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1月29日星期五

《藏区秘行》第一章第五节:两河口今昔

两河口镇




5. 两河口今昔
   在章谷镇开上前往金川的公路,刚要加速,路边一位大爷朝我们招手,示意X停车。老爷子走到车窗边,告诉X从丹巴到马尔康的公路不通,几天前下了场大雨,泥石流冲过公路,交通断了。
   我们只好掉头返回小金。 在两县边界过检查站,穿制服的男人认出开车的J,一挥手,免检放行。
   我们在猛固桥转上210省道,沿抚边河北上。小金县地势西南低,东北高,朝北行驶,海拔越走越高。公路在沟底,两边山峰陡峭,山坡植被良好,朝阳坡面常见人工种植的松树林。抚边河不大,河水清浅,河道偶尔沿山一绕,拢出一小片平地,形成一个坝子,上面就有了个十来户人家的小村。坡下一弯河水,坡上几座石屋,零散的小块地里包谷青绿茂密。这一带是小金县的产粮区,抚边曾有“粮台”之称。可是,自然条件如此,即使是“粮台”,产出也相当有限,当地农民能做到自给略有余应该就很不错了。
   路边闪过熟悉的地名:八角、木坡,抚边……在我读过的“长征日记”里,这些地名反复出现。沟底人烟不多,多数村寨在山坡上。后来的空军司令吴法宪在回忆录里说,虽然进了藏区,可是从懋功经两河口到卓克基,山沟里看不到一个村庄,每天白天在山沟里走一天,然后得爬几里路到山上的寨子里宿营,次日一早再下山,继续在山沟里走。他们走的应该就是这条公路的前身。
   19351月,中共中央在遵义确定的下一步作战方针是进入四川,在川西建立苏维埃根据地,争取“赤化全川”,故令四方面军渡过嘉陵江,南下策应。进入四川后,中央红军从彝区走到藏区,深入到全然陌生的文化区域里。或许只有身在此地,中共领导者们才知道,川西与汉人想象中的“天府之国”相距甚远。在以非汉民族为主的川西,他们语言不通,饮食不惯,气候不适,就算占下地盘,这一带地广人稀,产出勉强够民众自给,无法养活数十万军队。更何况在不同语言文字的地区,中共擅长的文宣无法发挥作用,难以得到民众支持, 也没法扩充军队。 而且,他们不仅要面对四川军阀和国军的围剿,还不得不应对心怀敌意,神出鬼没的部落武装。他们意识到原先的计划不切实际,需要重订下一步行动计划。可是两支军队意见不合,张国焘主张南下,临时中央主张北上。
   于是就有了“两河口会议”。
   两军会师的时候,张国焘的总部设在茂县。他得到中央红军到达懋功的消息后,又接到中央电报要“面商一切”,于是骑马兼程赶来。张、毛在一个大雨滂沱的日子里相会,地点就在现在的小金县两河口镇。 镇子在抚边河与虹桥沟的交汇处,当年是个只有30多户人家的寨子。 


   到了两河口镇,正是午后时分。大家一致决定下来看看。
   公路穿过小镇,沿路全是商店,但镇子里冷冷清清,看不到游人,想来店里都没有生意。公路靠山的院墙后面,以青绿山峰为背景,耸立着一座高高的毛泽东立像。 天空湛蓝,高海拔地方的阳光特别明亮,白色的毛泽东塑像反射着阳光, 看上去白晃晃的一片。在这出奇安静的山间小镇里,给人的感觉就是一个字: 新。眼前的一切都太新了,街是新的,房子是新的,毛泽东像看上去也是新的,仿佛有个神奇的力量,把建筑师刚画好的设计图一下子安到了这个人烟稀少的山谷里。
   2009年,由江西省对小金县“震后对口支援”,出资新修“两河口会议旧址纪念馆”,是为小金县的主要“红色景点”之一,老远就能看到的毛泽东塑像就在纪念馆里面。纪念馆紧邻的院子门口挂着三块牌子:两河派出所、两河交通警察总队、 两河刑事警察总队。这个警察总队大门紧闭,但能看到里面大楼墙面上的金色大字:办事要公道,说话要和气,物要整洁,人要精神。这最后一条,跟这个安静得令人昏昏欲睡的小镇甚为相配。
   纪念馆的大门修得很考究,水磨砖砌的清水墙,屋檐翘起,屋脊上的装饰和汉地农村的土地庙一模一样,只是规模要大得多。 大门特宽,大红门上密布黄色门钉,两侧墙上各有一个圆形窗洞。要不是大门上方黑色匾额上草书“红军长征两河口会议纪念馆”几个金色大字,这大门定会被人看成一座新建的汉式庙宇。 事实上,著名的“两河口会议”确是在一座关帝庙里举行的。
   大红门紧闭着,不像是开放的样子。我试着使劲一推,门竟然开了。正犹豫是否能进去,里面走出一个中年男人。我问他是否可以参观?他说可以,于是我们鱼贯而入。



