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忠信主持了第十四世达赖喇嘛坐床典礼吗？

     1940年2月22日，第十四达赖喇嘛在拉萨布达拉宫举行坐床典礼。根据一个流传甚广的传说，这个典礼是时任国民政府蒙藏委员会委员长吴忠信奉政府之命，专程转道印度到拉萨，亲自主持的。吴忠信“主持达赖喇嘛坐床典礼”，被认为是“国民政府收回西藏主权”之举。

为了证明确有其事，还有一张吴忠信跟幼年达赖喇嘛的合影传世，据说是吴忠信“主持典礼”时拍的。那张合影十分古怪，显然是在一个非正式场合，照片上的达赖喇嘛对“中央大员”吴忠信皱着眉，满脸的不耐烦；“主持典礼”的吴忠信居然是侧面，怎么看也不像是在主持一个庄重的仪式。

这张长久以来一直被宣传为“吴忠信主持达赖喇嘛坐床典礼”的照片，

终于还原了历史的部分真实：这张照片是吴忠信在罗布林卡

非正式见达赖喇嘛时的合影，而非"主持达赖喇嘛坐床典礼”的照片

  达赖喇嘛是西藏政教领袖，但是，他的坐床典礼首先是一个宗教性质的典礼。既不懂藏语，又不懂宗教仪轨的“中央大员”去主持一个重大宗教仪式，就像某国派一名部长去主持新教皇加冕仪式一样不合逻辑。而且，关于吴忠信专程去拉萨“主持达赖坐床仪式”的说法流传了70年，却没有丝毫细节。达赖喇嘛的坐床典礼是怎样进行的？吴忠信在整个过程中做了什么？说了什么？热衷于传播这个故事的人，并未给出任何细节。

  13世达赖喇嘛圆寂之后，国民政府以“致祭”为名，派黄慕松前往拉萨，试图重新建立与西藏政府的联系。热振担任摄政后，中央政府册封他为“护国禅师”。十三世达赖喇嘛转世灵童在青海湟中寻获后，吴忠信即提议派人去拉萨主持金瓶掣签，并主持坐床典礼，以此宣示主权。但是，吴忠信到达西藏晚了一步，他于1940年1月15到达拉萨，而灵童早已到达，并已于1939年11月24日在大昭寺剃度，西藏人民会议已经正式宣布确认他为13世达赖喇嘛的转世灵童。金瓶掣签显然已经无法进行了。

 吴忠信到达拉萨后，曾要求举行金瓶掣签仪式，但遭到藏方强烈反对。于是，他提出要有一个程序，以示达赖喇嘛的确认经过了“中央认可”。藏方表示同意让吴忠信正式拜见十四世达赖喇嘛，吴忠信不同意正式拜见，因为那样一来就意味着他见到的是早已确认的达赖喇嘛了。最后藏方同意让吴忠信礼节性拜访灵童。于是就有了后来的“由中央确认14世达赖喇嘛”一说。

  达赖喇嘛的坐床典礼于1940年2月22日在布达拉宫举行。代表团成员之一，当时在场的朱少逸，在日记中详细记述了典礼过程：

   “灵儿升座后，热振起立向之行三叩首礼，司伦及三噶伦亦继热振[i]起立，向灵儿叩首，五人共立殿之中央，时热振戴黄僧帽，披黄缎僧衣，其装束又与平时不同，左右各有一喇嘛扶之，高声诵经，司伦噶伦等在旁恭立，全场寂静无哗，诵约半小时，一堪布（灵儿随身堪布）以黄缎绣成之轮回图一幅递热振，热振持之，复诵经约十余分钟，由另一堪布接去，挂灵儿面前桌上；据云图名金刚多尔济[ii]，寓长寿不变之意。嗣有堪布以尖顶黄缎僧帽一顶递热振，热振捧之又诵经约十余分钟，由总堪布接去，谨戴灵儿顶上，盖系加冕之意，黄冠乃法冠也；自此以后，灵儿始得正式称达赖，于是热振率各寺著名活佛，司伦噶伦等，依次向达赖献哈达，次吴委员长率全体随员依次献哈达，再次，四品以下僧俗藏官献哈达五供礼品等物，辨经师于献礼进行中开始辨论，直至献礼完毕，辩论终止。”（《朱少逸：《拉萨见闻记》79～80页)。

     接下来是舞蹈、献茶三轮，然后吃饭。吃的是“油拌米饭”和煮熟的羊肉，朱少逸“福薄不能下咽”，把他那份羊肉转赠坐在他旁边的翻译，对方连连道谢，郑重其事地用手帕包起来揣进怀里。饭后，达赖喇嘛“乃自以红绫条结成护身符，交一堪布，持赠吴氏，佩之胸际”，然后进行典礼的最后一项活动“抢面饼”，以表吉祥。“于是此轰动一时之第十四辈达赖坐床典礼，圆满结束矣”。达赖喇嘛离去后，“吴氏亦随员回寓，时已下午一时，前后计费八小时之久”（《朱少逸：《拉萨见闻记》81页》。

