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3月7日星期四

神秘之緣:達賴喇嘛與托馬斯•梅頓

托馬斯·梅頓與達賴喇嘛

1935年1月,在美國紐約曼哈頓島,一個名叫托馬斯•梅頓的青年走進哥倫比亞大學,成為英文系二年級學生。同年7月,在亞洲青藏高原東北部,即傳統西藏三區之安多地區,一個名叫塔澤(今青海省平安縣石灰窯鄉紅崖村)的小村里,農民祈確次仁的妻子德吉次仁生下一個男嬰。這個孩子被當地佛教寺院的僧人取名拉莫頓珠。

茫茫人海中,這是兩件微不足道的事。假如世事如常,藝術家的兒子梅頓和農夫的兒子拉莫頓珠將在各自的時空裡生活,如同兩顆星星,按照各自特定的軌道運行,永遠不會相交。

然而,1939年,梅頓與拉莫頓珠的生命軌跡發生了重大轉折。這年,梅頓做出一個決定:他將聽從上帝的召喚,做一名隱修士;拉莫頓珠則被確認為藏傳佛教的最高精神領袖達賴喇嘛的轉世靈童,並於這年11月2日在拉薩大昭寺剃度受戒,成為一名佛教僧侶,易名丹增嘉措。

1941年12月10日夜晚,年方27歲的托馬斯•梅頓走進嚴規熙篤會(Trappists)的肯塔基州克西瑪尼修道院,開始了作為一名天主教僧侶的隱修生涯。這時,年僅6歲多的丹增嘉措已在兩名經師的指導下,進行佛教修習。雖然信仰全然不同,但東方的農夫之子和西方的藝術家之子此時有了一個相同的身份:僧侶。年幼的第十四世達賴喇嘛此時極可能尚未聽說過天主教,而梅頓對東方宗教雖然有所接觸,但對藏傳佛教或許還很陌生。

至1950年,托馬斯•梅頓和丹增嘉措的命運已然發生了巨變。1948年,梅頓的自傳《七重山》出版,即刻成為暢銷書,隱居修道院的梅頓成為聲名遠播的靈修士兼作家,各國來信雪片般飛來,更有讀者登門求教,尋求精神指導。而在東方,1950年10月,中共軍隊入侵西藏,“昌都戰役”爆發。兵臨城下之際,未滿16歲的達賴喇嘛提前執政。今後的幾年中,梅頓和達賴喇嘛這兩位修行者在地球的兩邊忙於各自的事務。梅頓在隱修中孜孜不倦地寫作,成為著名靈修大師;達賴喇嘛在處理複雜的政教事務之時堅持修習,不到24歲即取得藏傳佛教的最高學位格西拉然巴。他們猶如兩顆明亮的星星,在各自的那方天空中閃爍。

1959年3月,就在年輕的達賴喇嘛獲得拉然巴學位後不久,“拉薩事件”和“拉薩戰役”相繼爆發。達賴喇嘛被迫流亡印度,數萬西藏難民追隨他踏上流亡之路,其中有數千名僧尼。就在這一年,梅頓開始了與日本禪宗大師鈴木大拙(D.T.Suzuki)的書信往來。

彼時,一場以“民主改革”名義的浩劫席捲他們的家鄉。數以千計的寺院被摧毀,經書被焚燒,佛像被融化,僧人被迫還俗,古老的藏傳佛教傳承中斷,岌岌可危。


冥冥中彷彿已有安排。達賴喇嘛開始流亡的時間不早不晚,恰是二十世紀五十年代的最後一年。當第一波西藏難民在陌生的土地上掙扎求存的時候,西方世界進入了具有深遠意義的“六十年代”。

 在西方歷史上,二十世紀六十年代是個頗有特色的時代。兩次世界大戰記憶猶存,社會卻又籠罩在冷戰的陰影之下。 在那個時代裡,傳統規範和宗教信條受到年輕一代的激烈挑戰,民權、女權、反戰等社會運動風起雲湧。在躁動不安的氣氛裡,精神追求者們朦朧地感到,信仰不應僅僅是遵從一套固定的儀式,對生命的認知也不應只限於經典的詮釋。在一個物慾橫流、充滿競爭和衝突的社會裡,到何處去尋找內心的安寧?在理性與靈性、宗教修持與社會關懷之間,是否有一條“中道”?一些人把目光轉向東方。瑜伽、印度教、佛教、道家理論等東方信仰和哲學開始在西方社會流行。


