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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达赖喇嘛尊者在第27届心灵与生命研讨会上 | ||
 诺娜•沃尔科夫博士 这位女士瘦小精干，一头蓬松的金发，两眼炯炯有神，虽然始终面带微笑，却有一种凛然的气势。她在专业领域里一定颇有权威，会议资料介绍她曾得到多个专业奖项，被《时代》杂志选为“影响我们世界的100个领头人”之一，被《新闻周刊》选为“世界上应予以注意的20个人”之一，被《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选为年度革新人物。
她的说话口音引起了我对她的好奇，晚上上网一查，维基百科对她的介绍第一句话却不是她的专业成就，而是她的家庭出身。她出生于一个大名鼎鼎的俄国革命者家庭，提起她的曾外祖父托洛斯基，研究中共党史的人恐怕无人不知。诺娜•沃尔科夫博士的父亲是托洛斯基的外孙，她和她的三个姐妹都是在墨西哥长大的，她们的曾外祖父就被斯大林派来的杀手暗杀在她们长大的那座房子里。可以说诺娜是在“革命”的阴影中长大成人的。她在国立墨西哥大学取得医学学位后，在纽约大学深造。她的口音原来是俄语和西班牙语的影响。身为俄国革命家托洛斯基之后的诺娜担任美国国家药物滥用问题研究所主任已有十年。
沃尔科夫博士是第一次参加和达赖喇嘛的科学对话。虽然她要谈的是她的专业，她的题目是她多年研究的强项，达赖喇嘛尊者是这方面的非专业人士，可是第一次和达赖喇嘛面对面地谈话，她仍然掩盖不住地激动和紧张。照我们比较容易理解的说法是，尊者有极强的“气场”。藏人第一次拜见尊者时，几乎个个都忍不住泪流满面，我所接触过的藏人个个如此。 这次研讨会上，第一次参加的 主讲人一开始都表现得有点紧张和激动，语调明显升高，语速突然加快，在进入专业知识的阐述时才慢慢恢复正常。有时候，尊者会说个笑话，令全场哄堂大笑，于是主讲人就在轻松快乐的气氛下开始演说。
达赖喇嘛尊者知道，在外界眼里，他是一个圣人和智者，他理解别人面对他时是紧张的，所以他特别善于消除别人的紧张情绪，用他的轻松幽默来创造一种平等气氛。他说，如果不把自己和他人平等地放在一起，就等于把自己关进了牢笼。
诺娜•沃尔科夫介绍了她的研究和发现。她说，根据经验和观察数据可以得出一个结论，人类个体对毒品的反应是有差异的。有些人反应强，有些人反应弱；有些人特别容易成瘾，有些人不容易成瘾。人们通常认为，吸毒的原因是吸毒者从毒品中得到了愉悦，为了追求这种愉悦而重复吸毒这个行为，从而成瘾。根据个体对毒品反应的差异，他们这些科学家曾经作出一个假设：对毒品反应大，从而更容易成瘾的人一定是从毒品中得到的愉悦水平更高。科学家有了这个假设以后，必须用实验或观察来加以验证。于是，诺娜•沃尔科夫说，他们做了种种科学试验，最后得出结论是，原来的假设完全错了。容易成瘾的人并不是因为从毒品中得到的愉悦水平高，甚至有时完全没有愉悦，却仍然成瘾而且无法自拔。
那么，为什么有些人容易成瘾呢？成瘾的大脑神经机理是什么？
诺娜•沃尔科夫介绍了她首倡的大脑显影术，用一张一张大脑彩色图像来说明大脑中特定化学物质的分布水平，联系不同水平下的人体是什么反应，来解释一系列实验的目的是什么。她介绍的内容十分专业，非常复杂，她以尽可能通俗的方式介绍了一系列实验说明了什么结论。以大脑中的多巴胺水平为例，多巴胺是大脑活动中不可或缺的一种化学物质，没有多巴胺，人就没有了活动的动力。毒品会导致多巴胺水平升高，但是多巴胺水平过高，会引起人体的系统反应，人体会对毒品形成记忆，大脑中另外一些被称之为多巴胺受体的物质水平随之大为下降。多巴胺受体水平低的人容易成瘾，成为吸毒者。
这是一系列的实验而得出的一系列发现。每当得出一个结论的时候，紧接着就会出现一个“为什么？”于是引出新的实验，新的发现。这一系列发现说明，最初认为吸毒者是由于盲目追求毒品的愉悦而成瘾的假设完全错了。成瘾是因为大脑中这一些互相关联的物质的作用，事实上成瘾者后来并没有得到愉悦感，但是大脑疾患已经使得其记忆、判断、决策、注意力等都缺失了，无法依靠自身能力摆脱毒品。她说，她问过很多临床成瘾患者，为什么还要吸毒？他们的回答是，不知道，自己就是想要吸毒，就是无法摆脱。她说，事实上，毒品成瘾者是痛苦的，这是一种大脑疾病，他们需要社会的帮助。把吸毒看成犯罪，把成瘾者关进监狱，是一种错误的做法。
这是从微观机理的角度来探讨毒品成瘾。那么，社会应该怎样来对待毒品成瘾的社会问题呢？
下午，来自丹麦的维贝卡•阿斯穆森•弗兰克博士主讲。弗兰克博士是丹麦奥胡斯大学酒精和毒品研究中心副主任兼副教授，是一位人类学家，因此，她是从社会人类学角度来研究毒品成瘾问题。她认为使用毒品很大程度上是一种社会行为，也就是说，吸毒常常在群体活动，例如派对、庆典过程中发生。在欧洲，使用毒品相当普遍，但毒品成瘾者的比例并不高。因此，使用毒品并不等同于毒品成瘾。数据显示，毒品成瘾者中青少年的比例相当高，随着年龄的增长，成瘾者的人数则逐渐减少。她认为这是由于生活方式的改变和人的成熟程度造成的。
弗兰克博士还认为，政府对毒品的控制也会引起问题。在这点上，来自美国和来自欧洲的科学家们有不同看法。来自荷兰的马克•路易斯博士说，在荷兰大麻是合法的，这并没有导致吸大麻的人增加。他幽默的说，在荷兰吸大麻的人很多是美国游客。诺娜•沃尔科夫则反对毒品合法化，她指出，在美国造成死亡和伤害人数最多的“毒品”是烟草和酒精，这两种东西是合法的，但是它们造成死亡和伤害最多的原因是使用者最多，而使用者最多的原因恰恰是因为最易获得。她不赞成把吸毒者当成罪犯关进监狱，她认为社会不应把吸毒者当作罪犯，但也不应让人们可以随意获得毒品。很明显，科学家们在毒品是否应该合法化的问题上并无共识，但他们都对本国政府的“抗毒”政策表示不满。科学家们一致同意，在对成瘾者治疗的过程中，亲友的支持是至关重要的因素。
这天的会议中，诺娜•沃尔科夫博士向尊者请教，佛教历史悠久的冥想经验中，是否有某种方式能用来帮助毒品成瘾者。尊者坦诚而幽默地回答说，当毒品成瘾者已经到了大脑受到损害的地步后，“他们应当向你求助，而不是向我求助。” 诺娜•沃尔科夫博士也是一位著名的临床医生。但是，尊者认为，佛教的基本理念和一些冥想方法在预防毒品成瘾方面可能会提供有效的帮助。他认为，一个人如果在和平快乐的家庭中长大，毒品成瘾的机会可能会大大降低。至于社会应当怎样对待毒品成瘾者这个问题，尊者提醒听众，毒品成瘾者也是人，他们也有与我们一样的情感需求，我们不应当把他们划入另类，将他们排斥在社会之外，这样做并不能解决问题。我们应当以慈悲之心对待毒品成瘾者，以极大的耐心帮助他们重新回归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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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纵览中国》首发 —— 转载请注明出处 相关文章： 历届“心灵与生命研讨会”一览
