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一夫：為什麼美國總統要見達賴喇嘛

對於美國總統來說，過一兩年就要會見達賴喇嘛，已經是一種政治儀式，全部目的都只是要對外，主要是對美國人民，傳遞一個信息：總統沒有忘記西藏人民，總統仍然和達賴喇嘛尊者站在一起。

2014年2月，達賴喇嘛又一次訪問美國。在此以前外界就早早傳說，達賴喇嘛這次來美國，美國總統要見達賴喇嘛了。全世界都知道，每次美國總統見達賴喇嘛，中國政府都會表示不高興，而且會表現得非常不高興。現在的中國是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中國政府很不高興，是誰也不會掉以輕心的，和中國有巨額貿易赤字的美國總統，當然更知道其中的利害。照理說，達賴喇嘛是一個基本上沒有什麼官方政治頭銜的人，照美國人的說法，只是藏人和佛教徒的精神領袖，也就是一個民間人士，美國總統見一個民間領袖，既然顧忌中國政府的很不高興，盡該低調進行，悄悄地見了就見了，不要大事張揚了。可是，也奇怪了，每次美國總統見達賴喇嘛，白宮都要預先公佈日程時間，讓報紙電台都來上一條新聞。這樣一來，"很不高興"的中國政府想閉眼不看也做不到，又是抗議又是警告，提高到干涉內政的國際關係準則的高度。於是就成了一個事件。白宮則刻意擺出輕鬆的姿態，表示美利堅合眾國的總統要見一個重要的宗教人士和民間精神領袖，這是誰也阻止不了的。中國外交部副部長在美國總統會見達賴喇嘛後，第一時間召見美國駐華臨時代辦，以表示憤慨。由於時差的原因，這一召見是在北京的深夜舉行的，連等幾個小時到第二天再談都不行，如此無非是要強調"中國太不高興"了。

美國總統和中國政府，看上去都像是照著預先寫下來的劇本在演出，主角卻是美國總統，是美國總統"沒事找事"，為什麼非要見達賴喇嘛呢？

歷屆總統都要見達賴喇嘛

1989年"六四"事件之後，蘇東集團崩潰，二戰以後的世界格局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老布什在1991年會見了達賴喇嘛，這次會見開了一個頭，以後的美國總統"在百忙之中"，教皇可以不見，卻是一定要隔三差五地請達賴喇嘛來白宮見上一見的。克林頓總統在1993、1997、1998和2000年見了四次達賴喇嘛，接下來小布什更好客，在他任期中至少見了達賴喇嘛五次。奧巴馬總統上任一年後，曾經有一次取消了會見達賴喇嘛的計劃，立即引起了美國人的議論，政界指責奧巴馬在討好中國政府。奧巴馬趕緊在2010年和2011年接連兩次把達賴喇嘛請到白宮見了一面。現在又兩年過去了，到了該做點什麼的時候了，於是又中規中矩地在白宮會見了達賴喇嘛，這是他任上的第三次。

美國總統那麼多次見達賴喇嘛，都談了些什麼，白宮不透露會談的內容，事實上人們也並不很在乎他們都談了些什麼，連中國政府也從不就會談的內容"發火"。內容不要緊，形式說明了一切。

美國總統為什麼要見達賴喇嘛

美國總統隔三差五地要見達賴喇嘛，中國老百姓看到自己國家為此很不高興，於是也不由分說地很生氣，卻都不知道美國人為什麼要這樣做。

馬列主義傳入中國，有一點很配中國人的脾性，那就是所謂歷史唯物主義用物質利益來解釋一切社會現象和人類行為的根本原因。在自己不明事理的時候，中國人特別傾向於用小人之心揣之，相信背後一定是有什麼物質利害來起作用，說到底一切都是利益，是金錢和物質利益決定了人們的思想和互相關係，決定了各方的行為。在經歷了半個多世紀的共產黨統治和教育以後，整個中國大陸就更是重物質輕精神，笑貧不笑娼，人為財死，鳥為食亡，無利不起早， "唯物主義"事實上已經轉變為"唯利主義"。現在的中國人在這方面相當自以為是,  非但以此為一切事物的評判標準，還"推己及人"。

中共和中國政府幾十年來進行反美宣傳的時候，一直用這種唯物主義或者唯利主義來解釋。伊拉克戰爭是為了爭奪石油，美國對以色列持之以恆的支持則是因為猶太財團控制了美國的經濟，遊說了美國政界。

可是，美國總統為什麼要見達賴喇嘛，中國政府卻找不出利益決定的原因了。達賴喇嘛是一個流亡了半個多世紀的僧人，他通過慈善基金會接受佛教徒的供養都用於救助世界各地貧窮而有需要的人，自己生活簡單，可謂兩袖清風。境外十幾萬流亡藏人，幾十年來大多過著清貧的生活，來自各方面的資助多用於教育和扶助老人等事務。美國總統不顧中國政府的警告威脅，一定要見達賴喇嘛，不僅得不到一毛錢的好處，反而要受到中國政府取消波音飛機訂單的損失。中國政府打破腦袋苦思冥想，也想不出怎麼來告訴中國民眾，美國總統是因為什麼樣的利益驅動而要一次次地見達賴喇嘛。於是只能籠而統之地歸結為"美帝亡我之心不死"了。

總統在向美國人民表態

對於美國總統來說，過一兩年就要會見達賴喇嘛，已經是一種政治儀式，全部目的都只是要對外，主要是對美國人民，傳遞一個信息：總統沒有忘記西藏人民，總統仍然和達賴喇嘛尊者站在一起。

美國這個國家和世界上其他國家都不一樣，美國從誕生的第一天起，就是有其"立國理念"的，這就是托馬斯·杰弗遜在獨立宣言裡闡述的，人類追求平等、自由和正義的理想。這些理想深深地植根於美國人民的心中，正是他們所高舉的理想旗幟，使得美國成為理所當然的世界領袖，得到全世界人民的認同和追隨。而美國總統是一個民選官員，他必須讓他的選民們相信，他沒有背離他們的理念。

常聽到人們說，美國人是實用主義的。確實，美國人是講究現實的，必要的時候會退讓妥協，他們把現實主義視為一種智慧。但是，美國人又是非常推崇精神價值的，世界上幾乎所有宗教和民間信仰都能在美國興旺和傳播，就是一個明證。而所有這些宗教和信仰，包括無神論者，都能在美國和平相處，就是因為他們的核心是共同的，那就是當今世界的普世價值。

中共是當今世界的稀有物，是公開表示不相信人類存在共同普世價值的一群人。然而正是普世價值把美國總統和達賴喇嘛帶到一起。一千多年前，把佛教經典傳入西藏的蓮花生大師曾經預言了上世紀藏人的苦難："藏人將像螞蟻一樣流散世界各地，佛法將傳入紅人的國度"。達賴喇嘛相信藏人秉持著佛教的慈悲和智慧，是能融入世界的。他在流亡了二十年後第一次到美國的時候，曾經在首都華盛頓的演講中說，我並不羨慕你們美國的物質力量，不羨慕你們的核武器，我羨慕的是你們的原則，那就是自由、民主、正義的原則。達賴喇嘛尊者說："西藏問題是一個道德問題，請讓美國人民的心來說話。"

我相信，後來的每一屆美國總統，都記住了達賴喇嘛的這番話。

——原载《动向》杂志2014年3月号

http://2newcenturynet.blogspot.com/2014/03/blog-post_4297.html

【随笔 1】在列城初见格鲁派三大法座

达赖喇嘛尊者、甘丹赤巴与拉达克国王家族合影

2009年夏，我在日内瓦参加名为“寻找共同点”的国际藏汉交流大会。会一开完，我立刻返回印度，带着录像录音设备，从德里飞到拉达克首府列城。到达拉达克的次日，尊者派人通知我，要我全程参加他在列城的全部活动。尊者身边的保安机构发给我一张“黄牌”，即“黄色通行证”。有了这个“黄牌”，参加尊者活动时我可以走近他，因此得以近距离观察尊者与各种人的接触。那次我跟着尊者的车队，在列城奔波了两天，真正体会到了尊者行程的紧张和辛苦。那回尊者身边没有专职摄影师，车队里只有我带了录像机和两个相机，拍了不少独家照片，其中颇有“得意之作”。

不过，那次行程中最戏剧性的经历，倒还不是客串尊者的临时摄影师，而是在列城初见“格鲁派三巨头”，即格鲁派三大法座甘丹赤巴、蒋孜曲吉仁波切和夏孜曲吉仁波切。

那两天跟着尊者的车队在列城四处奔走，中午全体人员会返回法王府吃午饭。我也跟着随行人员到法王府“蹭饭”，后来又参加尊者三天的讲经，前后在法王府“蹭”了5天午餐。达赖喇嘛在列城的居所叫“杰维措”，意为“和平花园”，分为内、外两部分，内园是尊者的住处，外园是访客和工作人员的住处；外园里有个大厨房，里面有间不大的餐厅，放了约4、5张桌子。午饭时，大家多数端着盘子在草地上边吃边聊。不过，我不习惯高原夏日正午的炽烈阳光，总是坐在室内吃午饭。

一天中午，我把录像机什么的收拾好，回到法王府吃午饭。餐厅里的每张桌子都坐满了人，我端着盘子转了一圈，注意到有张桌子边坐了三位老僧，一个座位空着。我走过去，问道：“可以坐这儿吗？”一位点点头，另一位老僧用不大流利的英语说：“请坐。”

我说声谢谢，毫不客气地坐下了。三位老僧吃的跟我们一样，只是他们的桌上放了一盆苹果。他们彼此不说话，沉默、缓慢地吃着。2009年我在西藏难民社区做口述历史访谈，重点是采访第一代难民，特别是经历过1959年“拉萨事件”和“拉萨战役”的人。那时候“拉萨战役”已经过了整整半个世纪，当年的亲历者差不多都有60岁以上了。我满脑子“拉萨事件”的相关细节，见到60来岁的人就想问人家是不是拉萨来的，有没有经历过“拉萨事件”。看着三位老僧，我脑子里突然闪过一个念头，看年龄他们也有60多岁了，如果是从拉萨来的，没准也经历过“拉萨战役”……不过我立刻打消了这个念头：看样子这三位老僧都不大会英语，而我这时候没有翻译。

我一边吃午饭一边打量这三位老僧，中间的那位老僧面容消瘦，戴着一副大眼镜；另外两位略为丰满。他们吃完饭，把碟子推到一边，慢条斯理地喝水。看我吃完，其中一位用英语问我从哪里来。我回答说从美国来，不过我是“甲米”，跟随尊者到拉达克来采访。我一口气说了一串，也不知道老僧们是否听懂了。一位老僧把桌上的一瓶水推到我面前，戴眼镜的老僧拿起一个苹果递给我。我接过苹果，拿着水瓶，向他们道谢，把用过的碟子送到回收处，苹果在衣服上擦了擦，边走边啃，走出餐厅，全然没有注意到众人朝我投来的怪异眼光。后来，在拉达克国王的王宫里，我拍了尊者和三位老僧之一与拉达克王室的合影。那时候，我还不知道那位老僧的身份。在拉达克的日程极忙，这件事我很快就忘记了。

2013年，在达兰萨拉，一位朋友告诉我“一个笑话”：我在拉达克居然坐到了甘丹赤巴的餐桌边，与格鲁派三大法座共进午餐，还毫不客气地吃了甘丹赤巴亲手给我的苹果！她说，说起这个“笑话”的人无不感慨，说只有我这号什么也不懂的“甲米”才有这样的胆量，同时也感叹我的福报，竟然有福气吃甘丹赤巴的苹果，这是何等的加持！我立时想起那年在列城，法王府的午餐，三位和善的老僧，众人怪异的目光……天啊！我可真是“无知无畏”！回到住处，我赶紧调出在拉达克拍的照片，与尊者和拉达克王室家族一同合影的老僧，可不是甘丹赤巴吗！我找到有关他生平的简单介绍，果然，他是1959年逃出拉萨的，要是我索性再“无知无畏”一点儿，说不定还真能请他谈谈他的经历……

2013年1月，我在印度南方哲蚌寺参加第26届“心智与生命研讨会”，格鲁派三大法座也来参加，他们就坐在尊者后面。这时，我早已在不同场合见过“三巨头”了，但自2009年以来，这是第一次近距离观察三大法座。甘丹赤巴比几年前更加消瘦，“三巨头”都比几年前衰老，而正是这三位老僧，几年前作出了一个划时代的决定：将科学教育引入格鲁派寺院教育，从2014年开始，格鲁派僧人考格西时，必须通过科学考试。

五天的研讨会，参加者在寺院的大餐厅午餐。三位老僧单独坐着，几位年轻僧人为他们送来午餐。年轻僧人把袈裟一角咬在口中，躬身捧上他们的午餐，退后几步才转身走开，极其恭敬。三大法座吃得与众人一样，只不过他们的桌子放在大厅一端的中央，桌上放着一盆苹果。