梅頓:從西方走向東方
托馬斯·梅頓與鈴木大拙
 
 梅頓何時開始研究東方宗教? 資料顯示,梅頓青少年時期,在奧克姆公立學校就讀期間(1929-1931)曾為甘地辯護,認為印度人民有權獨立。此後,他對瑜伽、印度教、耆那教、道教、日本禪宗等東方信仰均有所涉獵,並出版了幾本有關甘地主義、禪和老莊哲學的書。1964年6月,鈴木大拙邀請梅頓見面。94歲高齡的鈴木大拙與49歲的梅頓在紐約相見,兩人相談甚歡。與禪宗大師的會面增強了梅頓對佛教的興趣,也使他意識到有必要對佛教中的靈修方法更深入地探索。從某種意義上來說,1964年梅頓與鈴木大拙的會面,是梅頓走向東方的第一步。


四年後,梅頓終於走向亞洲。

1968年,梅頓應邀參加12月在泰國舉行的一個有關天主教修道院方面的大會。為了讓自己全身心地“面對亞洲”,他提前兩個半月出發。1968年10月15日,這位在修道院隱修27年的僧侶在舊金山登上飛機,飛向曼谷。

梅頓的亞洲之旅彷彿是一個涵义深刻的寓言。作為一位著作等身的作家和有近30年靈修經驗的天主教僧侶,梅頓勇敢地走出了自己熟悉的生活環境,也走出了性靈上的“安全地帶”。  出發之前,他不知道自己將會遇到什麼,只是帶著開放的態度去了解和探索一個全然不同的精神領域。他輕鬆地面對將會出現的種種挑戰,用他的話來說,只是去“參加幾場會議,見一些人”,其中包括流亡印度的達賴喇嘛。

10月20日,梅頓到達印度加爾各答。他在這裡參加了一些宗教活動,並與以“狂慧”著稱的秋陽創巴仁波切見面。24日,他收到達賴喇嘛的秘書發來的電報,通知他說,他與達賴喇嘛的會面定於11月4日。10月28日,梅頓從加爾各答飛向新德里。11月1日,他由達賴喇嘛的學生Harold Talbott陪同,乘火車前往達蘭薩拉。沉沉夜色裡,火車穿過平原,進入山區,天亮時,梅頓看到印度北方美麗的山野田園。從火車站到達蘭薩拉約三小時車程。梅頓發現自己來到一個非常美麗的地方,那裡山高谷深,天邊有一道令人肅然起敬的白色山嶺。梅頓在松樹林裡散步沉思,一群猴子在林中嬉戲,乌鸦在山谷里啼鸣,蝴蝶翩翩飞舞。


 可是,這個美麗的地方卻住在一群背井離鄉,一無所有的西藏難民。他們在山坡的大樹下支起帳篷,權且棲身。他們有的在修路,有的在蓋房,蓋房子的難民們一邊幹活,一邊唱着動聽的歌。即使在極端艱苦的環境中,這些人依然堅持宗教修持。他們手拿念珠,一遍又一遍繞著佛塔或經堂環緩步而行。一天,梅頓在山路上獨行,忽聽身後傳來“奇怪的聲音”。一個藏人從他身邊走過,一邊走,一邊發出長長的“Om---”音。 那是一個遠古的聲音,它融入寧靜的山野,彷彿直接來自岩石,又像是發自他的生命本原。

  Harold Talbott回憶說,雖然訂好了與達賴喇嘛見面的日期,但梅頓並無期待,而且有意取消,因為他“已經見夠了各種各樣的教主”,無意與“中亞梵蒂岡”的大人物們交往。然而,梅頓外出拍照時,在一條小路上與達賴喇嘛的英文翻譯索南喀次不期而遇。索南喀次是錫金人,他因病去西藏求醫,卻遇到了幾位藏傳佛教寧瑪派高僧,得以修習佛法。索南喀次不僅對佛教理論有相當的了解,對藏傳佛教的實修也有較深的體驗。更重要的是,他可以用英語表述。兩人站在小路上聊起藏傳佛教,一番談話後,梅頓改變了心意。

