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河口镇
5. 两河口今昔
在章谷镇开上前往金川的公路，刚要加速，路边一位大爷朝我们招手，示意X停车。老爷子走到车窗边，告诉X从丹巴到马尔康的公路不通，几天前下了场大雨，泥石流冲过公路，交通断了。
我们只好掉头返回小金。 在两县边界过检查站，穿制服的男人认出开车的J，一挥手，免检放行。
我们在猛固桥转上210省道，沿抚边河北上。小金县地势西南低，东北高，朝北行驶，海拔越走越高。公路在沟底，两边山峰陡峭，山坡植被良好，朝阳坡面常见人工种植的松树林。抚边河不大，河水清浅，河道偶尔沿山一绕，拢出一小片平地，形成一个坝子，上面就有了个十来户人家的小村。坡下一弯河水，坡上几座石屋，零散的小块地里包谷青绿茂密。这一带是小金县的产粮区，抚边曾有“粮台”之称。可是，自然条件如此，即使是“粮台”，产出也相当有限，当地农民能做到自给略有余应该就很不错了。
路边闪过熟悉的地名：八角、木坡，抚边……在我读过的“长征日记”里，这些地名反复出现。沟底人烟不多，多数村寨在山坡上。后来的空军司令吴法宪在回忆录里说，虽然进了藏区，可是从懋功经两河口到卓克基，山沟里看不到一个村庄，每天白天在山沟里走一天，然后得爬几里路到山上的寨子里宿营，次日一早再下山，继续在山沟里走。他们走的应该就是这条公路的前身。
1935年1月，中共中央在遵义确定的下一步作战方针是进入四川，在川西建立苏维埃根据地，争取“赤化全川”，故令四方面军渡过嘉陵江，南下策应。进入四川后，中央红军从彝区走到藏区，深入到全然陌生的文化区域里。或许只有身在此地，中共领导者们才知道，川西与汉人想象中的“天府之国”相距甚远。在以非汉民族为主的川西，他们语言不通，饮食不惯，气候不适，就算占下地盘，这一带地广人稀，产出勉强够民众自给，无法养活数十万军队。更何况在不同语言文字的地区，中共擅长的文宣无法发挥作用，难以得到民众支持，
也没法扩充军队。 而且，他们不仅要面对四川军阀和国军的围剿，还不得不应对心怀敌意，神出鬼没的部落武装。他们意识到原先的计划不切实际，需要重订下一步行动计划。可是两支军队意见不合，张国焘主张南下，临时中央主张北上。
于是就有了“两河口会议”。
两军会师的时候，张国焘的总部设在茂县。他得到中央红军到达懋功的消息后，又接到中央电报要“面商一切”，于是骑马兼程赶来。张、毛在一个大雨滂沱的日子里相会，地点就在现在的小金县两河口镇。
镇子在抚边河与虹桥沟的交汇处，当年是个只有30多户人家的寨子。
到了两河口镇，正是午后时分。大家一致决定下来看看。
公路穿过小镇，沿路全是商店，但镇子里冷冷清清，看不到游人，想来店里都没有生意。公路靠山的院墙后面，以青绿山峰为背景，耸立着一座高高的毛泽东立像。
天空湛蓝，高海拔地方的阳光特别明亮，白色的毛泽东塑像反射着阳光， 看上去白晃晃的一片。在这出奇安静的山间小镇里，给人的感觉就是一个字: 新。眼前的一切都太新了，街是新的，房子是新的，毛泽东像看上去也是新的，仿佛有个神奇的力量，把建筑师刚画好的设计图一下子安到了这个人烟稀少的山谷里。
2009年，由江西省对小金县“震后对口支援”，出资新修“两河口会议旧址纪念馆”，是为小金县的主要“红色景点”之一，老远就能看到的毛泽东塑像就在纪念馆里面。纪念馆紧邻的院子门口挂着三块牌子：两河派出所、两河交通警察总队、
两河刑事警察总队。这个警察总队大门紧闭，但能看到里面大楼墙面上的金色大字：办事要公道，说话要和气，物要整洁，人要精神。这最后一条，跟这个安静得令人昏昏欲睡的小镇甚为相配。
纪念馆的大门修得很考究，水磨砖砌的清水墙，屋檐翘起，屋脊上的装饰和汉地农村的土地庙一模一样，只是规模要大得多。
大门特宽，大红门上密布黄色门钉，两侧墙上各有一个圆形窗洞。要不是大门上方黑色匾额上草书“红军长征两河口会议纪念馆”几个金色大字，这大门定会被人看成一座新建的汉式庙宇。
事实上，著名的“两河口会议”确是在一座关帝庙里举行的。
大红门紧闭着，不像是开放的样子。我试着使劲一推，门竟然开了。正犹豫是否能进去，里面走出一个中年男人。我问他是否可以参观？他说可以，于是我们鱼贯而入。
“两河口会议”纪念馆