从描述中可见，在长达八小时的仪式中，自始至终压根儿就没吴忠信的事儿。如果有人在主持的话，主持者显然是摄政热振仁波切，而不是吴忠信。就连向正式“加冕”之后的达赖喇嘛献哈达，他这位“中央大员”还是排在热振仁波切和噶伦们之后。他最大的成就，是在达赖喇嘛座下争取到了一个孤零零的座位。他认为这个坐位的位置是清朝“安班”坐过的，意味着国民政府承继了前清在西藏的地位。他也许没想到，在藏人心目中，他们与清朝皇帝的关系是“供施关系”，而非他认为的主权关系。

这是朱少逸绘制的达赖喇嘛坐床典礼座位图。正中1是达赖喇嘛的法座，他的左边2是他的经师，3是他的父母，4是吴忠信，5是热振仁波切

坐床典礼的当天，吴忠信给蒋介石发了一份秘密电报，陈述自己代表国民政府收回了“三十年脱缰之马” 。很明显，他夸大了自己在达赖喇嘛坐床仪式中的作用。事实上，他根本什么也没做，既没有发言，也没有司仪，只是作为不请自到的客人，参加了观礼而已。

这是1940年2月22日吴忠信发给蒋介石的秘电。台湾国史馆的“蒋介石总统文物”档案，
简称“蒋档”，只能抄不能复印。这是我从原件上抄录的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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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当时的西藏摄政热振仁波切。

[ii]  应为金刚多杰，即乃穹，达赖喇嘛的护法神。

访张学良将军故居 （二）

据说张学良在幽禁中研究《明史》。

走廊一角的桌椅，是张学良和赵四小姐消磨时间的地方。

老旧的台钟、相机和收音机，伴随两人渡过悠悠岁月。

张氏原配于凤至是个古典美女。

本来应该做个风流阔公子的，偏偏做了将军，没有比这更错位的人生了。

赵四小姐带着民国时代的气质。

最终，风流将军一生最大的成就，恐怕就是有个美女从15岁开始，

无怨无悔地伴随……

直到红颜老去，才共谐连理。

 清泉幽禁的生活照，平静中挥之不去的忧郁。

 穿着泰雅民族服装展颜一笑，风韵犹存。

 张学良日记复制件

玻璃映出拍照的自己，仿佛走进历史，然而最终一切归于虚幻。

正所谓”凡有所相，皆为虚妄“。

张学良九十大寿，小四亦成老妇。蒋介石辞世后，张学良终于获释，于1991年移居美国。

赵一荻于2000年6月去世，享年88岁。不到一年后，张学良在三藩市去世，享年101岁。

留给昔日邻居独特的谋生之道，也算一份功德吧。

我从晃晃悠悠的吊桥上慢慢走过，从河的这边走到那边，不禁想道，假如这一切未曾发生，假如没有”西安事变“，历史会走向何方？就我研究的那段历史而言，有没有那个事件，西藏都难逃厄运。就在二战的紧要关头，国府依然紧密注视着西藏。就在国府大溃败的前夕，还在秘密策划对西藏采取军事行动。国民党没有做到的，共产党替他们做到了。如此而已。

访张学良将军故居 （一）

张学良故居前的张学良、赵一荻铜像。他们看上去很忧郁。
这座小屋与其说”故居“，不如说“故狱”。

位于新竹县五峰乡清泉地区的张学良将军故居。从台北出发，开车约两个多小时。山路弯曲狭窄，人烟稀少，高山重重，山顶云雾缭绕。这里是泰雅族居住地，因传奇将军张学良曾在此幽禁13年，传奇作家三毛曾在此隐居3年，加上一道源头水温高达60度的低硫磺温泉，“将军、文学、美人汤”就成为这个旅游区的广告。原住民文化、幽禁的将军及其一生相随的如花美眷、如流星一现，瞬间消失于神秘之中的女作家，确有极高的吸引力。


 故居地点在一条山明水秀的山沟里，沟底有条清澈小河，从高到低3座吊桥跨河而过。张学良和赵一荻就在沟北的一座日本式木屋中生活了13年。他可以在院子里自由活动，走出院子必须向看守报告。现在有公路，出入尚且不易，当年张学良被幽禁在此，真是插翅难逃。故交来访想必也不易，这对当年的俊男美女就在这里与世隔绝。