我隔着很长的距离望着三法座，这时候，说什么我也没胆量走到“三巨头”身边，更别说端着盘子与他们共享午餐。

因为“有知”，故而“有畏”。

VOA专访达赖喇嘛中文秘书才嘉 - 达赖喇嘛中间道路到底是什么？

 华盛顿—最近，西藏问题再次引起国际社会的关注。2月21号，美国总统奥巴马在白宫地图室会见了正在美国访问的西藏精神领袖达赖喇嘛，对达赖喇嘛多年来倡导的解决西藏问题的“中间道路”表示支持。3月6号，达赖喇嘛为美国国会参议院全体院会主持祈祷，次日，又在华盛顿国家大教堂发表演讲，以此结束对美国两个星期的访问。此后，中国的国家媒体对达赖喇嘛的“中间道路”进行了严厉的抨击。在达赖喇嘛访美期间，VOA卫视时事大家谈主持人宝申于3月6号采访了他的中文秘书才嘉，请他解释“中间道路”是一条什么样的道路，它包括哪些内容。以下就是采访的文字版本。

宝申：才嘉先生，非常感谢您接受美国之音VOA卫视的采访。

才嘉：谢谢你，谢谢。

宝申：我们知道，奥巴马总统2月21号在白宫会见了达赖喇嘛尊者，这是奥巴马任内第三次会见达赖喇嘛。您作为达赖喇嘛的中文秘书也参加了会见。在会见中，奥巴马总统对达赖喇嘛多年来一贯倡导的“中间路线”表示支持。次日，新华社发表了署名文章，对“中间道路”进行了抨击。首先，我想请您给我们的电视观众解释一下“中间道路”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它是怎么形成的，它的内容有哪些？

才嘉：其实我觉得这个“中间道路”的主张，它的最根本的一个精神应该可以用很简单的话来阐述，就是说，西藏这一方不争取西藏独立，不争取西藏从中国分裂出去的这么一个主张。然后呢，我们也不接受现在中共对西藏的这种实施方式，我们去选择一个的中间道路。也就是说，我们寻求一个真正的，名副其实的西藏自治，而这个自治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以及民族区域自治法的框架之下的一个自治。中间道路，简单讲的话，它的一个精神，或者它的宗旨就是这么一个说法。

宝申：新华社的评论文章说呢，达赖喇嘛不承认西藏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一部分，是在外国占领下的一个国家。达赖喇嘛对西藏的地位和历史究竟是怎么看的？

才嘉：您刚刚谈到的这个自古以来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这个说法有点奇怪。那说自古以来到底是什么时候？自古以来中国有吗？有中国这么一个国家吗？所以这个陈述的方式上还是有它的问题，我曾经了解到，中共的说法有些变化。有些时候他说，13世纪的时候，西藏成为中国的一部分。有时候他们说，自元朝以来，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有时候又说是自古以来。我觉得这个历史的部分呢，应该由历史学家去定论。但是最关键的一点呢，我觉得“中间道路”的精神不是去追踪过去的历史是什么情况。它最关键的，最在意的，就是未来西藏前途的问题。达赖喇嘛也多次强调，历史的部分我们不要去纠缠它，因为很多历史的事情是很复杂的，历史的问题没有办法改变。也就是说，达赖喇嘛讲一句话：没有办法否定历史，我们在意，我们注重的，是未来的发展，我觉得这个才是更重要的。

宝申：新华社的评论文章另外一个指责呢，就是达赖喇嘛试图搞所谓的“大藏区”，把中国版图四分之一的土地都纳入这个大西藏的范围之内，其中包括青海、四川和云南，还有其他中国的一些省份，或者说自治区的这么一些地盘，然后在这个地盘上搞一个国中之国。请您解释一个所谓“大藏区”的概念是什么样的概念，这个概念是达赖喇嘛首先提出来的吗？

才嘉：不是，我们觉得在我们的这个所有的公开的文件里面，从来没有提出“大藏区”的概念，而“大藏区”这个概念，应该说是中共相关部门--可以是统战部啊，或者是宣传机构--他们扣的一个帽子。就是说达赖喇嘛或者是西藏这一方他们在搞大西藏。其实这个“大藏区”，因为藏区没有大小，它只有一个，那我们所讲的就是说所有的藏区，也就是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跟民族区域自治法所规定的，所承认的所谓的自治区、自治州和自治县，这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相关的法律所承认的区域，没有什么大小西藏之分，也没有什么大小的藏区之分。所以呢，我们从来没有提大西藏，也没有提小西藏，我们提的是所有的藏区。

宝申：但是我在西藏流亡政府的网页上看到了所谓西藏三区的说法，包括卫藏、康区还有安多，这和所谓的“大藏区”有任何重叠的概念在里面吗？

才嘉：这个实际上就是所有的藏区，包括在西藏三区里面，当然有时候我们谈到西藏这个概念的时候可能在定义上有些含糊不清。现在很多人觉得西藏就是西藏自治区。但是呢，在英文和藏文里面Tibet就没有任何混淆的地方。就是说，这是藏区。您刚刚提到的卫藏、安多和康区实际上它就是所有的藏区。这是一个历史上一个称呼而已，但是实际上，它现在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之下的自治区、自治州、和自治县的范围之内。

宝申：我看到了一些材料，其中有一篇就是过去西藏的中共高官、曾经担任过中国全国人大常委的平措汪杰先生在写给胡锦涛的一份信中就谈到过藏区统一自治的问题。他说，早在五十年代，一些西藏的中共的高官向中央提出过统一藏区这样一个想法。其中它包括的地区就是很多现在划归青海、云南、西川等等一些省区的这么一些地方。他们当时认为，这样的话对西藏的进步是有好处的。中央代表团原则上表示同意。而且，国务院副总理陈毅先生在在拉萨的一次高级党的干部会上也说，这个说法很好，西藏将来可以分别的联合起来，这样对于西藏发展，对于藏汉民族之间的关系也有好处。您是怎么理解当时这一段历史的？

才嘉：我知道这段历史，而且平措汪杰之前给江泽民和胡锦涛也写过信，谈到的也就是您刚刚所说的这个，我们也是知道的。这个情况在五十年代的时候当时在十七条协议里面有提到西藏要成立军政委员会，但是后来毛泽东觉得西藏的情况跟其他的中国的地方是不一样的，特别跟其他的少数民族地方也不一样，西藏是一个非常特殊的地方。这是当时毛泽东跟当时的中共的这些领导他们共同的认定。这个认定有了以后他们觉得，西藏要成立这个自治区筹备委员会。那么这个自治区筹备委员会成立的时候，您刚刚谈到的，当时的中共的高官陈毅到拉萨的时候，据我了解还成立了一个小组。当时这个小组里面呢还有当时的藏族的共产党员、老红军天宝，这么一个人，藏人的名字叫桑吉悦希。以他为主成立一个小组讨论是不是把所有的藏区，我们所提的所有的藏区统一起来作为一个自治区，这样对中央的管理，以及西藏的整体的发展是不是有帮助。因为这样分开的话，这个对西藏民族的援助、对西藏民族的发展，包括对西藏生态的保护等等是不是更好，就是说，统一起来是不是更好。当时有考虑过这样的问题，据我们了解。可是后来因为种种原因，因为中国后来也发生很多问题，这个想法没有实现。

宝申：所以可以说“大藏区”的这么一个概念也不是达赖喇嘛尊者他首先提出来的。

才嘉：对，这很清楚。

宝申：我们知道新华社的文章还指责达赖喇嘛搞所谓的“高度自治”，就是不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宪法和自治法。但是您刚才谈到，达赖喇嘛还有其他的一些藏族人士所主张的是真正的自治。真正的自治和“高度的自治”之间有什么区别？

才嘉：我觉得，我们没有使用“高度”这个词，因为“高度自治”这个我觉得在宪法第三十一条下对香港的一国两制的时候提出了“一国两制高度自治”这么一个概念。但是我们没有用“高度自治”这个词，我们用的就是真正的自治，也就是名副其实的自治。因为这是我们公开的文件里面，是达赖喇嘛所有的公开的讲话里面都是非常非常清楚的。我们刚刚谈到“中间道路”，我刚刚也提到“中间道路”的宗旨，就是说，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以及民族区域自治法的精神以及它的框架之下寻求西藏的真正的自治。那所谓的真正的自治是什么呢？我们最关心的是西藏的文化、西藏的宗教、西藏的语言以及西藏的民族特性，还有西藏脆弱的生态环境。这个保护呢不仅对西藏，对于整个中国都是一个好的事情，一个正面的事情。我们最关心的是这个。那么最重要的关键的一点呢，我想特别是华人的观众、听众朋友最需要了解的一点，是达赖喇嘛的“中间道路”最关键的一点是没要分裂中国，没有说把西藏从中国分裂出去。那在这个前提之下，你要为了发展西藏、为了保护西藏既有的传统的文化，你把藏区做成一个什么样的自治，这个我觉得应该是没有关系的。如果你要把西藏分裂出去，西藏要独立的话，当然这样中共的官员，中共的华人可能不接受，但是关键是我们没有分裂，我们没有独立啊。在这个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框架之内，我们说藏区应该怎么发展，藏区应该怎么去保护它既有的传统的文明，那么关键是这一点。

宝申：关于高度自治，我记得八十年代在北京采访的时候，十世班禅也多次提出要在西藏实行真正的自治。他在全国人大会上也经常谈到，回到西藏视察的时候他也是这么说。那么这个真正的自治是不是和现在由于西藏没有真正的实行藏族自治所引起的一种说法呢？

才嘉：对，我觉得这个显然很清楚。因为我们为什么说真正的自治、名副其实的自治，现在其实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民族区域自治法里面有很多自治的条款在里面，但是这些条款这是书面上的，它没有真正的落实在实际生活当中。比如我们举个例子，从宗教自由的方面来讲的话，它宪法里面有宗教自由，但是在藏区，有宗教自由吗？很清楚，是没有的。我们举最简单的一个例子，就是达赖喇嘛的照片。达赖喇嘛是西藏的精神领袖，但西藏挂一个达赖喇嘛的照片都是要被关进监牢的，在那边都是很危险的一件事情。在这么一种情况之下，这个宗教自由是可想而知的。还有一点，我觉得最关键的，我们也最在意的，就是西藏的语言、文化，就是文字、语文。那西藏语文在藏区它的地位是非常的脆弱，也就是说，你在小学，可能有藏语课，但是实际的运用呢，你藏语是没有用的。因为我曾经也当过老师，我自己有亲身的体会，你藏语学的再好，用藏语学了数学啊、化学啊等等，但是你高考的时候没有一张考卷是用藏语的。实际在当地招工、招干的时候，不可能用藏语去考试。所以我们在实际的生活当中，藏语被边缘化了。所以西藏的语言跟文化的保存遇到了很大的，可以说是前所未有的危机。这种状况之下，我们最在意的就是真正自治里面语言文化的保护，这是我们很在意的。还有就是宗教自由，对西藏人来讲，他注重精神大于注重外在的物质。我们觉得这是非常重要的一点。

宝申：新华社的评论文章还指责达赖喇嘛说要把其他的所有的民族都赶出藏区，达赖喇嘛本人有这种想法吗，有这种主张吗？

才嘉：没有这回事，我觉得“中间道路”，达赖喇嘛不寻求西藏独立，寻求真正的自治的中间道路的精神可以说在1974年的时候就讲出来了。那70年代的时候，他就已经有了这样的想法，74年的时候他在我们内部开会的时候他提到了，说未来解决西藏问题唯一的办法是和中央政府谈判。如果要谈判的话，唯一的办法就是选择一个不分裂中国的道路，不然你要争取独立的话，中央不可能跟我们谈判。那谈判的话，对话的话，唯一的就是我们寻求真正的自治。当时中国还是文化大革命期间，后来79年的时候，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邓小平跟达赖喇嘛的哥哥见面以后，邓小平当时提出来，只要你不争取西藏独立，什么问题都可以谈。所以当邓小平提出来这个议题的时候呢，我们其实在1974年就做好了准备，我们就以“中间道路”的方式开始谈。但是“中间道路”经过这20多年来的调整，它的政策和内涵有一定的正面的发展，但是您刚刚提到的这个问题，确实没有说，所有藏区的，不是藏族的民族都要赶出来，没有这回事。我们最在意的就是我刚刚提到，保护西藏的民族的特性，外来移民，如果超过当地的居民的话，那对这个保护文化是有冲击的，你懂我意思吗？意思就是说，外来的民族的人数超过了当地的藏族人口的话，那你所谓的藏族自治区、自治州、自治县就不是名副其实的。所以在这个部分我们是有一点在意，但是我们从来没有说居住在西藏的其他民族在西藏获得真的自治以后要让他们离开，没有这回事。

宝申：因为我在西藏流亡政府的网站上也看到就是要停止向西藏地区进行更多的汉人的移民的这么一个呼吁，指的是这么吗？

才嘉：对，我们提到的就是有计划的移民，那这个移民是有计划有组织的。曾经在50年代的时候，我记得做过这种移民，但是呢，因为当时的天候、环境不适应，很多这些移民的，当然没有在西藏自治区里面，大部分在青海藏区、四川藏区，中央当时做了大批的有计划的移民，在那些牧区进行开垦、开荒，做过这么一些大的努力，但是因为天气、环境的不适，都没有成功。我觉得这种有组织的移民，我们是不能接受的。因为，像刚刚提到的，我们最在意的就是说，比如说一个自治县，你是藏族自治县，当外来的人口超过了藏族人口的话，那这个少数民族的自治就不存在了。所以呢，这个是我们最在意的。加上这样的话，当然还有很多利益的部分，因为一个民族自治区，我们也是在意除了文化以外经济的发展、当地生态的保护等等。移民越来越多的话，会冲击到当地民众的生态，特别是在经济上因为藏族民众的本身在商业上不是专业化的问题下呢会边缘化等等，有这样的问题，这种是在政策方面的问题，我觉得这个不是关键的。当西藏真正的名副其实的自治落实以后，我觉得这些技术性的问题是可以讨论，是可以改变的。