进了大门，宽敞的石砌台阶上有座大殿，是大型庙宇殿堂的式样，匾额上写着“两河口会议会址”。大殿前方，左右各有一座红色底座的“革命现实主义风格”雕塑，一组的底座上刻着“红军北上”，另一组刻着“迎接红军”。
其实红军到两河口时， 百姓都跑光了，红军官兵进的是个空荡荡的寨子，并没有人躬身垂首来迎接。
大殿后碎石砌的台阶路边，有座小小的四方形灰色建筑，这是当年关帝庙留下的唯一建筑。这座小房子显然经过精心休整，格子门关着，从门上的方格里看进去，可见里面的群像。一组人物雕像围着长条桌，有站有坐，姿态各异，令我想起达芬奇的名画《最后的晚餐》，位于中心的“救世主”，自然就是小山顶上立着的那位领袖。我不明白为什么把这组雕像放在这座小房子里。原先的关帝庙主体建筑已毁，这座小屋只是原先的马房，当年的中央领导人并不是在马房里开会。
上山的路蜿蜒曲折，仿佛象征革命道路之不易。路边分布着当年与会者的胸像。胸像的基座用碎石砌成，和观者视线平齐，胸像表情大同小异，面容显示出革命者的坚毅。令人印象深刻的是，当年与会者均有塑像，包括张国焘和林彪。只有一座是例外，那是一座不大的全身像，一名军人手握望远镜，骑着战马，姿态十分英武。这是彭德怀，“唯我彭大将军”是也。
我一一辨认与会者的塑像，想起他们日后的结局，不免唏嘘。这些人中，博古、邓发在中共建政前死于飞机失事，成了烈士。
“彭大将军”、林彪、刘少奇皆在文革期间死于非命，而且情形甚为凄惨。张闻天、王稼祥、李富春在文革中被批斗，也都在文革期间去世。王稼祥在1962年被整肃后精神失常， 1974年死于心脏病。周恩来也不算善终，且无葬身之地。林伯渠、何克全（凯丰）算是死得其时，两人都在文革前去世，没有遭遇他们同事们所经历的迫害。刘伯承虽然高寿而终，但1958年曾遭整肃。据说有“军神”之称的刘伯承晚年拒看战争片，因为想到千百万失去丈夫的年轻寡妇和失去儿子的老妇，心感不安。这样的反思将“军神”还原为人。
两河口会议是毛泽东与张国焘争斗之始，不久后两人的权争越来越激烈。最终张国焘军事、 政治双重失败，在延安寻机脱共，从此告别了他参与创建的政党，被中共定为“叛徒”。在“成王败寇”史观的中共党史里，他一直是个反角。在这里树起张国焘雕像，显示出对那段历史的尊重。不过，如果真的尊重历史，高踞丘顶的领袖像就不应该是毛泽东。两河口会议时，中共临时中央的总书记并非毛泽东，而是洛甫（张闻天）。要等到“延安整风”之后，他的战友们齐齐俯首，“红太阳”才冉冉升起。
当昔日的战友和部下一个个在历次政治运动中遭受整肃和迫害，其中多人死于非命时，身在海外的张国焘置身事外，冷眼相望，不知是为自己庆幸还是为他们悲哀？他是否反思过自己对战友和部下大开杀戒的“白雀园肃反”和“川陕根据地肃反”？1976年，“伟大领袖”毛泽东死在北京，三年后，“叛徒”张国焘死在加拿大。参加两河口会议的16人中，只有政治上未担重任的聂荣臻、刘伯承和流亡海外的张国焘死在毛泽东之后，这是巧合还是某个不可泄露的“天机”？
到得丘顶，眺望远山密林，天蓝云白，视野开阔。白色石围栏中心的领袖全身立像是文革期间的作品，完全不是当年的毛泽东形象。站在山丘上的毛泽东像居高临下，他昔日战友和上级的雕像置于荒草丛中。这群“无产阶级革命家”之间的关系怎么看都不像“亲密战友”，更像是“帝王”与“群臣”。
下山匆匆，一路无所旁顾。陪同的看守人絮絮叨叨地抱怨，说工资太低，每月3百元连养活自己都不够，纪念馆不卖门票，他拿不到补贴。跨过高高的红门槛，大门哐当一声关上，封存了我的故乡江西省花费4500万元人民币制作的形象历史。
街上依旧冷冷清清，几个中年女人坐在小店门口，面无表情地望着我们这几个过客匆匆来去。70多年前，那群后来声名显赫的人来到这个寨子时，村民们大抵也是这样吧。他们躲在山里，耐心地等着远方来的“乱兵”离去。说到底， “成王”成就的是一些人的梦想，“败寇”也只是另一些人梦想的破灭。历史的不堪正如刘伯承的晚年反思：不管打着什么旗号，为了什么主义，两军阵中厮杀而死的，都是农民的子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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