藏人手绘乡城桑披寺被轰炸的情景
第六章 乡城：破碎的佛珠
一
硕曲河从理塘中部喇嘛垭发源，全长270多公里，依山势由北向南流淌，注入金沙江。硕曲中段河谷丰饶，梯田成片，村庄民居隔岸相对。登高俯望，河流如线，村寨如珠，河谷犹如一条珠串。虔信佛教的居民称他们的家乡“卡称”[1]（Chathreng），意为“手中的佛珠”。世居此地的藏人称为“卡称巴”。外来人发音不准，久而久之，变音为“乡城”。
乡城北连理塘，西邻得荣，东临稻城，东北为巴塘，南端与云南中甸接壤，其境原为“理化宣抚司”，即理塘土司所辖一部，包括上、中、下三部，及火竹六村一带，因此亦称“三乡”。这一带历史上曾先后被云南木氏土司、蒙古和硕部控制。清光绪34（1908）年赵尔丰“改土归流”，取“平定乡城”之意置定乡县，隶属巴安府。1939年西康建省，定乡入西康省治，1951年易名为乡城县。
在以豪勇彪悍著称的康巴汉子中，卡称巴颇具盛名。乡城历史上数次被外族攻占，土司部落之间常有械斗，加之地处川滇商道，常有盗匪抢劫往来客商，自卫和抢劫成为生活常态，养成了卡称巴勇武好斗的性格。据1941年的调查，乡城“家无贫富，所庋多枪。据前数年之调查，三乡私枪为五千支。……最近之估计步枪为一千五六百支，手枪为六百余支。”[2]
由于民风强悍，从清末到民国一直派驻军队。乡城地处偏远，全境以山地为主，交通不便，物产有限，驻军向民众租房而居，军粮亦由本地征收。驻军太少，则“匪特不能镇摄”；人数太多，则不得不民口夺粮以养兵，加重民众负担，常常因此引发冲突。
乡城有27座寺院，县城边的桑披寺是其中之冠。桑披寺，藏语“噶丹桑披罗布林”，意为“如意吉祥的宝寺”。该寺于1669年由五世达赖喇嘛倡建。1811年，桑披寺住持赤江仁波切松久曲麦成为第九世达赖喇嘛的经师，桑披寺因之名声大振，成为藏东南名寺之一，也是乡城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该寺“寺墙周围约250丈，背依危岩，前临险径，耸然高踞，颇壮形势。”[3]
清末以来，这座名寺屡遭劫难。赵尔丰改土归流期间的乡城一役，因寺院地势高险，易守难攻，赵军包围数月，无法攻克。后来发现寺院的秘密水源，切断寺院供水，迫使寺僧突围，桑披寺攻破，寺内财物被乱兵洗劫一空，大经堂亦遭毁坏。1911年乡城再乱，卡称巴起兵围城，边军统领顾占文派管带丁诚信、刘赞廷率兵进攻，全军覆没。后尹昌衡西征，派孙绍骞再攻乡城，桑披寺又遭毁坏。
然而，卡称巴屡次反抗外来政权，究其原因，与外来政权的行为不无相关。
改土归流后政府加重赋税，是激发反抗的主要原因。1911年的乡城暴动，镇压者孙绍骞也承认“独乡城之粮加重数倍，夷民困于担负，遂有此次之变。”[4] 民国38年（1939）出版的《新西康》杂志中，有一篇题为“三乡一瞥”的文章，谈到乡城当时的状况，作者评论道：“三乡饱受赵边使、尹经略、陈步三[5] 数度军事惨祸，政治修明，民各安业，乡人未一受享。其于流官观感，自可推测。”[6] 由于乡城民众对外来政权的敌意，西康省所设的乡城县政府形同虚设，1951年被中共接收时，只有“一楼一底面积约100平方米的藏房一座，几张桌椅，大麦100石，小麦53石，荞子1.5石”[7]。
改土归流后政府加重赋税，是激发反抗的主要原因。1911年的乡城暴动，镇压者孙绍骞也承认“独乡城之粮加重数倍，夷民困于担负，遂有此次之变。”[4] 民国38年（1939）出版的《新西康》杂志中，有一篇题为“三乡一瞥”的文章，谈到乡城当时的状况，作者评论道：“三乡饱受赵边使、尹经略、陈步三[5] 数度军事惨祸，政治修明，民各安业，乡人未一受享。其于流官观感，自可推测。”[6] 由于乡城民众对外来政权的敌意，西康省所设的乡城县政府形同虚设，1951年被中共接收时，只有“一楼一底面积约100平方米的藏房一座，几张桌椅，大麦100石，小麦53石，荞子1.5石”[7]。
中共进入乡城，对卡称巴来说，只不过又换了一批“流官”。
二
中共建政之初，新来的“流官”们小心翼翼地接近民众。他们开了几家商店，建了一所医院，发放救济粮款，提供免费医疗，还带来许多大洋在当地购买、囤积粮食，并运来一些武器。 卡称巴弄不懂这些人是军人还是“汉官”，对他们不甚信任，但逐渐习惯了他们的存在。