宝申：这署名文章还指责，达赖喇嘛呼吁把西藏建成一个国际和平区，说是达赖喇嘛不要让中国人民解放军再驻扎在西藏区域内，达赖喇嘛对这个问题是怎么想的，他为什么提要建立一个国际和平区？

才嘉：我觉得达赖喇嘛当初提出和平的区域的时候应该是在1988、89年的时候，这个时候他在美国国会发表的一个演讲以及在法国的斯特拉斯堡提出来的一些建议里面，他有这种建议、有这种愿景，就是说未来如果西藏成为一个和平区域的话，对整个亚洲地区，特别是中国、印度这么大的两个国家，这个全世界人口最多的两个国家，亚洲最大的两个国家之间有这么一个缓冲的地方的话，有利于当地的和平、有利于世界的和平。这是达赖喇嘛的一个愿景，不是他解决西藏问题的一个计划。它是一个愿望，也是达赖喇嘛作为一个精神领袖、作为一个和平的导师，他提出来的一个心愿，但是这不是一个计划、这不是一个要求、也不是一个自治，也不是我们寻求自治里面的一个条款。当然，当时也提出来说，国防跟外交由中央政府主导，其他的西藏人自己去做，那这个国防的话，当然要有驻军嘛。所以达赖喇嘛的讲法和他被指责的这个是完全矛盾的。他们的指责里面说，达赖喇嘛说，除了国防和外交以外全部要有达赖喇嘛来领导。达赖喇嘛从来没有说他来领导，由西藏人民自己来做主，但你承认达赖喇嘛说国防的话，国防由中央领导的话，达赖喇嘛怎么会说解放军要撤出西藏啊，所以这是矛盾的。所以实际上呢，达赖喇嘛的想法就是说，提出和平区域是他的一个愿望，他的一个愿景，但是我们在自治条例里面，特别是我们在2008年的时候我们跟中央提交的一个全体西藏民族获得名副其实自治的一个建议书里面讲的很清楚。

宝申：您刚才谈到，达赖喇嘛的代表和北京方面商谈的事，据我了解，从2002年到现在，双方已经进行了十轮的商谈了，请您介绍一个商谈的主要话题是哪些，在商谈过程中有没有取得什么样的进展？

才嘉：我觉得2002年到2011年，您刚才谈到的，我们大概相互谈论了十次，这个结果呢，基本上没有获得实质性的成果。那当然双方开始的时候是一种交流心得，沟通心得的一个接触，那到了大概第五第六的时候，开始谈到一些具体的问题，我们提到了西藏的真正的自治，名副其实的自治的部分。后来，中央的代表也提出来说，你们说真正的自治，名副其实的自治，我们想听听，我们想看看，后来我们把备忘录，就是很详细的自治的内容，我们最关心的是什么，我们把这个书面的意见交给了中央，那后来这个中央的代表说这是变相独立，是半独立等，他指控这个。那实际上，过去这么多年来的谈判，2005年的时候我们正式的提出说，达赖喇嘛希望去五台山，因为达赖喇嘛在54、55年的时候去过北京，当时他提出说，作为一个佛教领袖到五台山，因为五台山是文殊菩萨的圣地，到五台山去朝圣、礼佛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达赖喇嘛希望去，但是当时北京说那边的道路不好，条件不成熟，所以达赖喇嘛没有去成。所以达赖喇嘛还在一直希望说能去一趟五台山，所以在2005年的时候我们在谈判的过程中也把这个具体的问题提出来，后来没有下文。所以呢，我们觉得过去的谈判呢基本上没有获得真正的一个的成果。我不知道中央的骨子里面是怎么想的，是不想解决，还是有一部分利益集团觉得拖这个西藏问题，不知道他们是怎么想的，但是我们是诚心诚意的把真正的我们的想法用书面的方式呈给了中共相关的代表。

宝申：也就是说从2011年到现在双方没有任何新的接触？

才嘉：对。

宝申：现在达赖喇嘛和北京之间有没有任何直接或间接的沟通渠道的存在？

才嘉：我们到目前为止，从2011年到现在为止，没有官方的沟通的渠道，当然有非常非常多的中国的知识分子、中国的商人、中国的可以说是退休的一些干部陆陆续续都会来见达赖喇嘛，特别是中国的佛教徒。我们举个例子，比如说在2012年的年底，达赖喇嘛在印度的菩提嘎雅举行一个大型的法会－时轮金刚法会。那个时候呢，有大概两千多的来自大陆的华人参加，这里面不包括台湾、新加坡、香港还有马拉西亚的这些华人，纯粹是来自中国大陆的超过了两千个人，所以呢，这是一个很大的数字。就是中国的佛教徒越来越多，特别是藏传佛教的人。那这些人来的时候呢，有时候会安排他们单独和达赖喇嘛见面，那么这些见面的人里面也有我刚才提到的知识分子啊、包括商人啊，包括一些退休的干部啊等等，也有一些共产党员，等等。这些人呢他们也会带一些讯息，就是说现在中央的政策怎么样，他们现在对新一届的领导的看法，等等。但是呢我们还没有一个正式的、官方的渠道。

宝申：中共的领导层已经发生了变化，十八大以后，习近平担任了中国的最高领导人，中央统战部门人事安排也发生了变化，在这种情况下，您认为，在习近平今后掌权的这些年当中，达赖喇嘛和北京的关系会改善吗？西藏问题会出现突破吗？

才嘉：我们希望有突破，我们希望发生变化，因为我们看到习近平上台以后他的一些施政方针、他的一些作为，我们是非常肯定的。特别是达赖喇嘛也在公开的场合他特别的肯定习近平打击贪污腐败的决心，他觉得这是可以肯定的一个方面。另一个方面，去年召开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决议里面后来提出来的很多改革的项目，达赖喇嘛也注意到有一些关于农村、农民的权益的保护，还有一些司法体制的改革等等，而且已经做了一些改革，比如废除这个劳教制度等等，还有很多司法，法制层面的部分，达赖喇嘛也了解了这些问题。所以他也在公开的场合里提到，十八届三中全会里面有一些很正面的，包括他很关心的农民、农村的问题，未来可能有机会改善等等。我觉得，从现在这一届中央领导的做法来看的话，我们希望未来西藏问题，他们能够面对这个问题，然后呢去解决这个问题。

宝申：我们确实看到习近平执政以来面临各方面的挑战，有党内贪腐的问题、有经济发展的问题、有和台湾的关系问题等等。现在您认为，和这些问题相比较起来，西藏问题的迫切性和重要性在哪里？

才嘉：我觉得首先我们要承认西藏问题的存在，因为这个问题首先是一个存在的问题。你要逃避它，回避它，是没有办法解决问题的。所以我想中央也知道这个问题。因为过去的中央，胡锦涛时代、江泽民时代，我们是从江泽民时代开始的，2002年，他们也知道有这么一个问题。不管他们愿意解决还是不愿意解决，不管他们的这种谈判是一种表演也好，是对国内的一个说法，还是对国外的表演也好，至少他们面对了这个问题。我觉得未来的中共领导人应该面对这个问题。而且我觉得最关键的一点，是达赖喇嘛健在的时候是很重要的，因为达赖喇嘛是现在西藏的精神领袖，虽然他在2011年辞去了所有的政治责任，但是他依然是西藏人民心中的精神领袖。所以他的影响力、他的说服力是非常强大的。在他在的时候我们去解决的话我觉得这个容易度是比较高的。然后一点我觉得，中国当然有很多问题，但是我觉得西藏问题能够解决的话，可能对其他问题的解决可以是一个很好的契机。

宝申：我看到有些评论人士说，现在北京并不是十分愿意和达赖喇嘛进行进一步的谈判，希望在他身后，西藏问题就是自然而然地消失。你同意这种看法吗？

才嘉：我觉得北京应该有持这种观点的人，我觉得这一部分应该是利益集团。据我们的了解，也就是中国的一些学者的研究说，吃藏独饭的人超过了六十万人，就是所谓的分裂饭，他们说吃分裂饭的人超过了六十万。这个是一个庞大的，当然这里面也包括藏族的官僚，但最关键的问题，我相信像统战部一样，这些利益集团他们没有为国家的前途、命运去着想。他们想到的就是他们自己的利益的部分。他们千方百计就是想把西藏问题拖，拖到达赖喇嘛圆寂，这样的话对他们的利益是没有冲击的。他们永远都可以站在利益的最高点，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中央要面对的一个很重大的问题。

宝申：接下来我想请您谈一谈达赖喇嘛，因为您是达赖喇嘛的中文秘书，而且据我了解，您和达赖喇嘛的关系非常亲密。中国官方的媒体，中共政府经常指责达赖喇嘛是一只披着羊皮的狼，还说是达赖分裂集团等等。请您谈一谈，跟我们的观众来介绍一下，您所了解的达赖喇嘛是什么样的人？他在想些什么？

才嘉：我觉得达赖喇嘛他在2011年的时候他完全的退出了政坛，因为之前他从16岁开始自然的成为了西藏的政教领袖，这不是达赖喇嘛的选择，这是因为西藏本身的一个制度。在公元十七世纪的时候，五世达赖喇嘛的时候，成立了西藏的政教合一的甘丹颇章政权，这个政权从十七世纪的时候开始一直到2011年都是由达赖喇嘛，历代的达赖喇嘛担任西藏的政治跟宗教的领袖。但是2011年，达赖喇嘛除了他个人退出政坛以外，他非常坚定的、自愿的把将近四百年的达赖喇嘛作为西藏政教领袖的一个制度划上了句点。这是一个历史性的，具有历史意义的一个做法。所以呢我觉得达赖喇嘛他现在的做法，您刚刚提到，他唯一的觉得他有三个责任。第一，他说他作为一个人，作为一个人类的一部分，他到世界各地访问，他接见不同的人，他都是提倡人类的这种善心，就是说提倡人类的慈悲心，人类的爱心，他觉得这是很重要的。人类需要幸福，人类需要安定。人类需要和平的话，关键是从每个人做起。每个人的这种爱心，激发他们的爱心。提倡他们的慈悲心是很重要的。这是第一点。第二点，他说他作为一个宗教领袖，他觉得实际上，七十亿人口当中，除了十亿人口没有信仰之外，六十亿人口是有信仰的，那说明宗教在人类社会里面是非常非常重要的。这样的话他觉得他作为一个宗教人士，宗教之间的对话、宗教之间的和谐、宗教之间的友情是非常重要。所以他在世界各地区的时候，他会见到很多不同宗教的领袖，他在提倡宗教之间的对话、宗教之间的和谐、宗教之间的友爱。这是第二。第三，他虽然辞去了西藏的政治责任，但是他依然有达赖喇嘛这样的一个名称。加上他是一个藏人，他有义务、他有责任，为了保护西藏的文化、保护西藏的宗教、以及我们刚才提到的西藏的语言、西藏的民族特性、西藏的生态环境。为了保护这些，他要到世界各地奔走，呼吁这是他的责任。所以你说达赖喇嘛是什么一个人，用他的这三个职责来形容的话，最好不过了。

宝申：那么达赖喇嘛就像您所说的在2011年是基本上全职退休了，但是他现在还是西藏的事务当中发挥重要的作用，他现在几次访问美国还有访问其他国家，每次来中国官方都指责他分裂祖国的活动，您谈一谈他访问美国、欧洲、澳大利亚其他国家是做一些什么事情？

才嘉：过去六年多的时间，我是跟随达赖喇嘛去世界各地，他的访问基本都有跟随，跟随他的行程。所以在这么多的行程计划里面，我看到他大部分的时间是在一些大学里面演讲，然后就是对民众的公开的演讲（Public Talk)，接见一些不同层次的，包括跟科学家的对话，包括跟知识分子的一些论坛。那这个议题啊，基本上我刚刚提到的，他就是提到人类的责任心，然后就是宗教之间的对话，他从来没有谈到任何政治，包括西藏问题。当然，有的这个大学里面演讲的时候，演讲的是相关的一些问题，但是有的人提出来一些西藏的问题的时候，因为提问者这样提，他把他知道的告诉他们。除了这个之外，比如美国、欧洲之外，我们去年也去了墨西哥，也去了拉脱维亚，也去了蒙古，这些比较不一样的国家。基本上都是一样的，达赖喇嘛都是在宣扬他对人类的这种爱心、宗教的和谐，当然去了蒙古跟这些国家，有些佛教徒的国家，他会安排一些佛法的课程，两天、三天，这是讲法，他没有谈到任何的政治问题。对。

