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青藏高原的秘密战场 （幻灯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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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铁鸟在天空飞翔---1956-1962青藏高原上的秘密战争》

 付印补记

本书完稿后，我回国探望母亲。到家后不久，我再次向中国政府某机构提出申请，要求得到去拉萨旅行的许可，申请当即被拒。然而，在法律上，西藏周边四省藏区，即安多和康区，仍然是开放旅行的。于是，我收拾简单行装，驱车在云南、四川、甘肃、青海藏区旅行。

   就这样，几年来从资料和采访中熟知的地点，一一出现在我的眼前。在高山、深谷、草原，我寻找那些饱经沧桑的村寨部落，那些曾经辉煌的神圣寺院。我看到了设在寺院大门里的公安派出所，看到以震慑为目的的无数标语和宣传。朋友们曾再三关照我，涉及西藏的话题如今在国内是最为“敏感”的，弄不好就会有人为此进监狱，说话一定要小心。但是，每到一处，我依然随缘顺性，向萍水相逢的藏人老少问询，同体制内干部、生意人、退休老人、活佛僧侣、农夫牧民聊天。我能感受到素不相识藏人的疑虑，他们的恐惧、压抑、悲哀和怨屈，清楚地写在脸上。我用以打破隔阂的工具，是对当地历史的熟悉，特别是1958年“宗教改革”时毁寺事件的了解。

   1958年，四省藏区几千座寺院被毁，几无幸免。僧众被批斗，被驱散，被迫还俗，甚至被杀害。藏人以全民族之力，竟一千多年时间积聚于寺院的财富被劫掠，被毁坏，被盗运到不知何处。藏民族千年文明的物质载体，几乎被毁灭殆尽。

藏区从八十年代初开始修复寺院，历经三十余年，尽管各地政府把一些重点名寺作为发展旅游业的“面子工程”，投入一定数量的资金，尽管藏民族的普通民众又一次倾力捐款捐物于寺院，如今藏区寺院，仍然不及1958年毁寺前规模的四分之一。在深谷高山或偏远草原上，大片寺院废墟至今仍清晰可见。藏人作为西藏周边四省藏区的主要民族，如今仍然生活在严密监控之下。中国政府强力推行的“爱国教育”、“安居工程”、言论禁忌和逮捕监禁的危险，在威胁着藏民族的生活方式和藏文明的生存。

但是，藏民族并没有屈服，他们的精神并没有死亡。在几乎所有寺院，在很多藏人的家里，我都看到第十四世达赖喇嘛尊者的照片。高压之下，人们依然在向他们的精神领袖顶礼致敬。这是一个信仰佛教的民族，只要佛法不灭，这个民族就不会灭亡。

作为这段惨痛历史的研究者，我无法像一个普通旅游者一样，心情轻松地在藏区旅行。一路上，历史与我形影相随，满目皆是半个世纪前那场惨烈战争的遗存。

途中，我特地来到青海和甘肃交界的欧拉草原。连续几天的秋雨使道路泥泞不堪，汽车在寒风冷雨中艰难前行，像一个伤痕累累，举步维艰的部落汉子。我站到高坡上，遥望远处的黄河大湾，不禁悲从中来。五十多年前，几个牧民部落的近万男女老幼赶着牲畜聚集在这里，欲图渡过黄河逃往安全的地方，却遭到中共军队的包围屠杀，曾经有数千藏人倒卧在这片丰美草滩上。

我来到附近的一座寺院。除了新建的经堂之外，这座偏僻寺院仍是一片废墟。连绵细雨中，一个八十多岁的老妇人弯着腰，步履艰难地围着佛塔转经，一圈又一圈。她，想来就是那场大屠杀的幸存者。她的父兄和丈夫在哪里？半个世纪过去了，除了她，还有谁记得他们？

冰冷的雨水顺着我的头发和脸颊往下淌。我将一条来自达兰萨拉，尊者亲手挂在我颈上的哈达系在经堂门环上，默默告慰五十年前那场战争的亡灵：我已经将你们的苦难告诉了世界，你们，不再会被遗忘了。

                                                                                                                             2012年8月29日，青海

叛乱是如何被认定的？——“刚察叛乱定性”剖析

 《一场被堙没的国内战争

--记1958年青海平叛扩大化及其纠正始末》

韩有仁著

第七章：叛乱是如何被认定的？

——“刚察叛乱定性”剖析

循化事件，是青海1958年叛乱开始的认定。但各个州县、地区的叛乱是如何认定的呢？它科学吗？准确吗？我们找出一个例子来剖析，以“窥一斑而见全豹”。

1958年7月3日海北州的刚察县委向上级报送的《刚察县当前情况的汇报》【1】写道：“刚察公开叛乱的只是吉尔孟一个区，实际上是3个部落和4个寺院，共250人，从6月12日至24日。”同年8月青海军区司令部所发《青海地区武装叛乱情况》【2】简报，说的更为详尽：“海北刚察县之吉尔孟区的三个部落和四个寺院（黄仓、科才、日茫、西格冷寺）的部分喇嘛，以土旦、青知布、扎罗等为首的250余人，枪150余支，于6月12日公开掀起叛乱，先后于24日全部平息。”