达赖喇嘛尊者与科学家今天开始对话 构筑东西方文明传统的桥梁——第26届“心灵与生命研讨会”见闻 达赖喇嘛尊者在第26届“心灵与生命研讨会”上的讲话 |
2013年10月31日星期四
从生物学和社会文化角度看毒品问题——第27届心灵与生命研讨会第三天
神经科学家和佛教哲学家对谈人类欲望的机理——达赖喇嘛和科学家对话第二天
达赖喇嘛尊者与脑神经学家理查德·戴维森博士
中国人有句俗话，叫“知足常乐”，还有个说法叫“无欲则刚”，意思都是说，人要是有太多的欲望，就会变得不快乐，甚至会很痛苦。没有欲望就没有压力，人就可以更超脱、更自由，就没有那么多的痛苦了。可见我们的前辈们从经验中已经总结出，欲望是和痛苦有关联的。所以这些哲理都是劝人不要有太多的欲望，欲望越多越苦恼，欲望越少越快乐。可是，在现实生活中却可以发现，没有多少人在实践这些至理名言，人人都在欲求着什么，特别是现代生活的物质可能性大为增加以后，人们想要的东西是那么多，那么难以满足，尽管得到了很多的人确实并不快乐，甚至相当苦恼，人们还是在欲望的驱使下，无休无止地追求着，似乎大家都在义无反顾地奔向一个痛苦的深渊。这是为什么呢？
在现代心理学和神经科学看来，这个问题是可以探索并寻找答案的；而东方佛教对于欲望与痛苦的思考和讨论，已经积累了两千多年的智慧和文献。第27届心灵与生命研讨会的第二天，达赖喇嘛尊者和神经科学家、心理学家、佛教僧侣和佛学哲学家一起，深入地讨论了欲望产生的方式和过程。这是当代西方科学和古老的东方智慧之间的一场友谊赛， 一次PK。
研讨会开始时，理查德·戴维森教授告诉尊者，他给尊者的好友，南非的图图主教写了一封电子邮件，告诉图图主教，达赖喇嘛尊者希望将科学与宗教的对话推广到非洲的愿望。他得到来自图图主教的通知，图图主教今天将在网络上观看研讨会的实况。
肯特·伯瑞杰教授
这天上午的主讲者是著名心理学和脑神经学家，美国密西根大学心理学系的肯特·伯瑞杰教授。伯瑞杰教授讲的内容是人类产生强烈的“想要”（Wanting）和“喜爱”（Liking）的原因。他用大脑神经活动的观测记录，区分了“想要”和“喜爱”这两种心理活动。在大脑功能的分布图中，“想要”的活动区域更大、更稳定，它是一种欲望，它不需要“记忆”就能产生和持续，一旦产生就不容易消失或消除。而“喜爱”是和“愉悦”（Pleasure）有关的一种情绪，它在大脑功能的分布图中涉及的区域较小，神经元的数量也较少，这种情绪相对来说比较弱，容易中断或消失。大脑神经科学家根据对大脑神经活动的观察得出结论，“想要”可以变得非理性，即使不“喜爱”也可以“想要”，甚至明明知道一个目标是不愉快的、自己不“喜爱”的，“想要”的心理仍然可能持续加强，变成一种“渴望”，一种非得到不可的欲望。“想要”这种心理可以在并没有压力和需求的情况下产生和持续增长，所以它是成瘾机理中的一个重要因素。
令科学家们也感到困惑的是，在大脑中，“想要”和“恐惧”占用了同样的区域，这是为什么？他们希望能够有更多的实验观察和分析来回答这个问题。
对于动物和人类的“想要”心理，他还作了深入的探讨。以大脑中“多巴胺”（Dopamine）这种化学物质为例，他详细地介绍了这种化学物质对大脑的作用。他用彩色图像和图表来说明试验结果，还放了几段自己实验室对老鼠进行试验的录像，形象地说明多巴胺对大脑产生强烈“想要”所起的作用。他的讲座非常专业，尊者和在场的僧人们注意力高度集中，全神贯注地听他的讲述。有时候，尊者对某个问题有疑问，他会立刻提出，请伯瑞杰教授进一步解释；有时候他会用通俗语言来“翻译”伯瑞杰教授严谨的阐述，然后问他伯瑞杰教授，他自己这样的理解是否正确。
图登晋巴
下午，尊者的翻译图登晋巴主讲佛教对“欲望”（Desire）、“渴望”（Craving）和“行动”的见解。土登晋巴是达赖喇嘛从1985年至今的主要英语翻译。在达赖喇嘛和科学家对话时候，晋巴是不可取代的，因为他要把达赖喇嘛非常精深的佛学理论，特别是古印度那烂陀学派的古代梵文经典，翻译成现代英语，又要把西方科学家、哲学家的学术语言翻译成藏语。他不仅能来回做同声翻译，也能够利用速记，进行大段的翻译，其准确度令人赞叹。会场上有不少僧侣和西方学者是英语和藏语都懂一些的人，人人都佩服晋巴的渊博知识和语言水平。
晋巴曾经是南印度甘丹寺的僧人，获得过藏传佛教的最高学位——格西拉然巴学位。后来他又在剑桥大学获得哲学博士学位。在东西方两大文明的教育体系内，他都获得了最高学位。在对话会进行过程中，他坐在达赖喇嘛左边椅子上，当达赖喇嘛用藏语提问或讲解的时候，他把尊者的话翻译成英语，当达赖喇嘛对科学家的讲解有疑问的时候，他及时插进来将科学家的回答翻译成藏文。
今天下午，晋巴坐到了达赖喇嘛右边的主讲席上，代表佛学一方，向科学家们提供佛学中对“欲望”、“渴望”的理解，这些来自于古印度佛学经典的内容是在场众多僧侣们的强项，晋巴这位前僧人也有一点紧张，一开始先给他从前的僧侣同学们打招呼，“兄弟我今天班门弄斧了。”达赖喇嘛乐不可支地开玩笑说，你的同学们早就摩拳擦掌地准备好要向你击掌质问了。这句话引得在场的僧人一片哄笑，晋巴还得笑着继续尽到尊者翻译的职责，把尊者的这句话翻译成英语，又引得在场的西方人哄堂大笑。这也是“心灵与生命研讨会”的一个有趣现象：现场听众很少对某个笑话同时作出反应，尊者用藏语开玩笑，在场的僧俗藏人立刻哈哈大笑，不懂藏语的人则面面相觑，要等到笑话翻译成英语才笑起来；尊者用英语开玩笑，情况就正好相反。
图登晋巴引用佛教经典中关于“执”的来源的观点，说明佛教对“渴望”产生机制的理解。佛教认为，从“接触”产生“经验”，从“经验”产生“渴望”，从“渴望”产生“执着”，从“执着”产生“行动”（满足欲望的行动），这些情感形成一种循环。不过，佛教并不认为“欲望”本身是破坏性的，没有欲望就不会有动机，没有动机就不会有行动，人类社会也就不可能发展，问题在于欲望的对象和满足欲望的方法，有的是建设性的，有的是破坏性的，人们对此应当有所了解。
下午3点，第二天的讨论进入最后一部分：听众与科学家问答。留在会场的听众绝大多数是僧侣，他们对科学家们提出了不少问题，看得出来，僧侣们对这天的讨论听得非常仔细，他们提问题的方式也显示出，经过多年逻辑思维训练的僧侣们对现代科学的理解力和把握问题实质的能力。一位僧侣问：“在‘想要’和‘喜爱’之间是否有某种界限？超过了界限，‘喜爱’就变成了‘想要’？” 肯特·伯瑞杰教授回答说，他的试验团队确实思考过这个问题，但目前为止的试验结果还无法做出明确的回答。