宝申：好，非常感谢才嘉先生接受我们的采访，也请您向达赖喇嘛转达我们的致意。

才嘉：谢谢你，谢谢。

丁一夫：走在中间道路上的中间人——平措汪杰和他的政治遗言

平措旺杰

西藏共产党创始人丶如今中共内部资历最深丶年龄最大的老资格共产主义者平措汪杰（平汪）先生在今年两会开幕之际出版了他近年一系列理论着作的压轴之作——《平等团结路漫漫：对我国民族关系的反思》。出生於1922年，92足岁生日已过的平汪非常重视他这本33万多字的文集，将其称之为“我的政治遗言”。这是一位老革命家留给子孙後代的嘱咐。对於没有经历过上世纪的风云变幻和国家与民族灾难的年轻人来说，这本书读起来并不轻松，但是，这本书值得每个注重中国民族问题的人留意。这是一本在历史上留得下来的书。
    
    平措汪杰是巴塘人。巴塘属於藏人所说的“西藏三区”中的“康”，平汪就是典型的康巴汉子。在他儿时，巴塘名义上是在国民政府治下，实际上当时军阀混战，巴塘是四川军阀刘文辉的地盘。那时巴塘有国民政府办的新式学校，也有外国传教士办的华西学校，巴塘少年能在那里学英语。那时的巴塘人要争取的是“康人治康”。少年平汪第一次离开家乡前往内地，先要赶着牦牛走到打箭炉，即现在的康定，然後到大足，再坐船顺长江而下。後来，平汪进了国民政府政治学校特地设立的蒙藏班。青年平措汪杰勤奋好学，精通汉藏英文，会唱歌，会弹琴，醉心於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也熟知上世纪上半叶的汉丶藏丶康之间的复杂关系。
    
    1939年，平汪发起成立了藏人的共产主义组织。作为西藏共产党的创始人，他联系过中国共产党丶苏联共产党，还亲自前往印度联系了印度共产党。他在拉萨从事革命宣传，和各类开明的改革派人士都有接触，也和拉萨政府中的开明贵族保持了良好的关系。有整整十年的时间，他们这些西藏共产党人孤军奋战，宣传西藏的变革，直至保守的西藏政府把他逐出了拉萨。1949年，中共在取得全国胜利，即将进入西藏以前，才主动联系西藏共产党，把他们这些青年西藏革命者吸纳到了中共之中。朱德亲自打电报联系平汪，要求平汪在解放军进藏的过程中提供至关紧要的协助。
    
    平汪的西藏共产党组织，为中共入藏派出了一百多个热情能干的藏族干部。平汪亲自组织了解放军入藏需要的几十万头骆驼丶牦牛和骡子。这个时候，平汪还不到三十岁，却已经是超过十年革命史的老资格革命家，有相当扎实的共产主义理论修养，经受过革命考验，共产党相信他。他又是一个熟悉西藏政治丶社会丶文化，和西藏各界有广泛人脉联系的藏人。他在中共和西藏僧俗之间，两边都能接受他。他是两边交往的时候，不可替代的中间人。
    
    昌都战役之後，西藏政府噶伦阿沛•阿旺晋美被解放军俘虏。平汪向解放军提出，不能把阿沛当成一般的俘虏，要尊重他，参照西藏贵族的礼节和待遇来对待他。後来中国政府和西藏谈判，获得礼遇的阿沛•阿旺晋美担任西藏方面的首席谈判代表。在谈判和签订十七条协议的过程中，平汪担任翻译，起了非常重要的调解作用。有一次谈判几乎破裂的时刻，平汪利用翻译上的灵活之处，搁置危机，灵活弥补分歧，成功地把两边又请回了谈判桌。所以，在十七条协议签订後庆祝的时候，中国政府的首席谈判代表要举杯提议为平汪乾杯。
    
    十七条协议签订之後，平汪随着第一批解放军进入了拉萨。他作为中共西藏工委中唯一的藏族委员，又承担了中共和达赖喇嘛之间的翻译。他非常尊重达赖喇嘛，认为有达赖喇嘛作为藏民族的政教领袖，中国政府又信任达赖喇嘛，藏民族走向现代化的前途是光明的。达赖喇嘛也很器重和信任平汪。达赖喇嘛後来在自传中不止一次提到平汪。六十多年後，去年我采访达赖喇嘛的时候，尊者还回忆起当年平汪对尊者说起自己第一次见到达赖喇嘛的时候，达赖喇嘛还是一个小孩，现在达赖喇嘛是藏民族的青年领袖了，正在领导藏民族走向一个先进的社会，平汪说着说着，竟感动得潸然泪下。而达赖喇嘛在後来与中共关系出现严重问题的时候，一直认为，只要中共继续信任平汪，只要有平汪这样的藏族共产党人在拉萨代表中共，问题总会解决。
    
    1956年後，中共决定在四省藏区, 即藏人传统的康和安多地区，展开“民主改革”，激起藏人反抗，中共实行称为“平叛”的严酷军事镇压，随着数万难民逃到西藏，“平叛”的战火也烧到了西藏。从此，中共的西藏政策走上了一条激进的暴力之路。这时候，平汪这样作为中间人的共产党人，就成为极左政策的妨碍。平汪从1957年起受到无理整肃，1960年被逮捕，关入秦城监狱，单独监禁十八年，妻亡子散。
    
    文革结束後，1978年，平汪出狱。在胡耀邦丶赵紫阳主政期间，得到平反的平汪又起到了汉藏中间人的作用。当达赖喇嘛派出的代表团访问的时候，平汪又一次成为两边都信任的人。在以後的几十年里，平汪虽然谢绝了胡耀邦要他到拉萨担任自治区主席的提议，专心完成他在狱中思考的哲学着作，但是从没有停止对中央的西藏政策提出谏言。
    
    胡耀邦和赵紫阳在政治上失利之後，中共从八十年代末开始，完全放弃了胡耀邦时期第一丶第二次西藏工作会议确定的方针，极左派盘踞西藏工作的职位，中国政府公开与达赖喇嘛决裂，以达赖喇嘛为敌。任何人只要不按照中共的调子恶劣地污蔑谩骂达赖喇嘛，就有可能被扣上“藏独”的帽子，有身家性命之虞。在班禅大师圆寂之後，中国大地上几乎没有人敢公开赞扬达赖喇嘛了。只有一个例外，这就是老资格的西藏共产党人平措汪杰。在阿沛•阿旺晋美去世後，藏人中能够将自己的声音达到中共最高层的有分量的人已经所剩无几。平汪是唯一的一个，以藏人对嘉瓦仁波切的恭敬态度，自始至终认同达赖喇嘛的中间道路理念和方针，公开赞扬达赖喇嘛无与伦比的高尚人格，一再地强调，达赖喇嘛是解决西藏问题的一把钥匙，把达赖喇嘛请回来，西藏问题就解决了。他还以对待达赖喇嘛的态度来评价他的同事朋友，包括他当年带出来的藏族革命者。他是共产党人中公开表示和达赖喇嘛站在一起的人。
    
    从青年时代起，平汪就是一个理论家。他是认真研读过马克思主义经典着作的藏人。在单独囚禁的日子里，他也没有放弃他的理论思考。出狱後，他完成了几部哲学着作。在民族问题上，他也有精深的理论研究，对於中国民族关系的思考，他是有坚实理论基础的。他想对中共领导，也想对那些反对他攻击他的共产党同事们说，你们现在的西藏政策错了，违背了马克思主义。他迫切地希望能和他们讨论辩论。而现在治藏的众多汉藏干部们，却不敢迎接他的理论挑战，他们只能回避他。
    
    西藏共产主义第一人平措汪杰一年一年地老了。老年平汪看到的是，藏区局势越来越紧张，到了难以收拾的地步，藏人的自焚成为人类史上罕见的惨剧。他把他对西藏问题的思考写了下来，他一次一次地向历届中共最高领导上书，他认同达赖喇嘛的中间道路。年迈的平汪又一次地承担起藏人和中共之间对话的中间人。这些文字结合成集，就是我们面前这本书——《平等团结路漫漫——对我国民族关系的反思》。
    

丁一夫：高原上的行吟诗人——降边嘉措和格萨尔说唱艺术家

降边嘉措

《格萨尔》精选本的出版是保存藏民族传统文化，发展和更新藏文化的历史性伟业。达赖喇嘛闻讯非常高兴，十分赞赏《格萨尔》精选本的工作和成就，并说，藏民族现在到了要利用一切条件和资源来搞好教育和文化建设事业的历史时刻。

2013年，有一件事情是可以载入当代中国文化史的。这是一件静悄悄的大事，那就是藏文《格萨尔》精选本共四十卷五十一册编纂完成，正式出版。主持这一编纂工作的，是中国社科院民族文学所研究员，著名藏学家降边嘉措先生。为了编纂这样一部史诗，降边嘉措整整工作了三十年。

高原藏人的灵魂之歌

东西方各大文明都有自己的神话和英雄史诗，在这些神话和英雄史诗中，记录了先人对茫茫宇宙、大千世界和自身生存与未来的认知，隐藏着各个族群集体性格和精神气质的密码。古代巴比伦史诗《吉尔伽美什》、古希腊的《伊里亚特》和《奥德赛》、古代印度的《罗摩衍那》和《摩诃婆罗多》就是最为人称道的古代英雄史诗。相比之下，汉民族的集体记忆中，神话和英雄史诗的分量比较弱。所以黑格尔曾经说过，中国人没有史诗。

如果说，汉民族拿不出可以和世界第一大民族相称的神话和英雄史诗的话，生活在青藏高原和喜马拉雅山的藏民族，却有足以和世界其他所有民族相媲美的英雄史诗，这就是有关格萨尔王的神话和英雄史诗。《格萨尔》是流传于藏人农牧民中的英雄故事。它卷帙浩繁，内容丰富，体量非常庞大。它有120多部，100多万诗行，如果全部记录下来将达3000多万字，其篇幅比古代巴比伦史诗《吉尔伽美什》、古希腊的《伊里亚特》和《奥德赛》、古代印度的《罗摩衍那》和《摩诃婆罗多》的总和还要长。而且，其他主要民族的史诗都早已不再是民间说唱的活的神话故事，而是定格在历史和书本中的死的文本，而格萨尔却是直到现在仍然是高原上民间艺人的说唱故事，仍然是农牧民们聆听和陶醉的远古传说。当代世界的声光电色迷人耳目，然而在青藏高原上，行吟诗人仍然在说唱。

神奇的高原说唱艺人

近半个世纪以来，藏人的生存环境和生活起了极大的变化，铁路公路、电视广播、手机互联网都进入了藏人的生活，传统流浪艺人的生存环境正在迅速消失，这在无形中威胁到主要依靠艺人说唱传承的格萨尔英雄史诗。《格萨尔》虽然在藏区不知传唱了多少代，但是过去几百年里，除了流浪艺人手里的抄本和少量刻本以外，历史上没有系统的文字记录，更没有完整地出版过。于是，系统整理和出版《格萨尔》就带有抢救文化遗产的刻不容缓的特点。上世纪六十年代初，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支持下，喜马拉雅山里的一个小国不丹整理出版了三十卷的《格萨尔》汇编本。但是，仍然有大量内容只存在于高原说唱艺人的表演之中，没有收入这套汇编本。

著名学者降边嘉措是最早看到整理《格萨尔》之历史性意义的人。文革后，从八十年代初开始，有关学者向中国政府提出了整理出版《格萨尔》的提议，在进入九十年代后，这一项目借政治形势的东风，成为一项由国家资助的重大文化建设项目。降边嘉措从一开始就参与和主持了这项工作。

所幸的是，这个时候，高原上有一些优秀的民间说唱艺人，虽然渐渐年高，却仍然在说唱，而曾经担任过十世班禅喇嘛的翻译，曾经为很多中国领导和第十四世达赖喇嘛做过翻译工作的降边嘉措，熟悉西藏三区的情况，有极高的藏汉语言才华和能力，也和这些民间艺人有良好的联系。

这些民间说唱艺人是怎样表演和传承篇幅浩繁的《格萨尔》的呢？和青藏高原上很多文化现象一样，《格萨尔》艺人的神秘令人难以置信，却真切地存在着。这次整理四十卷《格萨尔》精选本，降边嘉措先生特别尊崇的艺人中有两位特别年长的老人，那就是扎巴和桑珠。桑珠老人的神秘遭遇，就是一个实例。

桑珠出生于一个普通的牧民家庭，从小就放羊。牧民的生活和农民不一样，当牲畜在山坡上吃草的时候，放牧的人有很多闲暇时间，于是就听人讲故事，或者唱歌跳舞。桑珠最早的格萨尔故事就是这样听来的。但是，真正的变化是在一次暴风雨中，桑珠的羊群跑散了，他却在劳累中睡着了，是家人在一条石缝中找到了熟睡的桑珠。从此桑珠就变了，从一个安静的小孩变成了一个特别要说话的人，身体却渐渐变弱，终于病倒。焦急的父母带他到寺院请活佛打卦祈福。活佛念经祈祷，打卦问神后告诉桑珠的父母，这是好事，一切都会好起来的。以后桑珠就变得特别地爱唱歌爱说话，成天自言自语地给自己说唱。当地最有名的孜珠寺大活佛召见桑珠，宣布为桑珠开启“智慧之门”。从那以后，桑珠变得口齿伶俐，嗓音嘹亮。从此以后他就在高原上为牧民表演格萨尔故事的说唱，直到2011年九十岁去世。他能够说唱65部格萨尔故事，后来实际录制了46部，长达四十多万诗行，几百万字。如此篇幅的格萨尔说唱，他是怎么学来的，怎么记忆的，至今仍然是一个谜。

