议程，但达赖喇嘛必须赶往下一个日程，研讨会的闭幕因此提前到清晨七点开始，九点结束。 

九点前，达赖喇嘛用藏语发表了闭幕演说后，会议结束。达赖喇嘛的车队已经排列在经堂大殿外的车道上。科学家们、远道而来的客人和僧人都等候在车道两侧，等待达赖喇嘛从休息室出来，登车前往机场。正在这时，孟古特的印度盲童学校的学生们在老师带领下，都捧着哈达，在经堂侧门的台阶上排成几排，等候達賴喇嘛。这些穿着校服的盲童，看得出有些是先天畸形，有些是后天致残。 

达赖喇嘛说过多次，他首先是一个人，人类中的普通一员；然后是一个出家人，一个佛教比丘；最后是一个藏人。这三种身份定位意味着三个使命，三种责任。所以，达赖喇嘛的思考和追求，超越了单纯西藏难民的身份。他的慈善基金会也不仅是满足西藏难民的需求。印度的盲童学校，就得益于达赖喇嘛的慈悲。几年前，我在印度西北的拉达克也到过达赖喇嘛为当地少数民族儿童办的学校。 

达赖喇嘛走下楼梯，边走边大声与盲童们打招呼，盲童们一片欢呼，纷纷挤上前，紛紛把手中的哈达举得高高的。达赖喇嘛拥抱着孩子们，一个个亲吻他们的额头， 为达赖喇嘛送行的人们在两旁静静等候着。最后，达赖喇嘛与盲童们告别，走向自己的汽车，盲童们齐声一遍遍地喊着：“谢谢你，Guruji”。那是印度人对达赖喇嘛的尊称。 

当天下午，我离开孟古特，再次乘坐39小时火车返回新德里。启程前，我上网检查邮件。国内朋友来信说，我两天前给他的“心灵与生命研究所”的网站，和这次研讨会的网上视频报道，在中国境内都打不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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