很快，乡城又出现导致1911年暴动的状况。当时康区许多地方依然使用藏银，但中共干部和职工的工资付大洋。国民政府时期的定乡县政府只有十来个人，给民众带来的负担还不算太大。1951年后，进入乡城的中共各类人员越来越多，流入的大洋也越来越多，导致藏银贬值，粮食价格上涨：“在56年以前的几年里，一个藏钱从原来能购小麦10批下跌到2批”[8] 。 但在1952到1955年之间，除了部落械斗外，卡称巴与政府并未发生冲突。乡城有影响的僧俗上层人士均得到安置，普通民众与政府没有接触，依然称县政府为“衙门”。
1956年2月，乡城县工委和县政府从下辖的5个区召集300名“积极分子”到县城开培训班，引导他们“吐苦水、算剥削帐”，提高“阶级觉悟”。在此基础上成立土改工作团，中共乡城县工委书记任志高为团长，工作团有3名副团长，包括一个名叫扎西公布的藏人。工作团下辖5个分队，计划每个区派一个分队去开展土改。
大约在2月中旬，藏历新年前后，乡城两座主要寺院收到土改工作团的文件。藏人回忆中，这份文件包括7项内容：1）喇嘛和僧人必须还俗；2）寺院财产交公；3）禁止从事宗教活动；4）消灭有钱人；5）所有土地收归国有；6）所有财产收归国有；7）全体人民服从并支持军队。并威胁如果不同意，将诉诸武力[9]。 这份文件可能是乡城土改工作团颁布的“土改章程”。此章程至今未发表，无法确定藏人回忆中的内容与该章程是否相符，但从上述藏人的记述中，至少可以看出他们对“民主改革”的理解。
乡城藏人领袖秘密开会商讨后,派人给乡城工委送去一封措辞强硬的回信，表示决不接受如此“改革”，并要求工委撤出乡城。至于武力威胁，卡称巴的回答是：“既然你们已经做了打仗的准备，我们绝不退缩”[10]。 中方资料透露，2月中旬后乡城工委书记任志高曾四次去桑披寺谈判，但未透露内容。谈判显然没有取得进展，于是双方都开始备战。
中方资料将乡城暴动归罪于达赖喇嘛的经师赤江仁波切[11]，指控他“指派拉萨哲蚌寺宋翁活佛和理塘阿扎活佛来桑披寺，策划武装叛乱”，并派人到中甸、稻城、巴塘、得荣等县的寺院中联络[12]。 迄今为止，未见其他资料佐证赤江仁波切策划了乡城暴动。藏人资料提及，理塘藏人决定反抗时，曾派人到邻近各县联络，其中包括乡城[13]， 但据乡城反抗幸存者回忆，民众早就了解其他地区的土改，一听说这样的土改将在自己家乡进行，立刻自发起来保护寺院[14]。
当时政府人员集中在县政府楼、商业局、医院三个据点里。2月中旬之后，所有人员开始修工事、储备水，做战斗动员。
3月16日，来自各区的2000多藏人聚集桑披寺。寺院僧人开始宗教仪轨。
3月20日，政府人员集中的3个据点被蜂拥而来的藏人包围，双方互射，至少一名藏人被打死。当晚，藏人在寺院四周的山坡上点燃篝火扎营。乡城工委决定把医院里的人撤到县政府。医院工作人员将七万块大洋埋在地下，自行纵火烧毁楼房，然后顺着水沟撤离，期间遭遇冷枪，一名藏族干部被打死。
从双方资料来看，这场被称为“乡城县政府保卫战”的战斗，藏人主要是包围县政府，切断水源，试图逼政府人员撤出乡城，期间互射冷枪，但在“保卫战”期间，并未发生理塘那样的激烈战斗。乡城县政府是一座三层楼房，外面有围墙，楼房里共200多人，有一挺发生故障，只能单发的机枪和40多支步枪，平均每支枪80发子弹。为了节省子弹，政府方面自然不会随便射击；藏人没有重武器，也无法强攻，有些人打算攻进去，被头领斥退：“你们冲进去干什么？想抢汉人的东西吗？！”[15]
双方之所以对峙十多天，主要原因是乡城县政府的电台坏了，整整一周无法与康定地委取得联系。等到终于恢复联系，请求援军，得到的回答是“由于发生叛乱的地方太多，地委有限的兵力都派尽了，乡城又地处边远，交通不便，救援存在的困难大极了。所以，地委让乡城方面撤离。一是朝中甸方向，二是朝稻城，三是朝理塘，三个方向中，让乡城选一个最有利的方向突围。”[16]
乡城方面开了一个党员扩大会讨论局势。他们自知武器不足，人数又少，突围毫无胜算，于是决定直接向北京求援。
三