降边嘉措先生说，他在长达三十年的格萨尔收集整理工作中接触到的优秀说唱艺人，都有这样神奇的记忆力，也大多都有类似的神秘经历。这些高原说唱艺人除了超凡的记忆力外，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对说唱格萨尔史诗的激情。女艺人玉梅能说唱格萨尔故事70部，其中有3部，即《梅岭之战》、《塔岭之战》和《亭岭之战》是手抄本和木刻本里没有的，也是其他艺人没有讲过的。她平时是个文静腼腆的人，但在说唱《格萨尔》时，就像换了个人，进入角色后，随着情节的发展表现出各种强烈的感情色彩，有极强的感染力。

青海省果洛藏族自治州玛沁县有位说唱艺人次登多吉，最擅长讲《辛巴诞生史》，这也是现有的手抄本和木刻本所没有的。次登多吉表演时越讲越动感情，讲得激动时，就站起来，连比带划，有时朗声大笑，有时失声痛哭，感情奔放，犹如鬼神附体，处于一种迷狂状态，美丽的诗句犹如江河奔流，滔滔不绝。

藏人可做的事情很多

《格萨尔》四十卷精选本的主持者降边嘉措先生，也有一种高原行吟诗人的才情和精神。1938年出生于巴塘的降边嘉措，1950年12岁参加了解放军。巴塘是汉藏交界地，汉藏文化汇合的地区，那是处于古代茶马交易路线上的民族走廊，那里有很多能够讲几种语言的人。降边嘉措先生一生为很多人担任过藏汉文翻译，出版过藏文长篇小说。曾经有一度同事们认为降边先生是只用母语藏文写作的人。出乎人们意料的是，有一天降边先生突然用汉文写作了，一口气写了一本书，交到中文编辑手里几乎没有做什么修改，大家才意识到他现在是能够用藏汉两种语言写作的人了。

除了语言的才能外，降边嘉措先生更有一种沉静和激情兼有的内心世界，这正是他和格萨尔说唱艺人那种高原行吟诗人相契合的气质和风度。藏文《格萨尔》四十卷精选本正式出齐后，很多学者都期盼着汉文译本早日问世，这将是又一个巨大的工程。《格萨尔》精选本的出版是保存藏民族传统文化，发展和更新藏文化的历史性伟业。

我在印度采访达赖喇嘛的时候，将藏文《格萨尔》四十卷精选本正式出版的消息告诉了尊者，尊者闻讯表示非常高兴，十分赞赏《格萨尔》精选本的工作和成就。尊者说，藏民族现在到了要利用一切条件和资源来搞好教育和文化建设事业的历史时刻。《格萨尔》精选本的出版也是一个实例，藏人可做的事情很多，最重要的就是教育后代，保存并更新自己的文化，而不仅仅是政治口号。

——原载《动向》杂志2014年2月

平措旺杰：有关西藏及其他藏区的若干问题

新世纪出版社：http://goo.gl/yEg2TC

五、有关西藏及其他藏区的若干问题

本书里的“西藏”，指的是西藏自治区，而“其他藏区”，指的是东部分属各邻省的10个藏族自治州和两个自治县。

1．关于第巴•桑结嘉措。

西藏某位曾在内蒙禁唱歌颂蒙古民族英雄的歌曲《嘎达梅林》而引起人们强烈不满的汉族领导，俨然站在清朝封建皇帝的立场上，居然无知妄为地把藏族历史上杰出的天文、历算、医方、工巧学家，学识渊博且著作等身的史学家、文学家，举世闻名的布达拉宫的重建者第巴•桑结嘉措斥之为所谓西藏分裂主义的祖师。据说因出于稳定当时西藏局势的考虑，尤其是生怕身居藏北的蒙古准噶尔王的武装干预，还有南部国家尼泊尔善战的廓尔喀人的侵犯，时任摄政王的桑结嘉措将五世达赖喇嘛圆寂消息隐匿多年。对这一历史上的秘丧事件，这位西藏书记认为由于第巴•桑结嘉措未向清朝皇帝上报,属于“分裂祖国”的行为，而将这位藏族历史上举足轻重的人物大肆批判。 

事实上，五世达赖时，根本不存在一个向清朝皇帝上报的问题，因为清朝对藏区的逐渐渗透并进而控制是由第七世达赖喇嘛格桑加措从康区的理塘由办事大臣僧格护送至拉萨后便趁机强留，逐渐转变为固定的驻藏大臣始自发端，进而开始染指西藏的。藏文称驻藏大臣其职为“安班”，多年后有人问一位西藏的领导干部“安班”是什么意思，得到的回答是：“据说是由英文译成藏文的，请你查查字典是何含义。”经查，原来是“大使”的意思，这才弄清其义。一般藏人以为是满语的官衔。

这种歪曲历史事实、强词夺理，把今天的政治帽子随心所欲地强扣在数百年前西藏历史人物头上的极端妄言，实在是轻薄幼稚到令人无语。为此，一位原西藏领导、后担任中国藏研中心主要负责人的同志，曾撰写了《正确评价第巴•桑结嘉措》一文，以充分论据驳斥了那位领导对第巴•桑结嘉措是所谓西藏分裂主义祖师的武断而可笑的论点。

2．关于过“四观”。

上述这位原西藏区党委书记，一向自吹自擂，俨然以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自居。他对藏族干部提出了所谓的要过“四观”，曾一度弄得人心惶惶、坐卧不安。

所谓四观，即祖国观、民族观、宗教观和文化观。据说为此，许多藏族，甚至一些正直的汉族老西藏都非常不满。有人曾向这位高傲的领导指出：在西藏，藏族干部要过这四个观，而汉族干部则不用过，这一做法本身，实际上是大汉族主义的表现。但人们可以对任何一个问题的提出或任何一个命题，做出较为客观、正确的解释。反之，也可以做出主观、片面甚至武断的错误解释。

就这位书记所提出的“过四观”而言，比较说得过去的解释应该如下：

所谓的祖国观，按马克思主义理论，并根据我国宪法规定，其实质是指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革命取得胜利后，1949年建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乃是我国各民族平等、团结、友好的大家庭。简言之，今天的以民族平等为建国基石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与建国前形形色色的民族压迫时代的国家性质有着本质的区别，这样的新中国，才能算是我国各族人民名副其实的共同的祖国。这应该是祖国观首要的基本内容。至少在理论上，尤其是法权上如此。

所谓的宗教观，即按我国宪法和自治法的有关规定，人民共和国的所有公民有信仰任何宗教的自由，也有不信教的自由，一律受到法律的保护和保障。这是广大人民群众，包括所有职工的宗教观的基本内容。至于对共产党员和团员所规定的不得信仰任何宗教的问题，只是对社会生活中少数的党团员而言，有其特定的范围，绝不可有意无意甚至别有用心地肆意扩大和任意强制，否则不仅是违宪、违法，而且会适得其反，铸成大错。

所谓的民族观，作为人民共和国主体民族的汉族与其他55个少数民族之间，不分大小、强弱、多少，在法权上、政治上都是一律平等的，都必须一视同仁，同是国家的主人翁。民族之间不能有任何的压迫、歧视，尤其是附属、从属、同化等言行。在民族平等的基础上主张民族团结，互助合作，共存共荣，这应该是民族观的基本内容。

关于文化观，每一个民族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会形成自己独特的民族文化，体现在自己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领域，包括语言文字、风俗习惯、生活方式等。每个民族应当继承优良的传统文化，淘汰和抛弃糟粕，吸收其他民族的先进文化，取长补短，新陈代谢，开拓创新。尽管当今的中国，汉族在各方面处于绝对优势，但是少数民族的现代化，不是，也不应该是汉化，正如汉族的现代化不是，也不应该是全盘西化，这是当前挽救和发展民族文化的关键之所在。

而这位西藏的汉族书记所提出的“四观”，其强迫藏族干部学习的含义与上述内容恰恰相反，玩弄概念、指鹿为马，完完全全从大民族即大汉族的政治偏见出发，连起码的逻辑和历史事实都不顾。在没有丝毫实事求是的马克思主义基本观点下违宪违法，还自我吹嘘是所谓的马克思主义观点。

对“四观”，仅就祖国观而言，如果不以上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乃是今天我国各族人民共同的祖国而相反地加以任意引申、扩大的话，那么祖国这一概念，顾名思义，是指各民族各自最初的那个国家。例如，对西藏及其他藏人而言，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国家学说，最初的祖国，既不可能是灭了宋朝的蒙古人的元朝，也不可能是入关灭了明朝的满人的清朝，而是在青海湖西一带打败了汉族著名的常胜将军薛仁贵、两次攻占唐朝首都长安，在军事的胁迫下唐朝为了政治原因不得不把文成公主、金成公主先后远嫁给西藏赞普（即藏王）的吐蕃王国。

这位著名的西藏书记，有一定的文化知识，也写过几首在藏的诗篇，然而人们评论其口气俨然是一位西方派驻远东某一殖民地的总督。他虽多年在拉萨，却视而不见、听而不闻耸立在拉萨市中心大昭寺门前的那座石碑，这是于公元821年签订的藏汉友好关系基石的条约：“西藏神圣赞普与大唐文武孝德皇帝，（舅甥）二主商议社稷如一，结立大和盟约，永无沦替，人神据以证知，世世代代，使其称赞，是以盟文节目，题之于碑也。……今蕃汉两国，所守见管本界，界以东悉为大唐国境，以西尽是大蕃境土，彼此不为寇，不举兵，不相侵……”条约内容用汉、藏两种文字刻在三块石碑上，分别立于吐蕃王国当时的首都拉萨、唐朝的首都长安和两国的边界贡古梅日山口。可见，在条约中，汉藏两国的边界、地域被确定，双方平等相待，互相承认，尊重对方的领土主权。这是世人皆知的当年历史的铁一般的基本事实。

但若如此深究，那么这位西藏书记别有用心所特别强调的所谓的“西藏自古以来是中国的”“祖国观”，即欲盖弥彰的“藏属汉”的实质图谋，岂非呜呼哀哉？

有时有些人，甚至还是今天相当高级的中央领导，时常会不假思索地亦或是刻意地在国内外的一些场合这样说：“西藏等自古以来是中国的一部分……”说这样话的人，不应该忘记或不应该不知道有关的历史知识，尤其是拉萨大昭寺门前的这座著名的石碑。

至于这位书记的其他三观也是无出其右，不需一一评论。综上，此“四观”的论点，既不符合客观事实的历史观，又违背了坚决反对并否认民族之间从属论的民主主义民族观，更不用说马克思主义民族平等观。此外，还违背了新中国的国家根本法，即宪法和自治法的基本精神。这一有严重政治问题、理论缺陷，并在执行过程中产生离心离德效果的“四观”，后被东部某一藏族自治州的个别汉族领导视作神丹妙药，依葫芦画瓢地要求藏族干部过“四观”。弄得人人紧张，惶恐不安。

由于长期拖延的西藏遗留问题日益成为国内外媒体关注的焦点，近年来，我国有关方面特别强调“西藏自古以来是中国的一部分”，为了“证实”这一荒谬的论点，不久前，据说西藏有关方面不成文地通知西藏的新闻媒体和出版社：今后，不得用“吐蕃王朝”和“赞布（赞普）”等称谓而一律改为“西藏地方政府”、“地方当局”等字样。这样下去，拉萨大昭寺门前的这座著名石碑的命运令人担忧。然而，这一汉、藏关系的铁证，国内外的史料中都有图文可查，请忘乎所以的人不要做出掩耳盗铃的更大蠢事，闹出更大的笑话。

3．五十年代初期对中央西藏工作重心的否定。   

依然是这位目中无人的汉族书记，在不懂西藏的基本情况的前提下，竟然在一次西藏党的干部会议上，狂妄地批评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五十年代对西藏的方针政策是“失败的政策”。这一观点，在客观上与范明某些不敢明说的观点不谋而合。知情者都清楚，五十年代中央关于西藏工作的重心问题，在西藏党内领导同志之间有过重大分歧。

一方是以张经武、张国华、谭冠三等人为主的进藏主力部队十八军的所谓“西南派”，另一方是以范明为首，还有梁选贤、白云峰等进藏独立支队的所谓“西北派”。

“西南派”执行的是中央既定的符合西藏实际的方针，即应以历代达赖喇嘛为首的统治整个西藏330多年的政教合一的噶厦政府为工作重心和主要对象，并团结、做好班禅及其堪厅以及其他教派的工作。中央根据西藏的这一基本情况，对两方工作的主次轻重，尤其是重心问题非常明确。因此，中央与西藏签订了和平解放西藏的十七条协议，而协议是当时西藏一切工作的基础和依据。根据协议，达赖喇嘛和班禅喇嘛不论在西藏或中央的政治地位，都有一正一副的明确规定。

然而，范明却认为达赖集团是亲英的“独立派”，而班禅集团是亲汉的“爱国派”。因此，他认为应依靠班禅集团，使其成为西藏工作的重心，从而能稳定西藏，做好西藏工作。具体策略是先达班并列，后以班代达。