这样的对话对双方都是建设性的。对于佛教僧侣来说，他们有机会了解当代心理学、行为学、脑神经学是以何种方式来探索“执”这个佛教中的重要概念，对科学家们来说，他们有机会了解佛学对人类情感的探索和理解。
这一切都非泛泛而论的清谈。下一步，科学家和僧侣们将讨论怎样应对“成瘾”问题。
达赖喇嘛尊者与科学家今天开始对话
2013年10月30日星期三
达赖喇嘛尊者与科学家今天开始对话
2013年10月28日，第27届“心灵与生命研讨会”在印度达兰萨拉召开。按照惯例，研讨会为期五天，今天是研讨会的第一天。我有幸参加本届研讨会，在今后的几天中，我将与中文读者分享本届研讨会的见闻与心得。
第一届“心灵与生命研讨会”是1987年在达兰萨拉达赖喇嘛尊者的居所的客厅里召开的，属于“私人交谈”性质。26年后，第27届“心灵与生命研讨会”也是在尊者的居所里召开，但规模已经大大扩大，现场有近100多名旁听者，并有全程网络直播。 旁听者中约四分之一是僧人，包括几位来自蒙古的僧侣。有几位正在美国乔治亚州艾莫利大学攻读科学课程的僧人专程从美国赶来，也有几位来自印度哲蚌寺，参加过上届研讨会的格西。会场里有几位穆斯林女士，有来自台湾和斯里兰卡的佛教徒，也有其他宗教的信仰者。
这届研讨会题为“渴望、欲望与成瘾”（Craving，Desire
and Addition），有12位参加者，其中主讲者为5位心理学和行为学领域的教授、一位宗教学教授，以及美国国家药物滥用问题研究所所长诺娜·沃尔科夫女士；心灵与生命研究所主任查恩兹、前任哈佛大学卫斯理学院院长戴安娜·沃尔什博士和著名的乌帕雅禅修中心创建者兼住持琼安·哈利法克斯博士共同担任本届研讨会的主持人。
研讨会9点开始，达赖喇嘛尊者致简短的开幕词。他特别向第一次参加研讨会的旁听者们说明“心灵与生命研讨会”的两大宗旨：1. 增进外在世界和内在世界的知识；2. 致力于增进人类福祉。
接下来，心灵与生命研究所主任查恩兹、戴安娜·沃尔什博士和著名神经科学家理查德·戴维森分别介绍本届研讨会的主题。沃尔什博士介绍说，本届研讨会所讨论的内容在2000年的第8届、2003年的第11届和2011年的第23届研讨会中都曾讨论过，随着大脑神经科学、心理学、行为学等领域的发展，这些领域的研究取得了许多成果，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本届研讨会是对上述研讨会内容更深入的讨论。
下午1点，研讨会进入正式的讨论。第一场报告由荷兰阿纳姆-内梅亨大学行为科学研究所教授马克·路易斯主讲。在他开讲之前，戴安娜·沃尔什博士介绍了毒品成瘾的严重性。她列举了一连串来自于美国政府和联合国的数据：从致死人数来看，所有毒品中最严重的是烟草即尼古丁。据世界范围的估算数字，二十世纪由于使用烟草而致死的人数高达一亿。如果这个趋势继续下去，本世纪因使用烟草而死亡的人数将高达十亿。仅在2011年，全世界因使用烟草而死亡的人数就达六百万。这个数字到2030年将增长为八百万。其中 百分之八十以上是在低收入或中等收入国家。这是因为近年在发达国家里立法和宣传教育使得吸烟的形象不再吸引人，而全球大烟草商将市场营销转移到了不发达国家。
她从1数到6：“现在每六秒钟，就有一个人死于与使用烟草有关的疾病。”也就是说，当她数到6时，地球上的某个地方，就有一人由于使用烟草而亡。这真是令人心惊。
她接着说：“每十个成人死亡中有一个是由于吸烟，将近一半的今日吸烟者将死于和烟草有关的疾病。从公共卫生的角度，吸烟是头号公众敌人。”
死亡和疾病只是成瘾毒品危害的两个容易观察测量的结果，我们可以轻易地从医院收集到有关数据。而毒品成瘾造成的问题并不仅仅是导致上瘾者的死亡。如果把成瘾毒品的其他危害，比如造成的行为问题、家庭问题、人际关系问题等计算在内，那么烟草、酒精等物品的滥用所产生的危害是非常非常大的。沃尔什博士说，烟草和酒精等毒品不同的是，它损害人的健康，但是不造成使用者的行为问题。
二十多年前和达赖喇嘛尊者一起发起讨论的著名脑神经科学家弗朗西斯科·瓦瑞拉博士曾指出过第一人称的研究对大脑神经科学的重要性。今天下午的主讲人，荷兰心理学家马克·路易斯在二十几岁的青年时代就是一个成瘾者。当年他成瘾的时候，自己正在大学里学心理学。以后，他成为一个神经科学家和心理学家的时候，研究的就是成瘾的机制。他向大家详细地讲解了成瘾是怎样发生的，为什么会这样发生，在成瘾过程中，大脑神经系统发生了什么，人的心理发生了什么，如何形成一种恶性循环，而戒瘾的方式之一，就是打破这个循环，特别是在“渴望”开始出现的时候。
马克·路易斯教授讲完后，尊者与其他参加者开始就如何理解“渴望”、如何打破成瘾者心理和行为的循环等问题进行讨论。尊者认为，从佛教的观点来看，“渴望”是一种强烈的“执”（attachment），而“执”的背后是“无明”（ignorance）和“虚幻”（delusion），对治的方法是提高觉察力（awareness），觉察力包括了解和行动两个方面。也就是说，了解成瘾的原因、后果，然后采取行动来戒除。科学家们则讨论了各种戒除的方式，以及预防成瘾的方式，特别是通过“滞后满足”的方式来训练幼童的自我控制能力。
尊者对这些方式表现出极大的兴趣，他饶有兴致地观看了一段儿童“滞后满足”训练的录像。
这一次的对话会和今年年初在南印度哲蚌寺举行的26届对话会不同。在哲蚌寺举行的上一次对话会规模庞大，几千僧侣参与旁听，主要内容是“怎样理解实在的本质”，由现代物理学家主讲量子力学和相对论等尖端理论物理，带有向佛教僧侣演示当代科学研究的意义，在谈论会过程中正式介绍了将现代科学引入格鲁派寺院教育的计划。这一次的讨论会在尊者住处举行，内容较偏重大脑神经科学的研究及其应用。这次没有大量僧侣旁听，参与旁听的特邀客人从世界各地赶来。我在长途巴士站遇到了几个年初在哲蚌寺结识的喇嘛，他们从各自的寺院赶来旁听。在旁听的人群中，我看到了哥伦比亚大学的Robert
Thurman教授，他可是尊者在流亡初期收的第一个洋学生。虽然他早已是著作等身的著名教授，今天他也坐在旁听者当中，用电脑做笔记，像梯形教室里的一个普通大学生。
达赖喇嘛尊者刚结束了在北美的弘法，访问日程非常紧张，返程中又访问了波兰，三天前才回到达兰萨拉。参加对话的科学家和旁听的各国客人大多是两三天前到达达兰萨拉的，时差还没有完全调整过来。今天一天的对话会中，尊者始终兴致勃勃。主讲的科学家是和达赖喇嘛个人对话，坐在达赖喇嘛旁边的主讲席上。尊者时不时地提出一些出人意料的问题，让科学家挠头，全场哄堂大笑。科学家有时也提出一些让尊者不知如何回答的问题，也引得全场乐不可支。会场上，尊者和科学家们有一种庆祝重逢的快乐气氛。
2013年10月21日星期一