3月底的夜晚，海拔2,800多米的乡城天气寒冷，星光昏沉。 卡称汉子们抱着老旧火枪，围坐在一簇簇篝火边。谁也不知道会在这里呆多久，谁也不知道未来是什么。篝火边的卡称巴是一群与世无争的农夫牧民，祖祖辈辈在大山里繁衍生息。他们并没有“解放”他人的宏愿，也无“改造世界”的梦想。他们对人生别无奢望，只想安度今生，期盼来世。然而，外部势力总是以形形色色的名义，闯进他们的家园。卡称汉子们粗糙的手握着火枪，在他们背后，硕曲河边那些如佛珠般的村寨里，有他们祖先传下的家园和寺院。简陋的小屋是他们今生的福祉，辉煌的寺院是他们来世的期盼，保卫家园，保护妇孺是男人的天命，满面风霜的卡称汉子别无选择。
夜晚如往常一样安详，森林静立，鸟雀无声。一个名叫卡嘉顿珠的汉子坐在篝火边，裹紧皮袍，头伏在膝盖上，昏昏欲睡。朦胧中，他想起自己的家乡。一水如带，从山中悠悠淌过，将河边小村连成一串佛珠。房前的经幢，屋顶的经幡，门前的桑烟炉青烟袅袅。夏日里，山坡上羊群缓缓移动，牧羊的卡称姑娘站在坡顶，唱着久远流传的歌……
陡然间，一声高唱利剑般划破了夜晚的宁静。卡嘉顿珠猝然惊醒，见伙伴们个个转头，望着县政府的方向。卡嘉顿珠意识到，县府的围墙后面，一个卡称女子正在唱歌。
篝火边的卡称汉子凝神静听。
歌声高昂清越，正是卡嘉顿珠熟悉的家乡曲调。在这个危机四伏的夜晚，卡称女子的歌声格外清亮，甜美的歌声在夜空里飘荡：
“假如你们现在还不煨桑 [17]，
明天就会漫山桑烟。”
歌声有几分紧张，几分急切，像是叮咛，像是示警，又像是紧迫的诉说。
“明天就会漫山桑烟”？卡嘉顿珠心中忐忑。他隐隐感到，围墙后的女子似乎在传递着冥冥之中的某种信息[18]。
歌声突然停止，夜晚重归寂静。山风阵阵，篝火呼啸,火星四溅。燃烧的木块哔哔剥剥地响着，光点流萤般窜入夜空。卡称巴们低着头，困倦地围坐在篝火边。长夜漫漫，时间一分一秒地流逝。
卡称汉子们没有想到，巨大的灾难正朝他们步步逼来。
硕曲河静静流淌，桑披寺默默无声。星光下，寺院金顶闪着微弱的光，经幡在夜风里飘摇。这座历经劫难的寺院，凝聚着世代卡称巴的信仰和心愿，大经堂一次次毁坏，一次次重建，见证虔诚，见证坚韧,
也见证哀伤。
这时，在陕西武功机场，中共的秘密武器——图-4远程重型轰炸机已接到中央军委命令，正在进行作战准备。
几天前，当卡称汉子们在山坡上与强行改造他们的“流官”对峙时，一份求援电报送到了国务院总理周恩来的办公桌上。
这是四川省委转发的乡城县委求援报告，附加四川省委的说明：“乡城百余同志被围半月有余，现在缺弹药、缺水、缺粮，还在坚持。省委无部队可派调，请中央立即想法救援乡城干部。”[19]
周恩来在报告上写了一行字，交秘书即刻处理。
电报转交国防部长彭德怀。
数日后，乡城县工委收到四川省委转发的中央回电。周恩来在乡城报告上批示：“派降落伞兵部队解救乡城干部。”[20] 乡城工委立刻电告中央，说明乡城地形复杂，不适合派伞兵，建议从云南派地面部队，同时派飞机炸掉“叛匪的指挥部”，即桑披寺。
次日，乡城方面收到回电。周恩来命昆明军区派部队四天内赶到乡城[21]。 随后，昆明军区发来电报，通知乡城工委：部队已经出发。
就是在那天夜晚，这个不知名的卡称女子扬起歌喉，唱了那首煨桑的歌。至今为止，谁也不知道她是什么人。只有在藏人的记忆中，那天夜里，曾经有个女人唱了这样一首歌。
四
3月29日。近午时，两架飞机掠过山顶，在山谷上空盘旋。
围墙背后的政府楼里，电报员紧张地调试电台，但无法联络。飞机扔下一堆红红绿绿的传单，上面用汉藏两种文字写着：“我们知道你们当中大多数都是受了欺骗的好人，所以我们不忍将炸弹扔在你们的头上。如果你们继续听信坏人的话，不肯撤消包围，继续和政府作对，炸弹马上就会落在你们头上的。那时，后悔也就迟了。”[22]
飞机在桑披寺对面的山上扔下一颗炸弹，以示震慑[23]， 然后转了个弯，飞向远方，消失得无影无踪。
次日，飞机再次飞来时，几个藏人站在山口朝飞机开枪。飞机投下燃烧弹，山头起火，藏人仓惶撤退，飞机转回。
4月2日，朝霞散尽，太阳发出温暖的光。9点左右，四架图-4轰炸机呼啸而来。机上的炮塔吐出一条条火舌，23毫米机关炮朝山坡和围墙附近的人群扫射。山坡上无处躲藏，人们纷纷奔向桑披寺。 下午，当山坡上的人悉数被赶入寺院后，轰炸机开始投弹：“下午4时，飞机往叛匪指挥中心投下了炸弹。这时大家看见，一声巨响之后，灰尘和火光冲天，一根根木头和烟雾一起上了天。”[24]