然而，了解西藏历史的人都知道，作为藏传佛教格鲁派祖师宗喀巴大师两位著名弟子的达赖和班禅，在宗教地位和影响上，基本上是等同的。但自第五世达赖喇嘛亲政后，历代达赖喇嘛便成为政教合一、拉萨僧俗贵族专政的西藏政府的首领，主管全藏事宜。而历代的班禅则基本上是不过问政治的，所属地区只是后藏的一小部分，这也是清朝为了削弱西藏政府而强行划给班禅堪厅方面的。连班禅大师的驻锡寺扎什伦布寺的所在地，也处在历来由西藏政府管辖的日喀则宗（县）的市区近郊。

顺便提一下，“达赖喇嘛”的全称是“圣识一切瓦齐尔达喇达赖喇嘛”（梵文原意为金刚菩萨，坚强不坏），其中“达赖”是蒙语，意为“海洋”。而“喇嘛”是藏语，上人之意。“达赖喇嘛”的大意是“无所不知的坚强的像大海一样伟大的高僧。”“班禅”的“班”是梵文的“班智达”，即学识高深者；“禅”是藏语，“大”之意；“额尔德尼”是满语，意即珍宝。“班禅额尔德尼”的大意是指智勇双全的高贵的大学者。“达赖”和“班禅”的名号是由梵、藏、蒙、满语混合组成。

第四世达赖喇嘛云丹嘉措出生在蒙古地区。在蒙古各部的武力支持下，第五世达赖喇嘛阿旺洛桑嘉措（1617—1682年）推翻了噶举派的藏巴王朝，建立了格鲁派的甘丹颇章王朝。以后，尽管蒙古首领拉藏汗杀害了摄政王第巴•桑结嘉措，并控制了西藏一段时期，又有从新疆境内准噶尔部落而来的侵扰，但后来又在深谋远虑的清政府的支持下，逐渐巩固了以达赖喇嘛为首、僧侣与贵族联合专政的统治机构噶厦政府。

此后，十三世达赖喇嘛和九世班禅大师及其集团之间发生矛盾，班禅大师离藏赴内地，两位大师之间的关系和影响从此起了重大变化。

如上所述，由于范明的观点既不符合西藏的基本情况，又违背了当时中央既定的以达赖喇嘛方面为重心的方针，因而这一观念在五十年代末党内整风时，终以遭到批判而结束。但后来，整个国家在“极左”路线的指引下,东藏各地在强迫实行民主改革时，军民之间先后都打起来了，导致西藏也出了乱子。1959年达赖喇嘛等逃离西藏，中央解散噶厦政府后，范明更加认定自己原先观点的正确性。因此，至今还在想方设法为自己翻案。而这位傲慢的西藏书记，也因藏区发生了乱子，尤其是达赖喇嘛等逃离西藏，便武断地认为是五十年代中央对西藏工作重心的错误和失败。对历史的此番曲解，不仅一般人不同意，就连原西藏党委书记阴法唐、顾问委员会主任委员张向明等许多汉族老领导也表示很不赞同其观点，甚至为此联名给中央写了信。必须指出，这位书记和范明一样，不幸忘记亦或是不懂得一个极其重要的基本前提，即当时的历史背景是五十年代中期起，整个国家路线剧变，全国反右，在“超英赶美、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的“极左”年代里，将“慎重稳进，上下协商一致后才进行民主改革”的既定政策，来了个180度的急转弯，汉族干部强迫命令、包办代替，导致了动乱，最后动用军队武力改革，在这种错误政策下，致使达赖喇嘛等逃离西藏。故这两位都忘记了这段以阶级斗争为纲、邓小平所说的“走了二十年弯路”、上上下下疯狂的“极左”错误路线时期及其严重后果，这段历史导致的不只是达赖喇嘛等西藏政府官员及各教派首领和数以十万计的藏胞逃亡国外，连并未逃亡的十世班禅大师及其堪厅集团、其他教派和数以千计的所有未逃的藏族上层代表人士也都因“极左”的国策而被长期诬陷、批斗、劳改或者身陷囹圄，更不用说千千万万被关、被打甚至饿死的人。例如，十世班禅大师被关押近十年，其父在狱中度过多年；贡唐仓•丹贝旺旭被关押20年；计晋美被关押13年，帕巴拉被游街批斗，甚至还包括我们这批藏族共产党组织的负责人，都被长期监禁和迫害。图旺在秦城监狱被单身囚禁14年，昂旺格桑被监禁和强迫劳动16年，刀登同志被迫害致死，我在秦城监狱被单身囚禁18年，与同狱的弟弟图旺互不知悉。谁能料到，在天下大乱的疯狂年代，中央驻藏代表、中共西藏工委书记张经武及夫人杨岗，还有中共西藏工委副书记范明也在秦城被关押13年,后范明被送陕西劳改多年，未摘帽；中共西藏工委委员、昌都分工委书记王其梅被批斗致死；西藏军区联络部部长徐淡庐等同志也都在秦城被囚禁过多年，且不说以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刘少奇为首的党和国家的其他被迫害领导、开国元帅及将领，仅就西藏著名的张经武被残酷折磨致死一事，就足以证明整个国家的错误路线所造成的历史悲剧。

此外，更重要的是，这两位同志竟然忘记了一个中国历史转折的关键点，即七十年代末，中国共产党著名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彻底否定极“左”路线，平反一切冤假错案，制定以经济建设为重心，实行改革开放的新的方针路线，终于结束和否定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二十年的弯路，尤其对十年浩劫进行了反思和否定。那么，谁要是离开或不顾，甚至忘记了这段历史悲剧的大前提，而来谈论与此有关的任何具体事件，包括西藏工作的是非曲直问题，岂能说得清楚？其任何有关结论必定是混乱的，也必定是错误的。由此可见，范明同志和这位书记仅因达赖喇嘛等被迫逃往国外而对五十年代中央对西藏工作重心问题的攻击是根本站不住脚的，是极端错误和幼稚可笑的。

整个雪域藏民族千百年来全民信奉藏传佛教，由于根深蒂固的历史原因，不论怎样贬低或否定，实际上虔诚的藏人内心深处至今崇拜十四世达赖喇嘛丹增嘉措以及十世班禅大师确吉坚赞，这是世人皆知的事实和常识。抚今忆昔，在考察达赖和班禅两位大师的影响及与其相关的二者谁是重心的问题时，为了妥善处理西藏遗留的历史问题，重申当年毛主席和中央对西藏工作重心的正确性，仍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达赖和班禅这两位著名的喇嘛，藏人俗称太阳和月亮，前者不能否定后者，但后者更不能，也不可能代替前者。否则，这不仅在宗教上，尤其在政治上会适得其反，引起诸多麻烦，甚至严重后果。近年来，中国藏学研究中心的一位原藏族领导人曾一再指出这一点，并多次规劝有关领导：“清末和国民政府当局曾企图‘以班代达’，但未得逞。新中国成立后，中共西藏工委副书记范明也背着中央暗中试过，但也未成。今天，我们不能一意孤行，忘却历史教训。”他的话，绝不是个别人的看法，而是反映了众多了解西藏问题者的共识。历来的统治民族的统治阶级，为了从外部遥控西藏，便在西藏内部上层中制造各种各样的矛盾和麻烦，形成内耗，从而坐收渔利。这是反动派的做法，革命者、革新者不能重蹈覆辙。

在谈论达赖、班禅问题时，我作为藏族的一个老共产党人，为了对整个雪域藏民族负责，为了对以民族平等为建国根基的人民共和国负责，说了我应该说的话。我和十四世达赖喇嘛、十世班禅大师都是非常亲密的朋友，我们都希望在新中国民族大家庭里藏族也会兴旺，并走上现代化之路。达赖喇嘛在他的著作和国外的言论中多处提到我。他说过，五十年代，通过我和刘格平同志的讲解，对共产主义理想有所了解，一度想入党，并且至今还是半个共产主义者。他对我的概括是：“我一向认为，只要毛主席继续信任平措汪杰，西藏就有希望。”班禅大师也一再说：“平汪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是我们藏族的理论家。我有许多知心朋友，但真正在政治和思想上信得过的是平汪。”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彻底否定了“极左”路线，平反了包括延安时期在内的一切冤假错案。但是藏区民主改革时，在“极左”冒进路线的影响下出了乱子。前文提过，1959年达赖喇嘛等官员及各教派首领和众多藏胞逃离西藏，并在印度达兰萨拉成立了由青、康、藏三方人士民选组成的西藏流亡政府的遗留问题，至今尚未得到解决。

魏京生在狱中就西藏问题给邓小平的一封信

魏京生

转贴按：很多年前读过魏京生在狱中就西藏问题写给邓小平的这封信，当时对西藏基本上一无所知，读完也就忘记了。最近找出这封信再读一遍，深感在1992年魏京生对西藏问题的认知远远走在了同时代人的前列。1988年之后，达赖喇嘛尊者开始积极倡导藏汉对话，“西藏问题”引起越来越多的关注，从各个不同的角度对该议题的研究也越来越多。我注意到，这些研究，包括我自己的当代藏史研究，大体上没有超出魏京生这封信的范围，不是为他当时的一些观点提供了佐证，就是无意中在反驳他的另一些观点。 

魏京生在狱中就西藏问题给邓小平的一封信

邓小平先生台鉴:

从你的"肉喇叭"的宣传攻势上看,近来你不仅对自己选定的"接班人"颇为不满;而且对一直由你主持的西藏事务也颇感不安。于是马屁帮们忙不迭地炮制一份<<西藏主权归属与人权状况白皮书>>,来粉饰他们的也就是你的无能和无知;继续用旧的谎言和歪曲来蒙蔽你和中国更多的人,以保持他们的地位和权势。其结果必然是待大多数国人大梦醒来时,西藏已不复存在于中国的版图之上;由此引起的多米诺反应还将波及远不止120万平方公里的版图;而你将永远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成为嘲笑和唾骂的对象。若要改变这种状况解决西藏问题,首先就得知道有什麽问题。只听信顺耳的谎言,无助于认识现实和找出问题的所在,也就根本不可能去解决什麽问题。本人对西藏历史的研究虽也不过浅尝辄止,只鳞片爪,但自信比你和你的马屁帮还略微清醒一些,所以不揣冒昧给你写下此信,并希望你能创造一个自由发表意见的学术环境,使天下有识之士能更多地发表真知灼见,方才可能找到问题,掌握真实的而不是歪曲和编造的情况;不致丧失最後的机会,避免走到苏联和南斯拉夫那样的局面。

  西藏问题难就难在它的特殊性和主权归属的不明确性。其实,现行的国际法早已不敷使用,而且他还常常是自相矛盾和不能自圆其说的,不能简单的用来判断当今世界上的各种复杂的事物。过分强调这种过时而又没有约束力的东西丝毫也无助于寻求解决问题的良方。例如加拿大和澳大利亚在现实中无疑拥有完全独立的主权,如果仅凭其国家元首为英国女王;总理等高级官员就职须经英国女王"册封"这些礼仪性的"事实",就认定其是英国殖民地甚至英国领土,岂不是滑天下之大稽。要解决问题就得面对现实,而不能仅仅在书本上找"证据和事实"。

  西藏的情况比上述例子更特殊更复杂。甚至他与中国(清朝、民国的联合形式也极为独特,所以很难为大多数学者们所理解。而你的<<白皮书>>的作者甚至不如一般的学者,他们提出的理由基本上没有说清事实真相。金瓶掣签只是由外部权威势力协助解决宗教权力纷争的手段,与行政管辖无涉。例如你家庭内部有纷争请刘伯承来调解,能就此说你家受到刘帅管辖,邓家也就成为刘家的附属部分了吗?这不仅是无知,而且是歪曲事实进行诡辩。你过去的熟人牙含章、平措汪杰等对此都应十分清楚可惜你连他们的意见也听不进,否则何至于被撒谎小人所骗?!

  驻藏大臣并非如<<白皮书>>编造的那样是什麽"平定准噶尔部叛乱後设置的管理西藏的最高长官"。而是在平定西藏的属国尼泊尔的叛乱後,为今後平定类似叛乱的方便而派驻西藏的"联络使臣"。他的地位甚至不如殖民地总督,而与驻汶莱的英国大使相似,可以"会办和参知西藏的军事和外交事务";事实上他也从未拥有对西藏行政事务和军务的任何管辖权,权限远低于英国驻汶莱大使.他统辖的清军和川军,正如<<白皮书>>作者无意泄露的那样,是由清廷供养而非由西藏政府供养的"外国军队"。而被<<白皮书>>作者有意隐瞒的一点是:这支军队的名义是驻藏大臣的卫队,难道美军驻扎欧洲,欧洲国家的主权就会因此发生转移吗?