达赖喇嘛尊者答艾未未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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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达赖喇嘛尊者在纽约曼哈顿灯塔剧场公开演讲 |
达赖喇嘛进场时，听众全场起立
2013年10月20日下午，达赖喇嘛尊者在纽约灯塔酒店剧场三天讲经的最后半天，发表了题为《非暴力之美德》的演讲并回答了公众的问题。出乎我意料的是，尊者的翻译宣读了来自中国大陆著名艺术家艾未未先生通过推特向达赖喇嘛尊者提出的一个问题。问题和尊者的即席回答如下（根据记录整理，若有错漏，由整理者负责）。
提问人：我们接到了一个来自艾未未的问题，问题是这样的：我想问，您希望回到故乡吗？您认为您有回到故乡的可能吗？
尊者答：事实上，早在大约2005年，我有机会和中国官员接触的时候，我就表达了我的强烈愿望：在和政治无关的条件下朝拜五台山。当时我还没有在政治上退休。我想回到故乡的愿望始终在我心里。那时有一个台湾僧人，一个非常出色的高僧，叫道海长老，他是一个非常优秀的出家人。我们俩一起发了一个愿：将来有一天，当我到五台山朝拜的时候，我们一起念诵龙树菩萨的中观论，他用中文念诵，我用藏文念诵，再请一位印度僧人和我们一起用梵文念诵。现在，道海长老已经往生，不再和我们在一起了，我仍然在等待。
现在，在中国有很多佛教徒。中国佛教徒的数量，据报道有四亿多，而且一年一年还在继续增长。在达兰萨拉，每个星期都有十几个，或二十多个，或五十多个来自中国的佛教徒。当我在各地讲经的时候，都会遇到来自中国的佛教徒，他们来找我，见了我就流泪，甚至泣不成声。
过去的六十多年，中国政府经历了四代人，毛泽东时代、邓小平时代、江泽民时代、胡锦涛时代，现在则是第五代，习近平时代。毛泽东时代，主要强调意识形态。邓小平时代主要强调金钱，强调经济。由此可见中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然后，新政策导致贫富分化并加剧，尽管是发生在社会主义国家，中国出现了一些富人，越来越多很富的人，这些人也有很大的影响力，于是江泽民时代提出一个新的思想：现在共产党不是只代表劳动阶级，富人也应该由共产党来代表，于是就产生了三个代表的理论。然后是胡锦涛时代，正是由于巨大的贫富差距所造成的内部紧张状态，所以他提出了推进和谐社会的思想。他知道和谐社会的目标并不是自然而然就轻易能得到的。但是这个想法是很不错的。
由此可见，同一个党，同一个政府，是有能力根据不同的情况采取不同措施的。中国是一个有十几亿人口、有很多不同族群的巨型国家，社会的和谐是至关紧要的。在文化大革命后，特别是天安门事件以后，产生了很多愤怒的情绪，所以中国确实是需要作出努力来达成和谐。和谐来自于信任，而信任是可以获得的，只要你尊重他人，就像我以前提到的，只要有试图和解的精神，那就会产生信任。信任是非常重要的。
你设立了那么多的安全人员，必然会制造很多恐惧，恐惧和信任不会并肩同行。可是我说过，和谐的基础是信任。我认为胡锦涛执政十年，有很好的动机，但是他的方法依赖于武力，这是错误的方法。现在新的领导层，习近平和李克强，我想他们应该动用常识，就像邓小平说的，要实事求是。这是很科学的。我有时候说，佛教的全部方法也是实事求是。现在新领导也应该建立在实事求是的基础上，然后动用你的常识。显然，在同样的称号下面存在着作出某种制度上变革的可能性。
艾未未，作为一个个人，你有巨大的潜力来作出一些贡献。在过去，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是，你作为一个道德的人站了出来。这是非常重要的，非常重要。中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有十三亿人，是一个有着悠久历史的古老国家，她的人民是勤劳的，我认为领导层应该看清现实，这也是非常重要的。
道海老和尚
尊者的答复，让我感慨万分。尊者渴望有生之年到五台山朝圣，他向很多人谈起过这个愿望。我在2004年采访尊者的时候，尊者就说起了这个愿望，至今快要十年了。2008年我和一组中国作家访问达兰萨拉，尊者又谈起了这个愿望，还说他希望有生之年在中国为汉族佛教徒做一次时轮金刚大法会。当年和达赖喇嘛尊者一起发愿的道海老和尚，今年春天终于往生，没有实现和尊者一起分别用汉藏两种语言念诵龙树菩萨中观论的愿望，而尊者仍然怀着希望在等待。
如今的中国，有很多深刻的问题。在表面的经济实力下，危机四伏。达赖喇嘛尊者在演讲中强调，现代社会的所有问题是全人类一体的问题，他呼吁所有的人一起来面对和解决当代全球人类社会面临的问题。
尊者的声音，被封堵在中国之外，其实中国人是最需要听听达赖喇嘛的声音的。最近二十多年的中国领导层，以一种不可理喻的心态和手段来封杀达赖喇嘛的声音。达赖喇嘛的心却和中国人民的未来在一起。中国政府的涉藏部门把“支持藏独”的标签在中国知识分子中随意乱贴，施加惩罚，达到封杀理性声音的目的。艾未未先生在失去旅行自由的情况下，作为一个道德的人站出来，向达赖喇嘛尊者提了这个问题，让我们看到了一个事实，达赖喇嘛尊者的慈悲和智慧，恰是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走出危局的指导。
达赖喇嘛尊者理性的声音，看上去微不足道，却有强大的力量。我祈愿中国在不太远的将来就会有一个祥和的变革，我相信，中国的祥和未来，一定是以达赖喇嘛尊者实现朝拜五台山佛教圣地的愿望、在那里用龙树菩萨的中观论为中国祈福而开启的。
（重要更正：达赖喇嘛尊者答艾未未问的时候，我在现场录音尊者的英语回答，录音质量不够清晰，整理记录时误将中国佛教徒的数量记录为四百万。现查证嘉扬先生的汉语口译，应该为四亿。特此更正，并向读者们表示深深的歉意。）
2013年10月19日星期六
当草原上老鼠消失的时候
为了解甘青川藏区草场退化的起因，我拜访了一位在青海省果洛州工作了多年的藏族老干部。他告诉我，目前藏区草原严重退化的起因要追溯到一九五○年代。
青海草场的破坏是从一九五九年开始的，那一年中国政府开始强迫牧民在冬季草场开荒。相对而言，冬季草场气候比较暖，一年里放牧的时间比较长，夏季草场利用时间则比较短。冬季草场每年从十月到来年六月，夏季草场则每年只用四个月。因此冬季草场也是牧民们过冬的地方，俗称“冬窝子”。传统游牧民是分散居住分散放牧，让草场轮流得到休养生息。一九五八年青海“平叛”之后，政府用枪杆子作后盾，在牧区施行合作化，像内地一样建立人民公社，立即开始改变牧民世代承袭的生活方式。