这次轰炸远不止“一声巨响”。 几十枚炸弹落进寺院，桑披寺受到毁灭性打击：三座佛殿，约40座僧舍被炸毁，200多名僧俗死亡。轰炸停止后，幸存的藏人冲出寺院，部分人投降，大部分人逃进山里。
4月3日，昆明军区所属126团先遣营进入乡城。历时13天的“乡城县政府保卫战”告终，期间中方阵亡3人，其中有两名是藏族干部。
卡称巴的苦难并未就此结束。
乡城轰炸前后共持续了10天，硕曲河边两两相对的村寨里，许多民居和寺院被炸成废墟，僧俗民众死伤无数。为了逃避抓捕，青壮男人全部跑上山，村里只剩老弱妇幼。残墙断壁下面，伤者的凄惨呼号声声可闻，可是没人敢出来营救。军队佯撤，诱使男人下山，当人们开始营救时，飞机又来投弹，营救的人与先前的伤者统统被炸死。飞机离去后，幸存的老人妇女孩子出来寻找他们的儿子丈夫父亲。被重型轰炸机轰炸过的村庄里，找不到一具完整的尸体，断肢残躯散落遍地。卡称汉子的血肉之躯抵挡不住集束炸弹，他们保护不了寺院，保护不了家园，也保护不了妇孺。万象复苏的四月里，村村寨寨弥漫着死亡的气息。
1956年3月至4月，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远程重型轰炸机独立4团完成了组建以来的第一次实战，轰炸目标为理塘长青春科尔寺、乡城桑披寺和巴塘康宁寺。近一个月的作战期间，独4团完成了29架次物质空投，并在3天内进行了21架次轰炸[25]， 共投下约300枚集束炸弹。独4团的康南轰炸为日后的高原作战取得了丰富经验，算得上解放军空军的一次成功实弹练兵。
这一波镇压中藏人死伤总人数，迄今仍未公布。
五
硕曲河边佛珠般的村寨里，老弱妇孺流着泪，举行没有喇嘛念经的水葬，将亲人的残尸投入硕曲河中。丝带一般的河水载着卡称巴残缺的尸体，和着妇幼老人的眼泪，流过残缺的桑披寺，经过残缺的村寨，默默远去，汇入金沙江。滚滚长江东逝水，淘尽了卡称巴的血泪，下游的人们听不见集束炸弹的轰然巨响，看不见噶丹桑披罗布林的断壁残墙。
涌进乡城的大批军队占据了尚未毁坏的民居。大批僧俗民众被抓捕，其中许多人后来被送去做苦工，修公路。
失去丈夫的卡称女子搀着老人，背着幼儿，牵着孩子，离家弃舍，逃进大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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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Kargyal Dondrup, History of Kham Chatreng
entitled “Golden Cluster of Grain” . p.
160. 藏文版，马修·阿克斯特英译。
[10] Kargyal Dondrup, History of
Kham Chatreng Entitled “Golden Cluster of Grain”, p. 160. 藏文版，Matthew Akester英译。
[13] Carole McGranahan, Arrested Histories: Tibet, the CIA, and
Memories of a Forgotten War. P. 76.
[25] 中国空军网：“空军史——兰州军区空军历史沿革（http://www.plaaf.net/html/33/n-21733.html）；另见《甘孜军事志》188页。投弹数量根据执行巴塘康宁寺轰炸的前图-4机组成员刘恒训回忆文章“川西平叛纪实”（ http://www.jnzx.gov.cn:8080/Html/81012006515170747-1.Html）中所记载的炸弹数量推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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