1968年11月4日下午,梅頓前往馬克利奧德甘吉訪問達賴喇嘛。在達賴喇嘛新建的住處,53歲的天主教靈修大師與32歲的藏傳佛教領袖初次見面。在梅頓的記錄裡,達賴喇嘛高大健壯,精力充沛,熱情大度,是個“令人印象極其深刻的人”。他們討論宗教和哲學,話題完全無涉政治。那是西方社會接觸藏傳佛教的初期,一些佛教僧侶初來乍到,在開放自由的西方社會,也有舉止失措的現象,違背了佛教寺院的嚴格戒律,使得原來對“會飛的喇嘛”將信將疑的西方人頗為失望,對藏傳佛教整體產生了一些片面的看法。梅頓注意到,達賴喇嘛對此十分敏感。

两天后,他們再次見面。梅頓在那天的日記裡記下了談話的基本內容。他提到,當他們談起佛教的靈修時,達賴喇嘛當場盤膝坐在地板上,為他解說藏傳佛教的打坐姿勢。幾十年後,Harold Talbott憶起這一場面,依然感到不可思議。

在達蘭薩拉,梅頓與達賴喇嘛有過三次交談。他們交流寺院生活與修道院生活的經驗,梅頓向達賴喇嘛請教佛教基本修行方法,達賴喇嘛向梅頓請教天主教靈修方面的問題。他們的討論是一次相當有意義的宗教對話,可惜梅頓沒有留下更詳細的內容。他在日記裡寫下了自己的感想。他感到自己對達賴喇嘛產生了極大的敬意和好感,相信他們之間有種精神上的聯繫。 兩人都對對方相當讚賞,達賴喇嘛稱梅頓為“天主教格西”。

  初次访问达赖喇嘛前,索南喀次帶梅頓拜访高僧措林仁波切。這次會面中,措林仁波切做了一件令人驚異的事:他沒有跟梅頓討論輪迴、轉世、怎樣離苦得乐等佛教基本理論,也沒有講述自己的修行經驗,而是直接教給他一個“很有用的”修練方法:破瓦法(phowa)。“破瓦法”也叫“遷識法”,是藏傳佛教中的高級修練法,通常必須有多年修練基礎才能修習。根據密宗理論,“破瓦法”修成後,頭頂的“梵穴”會打開,當人命終之時,“神識”會通過“梵穴”離開身體,往生淨土。

 1968年12月10日,在泰國參加會議期間,梅頓不幸觸電身亡。這一天,恰是梅頓走進克西瑪尼修道院,成為天主教僧侶的27週年。

次日,梅頓的遺體被送到美國在曼谷的空軍基地,與越戰陣亡士兵的遺體一同運返美國,安葬在克西瑪尼修道院教堂邊的墓園中。

達賴喇嘛:從東方走向西方

梅頓走向達蘭薩拉,他所要了解和探尋的,正是中共要摧毀的。1968年是文革高峰期間。這場運動從“破四舊”開始,在此期間,一切代表“封、資、修”的東西,都屬於被“破”之列。佛教文化被認為是“封建思想”的代表,在“破四舊”運動中首當其衝。  從1958年至1968年,藏傳佛教在短短十年中遭受了兩度浩劫。至此,傳統西藏三區中幾千座寺院幾乎悉數被毀,傳承數千年的藏傳佛教遭到滅頂之災。


保留西藏文化和藏傳佛教的歷史重擔,落在了8萬流亡藏人和他們的年輕領袖肩上。至1968年,流亡藏人已經基本被安置在印度、尼泊爾、錫金和不丹的西藏難民定居點中。在印度政府和國際慈善機構的幫助下,流亡藏人建立起學校和寺院,在極其困難的條件下,延續文化和宗教傳承。作為藏民族的政教領袖,達賴喇嘛面臨的挑戰之一,不僅是保留民族文化,還要把古老的藏文化帶進現代社會。為此,他推動了一系列改革,包括寺院教育方面的改革。典型事例之一,是將西方哲學引入寺院教育中。

