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扩大化”到了濒临灭绝的地步
当代中国历史中，1957年的反右运动，是一场人们已经议论得很多，却依然议论得十分糊涂的事件。当文革后渐渐允许议论这一运动的时候，当事人大多还活着，史实并不复杂。不少文件逐渐解密，当事人在境内外发表了大量回忆和口述。即使是按照大大缩水了的官方数字，当年打成右派的人数也高达五十万，这些人后来统统“改正”了，也就是说，官方正式认定他们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只有五个人是例外，十万分之一。这五个人不予“改正”，为的是要用来证明，当年打右派也有打对了的。既然有打对的，那么反右运动本身就不能说错。于是，1957年反右的问题，只是“扩大化”了而已。
不过，大部分中国人至今还不知道的是，差不多在同一个时期，在中国西南西北，以藏区为主的地区，发生了一场更为血腥、更为惨烈的“扩大化”，那就是至今仍然遮遮掩掩的“平叛扩大化”。
1955年和1956年间，随着内地城乡一系列政治运动的深入，中国政府在藏区的政策发生了一个转折，开始将内地的土改和合作化运动推行到藏区。在藏地农牧区的土改和合作化运动，先从西藏周边川滇甘青藏区开始。这一名之为“民主改革”的运动，包含中共建政之初在内地进行的土改、反右、镇反、合作化等，并将之压缩在同一时间内进行，不可避免地激起了藏人的反抗。中国政府调动军队镇压，酿成一场国家军队镇压边疆地区少数民族的战争。这场战争始于1956年初春，结束于1962年秋，历时六年半。当时的解放军12军区中，有8个不同程度参与。作战过程中，解放军动用了步兵、炮兵、骑兵、空军、装甲部队、摩托部队、防化部队等兵种，参战兵力累计达23万5千左右。
在这场战争中，不仅发生了针对藏人农牧民不分青红皂白的滥杀，更在每次作战后由上级下令滥捕滥抓，枪杀俘虏、导致很多地方藏人部落男性青壮年骤降到濒临灭绝的地步。
1958
年4 月9日，青海省委书记高峰在省公安工作座谈会上说，“有些人虽然没有现行破坏活动，但可能是危险分子，可以采取秘密逮捕的方法，把他们搞起来，要搞得很艺术，谁也发现不了；要采取多种多样的办法，如让他们打架、互相告状、扭送等等。把危险分子都搞掉了，社会问题就少了”；“谁叫他们在这个时候（大跃进）捣乱，把他们抓起来，一个不放，死也要让他们死在监狱里。”这一招叫做“防叛”。甘肃的甘南藏族自治州规定对21种人可以逮捕，而且“对已捕获的俘虏一个也不能释放，未捕获的应想尽一切办法追捕归案”。该州在两年内将藏人总人口8.6%关进监狱。
就像1957年反右有指标一样，“平叛”时抓人也有指标。这个指标经常高得离奇，而且总是超额完成。以青海省玉树州为例，青海省要州里抓2000到2500人，州委告诉下面说：“捕错了州委负责，漏掉了下面负责。”后来的官方州志披露，共抓了22780多人，超额十倍。青海省委1981年给中央的报告中承认，仅1958年所抓的人，就占全省藏人总人口的10%左右。这年在青海发生了几场大规模“战役”，大量男性青壮年已经死于冲突或者逃亡。这10% 其实就是把藏人部落里尚存的男性青壮年一网打尽，其中很多人死于监禁，再也没有回来。甘南部分地区分配的抓人指标甚至超过了当地成年人的总数。
在地广人稀的青藏高原上，藏人必须依赖其历史上形成的部落群落和寺庙体系，才能够互相帮助，抵御灾荒。那里和汉地不同，城镇遥远，交通不便，没有地方可乞讨要饭。“平叛”战争和滥捕滥抓，使得藏人家庭和部落在后期的大饥荒期间失去了抵御灾荒的能力，大量人口死于大饥荒。1959年5月青海省海南平叛指挥部的报告中说，“双龙沟拉毛德打柴时，遇到6个叛匪问：投降杀不杀？她答：‘回来没吃的，不杀掉也要饿死’。该乡去年11月（按：1958年11月）至1959年初已病死319人，占全乡总人口的24.7%，群众反映是饿死的”。
用“扩大化”掩饰合法性