当时他们效仿农区，将原来的牧民部落编成人民公社，如青海省久治县的康赛部落，改成了红旗人民公社，还有红星公社、前进公社、光明公社等等。公社下面编成生产大队，然后在牧区提出一个口号，叫“帐房街道化”，规定牧民把帐房集中在一条大山沟里，一大队在沟口，二大队在沟里面，然后三大队、四大队，依次排开，工作组为他们分配草场。
帐房集中的目的之一是便于办食堂。历史研究者至今没有研究过，为什么中共的领导人对食堂如此痴迷，只知道食堂的后果是使大饥荒更为险恶，而在藏地牧区，食堂有一个很明显的功能，那就是防止群众逃跑。牲畜归了公社，粮食都在食堂，没了吃的，草原上你想跑都跑不了。
牧区大跃进逃荒要饭无处可去
牧区成立人民公社后，随即开始集体放牧。牧民过去通常是一家一户地放牧，最多是几百头牲畜，人民公社把各家的牲畜全部集中在一起，为了防止牧民逃亡，规定他们放牧的地点，把几千头牲畜合在一起放牧，宣传说这就是社会主义优越性，省下了很多劳动力，效率高了，中共的理论有一个动听的说法，叫做“先进的生产关系解放了生产力”。
这样的“解放生产力”还有一个“成果”：集中放牧和帐房街道化以后，牧民也用不着家家户户有几条牧羊犬了。公社成立打狗队，多出来的牧羊犬就用棒子打死。这位藏族老干部讲到这里，平静地说了一句：“我们的汉族同志不是喜欢吃狗肉吗？他们享了几天口福”。
这样的集体化立即就产生了效果。从一九五八年底开始，牲畜吃不到好草，饿得羊互相啃吃羊毛，牲畜开始死亡，到一九五九年五月，牲畜大量死亡。于是，一九五八年下半年，青海部分牧区就开始了饥荒。在此背景下，一九五九年春，青海省委要求青海牧区做到粮食自给，牧区就这样开始了开荒种粮。那时候，土生土长的当地人其实知道高寒地区长不出粮食，就算能长出来，到了结穗的时候就开始降霜，到头来只能收获麦草。然而，那时候干部们对牧民宣传说：“不怕你做不到，就怕你想不到，只要你能想到，你就能做到。”于是在偏远、人口稀少、自然环境严酷的青海牧区，照样放卫星，大跃进。
其结果是灾难性的。席卷中国的六十年代初大饥荒，饿死人最多的地方，是政府和干部禁止农民逃荒要饭的地方，如河南、四川等省份。而在藏地牧区，茫茫草原上人烟稀少，没有大城市，想逃荒要饭都没处可去。
从那时起，藏区牧民就陷入了极其困难的境地。由于地处偏僻，中国内地对那里民众所遭遇的悲惨所知甚少，但是对于这位生活在牧区的藏族干部来说，所经历的一切痛澈肺腑，永难忘记。
政府仍然走在五十年前老路上
我在研究当代藏史的采访中，这样的事情听过很多。让我难以释怀的是，藏区牧民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遭遇的灾难，全部是人为制造的。如今，制造这些灾难的人在哪里？他们又是怎么想的？青藏高原自然环境严酷，自然灾难频繁，正因如此，藏人发展出他们自己的一套社会和文化体系，来应对和适应这种自然环境。我所采访过的藏人都告诉我，从前辈记忆中的遥远过去一直到中共来到他们草原，从来没有发生过六、七十年代那样的灾难。为什么中共占领了藏区就一定要改变牧民们的生活方式，为什么中共至今不反省一下，他们这样强行变更他人生活方式是会带来灾难的？
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共上上下下自信满满，他们走到什么地方都自以为把进步和科学带来了，他们以为他们就代表了人类社会进步的方向，他们就是进步，就是科学。而传统的旧时代留下来的一切，都代表落后、愚昧。共产党人心里，没有“谦卑”这两个字。他们莫名其妙地相信，他们用“精神原子弹”来“与天斗、与地斗”，就能改造大自然。
目前对草场退化影响极大的原因之一是鼠害。那位藏族老干部告诉我，青海草原灾难性的鼠害是怎样开始的。
藏民传统信仰佛教，忌杀生，对待草原鼠害，传统的方式是依赖于生态的自然平衡。中共建政以后，利用“人民公社”这种组织力量，普遍使用他们认为更有效的灭鼠方法，那就是剧毒的灭鼠药。
一开始效果确实好，老鼠死得很多。谁也没有想到，原来依靠吃老鼠生存的动物，草原上的狐狸、黄鼠狼、蛇和鹰，就不得不吃被毒死的老鼠，于是产生二次中毒甚至三次中毒。老鼠灭了，它们的那些天敌很快也消灭了。而且，由于中共体制的统一动员力，人民公社的强迫执行能力，下达指标、完成任务，不顾牧民的反对，一年一年地进行，使得这种情况不是局部性的，而是普遍的，大范围覆盖的。这种行为一直持续到一九八○年代。
事实证明，老鼠是不可能百分之百消灭的。等到毒药再也不能更多地发挥作用的时候，老鼠种群迅速恢复，数量大规模反弹，而它们的天敌，老鹰狐狸之类的动物种群却恢复缓慢，在相当时间里甚至处于区域性的灭绝状态。于是，草原鼠害一发而不可收拾，成为草场退化的主要原因之一。现在，甘孜、阿坝、果洛等地开始努力恢复当年被打断的天然生态链，重新引入狐狸和鹰来灭鼠。
这就叫大自然的惩罚。主事者应该反省的是，用自己“当初动机是好的”为藉口来推卸是不负责任的，而且是不道德的。对以往造成灾难的政策检讨必须反省中共革命的根本理论和认识方法，这样才能从根本上改变中国政府一错再错的决策机制。
可惜的是，至今中共（国）政府仍然走在五十年前的老路上，包括现在中国国家级的游牧民定居计划，不就是当年“帐房街道化”的新世纪翻版吗？
原载《动向》杂志2013年10月号
2013年10月10日星期四
达 杰: 深秋的一场奇梦
公元2008年10月21日晚，我看完当日央视《新闻联播》后，找来几份《生活文摘报》，选读了其中几篇关于干部腐败案件报道和呼吁政治体制改革的文章后，上下眼皮开始打架了，便把报纸推到枕边，很快睡着了，作了以下奇特之梦，记录于后。
一天下午，我独自坐在宿舍里，心里觉得很闷，就销上房门，离开楼群，乘出租车到了郊外一个地方。想在那里寻一片可以躺下舒展身体的干净之草地，仰览宗喀的天空。可是找来找去，除了采沙挖土留下的坑坑洼洼和遍地垃圾的地方外，没有一处可以休息的干净之地。便登上了城市最近的一座山岭。在寒风飕飕、草木枯叶沙沙作响的黄昏时分，我还在这座东西走向的山路上茫然慢游。不大一会儿，夕阳落下山去了，夜幕渐渐笼罩了整个山野。我仰望夜空，群星竟相闪耀着，俯视岭下城市，除了一排排路灯的光亮外，一片寂静、黑暗。我借自然的亮光仍向岭东走去，却被一处高大的峭壁断崖挡住了去路。在另寻路径时，传来了一阵群狼嚎啕和狗叫声。这毛骨悚然的声音虽然离我较远，但顿时感到恐惧、孤独，就急忙扭头往回走，往回走了很长的路程，在天放亮时到了一座草原小镇上，这才静下心来。当我走进这个镇上一个不太大的广场时，看到这里已聚集了很多人，还发现从四面八方来的人流越来越多。在广场上的人群里有僧侣、农牧民、还有机关干部和学生。这些人几乎个个热泪盈眶地相互传递着“嘉瓦仁宝切”回来了的喜讯。许多人满怀喜悦地云集在许多个水果店前选购供品。这时有几个认识我的人走过来问我嘉瓦仁宝切这次回来不会再离开吧，我即回答：据我所知，中央第二代领导人邓小平1979年底接见达赖喇嘛的代表时许诺，只要不谈独立，其他问题可以协商解决。据说邓小平当时还说过；过去的事情已经过去了，往前看，希望达赖喇嘛早日回来，以及流亡海外的，在印度的藏族都可以回来，欢迎大家都回来，中央政府一定安排，招呼他们。并对该代表提出的门户开放，不要限制境内外藏族往来探亲的建议。邓小平当场答应下令所有边境开放、来去自由，海外藏族任何时候回来定居、做生意，探亲都可以，西藏境内、青海、四川藏区，所有藏族可以到印度看望达赖喇嘛也好，找自己的亲人也好，来去自由。可惜这一境内外藏族深受欢迎的举措，在接待达赖方面两个访问团队之后，由于藏区有的地方发生群众狂热情绪后，被冷落了。
