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5月10日星期二

中共1950年代在少数民族地区的土改和镇压





1953年3月7日新华社内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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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体上来说,中共民族政策的转变经过“支持民族自决”——“地方自治”——“反对地方民族主义”——“平叛”这样一个发展过程。“支持民族自决”只是夺取政权过程中的统战策略。《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一册第一篇文献“中共中央关于少数民族”自决权“问题给二野前委的指示”很清楚地说明了这点。

国共内战期间,西南西北各民族基本保持中立,除了青海马步芳家族少量参与之外,其他民族并没有参与,也没有实力参与。许多民族自古以来就是高度自治的,外来政权从未在那里建政。一般民众与以汉族为主体的中共没有接触,除了”民族杂居区“之外,边远地区的民众与汉人从无接触,他们见到的第一批汉人是到他们村庄里去搞土改的土改工作组。


《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一册


我的研究限于1950年之后的西藏历史和西藏流亡史,对其他民族没有专门研究,收集的资料也是在搜集有关藏人的资料时偶尔遇到的。根据我所掌握的零星资料,1955到60年代初,至少有藏、蒙、回、土、苗、彝、佤、撒拉等民族发生了暴动,并且遭到严酷军事镇压。其中藏族的反抗时间最长,规模最大,其次可能是彝族。凉山彝族1955年11月开始反抗,镇压过程与藏族一样,是正规军对反抗民族的屠杀。这些民族的遭遇迄今为止尚未见专门研究,史料也十分有限,可以说至今仍是中国现代史上的空白点。不把这些空白点补上,中国现代史是不完整的。

1956年前后,为什么西南西北的少数民族突然大规模反抗?这跟55年开始在少数民族地区强制社会改造有关。关于“中国革命”,中共党史将其分为两大阶段:49年之前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然后有个几年的”过渡时期“,接下来的社会改造被称为”社会主义革命“。1955年前后,这两个阶段在中国其他地区基本完成,剩下的就是“思想改造”了。没有对民族问题进行过专门研究的人大概不知道,1949年毛夺取半壁江山时,从1949-1955期间,中国的国体是不一样的,在西南西北的民族地区建立的是“联合政府”。1955年底,周恩来发布《国务院关于改变地方民族联合政府的指示》,宣布以“自治区、县、乡”的形式取消“联合政府”。其实那时候各地的已经成立了“民族自治区、县”,联合政府已经名存实亡。

中共八大通过全国合作化决议,要求在全国大办合作社,以剥夺农民的方式为工业化提供第一桶金。这时候,西南西北的许多边远少数民族地区尚未开始土改,遑论合作化。于是,土改立刻开始在这些地区展开。关于少数民族地区的土改,有一个必须注意的问题:少数民族地区的社会改造通常称为“民主改革”,而不叫“土改”,是因为按照中共理论,少数民族地区未经“新民主主义革命”这个阶段,所以得“合二为一”,把“中国革命”的两个阶段同时推行于这些民族。换言之,是“土改”和“合作化”同时进行,期间并没有经过一个短暂的“单干”过渡。所以,宣传上所说的“分配土地”云云,只是名义上的分配,完全是个画饼,土地、耕畜、农具等直接进了合作社。与此同时还进行镇反、统购统销、“宗教制度改革”等运动,青海称之为“五套锣鼓一齐响”,“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一步走”,说是“一步登天”。其结果是激发了民众抵制,许多地区爆发武装反抗,中共当然不会反思自己的政策为什么民众不接受,而是将之一概定性为“武装叛乱”,派正规军镇压。

民族地区土改时间有早有迟,但土改过程中的残酷与内地并无不同。上面那篇1953年贵州少数民族地区土改期间,工作队在那里做的事情很清楚地表明,少数民族并没有被”网开一面“。我相信这篇内参反映的情况只是冰山一角,真正的情况远比这些严重。由于土改工作组是汉人为主,有些地区完全是汉人,后来镇压的军队也是汉人,对少数民族来说,把账算到汉人这里,这是很自然的事。我们感到不舒服也没办法,史实就是如此。你要求50年代住在大山里,高原上,从来没见过汉人的藏、彝、佤、苗等民族的民众区分压迫他们的是共产党,不是普通汉人,那是不现实的。

下面是两份公开资料。顺便说一句:经过“政治争取”的投降者和战场被俘者,后来基本上全部被抓,关进劳改农场和”集训班“,其中大多数死亡。


《甘肃省志·军事志》中有关镇压临夏回族暴动的简短描述





《四川省志·军事志》中有关镇压凉山彝族的简短描述。


有关康巴暴动的起因,中共标准说法是达赖喇嘛返回西藏途中赤江仁波切、索康等人沿途”煽动“的。我对此有过考证。没有证据表明索康到过那些地区。而且当时代表达赖喇嘛去那些地区的还有十六世噶玛巴仁波切,但是中方从未指控过他,而是一直指控赤江仁波切,我认为主要是为了把康巴暴动的原因推给噶厦政府和达赖喇嘛。但是,彝人的暴动是无法指控达赖喇嘛和噶厦政府的,那么彝人又是为什么暴动呢?为什么这些少数民族都在同一时间段内暴动?

几十年来的宣传总是突出少数民族地区的发展,少数民族的优惠等等,史实并不完全如此。比方说色达,直到70年代,全县才建立第一所中学,还是为当地干部子女建立的。 直到现在,少数民族居住地还有很多地区不通公路,没有哪怕是简陋的卫生所。很大程度上我们愿意相信这些宣传,是因为这种宣传迎合了汉人自古以来对少数民族怀有的“救世主情结”,自己是“中央帝国”,别人都是“蛮夷”,需要汉文明去“教化”。在公开的资料中,常常看到对“叛匪”杀害干部的血腥描绘,但只有在内参中,才能看到一点点土改工作队是如何残害少数民族的。而且,在“平叛”过程中,中共军队对少数民族的镇压极其残酷,滥杀俘虏、集束炸弹轰炸等等行为,在公开资料中仅仅以“违反政策”一笔带过。几十年来,经历过巨大苦难的少数民族被噤声,他们无法说出自己的经历和感受,历史就这样被宣传取代。我们不知道的,不等于别人不知道。这段历史在许多民族中已经成了集体记忆中的一部分,中共官方史书中的“叛首”,在他们族人的集体记忆中是民族英雄。

这一段历史是我们无法回避的历史。作为主体民族,我们必须面对这段历史,也必须承认少数民族有权对这段历史有他们的解读,有他们的感受。由于对这段历史的了解,我从不认为中国的民主化会自动解决民族冲突,这是一笔未来民主中国不得不继承的负资产。如何化解冲突?如何实现民族和解?我们要做的第一步,是摒弃宣传,了解史实,尊重其他民族的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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