这两份材料都将刚察县的“叛乱”开始定在1958年的6月12日。那么，6月12日这一天，在刚察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呢？

第一件是所谓“抢夺黄仓工作组枪支”。草原上的牧民，为了防狼保畜，素来就有携带枪支的习惯。而且这还是英武荣耀的象征，所谓“牧民身上有三宝，骏马猎枪和腰刀”。可是为了防叛，按照省上的统一布置，刚察县当时正在收缴民间武器。驻黄仓部落的工作组，也以“借用”名义收了牧民3枝步枪。副组长项巴就“借”了中牧索科的一枝德国造“七九”步枪。12日清晨，索科因为驮牛患疥癣病按土办法需用野马的血涂抹治疗，就向项巴要回了枪支准备去猎取野马。组长张新贺得知后责备项巴，俩人争吵起来。副区长赵炳彦作出明确表态：“凡已取来的枪支一律不准还，还枪是错误的。”项巴受了批评，就跑到索科的帐篷里，不顾索科儿子克智布的阻拦，将枪又拿了回去。索科知道后与儿子骑马赶到工作组所在，向张新贺解释需要用枪的缘由。可是，张新贺不懂藏语，双方讲不明白。年轻的克智布性子急，拿了枪就走。张新贺与后来赶来的项巴虽然极力阻挡，枪支还是被索科父子取走。这就构成了定性叛乱的第一条罪状“抢夺工作组枪支”。

12日的清晨在黄仓“夺”了枪，12日的黑夜，西格冷又“打”了一枪，这就构成了定性叛乱的“第二条罪状”。“打枪”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当时的刚察与其他牧区一样，正处于办社建场的高潮中。为显示合作化的优越性，政府动员社会游资10万元 【3】，在西格冷部落的登龙地段修建水渠。一时间，这里帐篷云集，人员集中，由县委副书记祁元旦直接指导的工作组也驻扎在工地上。12日的下午收工后，为祝贺该地区成立两个牧业合作社和一个公私合营牧场，工作组和场、社负责人包括百户官却乎、小头人更太一起喝了酒，然后召开群众大会。这时已是21时夜色朦胧之时。毛毛细雨中，祁书记正慷慨激昂地给群众作报告，突然西北方向响起一声枪响。祁书记急问“谁打的枪？”茫茫夜色中，找不到踪迹。只有泉吉区的副书记旦木真回到百米外自己的帐篷，发现被褥上有个洞眼，而被他卷在被褥里的枪托上出现了裂缝，于是认定就是刚才那一枪打的，目标应是工作组。居然敢枪击工作组？祁书记立即召集在水渠工地的百户官却乎等人严词质询，特别追问更太为何不来参加大会，并当场给官却乎下令，规定他们几个头人夜间不准离开所住帐篷。官却乎从祁书记的口气中感到自己已被怀疑，回帐篷后与醉卧在家未去参加会议的更太一说，更太大惧，觉得再也无法自辩。两人商量后，决定先逃离工地避过风头再说。

12日的疑案未了，13日清晨附近的黄仓又有人来向祁书记紧急报告：“山岗上发现有数十人骑马背枪在活动。”“还有六、七个骑马背枪的人来找黄仓部落工作组，要求拿回他们的马匹和枪支，并要工作组离开。”根据上述情况，祁书记认定该地区已发生叛乱，决定将驻黄仓和西格冷的两个工作组撤回县城。考虑到那些游弋在山岗的叛匪可能截断去县城的交通，就临时决定向另一方向——近处的天峻县靠拢。于是他们把收缴的枪支卸掉枪栓后，连同其他物资均交给牧民代管。30多名工作组队员一人一骑，轻装来到天峻县的下河查区，立即派人去天峻县县城给省上发电报报告“叛情”。在获得天峻县给予的弹药支持后，14日清晨他们从河滩便道顺利返回刚察县城，全体人员毫发无损。省委在接到刚察“叛乱”的报告后，立即向正在省城出席党代会的刚察县委书记傅鼎作了平叛部署。傅鼎衔命返回县里，从西宁赶来平叛的摩托部队也在14日晚赶到县城。15日开始平叛。部队本以为会遇到强烈的抵抗，想不到进入“叛区”西格冷、黄仓后如入无人之境，既没有武装反抗，亦无人拒捕逃跑，可谓兵不血刃，手到擒来。全县除将原先就以学习、开会名义集中在州县的上层人士一网打尽外，加上其他“叛众”共捕768人，约占当时刚察藏族总人口8000人的10%。