据传近年来，达赖喇嘛方面除了一再表示完全赞同中央提出的：“一、不能搞藏族独立；二、西藏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三、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等三点外，达赖喇嘛自己也多次明确地表示他的“中间道路”，即：不求藏族独立，只求名符其实的自治，以保存自己的文明，独特的文化，宗教语文，生活方式，并使之发杨广大，我最为关心的是确保西藏人民及其独特的佛教文化遗产。所以，我认为达赖喇嘛这次来，说明与中央有了达成和谈协议的可能性。这时，站在我旁边的一位戴眼镜的汉族干部插话说：是呀，达赖喇嘛一再表示愿意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架构下，找出解决办法，但不知是那个混账东西却编造了“西藏是自古以来是中国的部分” 的谎言，更有昏官老爷竟授意下文，要求以此来统一口径，对和谈设置障碍破坏中央解决西藏问题的进程。正当这位干部说话间，突然爆发出鼓掌声和鞭炮声。国家主席胡锦涛、副主席习近平、全国政协主席贾庆林倍同达赖喇嘛来到了人群中，其中还有青海省政协前副主席、塔尔寺主持阿嘉活佛。当达赖喇嘛、胡锦涛、习近平、贾庆林向广场里群众招手致意时，鞭炮的轰鸣声、热烈的鼓掌声和人们的欢呼声交织在一起，经久不息，整个草原小镇沉浸在一种欢乐无比的气氛中。忽然有一枚鞭炮飞落到我身边爆炸，把我吓醒了。原来我在作梦。
脱离这个热闹非丸的梦境，有股难舍的心情，但不可能返回梦境里了。拉开电灯一看手表，时针指向深夜2点25分。这时窗户玻璃被暴雨刷刷地击打着，炸雷声在不远处震响。我即刻意识到在我作这场梦时，所在的这个高原城市经过了一场雷鸣电闪，骤降暴雨的过程。它，就是它，烘托了我梦境中国家领导人倍同达赖喇嘛出现在草原小镇上的场面。在这个深秋季节，发生雷鸣电闪，骤降暴雨的现象很少见，它在梦中的配合的那么巧妙、那么神奇，不可思议。
（作者是前青海果洛藏族自治州州长）
达杰遗作：
藏人更加敬仰达赖喇嘛
（作者是前青海果洛藏族自治州州长）
达杰遗作：
藏人更加敬仰达赖喇嘛
2013年10月7日星期一
达 杰: 藏人更加敬仰达赖喇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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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达杰先生遗照 |
2012年8月，我在西宁拜访了前果洛州州长达杰先生。退休多年的达杰先生当时已经80高龄，但一直关心时事，对藏区的现状深感忧虑。当时达杰州长给了我几篇他写的文章，包括他就当下的藏区局势给中共中央的上书。我答应今年夏季再去西宁看望他，遗憾的是，达杰先生于今年3月病逝。
我将陆续发表达杰先生的遗作，以纪念达杰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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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人更加敬仰达赖喇嘛
达 杰 （前青海果洛藏族自治州州长）
随着改革开放，信息传递条件的改变，藏人获得的信息量大，内容广泛，从而提高了辨别真假信息的能力。因此对一切过时陈旧的‘左’倾统治时期遗留的宣传方式和许多仍然带有偏见，甚至错误的宣传内容，早已不受藏人的欢迎，而且非常反感中央媒体隐瞒真相的歪曲报道。
例如， 达赖喇嘛在1959年3月出逃印度的真正原因是什么？媒体从未有过客观地报道。现在许多藏人从境内外多种信息中了解到：1959年3月达赖喇嘛及其十多万藏人出逃印度的主要原因是当时的中央在藏区执行了一条脱离藏区实际的‘左’倾路线和方针政策。
众所周知，卫藏、康巴、安多三大藏区，在行政区划上虽分属几个省区管辖，但“三大藏区”是处在一个紧密相连的地区环境中。当时的西藏（卫藏）受《十七条协议》的制约，执行延缓改革的策略。但对康巴，安多藏区早在1956—1958年进行了民主改革和社会主义改造。在推行农牧业生产合作社，公私合营牧场的过程中，人为地制造紧张空气，激化矛盾。然后对一些地方发生的抵制或骚扰事件，扣上了“叛乱”罪名，调集军队进行平息，藏人死伤累累。有些地区在平息过后又下达捕人指标，逮捕关押了大部分成年男人。与此同时对所有寺院实施彻底摧毁的手段，几乎把所有宗教中上层人士逮捕劳改，强迫一般僧侣还俗。把多康藏区推入到水深火热，暗无天日的境地。致使部分藏族难民拼命逃向自己民族的圣地—拉萨，祈盼达赖喇嘛庇护向同胞兄弟诉苦是自然之事。对多康藏区遭受的大灾难，拉萨藏人包括达赖喇嘛、不惊慌不防卫那才是怪事。因此拉萨藏人出于人的本能采取防卫措施，保护着达赖喇嘛乘早逃跑到一个安全之地，是理所当然之事。
现在有许多关于达赖喇嘛的资料显示：当年只有24岁的达赖喇嘛丹增嘉措到了印度后，做出了非凡的成就。过去的50年余载，达赖喇嘛为保护西藏人的语言，文化和宗教权利，在世界各地奔走，主张以和平方式为西藏争取宗教与文化自由，并致力于宣扬世界和平博爱。他的理想受到全球各地的肯定和支持，1989年荣获诺贝尔和平奖；达赖喇嘛著作等身，他的广博知识、智慧和经验、成为藏传佛教的最高领导，无与论比的佛教上师，成为当今世界知名的心灵导师；达赖喇嘛为了保存和重建这一个美丽地球的脆弱环境付出了深沉的关怀和心意，成为世界最伟大的环保领袖之一。
现在也有不少资料介绍第十世班禅喇嘛：当年还不满24岁的班禅大师给中央的《七万言书》，如实反映了在藏区民主改革运动中所发生的骇人听闻的问题，要求中央对此给予重视和纠正，体现了他对西藏和藏民族前途和命运的深切关怀。大师的这份《七万言书》本是批评极左的民族宗教政策的一份重要文献。但不辛的是，它给班禅大师招致了批判、斗争。还罗列了阴谋背叛祖国，搞西藏独立等罪行，在日喀则和拉萨搞了“班禅集团”反党叛国罪行展览，发动“百万翻身农奴”，大张旗鼓地搞揭发批判，愤怒声讨。“文革”开始又把班禅大师投进监狱关了9年零10个月。这引起了人们对班禅大师在国内遭受磨难的极大同情，并对他重新走上领导岗位后，为西藏和其它藏区的复兴，佛教的健康发展，所倾注的大量心血和所抱的坚定信念而感动不已。