達賴喇嘛對其他宗教並非全然陌生。歷史上拉薩一直有一個不大的穆斯林社區,還有一座清真寺。 達賴喇嘛少年時曾閱讀過藏文版《聖經》,但是對基督教的了解並不深,與基督教信仰者的接觸也不多。流亡初期,前來援助西藏難民的慈善機構有不少基督教組織,包括紐約天主教慈善组织,瑞士紅十字會等等。達賴喇嘛與他們有些接觸,他們的工作熱忱和人道精神給他留下了深刻印象。

1968年,大約是十月間,達賴喇嘛得知一位著名的天主教靈修大師將到達蘭薩拉來拜訪他。那些年裡,達賴喇嘛忙於各種急迫的工作,又因種種政治原因, 無法訪問歐美國家,他與其他宗教的學者和信仰者接觸的機會十分有限,因此對天主教的靈修傳統不大了解。據Harold Talbott回憶,為了了解訪客的宗教背景, 達賴喇嘛通過加拿大駐印度高級專員詹姆斯•喬治的特別安排,觀看了一部介紹法國熙多會修道院的紀錄片。

40多年後,達賴喇嘛還記得他見到托馬斯•梅頓的情景。 梅頓“穿着帶帽子的白色長袍,腰束黑色寬皮帶,腳穿棕色高筒皮靴,跟達蘭薩拉的環境格格不入。”他記憶中的梅頓是個“精神和身體都很強健的人”,是一位“深切關注世事,熱切相信心靈的力量能夠醫治人類的創傷,並且有強烈靈性追求”的僧侶。達賴喇嘛敏感地注意到,自己的絳紅色僧袍與梅頓的白色僧衣顯示出一目了然的差異。然而,從梅頓的對自己修道院生活的描述中,達賴喇嘛發現天主教的組織和靈修傳統與佛教傳統有許多相似之處。達賴喇嘛與梅頓談話使他大開眼界,他開始認識到基督教信仰的豐富和深邃。梅頓關於各宗教應該加深彼此的了解這一觀念給達賴喇嘛極大的啟發。

在梅頓探索的腳步停留在東方20年後,達賴喇嘛走向西方。

1979年,達賴喇嘛初訪美國期間,應大主教特倫斯•庫克之邀,在聖帕翠克大教堂發表演說。1986年,達賴喇嘛應教皇保羅二世的邀請,參加第一屆阿西西世界和平祈禱會。 此後,他積極提倡宗教和諧,越來越頻繁地與世界各主要宗教領袖交流、對話。 達賴喇嘛相信,不同的宗教傳統之間的和諧有助於世界和平和人類的福祉,這也是他身為宗教領袖的職責。幾十年來,他為此付出了大量時間和精力。


達賴喇嘛在托馬斯·梅頓墓前祈禱
 

達賴喇嘛始終沒有忘記梅頓。 在1990年出版的第二部自傳《流亡中的自由》中, 他回憶梅頓的來訪,稱之為在那段時間裡他“最快樂的時刻”之一。1996年,在梅頓去世28年後,達賴喇嘛來到肯塔基克西瑪尼修道院,參加第一屆“克西瑪尼交流會”。這時候,達賴喇嘛已經獲得諾貝爾和平獎,成為舉世聞名的精神領袖。在梅頓的墓前,達賴喇嘛盤膝而坐,雙手合十,默默祈禱。他感到自己的精神與梅頓相通。迄今為止,“克西瑪尼交流會”已經舉辦了三次。在這些交流會中,天主教與佛教僧尼,以及宗教學者們除了交流靈修經驗,討論得更多的是怎樣將宗教修持與社會關懷結合,使世界更美好。這一切,始於1968年11月初,東西方兩位大師性靈的交匯。

2013年1月2日,我在印度首都新德里採訪達賴喇嘛,請他敘述自己的精神旅程。談話中,達賴喇嘛對我說到梅頓,這位西方世界偉大的靈修大師:“他是讓我了解基督教的第一人。可惜,他過早去世了。”他沉默片刻,思緒仿佛回到了半個多世紀前的達蘭薩拉:“如果他今天還在,一定會是我的同道,我們會一起為共同的目標而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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