刚察县委对1958年的“叛乱”定性是很自信的。为坐实“叛乱”一事，后来又补充材料归结为十大问题。在平叛结束后的7月7日，还同时报送了《反革命匪首华宝藏罪恶单行材料》、《匪首娘巴罪恶单行材料》、《匪首桑代海罪恶单行材料》、《匪首更太罪恶单行材料》【4】。前三人虽然并不在西格冷现场，但都上挂下联，被指为幕后指挥者、决策者。而更太就是那个在西格冷水渠工地喝醉酒没参加大会的县政协委员、县人大代表、牧场副场长。正如他自己所担忧的那样，确实被指控直接参与叛乱：“在6月11日令人到总百户桑代海处领取叛乱命令，6月12日和他人向工作组开枪，后令叛匪包围工作组，强迫西格冷部落牧民参加叛乱。”【5】

1977年7月我去海北州首府浩门镇采访时，曾访问过当事人祁元旦。这位当年认定刚察叛乱的副书记，文革期间被罢官，那时正等待落实政策（后来曾担任海北州副州长、州人大主任等职）。他在回忆1958年6·12的“打枪事件”时，以不容置疑的口气说：“那就是敌人打的枪，想制造混乱，趁机收拾我们。军分区的人冲上山去，打枪的人才跑了。那晚上下大雨，我们没有乱，继续将会开完。土匪也不敢动我们，只能在山上吼叫。第二天工地上除了合作社的32户外，其他人全跑到山上为匪了。我们打发社员去县城报信，也被土匪卡住。我们只有转道去天峻。”

但是，1980年元月刚察县委上报的《1958年叛乱复查报告》【6】，在经过反复调查后，却逐一否定了刚察定性叛乱的十个问题。其中最主要的就是“西格冷打枪事件”。调查报告认为：“西格冷一枪现已无法查明，但开枪地点和弹着点距离会场较远，枪响后会上群众亦无异常反应。而且工作组撤离时并无拦截追击发生，留下的物资包括枪支在叛乱后也无损失。所以西格冷并未发生叛乱。”

而对6·12发生的另一桩“抢夺黄仓工作组枪支”事件，复查报告认为明显是个误会。至于13日清晨有骑马背枪的人在黄仓山岗游弋和去工作组要枪要马，确系受该部落的代理百户土旦所派遣，其行为表现出对政府的不满和挑衅。但也仅此而已，并未发展到黄仓部落已经“叛乱”。

1980年的这份《1958年叛乱复查报告》，在当年的3月中央统战部调查组来刚察吉尔孟公社召开座谈会时【7】，从1979年释放回来的更太发言中也得到了佐证：“我解放前是‘秋代海’（相当于甲长），解放后担任县自卫队副大队长、西格冷的治安委员。58年4月上旬，我一边按政府要求收枪，一边参加修渠。西格冷的枪收了4捆，原准备6月13日送县上去。12日那天打枪后我害怕说不清，就躲掉了。到第三天我和百户官却乎主动去县上，想说清那事，路上遇到公安局的人把我们逮住送进监狱，说我们是要逃跑不是来投降的。我们多次被开斗争会，用皮带抽、皮靴踢、剥了衣服打。黄仓的百户杨什加、总百户桑代海和干巴加参都当场斗死。我被斗的吃不住，就承认6月12日是我指使别人打的枪。枪是从黄仓部落借来的，因为他们的枪还没收完。”原黄仓部落的小头人才日加，1958年被捕后判无期徒刑，1962年释放。他在发言中也说：“58年6月12日到14日期间，代理百户土旦确实曾多次在部落召开会议，提出不给政府交枪，赶走工作组。在工作组撤走后，土旦也组织了念经煨桑和轮换巡逻。但后来县里派来别的部落头人，力劝我们不要这样做。土旦最后也同意了。我们正在集中收枪，队伍就来了，把我们叫去县上，到了县上就被抓了。”这也证实了《复查报告》的结论：黄仓部落的代理百户土旦确有挑衅行为，但尚未发展到“叛乱”。

虽然刚察县接踵而来的大逮捕，是由整个大环境大形势决定的。但“刚察叛乱”的草率定性，显然对后来全县的捕人起了诱发作用。那时在青海的民族宗教上层人士，不管是否真正参与叛乱，只要在某个方面与之有些许牵连就脱不开干系。正因为如此，刚察县的总千户华宝藏虽然那段时间正在省人民医院住院，但一听说“刚察叛乱了！”就抱头大喊一声，惊恐万分，绝食而亡。另一位住在州上的副千户娘巴，在得知刚察叛乱后，干脆用一绺羊毛绳自己吊死在窗台的风钩上。因为他知道，前面的关口是很难过得去的。实际上，当时被捕768人，除8人立即被判死刑处决外，其他投入监狱劳改的，也陆续死亡476人。到最后平反时，侥幸活下来的只有215人，还不足1/3。据刚察县《1958年叛乱复查报告》所述，当时对人犯的逮捕、审判均未经过法定程序，无论公安的逮捕材料、检察院的公诉书、审判笔录都是事后用蜡板统一刻印的。