雪域藏人视达赖喇嘛、班禅喇嘛为如意珍宝、救度者、保护神，喻为太阳和月亮。现在许多藏人对十世班禅，十四世达赖喇嘛，更加怀念、更加敬仰, 颂扬怀念达赖，班禅之歌传遍藏区城乡。
祝愿达赖喇嘛健康长寿，早日回归雪域已成为大多数藏人的心愿。
2013年10月5日星期六
转贴：夏茸尕布的1959
在网上查资料，无意中找到这篇报导。且不说这篇报导把事件的日期给弄错了，金银滩草原牧民大迁徙不是发生在1959年，而是1958年，而且那场大迁徙根本就谈不上“雄壮之气”。
把这篇报导跟另外两篇文章对照，不难看出惨痛的历史是怎样被美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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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10月3日星期四
丁盛：给组织的申诉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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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指挥“西藏平叛”的54军军长丁盛将军 |
在《共识网》上看到曾指挥“西藏平叛”和1962年中印边境战争的丁盛将军晚年写给中共中央的申诉信。曾经率部入藏“平息反革命武装叛乱”的丁盛，到头来自己却以“密谋、策动武装叛乱”获罪，真是历史的讽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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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志：
你（们）好！我本着尊重客观事实、相信党的实事求是政策的态度，再一次将我的问题以及目前处境向组织详谈。望组织明察，重新审理，早日澄清我的不白之冤！
仅凭我与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在一个晚上的谈话（马、徐、王就此捏造出的假口供详情见附页），就在没有任何证据的情况下，只据这假口供判定我密谋、策动武装叛乱罪，这与党的实事求是的作风和我国法律"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的原则相违背的。
早在七七年三月，华国锋在未经任何调查与核实的情况下，就在全军工作会议上平白给我定了密谋、策动武装叛乱的基调。以后便照此办理。三月二十六日宣布停职审查，未经任何法律手续，将我先后关押两次，长达两年之久。六年内除专案组具体办事人员外，没有任何人找我谈话，没有任何人找我核实材料。八二年六月，我向总政检察院、法院三名干部反复详谈了8月8日和9月3日的谈话内容，并一再声明绝对没说马、徐、王捏造的口供，也不可能说类似的话，他们还是强行宣布我触犯刑法93条，密谋、策动武装叛乱罪，免予起诉。
八二年七月三十一日，军区政治部王副主任给我念总政电话通知："退出现役，每月生活费150元，享受一般干部待遇"。十一月由专案组一名干事口头通知："开除党籍"。至今我没见到处理我的正式文件，我几十年的党籍、军龄便告此结束。冤枉！我想不通。
八四年六月，军区勒令我月底离开南京前往江西居住。我年逾七十，身残体弱，患有严重的心脏病，生活不能自理。孑然一身，日子实在艰难。苦苦支撑三个月，心力交瘁，九月十九日突然昏厥休克，脑部摔伤。周围群众竭力奔走呼救，经抢救我有幸复生，但有关人员在我入院救治问题上百般限制，所住医院无脑外科，脑伤得不到医治。实在无奈，被家人接到南京治疗。今年来我又两次住进医院，病中虽能得到亲人护理，但因我的供应关系在江西，在住院、看病用车、医疗费用以及食品供应等问题上均无着落。我三○年参加红军，遭坏人诬陷落此下场，令人心碎。我希望组织接受我两个恳求：
一、重新审理我的问题，弄清真相，请允许我去京。向组织呈述我的意见。
二、我已失去独立生活的能力，请求组织将我的关系转回南京，与家人团聚，度此余生。
致
敬礼
见附件一份
丁盛（签名） 一九八五年十一月十五日
（附件）
与马、徐、王谈话的真情及我的自白
（一）去上海的目的以及76年8月8日与马、徐、王怎么见面的。
七五年我心脏病复发，遵叶帅的指示，从九月至七六年二月，一直在南京中山陵养病。讹传我不听叶帅招呼，去了上海治病，这不是事实。
七六年八月，军区八九月份要在上海、杭州湾搞陆、海、空演习--这是由总部批准，有各大军区及总部的人参加，军区领导也全部参加的活动。这样，我因工作去了上海。
七月三十日，我离宁经上海视察演习部队及附近海岛部队。八月八日坐了一天海船到长江口大小洋山，李宝奇（上海警备区政委）到那儿接我。抵达上海，李宝奇问我："你来了上海，要不要告诉上海市委？"我说："不要。"九点多，我在延安饭店准备休息，秘书陈长顺告我：廖汉生政委的张秘书来说："廖政委明天请上海市的医生会诊，要我给上海市委打个电话，以引起他们的重视。"陈秘书因我劳累要休息，想请党办李主任打这个电话，张秘书说还请司令打好，我就按这一要求给上海市委办公室打了电话。不久，陈秘书告我："市委来电话说马、徐、王要来看你。"十点左右，他们来了，闲谈了一个小时，我们一起去看了廖政委。
就这样，客观因素促成我意外地见到马、徐、王，决非我有意安排要见他们，而达到所谓密谋的目的。
（二）八月八日晚与马、徐、王谈话的内容。
一见面，彼此寒喧："你们这么晚了，还来看我。""应当。""从哪儿来？""从海岛来。"
我说了视察海岛的感受："从长江口以东以南的地形看来，屏障多，兵力密度大，敌人（指外来侵略者）若想走日本鬼子侵略中国的老路，肯定要失败的。而长江口以北，以东的地形我从没去过，但听说水网地区，没山作屏障，兵力密度小，这个地方我不大放心，以后要去看看。"
我说："这次我们部队要搞演习，要来很多干部，在车辆、交通秩序、副食品供应上都希望市委协助解决，要麻烦你们了。"
马说："应当，不成问题。"
我说："进长江口，水浅，大货船进不来，李先念同志讲过：每年罚款多少亿，你们挖个深水港多好呀！"
我问："你们很忙吧？"
马说："很忙，搞生产，忙给唐山运物资，这次唐山地震很厉害。"