1981年，时任中共青海省委副书记的藏族老干部扎喜旺徐向邓小平上书，要求解决青海省1958年“平叛斗争扩大化问题”。此后，五省区开始组织专案组，开启旧档案，重审1956-1962年战争中捕办者的案件，对“错捕错判”者“平反、改正”。“捕办”包括逮捕、判刑、拘留、集训、劳教等；
“改正”包括宣告无罪、 改判、减刑。根据地方志中的资料统计，“平反改正”比例最低为四川甘孜，为35%；最高为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和甘肃天祝藏族自治县，这两个地区的“叛乱”案是当地干部人为制造的，共导致12970人遭到不同程度的迫害。这两个案件后来均被宣布为“冤案”，涉案人员全部平反，也就是说，这两个地区的“平反率”为100%。
青海玉树、果洛、黄南这三个镇压最严重的州，“平反”率分别为98.52%、83.6%、71.64%；海北州为76.72%。甘南的平反率达98.5%。西藏自治区相关资料尚未解密。因此，根据现有资料无法统计出藏区总的“平改”数据，也无法得知被捕办藏人在狱中死亡的总数，能够确定的只有青海，该省捕办人数中的44%死在监狱中。甘肃省委承认有大量被捕人员死在狱中，但未透露数据。
青海省委1981年给中央的报告中透露，该省共捕办52922人，其中44556被“错捕错判”，占被捕人数84%。狱中有23260人死亡，另有173人被“错杀”，死亡率高达52.6%，其中3300人死在“集训班”。
八十年代对“平叛扩大化”的纠正，很快就走向终结。“扩大化”的情节过于骇人听闻，连参与处理的干部也震惊万分。当年参与镇压的干部，特别是军队干部，则向中央表示强烈抗拒对“平叛”的重新定性。于是，档案被重新封存，再也难以为外界了解。大多数国人至今不知道，那些被称为“叛匪”的藏人早已平反；中国政府亦未向藏民族道歉。
在中共看来，“平叛扩大化”就像“反右扩大化”一样，错的都只是“扩大”了的那部分而已，“平叛”和“反右”本身，是当年的决策者和参与者以及他们的继承人死也不肯认错的，因为这牵涉到共产党的理论、纲领和意识形态，牵涉到中国的政治制度本身，也牵涉到中共的统治合法性。
《动向》2012年3月号，总第31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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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说李江琳女士要出版她的第二部新书，期待中。 。 。有几个很多汉语书中都常出现的疑问，我想在此表达一下，以便照顾到图伯特人（图博人）对历史和自身的认知和感受。我以前看过的一些汉语写图伯特的书中有不少中共文件式的用语，某些地方可定是必须“引用”的，可是要敏感的看到中共的新式文件式的用语中充满了红色文化下产生的各种概念和悸动词，很多用的很生硬乏味，人味儿少而革命的味儿太浓。
回复删除在用人名地名的地方如果能在第一次出现时能用藏文或英文标注一下最理想，因为汉语译音在安多、康、卫藏因为口音的不同而所使用的汉字也不同，大家不知道这个人到底原名是什么，其实这个很容易解决，只要邀请一个通博、汉语/博、汉、英语的人，把能够确定的人名、地名、寺院的名字标注一下对比较专业的读者和将来研究资料的人有莫大的价值。
我也同时希望用图伯特这个真实的原名来替代西藏或藏族，这段历史是中共开荤侵占图伯特以后的历史，但是对图伯特人而言，我们从来没有觉得我们我们是“中国人”或者我们居住的土地在中国的土地上。现在正在经历的一切基本上都是违背图伯特利益和意愿而中共用武力和威胁强加给我们的现在。不管汉语书中、红头文件中出现多少次藏族、少数民族、四川藏族、青海藏族、甘肃藏族等等不一而足我们是不会承认的，因为我们是有历史悠久、史书、史料的国度，我们与支那国比邻而居达数千年，大体的边界和历史文化都是平行的。