这里，我还想被指为“反革命匪首”的华宝藏先生补叙几句。解放前他是刚察的千户，曾被统治青海40年之久的马步芳家族封为“环海八族”达盟总千户，还是国民党的国大代表、中央立法委员。虽然他是个封建领主，但由于从小就在寺院当“完德”（小和尚），是个虔诚的佛教徒，在当时就做了不少宽厚开明的好事。1936年西路军三名被俘红军脱逃到刚察草原，他暗地嘱咐其属下的部落妥为安置，解放后这些人均成了当地的干部。1941年马步芳镇压果洛藏族，40多户藏民流落青海湖畔，也是他将这些难民收留下来安排到寺院当塔娃（佃户），使他们得以幸存，日后返回家乡。青海刚解放，他就在喜饶嘉措大师劝说下到西宁军管会交出国民党政府的委任状和一些军火武器，对新政权表示归顺，并回到刚察草原做安定工作。在他被安排为刚察县副县长、省工业厅副厅长、海北州副主席、副州长等职务后，更是积极协助党和政府工作：“抗美援朝”时捐献白洋800元，1955年捐出游资20万元，1957年从自己的部落中让出耕地30万亩和草原80万亩建立国营尕曲农场。就这样一位为群众为政府做过不少好事的统战对象，被诬为“叛乱分子”，以致怨愤难平，绝食而亡。【8】

平叛期间与华宝藏同样倒下的青海藏族末代千户有一大批：

祁连县阿力克部落的世袭千户南木卡才项，任部落首领达30年。解放初，他率众赴峨堡，面谒进疆的王震将军，在获得数十枝步枪的支持后，组织自卫队配合政府剿匪做出了贡献；抗美援朝时又捐银洋献羊皮，显示了爱国的决心。他曾担任祁连县县长、海北州副州长。但到了1958年，这位剿匪中立过功的千户还是被诬为“叛匪”，被捕入狱并死于狱中。【9】

海南州共和县千卜录部落的年轻千户切群加，为人正派，通情达理，在他的管理下部落兴旺。解放后相继担任共和县县长、海南州副州长。他不仅在解放初期的剿匪、捐款等方面表现突出，更难得的是，由于他有较高的文化修养，善于接受新事物，因而在带头搞绵羊改良、建立地方工业上都做出了成绩。就是这样一位具有创新精神的民族上层人士，也难逃1958年的大劫，9月18日入狱，翌年4月15日“病故”于省城监狱，时年仅40岁。【10】

同属海南州的兴海县阿曲乎部落千户切本加，在1958年不光自己挨斗被打投入监狱，连他的两个叔叔也受牵连死于狱中。他的属下所谓“七狼”者，有四人死于狱中。好在他本人倒是命大福大，1962年释放后安排为省政协委员，四清中再次被捕文革后再次释放，仍然是省政协的驻会常委。【11】

黄南州泽库县和日部落的千户瓦加，拥有3万头牲畜，是全省第三大牧主。在黄南州政协副主席的任上，他带头办起规模很大的巴滩牧场，又协助政府收缴牧民枪支上千枝，还组织群众为平叛部队修路。“甘南叛乱后，他听到消息，就积极动员本部落的人向政府交枪，说服群众不要参加叛乱。叛乱平息后，他到省上参加了人民代表大会，奖了一面锦旗，但回到州上就被捕了。”12与他同样靠拢政府的侄子、泽库县副县长拉加也被捕集训，没有逃脱无辜受惩的命运。

作为注定要被消灭的封建千百户制度，其代表人物头上无疑地悬挂着那危险的达摩克斯利剑。它随时都有可能狠狠地刺向你的头颅。令人颤栗的是，这利剑是否降落下来，并非由你小心与否来决定。它完全取决于时代的需要，政策的变化。黄南州尖扎县昂拉部落千户项谦在不同时期的不同遭遇就是个例子。解放初期，项谦伙同马步芳残余部队组织“反共救国军”第二军，发动叛乱，在长达两年时间内屡败屡降又屡叛。即使如此反复无常，政府也没有采用彻底消灭以了事的办法。以习仲勋同志为代表的西北局指示青海领导耐心做工作，政治争取达十七次之多，最后终于令其幡然悔悟诚心归。1952年8月11日，项谦在兰州向习仲勋献上洁白哈达躬身认罪，得到政府的宽大，随后还被安排为尖扎县县长、黄南州副州长。这事当时曾广泛传诵，成为执行民族政策的经典范例。连毛泽东都赞扬习仲勋同志：“诸葛亮七擒孟获，你比诸葛亮还厉害！”13可是，到了1958年，已经洗心革面的项谦正安安分分地为政府工作，却被怀疑参与叛乱，无辜地受到批判，被撤销了县长、副州长职务，在诚惶诚恐中于翌年初病死。