马、徐、王主动提起："军区七月份党委扩大会议开得好，抓住了问题的要害（这是检查部队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工作的会议，是错误的）。你们军区领导人的意见都是一致的吧？"
我说："是一致的。"
马问："魏金山（六十军政委）怎么没参加这次会议？"
我说："他有病，住院了。"
马说："上警的一个副司令董常云思想不通，他现在出差了，等他回来后，我们要批评他的。"
马又问："李宝奇同志是怎么来上海警备区当政委的？"
我说："是军委派来的，也是我们军区党委提议来上警当政委的。"
马问："李宝奇这个人怎么样？"
我说："过去不认识，不了解，你看怎么样？"
马说："李说话圆滑些，他在军委办事组工作过，他和刘耀宗不一样（上警另一政委），刘是直筒子，有什么说什么，对就对，错就错。"
马又问："刘耀宗哪儿去了？"
我说："他有病，在黄山休养。"
马说："欢迎刘耀宗回上海工作。"我没答话。
我说："我身体不好，有心脏病，经常发作。"
马天水指著徐景贤说："可以安排他去华东医院检查一下。"
"好，谢谢。"
坐了近一个小时，我们一块去看了廖政委。
他们有意打听上警干部及军区会议的情况是别有用心。当时我只把他们当上海市委领导看待，没能识破他们反革命面目，失去警惕和防范，这是我的错误。
（三）九月三日与马、徐、王谈话的内容：
九月三日，十点左右，马、徐、王没打招呼，突然来延安饭店我的住处，我问："你们来干什么？"马说："最近有两批较多的外宾要来，看延安饭店的宴会厅是否容纳得下。"我说："可以去看看。"
他们坐下来，我说：感谢上海市委给予军区这次演习的支援和帮助，马天水说不用感谢这是应该的。
马说："市委给你们转去一封信，是无锡部队的。信中说：在部队招待所查出了四个箱子，不知放了什么东西。你们收到这封信没有？"
我说："收到了"。
这时我告诉他："我们也收到了一封信，是许世友儿子许建军写给某医院护士的。"他在信上说： "毛主席百年后要打内战。"我说："打内战可不得了，我们已将这封信送中央了--送给陈锡联同志。"
马天水说："我们也收到了类似内容的一封信，也送中央了。"
这事就说了这么几句。
（四）军事检察院的免予起诉书（下简称"决定书"）说："八月八日晚，江青反革命集团重要成员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到上海延安饭店看丁盛时，进行了密谈。他们说在毛主席逝世后可能打内战，分析了上海附近驻军领导的政治态度和兵力布置。丁盛对马、徐、王说："我最不放心的是六十军。""这个军我指挥不动，这个军的几个师，就摆在无锡、苏州到上海这一线，我很担心。""有什么事，对上海是个大威胁。"丁盛还表示："我是准备杀头的。"随后马天水即给上海民兵突发了各种枪支弹药。这就构成我参与密谋武装叛乱罪。
（五）下面请组织听取一个老战士对党的自白：
（1）关于六十军的问题："决定书"上说："我最不放心六十军""六十军对上海是个大威胁"……"你们要有所准备"。
事实上八月八号晚谈话，除问到魏金山（六十军政委）哪儿去了之外，根本就没有提到六十军。
至于我说的长江口以东以北的地形，完全是从上海的海外防御角度说的。与在上海以西京沪线上的六十军没有任何关系。马、徐、王的供词说我对六十军"很担心"，这完全是移花接木的栽赃，彻头彻尾的捏造。
说我说："这个军我指挥不动……在宁沪线上，对上海是个大威胁……你们要有所准备。"我身为大军区司令，对下属部队根本不存在调动调不动的问题，事实上，我刚顺利完成了对六十军的调动。
我感到六十军的一个师配置在交通条件较差的淮阴一带，便提出将该师调到无锡市，经军区党委讨论，总参批准，七六年上半年该师调防，六十军军部也从江浦调到镇江。若说："对上海是个大威胁"，这个"威胁"不正是我自己造成的吗？真是无稽之谈。
（2）"决定书"上说我表示："准备杀头"，这更是荒谬绝伦。我作为一个高级干部，有职有权，工作顺心，上下团结，情绪很好，心情愉快，神志清醒，我怎会出此悲观的混帐话呢？八月八号的谈话，除相互吹捧，并没有议论中央领导，也没有谈论全国的形势，我想的是演习，谈的是演习。我没有，也不可能说："准备杀头"之类的话。
我在谈到什么问题时说"准备杀头"？它的前言后语是什么？它总不会是孤零零的一句话吧？
（3）"打内战"是许世友儿子许建军写信的内容，怎么成了我和马、徐、王谈了毛主席逝世后可能打内战；本是九月三日晚上的谈话，硬不顾客观事实，给安在八月八日晚上；是为了证实八月十一日马、徐、王的突击发枪，是谈及"打内战"而引起的，好加予我策动叛乱的罪名，这样又制成一个错案。
（4）我和马、徐、王的关系：我和马、徐、王过去不认识，七四年调南京军区工作后，在上海接触过三次，第一次是七四年三月，从舟山视察部队回南京，路经上海，晚上我们初次见面；第二次是七五年一军和二十军调防路过上海，王秀珍请我吃过一顿饭；第三次就是七六年八月八号晚和九月三日晚的两次谈话。在这前后，我们既没有工作上的联系，也没有任何书信、电话及私人交往。九月六日接到毛主席病重的电报，要我返宁，我去市委告别，如有谋反之意，这是密谋的最好时机，可我只告别一声就走了。从那以后，没有和他们发生任何联系，请组织详细调查我这一个多月的活动情况（从九月三日到十月八日）。
粉碎"四人帮"，我才认清了马、徐、王的真面目：他们蓄谋叛乱，早就狠抓上海民兵多次发枪。马、徐、王是有组织，有计划地进行武装叛乱，搞武装叛乱是他们反革命思想本质的大暴露，怎能无端归罪于我的一两次谈话受我的影响呢？反革命分子马、徐、王的口供决不可信，他们为减轻罪责，妄图嫁祸于我，这就是他们的目的。
总政检察院、法院的三名干部在八二年六月审理我的问题时，不听我叙述的事实，而相信马、徐、王的口供，他们说："毛主席说审查干部要重证据，不轻信口供，你的问题虽没别的证据，而马、徐、王的口供就是证据。"
请组织相信一个老红军战士的自白，绝不要轻信马、徐、王造反派的为减轻罪责，而嫁祸于我的假口供。
我今年已七十二岁，去年摔伤后三次住院近况不佳，身体很虚弱。承受"反革命分子"的精神枷锁，殃及家属孩子。更痛苦的是多次申诉，无人受理，给组织的信，都石沉大海，我越来越感到生命危在旦夕，渴望在瞑目以前能得到党组织的关怀与过问。让我去北京澄清自己的问题，并盼望解决我目前生活上的困境，党虽在组织上处理了我，可我仍坚定不移地相信党，依靠党，相信党会实事求是地解决我的问题。
来源：共识网：http://www.21ccom.net/articles/lsjd/jwxd/article_2013100393053.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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