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12月17日星期三

佛國歸來之後──寫在《藏區祕行》出版之際

進入若爾蓋的格爾登寺,必須先通過這個武警駐地

  尋找藏人的苦難記憶
  這些年來,我幾乎每年都要獨自前往印度、尼泊爾的流亡藏人居住地,尋訪第一代難民。我是研究當代藏史的,前幾年的關注焦點是上世紀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在藏區發生的人為災難和衝突,從解密或半解密的文獻、有關人士的回憶錄等資料中,梳理出半個世紀前的史實真相。在流亡藏人中做口述歷史之所以特別重要,是因為文獻中通常忽略細節,缺少底層民眾的遭遇和命運,而且官方文件和檔案經常隱瞞一部分事實,或者掩蓋和歪曲對他們不利的數據。這些細節恰恰是無數人在歷史大潮之下的命運,只有這些細節才能幫助我們還原歷史,理解史實的本質。所以,訪談資料及口述歷史能和文獻資料形成互為補充、互相對照駁正的關係,缺少了口述歷史的當代史研究,我認為是不夠完整的研究。但是,由於眾所周知的原因,在境內藏區旅行和訪談非常困難。

  至今為止,我去過印度很多次了,每次短則一月兩月,長則超過半年。我使用過印度的幾乎所有種類的交通工具,對在印度進行田野工作的衣食住行十分熟悉。我很喜歡印度。貝特蘭羅素曾指出,作為世界三大文明傳統之一的印度文明,長於「內觀」人類自身的精神世界,是一個具有深刻靈性的文明。古印度是佛教的發源地,印度是佛國。當佛教從印度向周邊傳播的時候,青藏高原成為另一個以靈性為文明核心的佛國。

  這些年我在印度次大陸旅行,都是從一個難民定居點到另一個難民定居點,我連印度教聖地瓦拉納西和聞名世界最美建築泰姬陵都沒有去過,我想在印度尋找的,是藏人的苦難記憶。而讓我耿耿於懷的是,我的筆記本上記滿了西藏三區的地名、山川河流,我卻無法像前往印度和世界上幾乎所有國家一樣,訂一張機票就能束裝成行,來到藏區,我夢中的另一個佛國。


  「自駕遊」在周邊藏區走個來回
  二○一二年夏,《當鐵鳥在天空飛翔──1952-1962青藏高原上的秘密戰爭》定稿後,我回老家江西南昌陪伴老母親。我向有關部門提出前往藏區旅行的申請,當即遭到婉拒。中國政府眼下的政策,外國人在獲得批准後,可以參加旅遊團前往西藏自治區旅遊,條件是必須按照預先批准的日程和地點遊覽,所謂「團進團出」。周邊四省藏區沒有這樣的限制,我是可以去合法旅行的。但是,所有的朋友都告誡我,中國政府特別是涉藏和維穩部門,具有強大的監控手段,以有關部門對我的了解和關心,我要在藏區做訪談極其困難。

  作為一個歷史研究者,親臨現場的誘惑力是無法阻擋的。我夢寐以求的是,站在我研究過的事件發生的地方,草原上、黃河邊,向半個世紀前在自己的家鄉遭受殺戮的無辜牧民、僧侶、婦女、老幼,獻上一條哈達,對著藍天喊一聲:「我來過了,我已經把你們的遭遇寫進了書裡,告訴了全世界,你們不會被遺忘了!」

  我的一對朋友瞭解我的願望,他們幫助我實現了前往四省藏區旅行的夢想。

  我把手機留在南昌家裡,悄然離家。我們以「自駕遊」的形式在周邊藏區走了個來回,到過二十多個縣。一路上在鄉間小客棧住宿,都是我的朋友去登記,我從沒拿出我的護照。遇到各種檢查站,也都是我的朋友去應付,我從不下車。就這樣,這一個多月成了我在藏區的秘密旅行。

  這一個多月,我和許多萍水相逢的藏人交談,他們中有體制內各級幹部,有生意人,有僧侶,有失地農民,有定居點的牧民。在他們面前,我的「通行證」是我對當地歷史的了解。有多少個日夜,我面對浩瀚分散的史料,梳理一個個地名,記住一個個部落和頭人的名字。我對那些早已失落的歷史記憶了然於心,特別是經歷過那個時代的老藏人,只要我說出一個人名地名,就立即被他們引為自己人。我在朋友的手機裡保存了幾張我在印度採訪達賴喇嘛的工作照,我還有達賴喇嘛在一次採訪中送給我的一些藏藥丸。只要我在適當時機拿出來,我就可以提問任何問題。我知道在藏人中間我是安全的。


  見證藏區的人道和環境災難
  藏區,真是一個高原佛國。只要你有靈性,只要你對人間的苦難保持著人皆天生的慈悲心,你不可能不感動。此刻,當我閉上眼睛,眼前就會出現我在青海的一個偏僻寺院角落裡偶遇的兩個喇嘛,他倆是從藏區的另一個省,步行前往各大名寺朝聖而經過此地,他們飽經風霜露雪的瘦削臉龐疲憊不堪。在他們簡單得不能再簡單的布包裡,是小心翼翼保存的「喇嘛證」,沒有這樣的「喇嘛證」,他們連如此卑微的旅行都是不允許的。當我給他們看我保存在朋友手機裡的尊者照片時,他們的臉上出現了我所看到過的最為謙卑而快樂的笑容。阿卡啦,現在你們在哪兒?

  我在藏區親眼看到了,親耳聽到了中共在藏區製造的人道和環境災難。我無法保持沉默,在我的文章中對這種政策提出了質疑。隨後,我需要回美國處理一些家庭事務,於是購買了回美國的來回機票,打算處理完就立即飛返中國。如果有可能,作為我的研究工作的一部分,我還想在藏區做更深一點的訪談。就在我飛返中國的前兩天,接到中國領事館的通知,我的簽證被取消了,我不能回中國了。

  這時,我能真切地體會到,為什麼有些國際藏學家、藏史學家,在評論中共西藏政策的時候會吞吞吐吐,言不由衷,因為他們的研究需要在藏區進行,他們需要中國簽證。失去中國簽證對他們的研究是嚴重的打擊,甚至直接影響他們的職業生涯。可是,我對此早有思想準備,我是獨立研究者,我不需要學術體制內的一切世俗考量。


  我立即動筆,寫出我在中國境內藏區的見聞。《藏區祕行》在二○一四年十二月由台灣聯經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