在一个个倒下去的藏族千户中，有一位老千户，因为他与蜚声国内外的音乐家王洛宾有过一段特殊的因缘，我曾对其家族后裔进行了采访，获知了不少令人唏嘘的遭遇。这就是下一节要叙述的对象、金银滩上的大千户同曲乎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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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均为油印存档文件。

【3】游资，实际上是当时的政府以建工厂、办水利等为名，用摊派方式向民族宗教上层人士索要钱财。笔者在访问复出后的龙舟（下文要提及）时，他就曾感叹当年为缴纳数目颇大的游资而不得不举债的苦衷。

 【4】这四份材料均为油印存档文件，在《反革命匪首华宝藏罪恶单行材料》结尾处写道：“我们意见将其判处死刑，在全县开群众大会时当场执行。”

【5】摘自《匪首更太罪恶单行材料》。

【6】1980年1月24日刚察县委上报海北州委的文件。内容丰富，观点明确。第一部分，关于1958年刚察被认定为叛乱的情况，归结为十个问题。第二部分是复查所得，将认定叛乱的十个问题分别予以辨清，说明刚察县其实并未发生叛乱。本文仅引用了最关键的两个问题。文件的最后部分是善后处理意见，提出要对一些被错误处理的干部职工与民族宗教上层人士做适当安排。

【7】这个座谈会在当时刚察县的吉尔孟公社召开，参加者除上级派来的调查组成员外，还有公社书记更藏、副书记当增等。涉及1958年叛乱的当事人有原黄仓部落的头人才日加、日茫部落头人更太、西格冷部落头人更太等。当时他们依然心怀疑惧，神态拘谨，不会也不敢胡言乱语，其叙述内容应该是真实可信的。

【8】本段落材料来自《解放前后的华宝藏先生》，该文载《青海文史资料》第17辑（青海省政协1988年编印）。

【9】本段落材料来自《解放初期的南木卡才巷》，该文载《青海文史资料集粹：人物卷》（青海省政协2001年编印）。

【10】本段落材料来自《切群加轶事片断》，该文载《青海文史资集粹：人物卷》（青海省政协2001年编印）。

【11】本段落材料来自《切本加口述》，该文载《青海文史资料集粹：民族宗教卷》（青海省政协2001年编印）。

【12】本段落材料摘自李蔚：《青海一九五八年平叛斗争扩大化问题严重》。

【13】吴江《秦川谈习仲勋二三事》（《文汇读书周报》2008年6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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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是由記錄者書寫的

作者: 韓有仁

出版社: 田園書屋

歷史並非全然由勝利者書寫。只要人類公義尚存，歷史就是由記錄者來書寫的。這就是記錄、研究、書寫歷史對一個人類群體至關緊要的原因。


我們人類是一種有天生良知的生靈。能辨善惡、知對錯是我們對自己的基本認知，這種認知極大地依賴于我們的記憶能力。對一個民族或一個社會來說，我們對自己的認識很大程度上来源于我們的集體記憶。如果沒有集體記憶，人類群體就談不上對自己的認識，也就談不上辨別善惡，知曉對錯。歷史，就是人類群體的集體記憶。特別是當代史，也就是在我們和我們的父輩有生之年里發生的種種事件，是我們自我認知最重要的集體記憶。一個對自己當代史集體無知或集體失憶的人類群體，就可能失去提升整體道德水平的基礎 。

只有結論、沒有細節的官方歷史

然而，研究當代史並非易事。由於種種原因，發生在當代的許多重大事件往往被人為地掩蓋和扭曲； 當事人也常常對自己在事件中所起的作用三緘其口，使得一些影響深遠的重大事件面貌不清，真相不明。然而，當代史之所以重要，恰恰在於這些事件就發生在距今不遠的年代裡，其影響仍然在繼續，並且極大地影響着當前的局勢和我們的認知。很大程度上，當下發生的許多事件，都可以在距今不遠的事件中找到前因。對當代史上一些重大事件缺少真實的了解，必然深刻地影響我們對當下事件的理解。

過去六十多年的中國當代史，經常籠罩在迷霧之中。有太多的歷史事件被長期掩蓋，被列為“禁區”，禁止討論和研究，又有太多的政治宣傳在塑造種種似是而非的假象。中國當代史中的重大事件如土改、肅反、反右運動、大饑荒、文革等等，都曾是嚴格的禁區。上世紀80年代以來，經過許多研究者和當事人的努力，這些禁區在不同程度上被打破，相關研究取得了令人矚目的進展和成果。