  从西藏按自己的方式选择国家元首和行政机构并以自己的方式和意志实行统治;和拥有自己的军队并由自己的政府指挥军队这些要点来看,他无疑是一个拥有主权的国家,而不像克罗埃西亚、乌克兰那样是丧失了主权的国家。即使它是丧失了主权的国家,它仍然有脱离宗主国的权利,"从未有人承认它是独立国家"能够成为解决什麽问题的理由呢?用它在大学讲堂里诡辩还能唬住不少人;但对认识和解决问题丝毫也没有帮助。你不承认,现实也仍然存在,所以不如老老实实尊重对方的权利,在争取信任上还保留著主动权。

  西藏的特殊地位表现在它虽未丧失主权,但并不是一个独立的国家;虽然并不独立,但又不是殖民地和附属国。既不像独立主权国家那样完全自己照管自己;又不像"中国的一个省"那样由朝廷派官治理。而且在内部自己治理完全自主的情况下,把对外的主权与清朝廷联合为一体。所以才会使许多不明真相的中外人士误以为它是「中华帝国的一个省」。这种联合很难找到相同的类型,从法学角度看,与不列颠联合王国和将来的欧共体-----欧洲联邦相似,但又不完全相同。相同的是:人民认同于同一个国家(英国、欧洲和中国的同时又认同于一些各自独立的国家;联合是自愿的,不自愿时有权分裂。不同的是：英国通过王国的合并确立了国家主权的合并;欧洲通过平等的民主联合形式构建了一个主权联合体;而西藏和中国却是通过最高统治权的相互参与构成了实际上的主权联合体。西藏和中国的联合并非法律意义上的合并。

  所以,清军和它的继承者按协议和惯例,只有在达赖喇嘛提出要求时才派兵入藏,并在完成达赖要求的事务後立即返回川、青海等省,形势上没有常驻西藏的军队,只有一支名义上是驻藏大臣卫队的川军驻在拉萨的指定兵营里。一方面,清朝廷部分和不经常地负责西藏对外.军务的安全和镇压叛乱等责任;另一方面,以达赖喇嘛为首的宗教势力则担负著清帝国用共同信仰维护各民族统一的责任,达赖喇嘛出任清帝国国教的最高精神领袖。在当时,清帝国3/4领土上(西藏、新疆、青海、甘肃、云南、缅甸的一部分和内、外蒙古、东北各省以及俄罗斯远东地区等)和沿边界外的蒙古族统治区有著甚至比皇帝还大的影响力。皇太极此时改信喇嘛教的主要理由就是:"欲安诸蒙古,必联合喇嘛教"(指蒙古诸部统治区)。而喇嘛教则成为维持中国在历史上最大的版图(大于现在的俄罗斯)的主要支柱之一。反过来,清廷用军事力量和每年供奉的大量财富维持了达赖喇嘛在西藏的至高无上的地位和权力,并维护了比现在大得多的主权。

  在这种联合中,双方获得的好处已不能仅仅用一个"巨大"来形容,而是各自成为对方的主要存在条件,所以这种联合才能是稳固的和持久的,在这一联合体中,双方的法律地位是平等的(这就是代表皇帝的驻藏大臣与达赖"地位平等"条文的真实含义,否则驻藏大臣就得听凭达赖的差遣了),虽然双方的实际权力并不相等,而驻藏大臣,金瓶掣签和内地每年向西藏输送的大量供奉等等,则是双方关系中维持平衡的措施,否则宗教领袖的影响力的自由度将超越世俗皇帝,导致双方关系的不平衡以至不平等。虽然随著时代的变化双方关系中有不少此消彼长反反复复的变化,这一基本格局却维持到大清末,双方关系仍然极其稳固;所以西藏才没有象朝鲜、越南、老挝、缅甸和蒙古那样,在外国的威逼利诱以至军事干预下从中国分裂出去,甚至在英军占领首都拉萨的情形下也未动摇过与中国同命运的立场。

  其主要原因,就是共同利益基础上的自愿联合比其他任何形式的合并都更符合人类社会的规律;这一规律就是现代社会理论所说的"主权在民","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的原则;违背这一原则,即使你有比驻藏大臣、金瓶掣签更充分的理由也无济于事;近两年的苏联和南斯拉夫不就是最好的例证吗?甚至说同一语言的同一个民族,也可以为几个国家,而勿论"国际法"如何评价,难道人们对美国、英国、爱尔阑、澳大利亚和加拿大的各自独立的主权会有什麽异议或不习惯吗?这些都说明:人民的意志和主动的愿望是构成主权的主要因素;丧失了一部分人民的自主的愿望,也就丧失了这一部分的主权;而由所谓的“主权法”规定的其它各项条件都必须建立在人民的自主愿望和民族自决的基础之上;其它各种形式上的主权若失去这一最主要的基础,将最终失去其有效性,军事占领和行政管辖都无法改变它,特别现代更是如此。

  西藏与中国在49年以前的关系就是建立在这种没有军事占领和行政管辖而完全依靠自主愿望和民族自决基础上的联合,因此它是牢固的,从清末到民国的一百多年间,虽然中国由于虚弱而没有尽到保卫西藏安全的责任,但达赖喇嘛政府始终信守条约,没有做过任何有损于主权联合的事,达赖喇嘛政府始终对得起中国;其实他们若真有意分裂,在中国内乱,列强极力怂恿它独立之时,他早就可以毫不费力地从中国分裂出去,象外蒙那样。

  事实上<<白皮书>>所说:「从未有人承认西藏是独立国家」并不准确,英国在统治印度时期,特别是在西姆拉会议期间,曾经正式给西藏留有一个独立国家席位,试图以不正规的方式使西藏独立成为既成事实,只是达赖喇嘛政府拒绝了这种待遇,才未获成功。而虚弱的中国的政府代表的抗议等等,在当时并不象事後吹嘘的那样有分量。特别在当时中国政府已长期没有履行义务、西藏的大片领土被侵占和"外附"的情况下,这种立场就更加难能可贵了。

  正是在这一时期,中国和西藏的关系疏远了,一方面,中国在逐渐进入现代社会时,宗教的维力已经逐渐减弱,不再如元、明、清朝早中期那样重要了,但其影响力仍不可低估;另一方面中国本身虚弱无力西顾,西藏已学会仅靠中国的"旗鼓仪仗"自己保卫自己的安全,中国的军事援助已不再是必须而且也难以指望了,第三则是西藏与中国紧密的市场联系正在逐渐为英印商品所破坏;第四点则是中国文化体系已丧失了它对周边文化体系的优势,减弱了它对藏民族和人民的吸引力。在这一疏远过程中,人民的疏远程度远大于政府间的疏远;而心理的疏远有大于其他各方面的疏远,在藏族人民的心目中,狡诈无信(主要是你们四川人和西北回民的汉人形象取代了同盟者和保护者的形象;在自以为开化的汉族人心目中,落後愚昧野蛮的“半人半畜”形象取代了“活佛的臣民”的高贵形象。这种彼此歧视和蔑视虽没有造成立即分裂的结果,但它为後来的仇杀和将来的分裂奠定了基础;导演这一幕悲剧的正是你邓小平本人。

  早在40年代,西藏上层统治集团已在酝酿社会制度的改革,但他们希望的是象英国或印度那种类型的社会制度和温和并充满宗教色彩的改革;而且按照几千年来的惯例,他们希望的是由他们自己来改,而不是由外国人或近似于“外国人”概念的“汉人”来改他们(国民党注意尊重了这一传统,所以国民党对藏关系比较成功),并不希望“打土豪、分田地、屠杀阶级异己分子”的革命方式;这些不仅仅是上层集团的意志,也是全社会的意志。所谓“翻身农奴盼望共产党”只是你的肉喇叭的调门,并不是农奴们当时的真实感情;这一点你可以去请教你的老部下牙含章和平措汪杰,问问他们在西藏煽动农奴曾有过什麽“伟大的成绩”你就会明白我并没有丝毫的偏颇。其实这才正常,绝大多数国家(例如德国、俄国等等)在“解放农奴”的过程中遇到的最大的阻力都来自农奴们的反对;正是这种上下共同的意志和中共当时的做法,造成了西藏政府不反对与国民党的联合却坚决拒绝共产党入境,并借“驱汉”为名驱逐了平措汪阶为首的西藏共产党。这些“外交措施”恰好说明西藏在当时完全行使著主权(包括外交权和国防权),被驱逐的川军和藏共是通过“外交途径”安排从印度回国的。

  但当时的中共正处在鼎盛时期,而且和所有的共产党一样,“党的利益和主义的扩张高于一切”,并不怎麽尊重主权和民族自决权,而且印度刚从英国统治下独立,无力帮助西藏抗拒中共,所以,拒绝共产党入境就必然以失败告终。但是,当时年轻的达赖极易受蒙蔽和西藏官僚的腐败庸懦,恰恰成为共军顺利进占拉萨的主要条件,这倒颇具讽刺意义。否则,如果把60年的“全民抗战”颠到50年来打,我想,你这个久经沙场的老军人恐怕不难估计到它的後果。在这一过程中,你和毛泽东等商定的"和平解放"的决策倒是非常正确;虽然<<和平解放办法>>颇有“城下之盟和缓兵之计”之嫌,按你们爱搬弄的“国际法”它应该是无效的,但如果切实地坚持下去,达赖政府也完全可以接受,弄假成真变为既成事实,中国与西藏的主权联合继续稳固地维持下去,国际社会也就不得不接受这个现实;这样的局面就比现在好办的多了,西藏很有可能不致成为中国的一大头疼问题。因为藏族是一个很重信义、很守本分的民族,没有多少花花肠子。

  遗憾的是,随著朝鲜战争的“胜利”和经济恢复的成功,包括毛泽东和你本人在内的中共头头们的自大心理开始膨胀,在各方面都开始忘乎所以;在内地“大跃进”和大左倾的同时,在对西藏事务的决策上也“左病”大发,作出了所谓“加快民主改革”的决定,实际撕毁了<<和平解放办法>>。从而触发了西藏各界层人民对共产党高压政策的不满,在反抗外族异教的口号下暴发了反抗极左政策的人民战争,即所谓的“西藏叛乱”。在这场战争中和之後的长时期中,藏汉两族的相互歧视和蔑视的心理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是造成军队滥杀无辜,官吏虐待百姓,加剧民族隔阂,推动民族独立斗争的主要原因之一。在这种局面中妄谈什麽主权,只能是火上浇油,并使人意识到共产党打算继续以往的所作所为,不独立怎能脱离这“水深火热之中”呢? 双方对立的格局和口吻都很象当年的殖民地国家,也很象当今的南斯拉夫。看来这条路肯定走不通,何必等到事情不可挽回时再後悔呢?

  最近在国际上就有一正一反两个类似的例子可供我国借鉴和思考,一个是南斯拉夫,持有和你们相似的立场,不到最後时刻,绝不承认其它民族的自决全权,甚至用武力抗拒到底,结果赔了夫人又折兵,不仅没有达到目的,还结下了大量的仇怨,今後的很长时间里还得继续为此付出代价。另一个是俄罗斯,好合好散,尊重各民族的自决自主的权力,结果不仅保留了联合体,而且为将来恢复更加紧密的联系保留了余地,保持了历史留下来的亲密和信任的感情。随著时间的推移,这二者之间的差别会越来越大。而本来塞尔维亚的条件远比俄罗斯好,俄罗斯作为压迫民族做的坏事和其它各族中引起的恶感远比塞尔维亚大的多;仅因为处理方法的不同,将带来截然不同的结果,在其它条件都相似的情况下,最大的不同就是俄罗斯遵循了人类社会的规律,尊重了各民族的自决权和自主权;所以其它各种有利于联合的条件才能发挥出作用。现在的人类社会中,联合的趋势毕竟大于分裂的趋势,正所谓事在人为,过分强调“主权,某某对某某民族的管辖权”恰恰不利于联合而有利于分裂。

  综观现代人类社会中已经和正在分裂的社会,恰恰都是过分强调社会内的某个民族对其它民族的不受一切限制的管辖权;而那些已经联合和正在联合中的社会所遇到的最大的阻力,也正是过分强调主权和担心丧失自决的权力而被迫服从他人的意志;联合的好处是如此明显;然而分裂的理由也是如此有力。为什麽偏偏也要强调分裂的理由,非要南其辕而北其辙呢?在现代社会中仅仅靠高压政策就能维持不分裂的例证,你能找出一个吗? 即使找出来,那也不过是时候未到而已,你们叫喊了一辈子反殖民化和民族独立,其实你们根本不懂什麽是和为什麽要反殖民化和民族独立;他们和你们的其他口号一样,仅仅被你们当做“实现主义的工具”而加以利用,勿需懂也勿需真相信。这正是你们的“左病”之病根所在。

  中国和西藏的关系远比苏联、南斯拉夫好的多,截止49年以前中国从未压迫过西藏,也没有强迫它臣服,而是双方完全自愿选择了主权联合;即使到现在,有利于联合的条件也大大优于独联体和欧共体,所以达赖喇嘛在被迫流亡的初期并没有提出要独立,即使现在,也并没有把口封死,这说明不分裂的希望非常大,而你们却顽固地坚持旧的思想和旧的政策并信用旧的官僚,正在努力一步步把西藏推向分裂,这不能不使人忧心如焚。清朝祖先们留下的疆域已在历代败家子手中丧失了将近一半,再这样败下去,我们的子孙们将只得靠“劳务出口”打工度日,哪还有希望“振兴中华”呢?