我们图伯特没有孔庙、不奉行儒家思想，文字我们使用接近印度笈多文字和天成文的拼写式文字，几十种字体草书接近邬尔杜，语法上我们用语是主、宾、谓的结构加格标记，传统服饰、饮食、价值观、医药、绘画、逻辑学、建筑、婚丧嫁娶等都没有隶属关系。
所以我呼吁汉语的作家们如果是在写有关图伯特的历史现实的书籍，不用封闭自己在1912年之后的资料，特别是1928年之后更要小心辨识，中共的资料直到今天都是政治需要而来的，连经济指数、当地的污染指数、气温都做手脚，这好像都部分官民都是根据时事的需要而来的看看有利益的地方不管是政治或经济利益很多人都喜欢造假故敬请汉族朋友本着对历史和两族的长远着想，尽力去伪存真。
中共消灭图博是全方位立体式的，包括用汉语重新名命山水湖海等地名，给八杆子打不着边的人和历史人物起汉语名字，这些都是政治意图下边缘化图博的方法。图博人当然很清楚这些但是只是个图博社会之内的共识之外失去了表达的自由话语权，自我身份的认定都是不被允许的时代，藏族或者少数民族等都不要我们自愿或认同的对我们的定义。
按照我们所信仰的佛法，图伯特人也在无数的轮回中多少次转生于汉族，你们汉人也肯定无数次是图伯特人。我们不喜欢一时的情绪来解读彼此，我们接受一切成败兴衰的刻画描述，但是必须极为接近真实的状况。图博的25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是图伯特人传统居住区，中国政府如果愿意以土地入中国这个国家财富的股，这样图伯特人都是“中国”精神和物质最富有的人。
看了这些天看到您的博客后大为感慨，在自由的世界汉族人是有公正的人的，客观中立的人。这些资料对图伯特人来说是极其珍贵难得的，而且在图伯特历史的最黑暗、最困难的时候有汉族作家为受苦的人、落难的说句公道话这比金山银山更震撼、更难得。你一个人的文明风雅轻易反转了中共60余年的愚昧宣扬、野蛮洗脑。
书写随意不易读阅，请见谅
谢谢你的评论。研究西藏现代史的难点之一是如何建立一套”去共化“的话语体系。我倾向于用”非汉民族“来替代”少数民族“，但这不是个被大众接受的说法。 写1950年代的事件时，我尽量避免使用“叛乱”、“平叛”、“歼灭”之类的词，以脱出意识形态的框架。这确实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需要大家的共同努力。
回复删除对于汉语中如何表达“西藏三区”，几年前我采访桑东仁波切的时候，曾经提出希望藏人方面有个统一的说法，但是迄今似乎没有这样做，基本上各方面都在“各自表述”。 我之所以用”藏区“这个说法，是为了尽可能表现历史和现实。 资料来源于各个省，每个省的政策和统计方式都不一样，这是个很实际的问题。我在下本书的前言里对此有详细说明。
我在研究时遇到很多有关地名的困难。很多藏人传统地名所指的地域被划分到不同的县，甚至不同的省，比方说传统的“康“区现在分属四川、云南、青海、西藏自治区；1960年之后，原噶厦政府管理之下的宗、谿被合并为72个县。采访时老一代流亡藏人时，他们提起自己的家乡用的是传统地名，而传统藏文地名必须与现代地名重合，否则绝大多数读者，甚至包括一些年轻的藏人读者都不会明白。在我即将出版的这本书里的处理方法，是尽可能用传统藏语地名的汉译，用脚注注明现在的地名。有些更小的地名、如村庄的名字或者寺院的名字，实在找不到，我只好保持原状，或许有一天会有人辨认出来，我再修改。
去年在台湾时，遇到一位甘肃来的格西，他的家乡恰好是我书中写到的一个地方。中文资料上的汉文地名无法判定具体地点，格西本人也不知道在哪里。后来他灵机一动打电话给他的一位长辈，老人家告诉他藏文，然后我们到卫星图上找到图像，他认出了那个地方，这才确定战斗发生的地点。
研究西藏现代史，目前有哪些资料，如何使用、考证、去伪存真，是值得认真讨论的。几年来我接触了大量中文资料，从公开资料到曾经的“绝密”资料都看过。藏人方面的资料也接触了不少。什么时候有空，我把心得写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