但是，上世纪五十年代在青藏高原發生的一系列事件，至今依然是禁區。這個時期在藏區發生的事件有一個顯著特點，即一些決策者和執行者在事情發生之初就開始掩蓋真相。不管是出于怎樣的動機，很多參與者在當時就知道，這些事情是只可做，不可說的。于是，那個時候在藏區發生的事情，翻遍當時當地的報紙，幾乎不著一字，只見鶯歌燕舞的宣傳。當年的大量文件、會議決議、上級指示，都被迅速地收回，再也不見蹤影； 加上強大的政治壓力，許多親歷者至今不敢說出自己的經歷。因此，那段距今並不遙遠的歷史依然隱藏在 “民主改革”、“平息反革命叛亂”等空洞的政治詞彙之下，只有結論、沒有細節的官方歷史敘述依然左右著我們對藏地事件的認知。

老干部著述藏區當代史可靠资料

如今，在過去了半個多世紀以后，當年的年輕人都已垂垂老矣。雖然很多親歷者依然健在，他們卻大多繼續保持沉默。我們能夠讀到的一些回憶文章，絕大多數仍然是政治教條規范下的敘事。在這種敘事中，有很多刪免、文飾和掩蓋。藏區當代史仍然是一個政治上高度敏感的領域，這個領域太缺乏原始資料，太缺乏未經修改的親歷者回憶，導致對這一領域的研究困難重重。

這就是我們面前這本書特別寶貴，特別重要的原因。本書作者是一位長期在青海工作的老干部，他曾參與过青海藏區“平叛擴大化”的糾正過程。這本書引用了當年的一些原始文件和公開出版的志書文獻，結合作者對當事人的采訪和談話，為讀者提供了研究藏區當代史的可靠資料。這是一本冷靜、平和的史書，書中引用了許多罕見文獻史料和當事人的回憶，因此這本書具有極其珍貴的史料價值。這是一本將被后來的研究者不斷引證的書。

這也是一本需要讀者小心閱讀的書。書中引用文獻資料中的數字或許相當枯燥乏味，可是讀者不難明白，這些數字意味著無數像你我一樣普通人的生命經歷，無數像你我一樣普通家庭的破碎消失。那些數字后面是無數的眼淚，難言的悲傷。書中親歷者的敘述，有些或許殘酷、荒謬得難以令人置信，但是讀完本書后，你不難相信，這些事情曾經發生過。這些慘痛的事情不能被遺忘，也不能被迴避，因為它就是我們的歷史。不了解這樣的歷史真實，我們就無法理解為什麼國際社會對“西藏問題”與我們有截然不同的認知，為什麼達賴喇嘛尊者會流亡境外半個多世紀，為什麼50多年來藏區形勢一直動盪不安，為什麼藏人一代又一代地反抗，為什麼近兩年來，有近百位“生在紅旗下”的年輕藏人不惜以烈火焚身來發出自由的呼喚。

祈愿更多親歷者寫出他們的見聞

我們常聽人說，歷史是由勝利者書寫的。事實並非全然如此。除非受難者放棄了對苦難的記憶，知情者放棄了對人類良知的叩問，研究者放棄了對歷史真相的挖掘，我們這些活著的人放棄了追究善惡的道義責任，歷史才會任由勝利者隨意塗抹。只要人類公義尚存，歷史就是由記錄者來書寫的。這就是記錄、研究、書寫歷史對一個人類群體至關緊要的原因。

寫這樣一本書是需要勇氣的。作者说，“鉴于大环境对此事的敏感，多年来一直未敢动笔整理，也曾想就让它们尘封到底，烂却在自己肚里。但又觉如此行事有愧于心，对不起与我有深厚情誼的藏、蒙兄弟。故而在此古稀之年依然鼓起勇气，将我以一己之力搜集到的材料，编选出来‘公诸于世’。”熟悉中國社會政治環境的人都明白，寫這樣一本揭開歷史真實面目的書，必須面對多大的壓力。作為多年研究這段歷史的獨立研究者，我深深感佩作者的道德勇氣，感謝作者為後世提供了這些寶貴史料。我祈愿有更多的親歷者寫出他們在這段歷史里的所見所聞，有更多的原始文獻資料“重見天日”，讓歷史的真實顯示在陽光下，讓我們和我們的子孫后代都知道都記住，我們這個社會是怎樣走過來的。只有這樣，我們才能真正認識自己，才能直面我們的天生良知，才能有信心讓自己做個好人，讓子孫一代一代變得更好，也讓我們的社會和民族變得更好。