  现在要消除40年来镇压和屠杀带来的恶果,使汉藏关系恢复到往日的轨道上并前进一步,需要做许多事情,其中最主要的也是最紧迫的是下述三件:首先必须消除汉藏间心里上的仇视和歧视;其中最主要的是消除汉族人因40年来的宣传“误导”而在心理上留下的“老藏民落後的简直象小牲口”的错误观念,前40年的宣传给干部阶层特别是藏区(不仅仅是西藏)干部造成了很强的歧视观念,并反过来加深了藏族人对汉族人的仇视;这方面的实际情况之糟糕不是你所能理解的,而且和你的马屁帮们的描述截然相反。举几个小例子可助你了解情况的严重性。

  (例一) 我的父母即没接触过藏民也没研究过藏族, 他们对藏族的了解完全来自你们党内的文件和公开宣传, 而这些宣传留给他们的心理印象就是个“半牲口”的形象; 所以当我准备和一个藏族姑娘结婚时遭到了他们极强烈的反对,以至于要和我“断绝父子母子关系”。当然,後来他们认识这位藏族姑娘後完全改变了看法,但是人家藏族家庭的自尊心却不能容忍这样的“亲家”,所以我到底也没做成藏族的女婿。

  (例二) 我在藏区(青海牧区蹲监狱时听到的许多谈话,使我清楚地感觉到那儿的汉族干部对藏族的歧视和蔑视已达到病态的程度,甚至凡和藏族有关的东西也受牵连而蒙冤,比如藏犬是极名贵的狗,而汉族干部却要养从内地带来的狗;当我告诉他们藏犬(即犬如何名贵时得到的却是嘲笑,只到外国人高价购买藏犬的消息公之于电视上,他们才相信了我的话,又如他们无论如何不相信我说黄油就是酥油,总认为西餐馆的黄油是高级的外国人吃的高级食品,低级的老藏民大量食用的普通食品怎麽会是"高级食品"呢?再如牦牛肉是最高级的牛肉,其细嫩美味和营养价值是其它任何牛肉所不可能达到的,而藏区的汉族干部们却一致认为: “现在买不到什麽肉吃,只好吃点牦牛肉了。”所以,当一位给我打针的藏族犯医听说我不仅爱吃牦牛肉,并且想托他买酥油时,竟然惊奇地眨著眼不相信,转而又把我当做了“半个自己人”,送了我一口袋炒面一皮筒酥油。这些事例恰好引证了以前所说的许多事例,其它例子就不必一一列举了。仅这几件小事就可以看出藏区的共产党干部是如何看待和对待藏族人了;这样的心理隔阂与白种人对黑人和印地安人的歧视,无论在质或量上都有过之而无不及。坦率地讲,你们自己在内心里就蔑视歧视藏族,在你们的文件、讲话、宣传中就不知不觉地向下级灌输了这种“精神”,于是上行下效互相感染,并产生反复叠加作用,使藏汉民族心理上的隔阂越来越深,最终只能分裂。

  积40年的冰雪非一朝一夕所能融化,但却需要每一朝一夕的“功课”去积德化怨。首先是领导层从中央到地方都得注意撤换那些对尊重少数民族人格(而不仅仅是“政策”)阳奉阴违的干部,同时也不要搞“少数民族特殊化”,应该一律平等,特殊了反倒有一种不是自己人的感觉;在各种宣传上清除大汉族主义更加重要,40年来有一种把狭隘民族主义和民族沙文主义当做“爱国主义教育”的倾向,这正是种族主义的思想基础,不要一开口就是“文成公主入藏”,似乎是汉族公主去西藏当救世主;这种牛皮吹的也过分了,并不符合历史事实;我在青海住的劳改农场就是吐蕃军以少胜多全歼薛仁贵十万大军的地方,从而导致了文成公主去吐蕃和亲,但那儿所有的干部都不知此事,以为是汉族公主入藏才使藏族“开化了”,今天他们又来“开拓”藏族世代居住了几千年的“蛮荒”之地,一派殖民者的口吻。正是在你们这种片面的教导下,才使干部普遍产生种族歧视的心理病态;矫正它也必须彻底改变<<白皮书>>作者们所习惯的那套假大空。

  第二是加速建立和拓展西藏的市场经济,并使内地经济与西藏市场间的关系更趋紧密。近百年来西藏的市场被英印商品侵入的太多了,近40年来遭受了极大的破坏和压抑。特别是对藏区畜产矿产的「社会主义计划价格」象宗主国剥削殖民地一样,使西藏经济蒙受了巨大的损失;你那点“援助”根本抵偿不了人家的损失,况且这“援助”多用来修建和供养那些被藏族人视为压迫机构的东西,或用来为“汉族人的科研”作实验。如：各级机关,汉族人专用的医院和宾馆,军事设施,天文实验台,地热电站,抽水蓄能电站等等,这些并非西藏经济所最急需的东西,无论你怎样辩解,人家并不象你想象的那样傻,人家看出你并非真心帮助他们,自然不会相信你。

  应彻底改变决策层不把西藏当自己家乡的这种不负责任的态度;要象对自己家乡一样把援藏资金都用在刀刃上,真正发挥资金对西藏经济的最大作用,藏族人民是会明白的;撤除各种关卡和“管制价格”,疏通西藏地产进入内地市场的渠道并给予最优惠的价格等等,以及其它一切密切藏汉地区经贸关系的措施;使藏汉地区市场联系更加紧密,是巩固藏汉关系最重要的基础。

  第三是放弃扣押西藏宗教领袖作人质的传统政策。过去的这种做法给笃信宗教和不信宗教的藏族人都带来很大的逆反心理,而且也无法用以解释你的“尊重人权”。应彻底放弃“大汉王朝”的自大狂心理,坐下来和达赖喇嘛谈判。人家既然不放心,就说明你过去没什麽信用,那就让他自己选谈判地点;他想回拉萨就让他回到他的人民中去。这都是合情合理的最起码的条件,有什麽不可以理解? 凭什麽不能同意呢? 连人家的助手是谁也要你批准,未免霸道得过分了吧!其实,找这些借口拖延不谈,只是你的助手们缺乏自信怯懦的表现,他们担心动真格的,自己那一肚子的臭大粪的南郭先生就露了馅儿;而你纵容他们这样胡作非为,就是在拿国家和民族的利益奖赏自己的亲信,是对国家和民族极不负责的行为。只要谈起来,西藏留在中国的希望就增加了一倍,所以应放弃一切先决条件来谈;最好是能把达赖喇嘛请回拉萨,这样比让一帮玩火的冒险家包围他好多了。其实他心里应该非常清楚:脱离了与汉族人的联盟,野心勃勃的印度人比汉族人更好? 锡金、不丹、尼泊尔就是将来独立的西藏国极好的榜样。如果我们表现的更好一些,他们何必脱离业已存在了几百年的联合体,去自己找罪受呢? 况且现代的潮流和趋势都说明:迟早还是要联合,联合利大于弊。从达赖近年的表现看,我觉的他并不糊涂,肯定比我更明白上述的道理;只是身在曹营,确有他不得已的苦衷。我们就不该再逼他,把他推到别人的怀抱中去。

魏京生92年10月3日定稿5日发出

戴晴序VOA丛书《国家秘密》：解密 - 令人心动的时刻

戴晴

除了生而为高级灵长类所特有的好奇心，做为一直罩在专制政体之下的中国人，对于自家历史与重大社情终于"解密"，也就是说，一介平民终于（在一定程度、一定领域）知晓真相，是不是更多了一重欣幸――不再受欺蒙、不再遭洗脑、"我的意志我做主"？

无须遮掩的是，今日中国平民，别说烧钱追时尚的70-90后，就是亲眼捱过饿饭杀戮的50、60后，包括笔者这样经历战乱、接着或涕泪滂沱、或疑窦丛生地见识"中国人民站起来了"的40、30后――有谁敢说，对自己曾经生存其间的国家、社会、村舍、家族有笃定踏实的了解？

本来，组织起来的社会有史官、有文人，有公推或者自诩的观察家，面对周遭重大变迁，他们秉持良知与责任，按照古训或者通例，潜心追索、如实记录――于是，我们有过《史记》、有过"董狐直笔"，有过复壁深藏的《罪惟录》到了上世纪初，文明之风劲吹，铁屋子里的中国人，也多少透过裂开的缝或者推开的窗，领略些许知情之快慰，不料横空出世毛润之――

这位，骄傲地自称"马克思+秦始皇"，"枪杆子"之外，又"天才地、创造性地"打造了一支为"无产阶级专政"服务的"笔杆子"。从此，其霸业直接插下去的，已然不仅仅郡、县、乡、村、里弄、街道之行政--比如公社化与户籍制--连本属知性与心灵活动的"意地牢结"（ideology），也成了实现并保持其独裁得心应手的家伙。于是乎，除了一代接一代小学生倒背如流的"为人民服务张思德"、"下山摘桃蒋介石"，几代中国人就算不再饿饭，也实在是懵然木然地活在"玩你于股掌没商量"之中。

满库满架标着正规检索号的出版物――教科书、文件汇编、伟人文集、获奖创作――无论泛黄还是簇新，无论发到手上还是被刮了腰包，就字数而言已过万亿了吧，你相信么？举个顶尖的实例：当政者最为郑重地制作出的两个"历史决议"：《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1945），《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1981），你信服么？就算治下小民不得不认可共产党在20世纪中国无可质疑的话语权，但这"结论"，陈独秀同意么？项英同意么？华国锋与林彪同意么？

"焚坑之事待商量(注)"！写条微博就扭送劳改所！这都是我们21世纪中国人之亲历呀。人家毛酋"我甚么都需知道"（比如在延安独霸通讯电台）；"不想让你知道的你绝对不许知道"（比如干嘛来回"四渡赤水"），咱千年文明古国，平心而论，就"绝不解密"而言，怕是超过了始皇帝、超过了顺治，也超过了阿道夫希特勒了吧？戈贝尔嗓门虽高，但就心机与谋略，外加以恂恂蔼蔼之态钳制言论，远在咱们胡乔木邓力群之下吧？

在中国，当政者欠债――这里只说欠国民"真相了解权"――太多了。但人总归是人，加之时代科技进步，本色共党李锐也好、新华社杨继绳也好、知青杨显惠也好、连江青秘书、林彪"死党"，包括吃着俸禄的专业史家们（其观点是"看来中国近代史，全部要重写了"），大家都等不得了――都已经从记忆深处、从故纸堆、从只有堂堂党员手持官方红印大信方可进入的档案馆一点一滴做起来了。

当然，近年已有意义重大且可信度极高的文档解密，比如36卷本的 《苏联历史档案选编》、数千页的《民族宗教工作文件汇集1949-1959》包括《蒋介石日记》。可是，老天，养家糊口的人，怕是没机会细细研读吧？

眼下正拿在阁下手上的《解密时刻》等等文案正一一浮出。编者站在高处，纵览全局之下剥茧抽丝，不拘一格地为读者奉献重磅爆料。我等一干人众，透过扑簌簌洒落的史迹真相，对祖辈、父辈和自己生存的世界，不管拐了多少道弯，总算有了几分燎解。这事太重大了，因为谁都知道，到了今天，到了中华民族前所未有地脾虚肾亏却格外财大气粗的今日，再不"以史为鉴"，无论老大帝国还是中华民族，怕捱不下去了吧？

比方说，你会在这里读到：几乎定格在我们头脑中"阴险贪婪的蒋该死"，下野之前想到的（起码写在日记里的），不是黄金，而是"文物、文化、教育、人才和经济"。而那位"和平移交"之后，前往西柏坡竭诚拜谒毛主席的傅作义，竟在14年后（即大跃进和随之而来的大饥馑之后）"特以专人带其亲笔书写的'悉贡所能'四字"（到台北致蒋总统）。接到密告，这位前来输诚之前部下，在蒋眼中如何呢？――依旧是"傅逆作义"。然而，透过这亲笔投书，蒋竟做出如此超前乐观的判断："可知匪共内部已至崩溃在即"。

比方说，赵紫阳对邓小平、杨尚昆等策动广场镇压的直接责任者，没有怨恨。他最看不起的，倒是李先念。对于世人掰扯的谁是中国改革"总设计师"，他是不屑一顾的。赵认为，首先要定义"改革"――他们执政党人，到底做了甚么、没做甚么，才把中国引上今天这条路。

再如漫画家华君武，大家都知道他的才华、他的潇洒、他的雍容。张郎郎在这里，竟一语道出他的"铁线"（安插在重要单位的铁定组织眼线）身份。有可能么，这人也如天纵聪明的英若诚一样，不停地对身边挚友监督密报？这么说，盘踞在这些艺术家灵魂里的，首先是乌托邦理想，其次才是艺术与国家民众？

李江琳谈达赖1959出走，更是看得我凄怆无已。中国绝不会再有第二个如他一样的达赖喇嘛了――他爱他的民众，对遥远的、虎踞太和殿的强人，竟是一片将心比心的信赖。他不是没有智慧，也不是不知妥协――只要世界祥和平安。他哪里知道（无论在21岁还是75岁的年纪），"和平云云"，无论言之凿凿的口头，还是白纸黑字的文档，烟幕而已。人家要的是版图，是要"通过战争，彻底地把西藏的原有社会制度全部扫除"，从而得心应手地雄踞超过"秦皇汉武唐宗宋祖"的大中华版图。

中国正在"腾飞"――还能飞多远？环境、财金之外，就是"治民"了吧。就"收拾人心"而言，当政者怕是没有别的选择了：把历史的真相告诉国民，最终，通过每个个体的是非判断获得拥戴。

解密时刻――中国人能等到么？

原载：《新世纪》http://2newcenturynet.blogspot.com/2014/03/voa_2.html

相关资料：
解密时刻：1959： 达赖喇嘛出走始末(上) 

解密时刻：1959：达赖喇嘛出走始末(下)

解密时刻：中国禁书（中文版）
解密时刻：中国禁书（英文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