“两河口会议”纪念馆


   进了大门,宽敞的石砌台阶上有座大殿,是大型庙宇殿堂的式样,匾额上写着“两河口会议会址”。大殿前方,左右各有一座红色底座的“革命现实主义风格”雕塑,一组的底座上刻着“红军北上”,另一组刻着“迎接红军”。 其实红军到两河口时, 百姓都跑光了,红军官兵进的是个空荡荡的寨子,并没有人躬身垂首来迎接。
   大殿后碎石砌的台阶路边,有座小小的四方形灰色建筑,这是当年关帝庙留下的唯一建筑。这座小房子显然经过精心休整,格子门关着,从门上的方格里看进去,可见里面的群像。一组人物雕像围着长条桌,有站有坐,姿态各异,令我想起达芬奇的名画《最后的晚餐》,位于中心的“救世主”,自然就是小山顶上立着的那位领袖。我不明白为什么把这组雕像放在这座小房子里。原先的关帝庙主体建筑已毁,这座小屋只是原先的马房,当年的中央领导人并不是在马房里开会。
   上山的路蜿蜒曲折,仿佛象征革命道路之不易。路边分布着当年与会者的胸像。胸像的基座用碎石砌成,和观者视线平齐,胸像表情大同小异,面容显示出革命者的坚毅。令人印象深刻的是,当年与会者均有塑像,包括张国焘和林彪。只有一座是例外,那是一座不大的全身像,一名军人手握望远镜,骑着战马,姿态十分英武。这是彭德怀,“唯我彭大将军”是也。

   我一一辨认与会者的塑像,想起他们日后的结局,不免唏嘘。这些人中,博古、邓发在中共建政前死于飞机失事,成了烈士。 “彭大将军”、林彪、刘少奇皆在文革期间死于非命,而且情形甚为凄惨。张闻天、王稼祥、李富春在文革中被批斗,也都在文革期间去世。王稼祥在1962年被整肃后精神失常, 1974年死于心脏病。周恩来也不算善终,且无葬身之地。林伯渠、何克全(凯丰)算是死得其时,两人都在文革前去世,没有遭遇他们同事们所经历的迫害。刘伯承虽然高寿而终,但1958年曾遭整肃。据说有“军神”之称的刘伯承晚年拒看战争片,因为想到千百万失去丈夫的年轻寡妇和失去儿子的老妇,心感不安。这样的反思将“军神”还原为人。
   两河口会议是毛泽东与张国焘争斗之始,不久后两人的权争越来越激烈。最终张国焘军事、 政治双重失败,在延安寻机脱共,从此告别了他参与创建的政党,被中共定为“叛徒”。在“成王败寇”史观的中共党史里,他一直是个反角。在这里树起张国焘雕像,显示出对那段历史的尊重。不过,如果真的尊重历史,高踞丘顶的领袖像就不应该是毛泽东。两河口会议时,中共临时中央的总书记并非毛泽东,而是洛甫(张闻天)。要等到“延安整风”之后,他的战友们齐齐俯首,“红太阳”才冉冉升起。




  当昔日的战友和部下一个个在历次政治运动中遭受整肃和迫害,其中多人死于非命时,身在海外的张国焘置身事外,冷眼相望,不知是为自己庆幸还是为他们悲哀?他是否反思过自己对战友和部下大开杀戒的“白雀园肃反”和“川陕根据地肃反”?1976年,“伟大领袖”毛泽东死在北京,三年后,“叛徒”张国焘死在加拿大。参加两河口会议的16人中,只有政治上未担重任的聂荣臻、刘伯承和流亡海外的张国焘死在毛泽东之后,这是巧合还是某个不可泄露的“天机”? 
  
   到得丘顶,眺望远山密林,天蓝云白,视野开阔。白色石围栏中心的领袖全身立像是文革期间的作品,完全不是当年的毛泽东形象。站在山丘上的毛泽东像居高临下,他昔日战友和上级的雕像置于荒草丛中。这群“无产阶级革命家”之间的关系怎么看都不像“亲密战友”,更像是“帝王”与“群臣”。
   下山匆匆,一路无所旁顾。陪同的看守人絮絮叨叨地抱怨,说工资太低,每月3百元连养活自己都不够,纪念馆不卖门票,他拿不到补贴。跨过高高的红门槛,大门哐当一声关上,封存了我的故乡江西省花费4500万元人民币制作的形象历史。
   街上依旧冷冷清清,几个中年女人坐在小店门口,面无表情地望着我们这几个过客匆匆来去。70多年前,那群后来声名显赫的人来到这个寨子时,村民们大抵也是这样吧。他们躲在山里,耐心地等着远方来的“乱兵”离去。说到底, “成王”成就的是一些人的梦想,“败寇”也只是另一些人梦想的破灭。历史的不堪正如刘伯承的晚年反思:不管打着什么旗号,为了什么主义,两军阵中厮杀而死的,都是农民的子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