僅以此文表達對本書作者的敬意。


2013年1月15日于南印度哲蚌寺



注：《一场被堙没的国内战争——记1958年青海平叛扩大化及其纠正始末》将由香港田园出版社4月底出版。

――原载《动向》杂志2013年4月号

在第二十六屆心靈與生命研討會開幕式上的講話

阿瑟·查恩茲   2003年1月17日

尊者，

25年前，佛朗西斯·瓦雷拉、亞當·伊格爾和一群科學家走到一起，在達蘭薩拉來同您舉行第一次心靈與生命對話。從那時起，您作為共同發起人和榮譽主席的心靈與生命研究所的工作，已經吸引了幾千個科學家、學者、冥想修行者和一些學術組織，比如艾莫瑞大學、斯坦福大學、威斯康星大學、Elmhurst學員，今天在座的Sager家庭代表的Sager基金會支持的“科學為僧侶”計劃等等。

在這25年中，我們來自心靈與生命研究所的同仁，經常和科學家、學者、哲學家和冥想修行者集合在印度達蘭薩拉您的家里。聚會的人不多，但是我們在那里經常討論涉及實在之本質，意識的本質、冥想和生命等重要問題。現在，這個星期我們再次聚會，但是這次是和幾千個教師、學者、以及來自您的藏傳佛教寺院大學的學生一起。我們從美國、歐洲、尼泊爾、印度來到這里，為開創一個非常重要的研究新領域而助一臂之力，特別是為了將現代科學引進寺院教育課程。

我認為，將科學引入你們的課程是一個大膽的決定。這需要勇氣。在過去的幾個世紀中，你們的課程中沒有科學，沒有現代科學。所以你們一定在問自己，為什么現在要把科學帶到我們的教學中來？有些人一定會有顧慮，擔心科學會擾亂聰明的僧尼走向佛陀開創的道路。你們都還是那位杰出老師的學生，他教導我們一種離苦得樂的路徑。

現代物理學、神經科學以及對意識的研究，究竟和四圣諦、和八正道有什么關係？我們可以問我們自己，現代科學和佛陀的偉大教導有什么關係？我從心底里堅定地認為，科學并不一定會妨礙和擾亂你們正在哲蚌寺、甘丹寺和其他佛教大學從事的高尚工作。事實上，如果我們以一種哲學嚴謹性恰當地接受現代科學的挑戰，那么它不會將我們引向唯物主義，而會讓我們更全面地洞察現實。我希望在未來的幾天里，我們大家都能明了這一點。事實上，我個人相信，只有通過科學和contemplative spirituality相結合，人性才能夠找到最好的發展方向。當我在這行走著大群僧侶的大街上，看到你們寺院大學美輪美奐的建筑，羨慕地看著僧侶們在寬敞的庭院里充滿激情的辯經，是的，我們看到了辯經，聽了他們的辯經，我們傾慕他們的激情，欣賞這些辯論。我們聽到了僧人的吟詠，聽到他們背誦神圣的經典課文。

當我看到這一切的時候，我想起了我自己的經歷。四十年前，我還是一個大學生，和我們大學的另外35000個學生一起在美麗的校園里學習物理學、化學、數學和電子學，以及一點點哲學。雖然我熱愛這些科學學科，雖然我關心這些學科，我卻從心底里很不快樂，以至于考慮要輟學，逃離我的學習。為什么？因為對科學的外在學習，盡管高尚，卻不能滿足我內心深處的渴望。后來我遇到了一個科學家，他同時也是一個修行者和靈性哲學家，只是在認識他以后，我才看到了一個景象，看到了一種可能性，怎樣成為一個完整的人。所以，只有當科學和靈性相遇，當它們在我身上相遇的時候，只有它們兩者相結合的時候，我才感覺到我走在通向真正內察和慈悲的路上。于是在過去四十年里，我就走在這樣的路上。它把冥想修行、學術、科學研究的絲線一齊編織進了一幅美麗的織物，一幅唐卡。

這個故事，是我的科學生活的故事，同時也是我的靈性的故事。這就是我今天來到這里的原因。如果我只選擇了一條道路，科學之路，那我們談什么呢？但是我用我自己的方式選擇去尋找兩者的關係，所以我來到了這里。科學或許會挑戰我們對現實的一般觀點和概念，但是它永遠不應該是妨礙你我的靈性追求。所以，當我們和您會面的時候，尊者，我們來到這里，不是作為一個佛教徒、基督徒、猶太教徒或穆斯林，不是作為一個信仰者或無信仰者，我們是作為一個像您一樣頭腦開放的好學的人，所有現在聽著我的聲音的人，都在尋找真理，了解實在。作為科學家，我們服從感官給我們的證據和思想的推理，不管這會將我們引向何處。此外，我們知道冥想是非常重要非常有效的，它會改變我們的心靈和我們看周圍世界的方式。我們在實驗室和圖書館里做我們的研究。我們不只是出于純粹的好奇心做研究，而是因為我們也知道真正理解我們自己和我們的世界將有利于人類。作為科學家和哲學家我們相信驅除內在的愚昧會減輕我們的痛苦。

我們來到這里，來學習，也來分享我們的理解。將佛教哲學思想的內觀和冥想和現代科學知識結合在一起，我們就得到了最好的機會來達到我們消除人類痛苦，促進人性的目標。所以，在未來的幾天里，愿我們的思想能反映我們兩個傳統的偉大智慧，愿我們的話語帶著謙卑、清晰和正直，愿我們的行為出自我們的友誼，這種友誼是過去25年里您和心靈與生命研究所之間的對話和共同努力的特征。愿我們這個星期的工作不僅有益于您和您的寺院僧團，也有益于整個世界，有益于一切有情眾生。

(錄音整理  李江琳     中文翻譯 丁一夫   未經作者本人審閱，錯漏由整理翻譯者負責)

理查德·戴維森     2003年1月17日

尊者，

今天能夠在這個場合和您在一起，我們感到非常榮幸。當我們來到哲蚌寺的時候，京巴在第一天晚上帶我們瀏覽了哲蚌寺。和他在一起十分啟迪人心。京巴有很多年曾是這里的學生。看到他返回這個地方，舉行心靈與生命研討會，這個事實不僅對你們流亡藏人，也對我們學者和科學家都是意味深長。

我想，我們來到這里，懷著深刻的動機，想要理解現實的真正本質，知道這種內在的理解能有利于人類福利。這種動機是我們的工作的核心部分。尊者，你幫助了很多科學家的事情之一是讓我們懂得，將修行傳統的內觀方法和現代科學相結合，我們就有更好的機會獲得對現實的更全面理解。我想，這一點幫助我們作為科學家對我們不理解的事情懷有更多謙卑。這對于拓展我們面前的研究領域，我們的工作將要面對的問題和挑戰都非常重要。我們相信我們以往已經舉行過的對話，已經對西方產生了極大的益處。我們看到了它對我們文化中一些重大體系的好處。我們看到，在醫療系統、教育系統等重要體系中，人們越來越能接受冥想修行在這些領域里的重要性。在很大的程度上，我認為，這歸功于心靈與生命研究所所推動的研究。

在2000年達蘭薩拉的一次重要對話會上，尊者您挑戰我們，要我們真正開始這方面的研究。到那時為止，已經舉行過很多對話，奠定了重要的基礎，但是具體研究尚未開始。我認為，您看到了這一研究能產生很多益處的可能性。隨后我們舉行了幾次公開會議，刺激了西方科學界關注這些想法，隨后開始了真正的研究。這些研究中有很多在最重要的西方科學刊物上發表了。這些研究成果極大地推動科學界打開了新的科學研究領域，這些領域很多人認為不可能這么快取得如此進展。我們現在有了一個被稱之為冥想神經科學的領域。尊者您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特別是鼓舞新近加入科學教育過程的年輕人去理解西方的科學方法和科學體系，盡管很成功，卻并不一定是完備的。心靈和生命研究所起到了重要的作用，為這些年輕人提供了一個家，一個共同體，有同樣想法的人可以在一起從事這一類的探索。這成為他們生活中深有意義的一部分，沒有我們大家所參與的共同努力，他們就不會獲得成功。

今天的重要大學，實際上都愿意聘用那些新的教職員，他們有興趣研究諸如以專注為基礎的修行在醫療保健、醫治心理失常如抑郁癥等領域中的應用。這是一種越來越進入主流的研究。美國國家健康研究所是世界上最大的向醫療保健投入資金的機構，現在每年拿出1.5億多美元來研究冥想對健康狀況的影響。我想，我們看到了這種極為迅速的變化，我們以前誰也想不到事情會變得這么快。科學家經常做的一件事是當他們做了一些基礎研究后寫科研論文的時候，在論文的最后幾行他們會說，這些發現有一天或許會因有益于其他人或減輕別人的痛苦而變得很重要。我認為尊者您幫助我們將這一工作的實用意義帶進了我們正在做的事情中。我們現在開始進行的研究，在研究的過程中就能有益于他人，即應用冥想傳統中的某些方式可以幫助人們，同時展開我們的科學探索。

在一個短短的時間里，我們已經看到了，感受到了我們的傳統之間有可能產生富有意義的互動，這讓我們非常興奮。昨天晚上當我們觀看僧人辯經的時候，京巴啦為我們翻譯了一些辯論，那些辯論者討論的一些問題其實是科學研究有些話要說的事情。我問京巴啦，他能不能想象有一天，辯經者將提出科學證據來作為回答。我想我們開始看到這一天正在到來，我們今天的會議就在為這一天的到來打下基礎。我們今天懷著極大的榮欣和敬意來到這里。我感謝您，尊者，感謝您啟發我們看到了這一前景。

(錄音整理  李江琳     中文翻譯 丁一夫   未經作者本人審閱，錯漏由整理翻譯者負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