日式木屋前挂着的牌子说明，真实的将军故居已不复存在。眼前的这座，
是另觅地点重建的。原先的木屋下方有一道石阶。现在的木屋上方有座教堂。

沿着走廊布置的看板，用图片和简单的文字，叙述昔日国民政府

最年轻的将军，和天津名媛在这里13年的幽幽清泉梦。

张学良生平介绍。虽然经历了世纪风云，被载入史册，

他的一生也不过浓缩成十几张照片和年份，千秋功罪，任人评说。

也曾英俊潇洒，位高权重。

而这一切，在37岁那年因一个事件结束。

此后，“赵四风流朱五狂”都成为烟云往事，半个多世纪的幽禁，

成就生命的另一个传奇。

恐怕不会有人愿意以幽禁大半辈子知名。世界从此与他无关，个中滋味，自是一言难尽。

语言的尽头是诗，诗的尽头是宗教。循着展览中流露出的点滴信息曲径通幽，

昔日的将军走的正是这样的旅程。

被幽禁的地点有13处之多。

虽然幽禁，却也都是远离尘嚣的山清水秀之地。比起著名的“秦城监狱”，不可同日而语。
“西安事件”有关之中共方面人士，善终者几人？

第十四世达赖喇嘛尊者关于转世的公开声明

持金刚第十四世达赖喇嘛释迦比丘丹增嘉措致：境内外西藏人民，信奉藏传佛教之僧俗民眾，与西藏和藏人有关的所有世间眾生。歷史上，雪域佛土的先辈君臣，以及贤者和成就者们，创立和发扬了以“三乘”“四续”為主的教、证佛法和渊博文化，使西藏成為亚洲乃至世界佛教及其文化的源 泉。為藏、蒙、汉等无数眾生的暂时和长远的利益作出了伟大的贡献。在护持、弘扬佛法的歷史进程中，形成了西藏特有的“转世认证”文化传统，这对佛教的发展 及眾生的利乐，尤其对僧团的巩固，起到了非常有益的作用。
十五世纪，一切遍知根登嘉措，被认证為根敦珠巴的转世化身，并建立了噶丹颇章喇章（喇章：大喇嘛的私人居室－译者）。从此，形成了歷代达赖喇嘛的转世认证 制度。第三世索朗嘉措获得“达赖喇嘛”的尊号；五世达赖喇嘛阿旺‧洛桑嘉措建立噶丹颇章政府，成為西藏政教领袖等。 迄今六百多年，透过转世认证的方式，准确无误地找到了歷辈达赖喇嘛的转世化身。

為了顺应当今世界民主发展的趋势，本人自愿地、欣慰地终止了从噶丹颇章政权建立（西元1642年）至今三百六十九年，由歷代达赖喇嘛担任西藏政教领袖的政 治制度。事实上，我已在1969年公开声明，将来达赖喇嘛的转世延续与否，应有广大信眾决定。然而，当信眾表达寻找达赖喇嘛转世的强烈愿望时，如缺乏明确 的指导方针，政治势力或既得利益者，会滥用转世制度谋取个人的政治利益，这种危险始终存在。因此，為了避免出现对后世达赖喇嘛的猜疑和歪曲，在本人身心健 康之际，有必要做出清晰、明瞭的说明。

以下简要阐述转世认证的理论和基本概念，以便更清楚理解我的主张。

前后世
承认转世认证制度之前，必须得承认前后世的存在。印度的古老宗教与哲学思想中，除了顺世派外，都一致主张“无有间断的前后今生”：有情眾生皆由前世投生今 世；今世身躯坏灭后，再次投生后世。 现今虽有某些推理者以“没有看到（前后世）”為由，宣称没有“前后世”，但秉持正直态度的科学家们却不会以“没有看到”的理由，去决定“没有”。

虽然很多宗教或教义都一致主张前后世的存在，但对于如何定义投生者、如何投生，以及如何连结前后世等的内容上，却有著不同的诠释。其中，也有“主张后世，否定前世”的宗教信仰。以佛教的整体思想而言，“前世”是没有开端、开始的；当烦恼被断除、远离轮迴的束缚时，由烦恼所带来的后世将会停止，但意识的续流仍会持续下去。这种教义 是被大多数的佛教思想家所认同的。若不认同前后世，将会与佛法教义產生矛盾，如：佛家“根、道、果”之学说，皆由内心有否调伏而成，以及所有情器世间则将 无因无缘所生等。此故，凡是佛教徒，必须得承认前后世的存在。

对于回忆前世的人们而言，“前后今生”的道理不是一件难以理解的事实（又称“隐蔽分”），但对普遍凡夫而言，却属隐蔽分，且须透过许多的理由去証实，因為 在死有、中有、生有的过程中，通常都会忘失过去的宿命。佛教经论提出了眾多相关前后世的理由，概义可括分為：前同类、前近取、前串习、以及前感受等理由。重点在于，唯明唯知的心只能由与己性质类别相同的近取因（或主因）而有，具有形色的物体不可能成為心的近取因，这点是显而易见的。无论透过逻辑的思考，或是物理的实验，都无法証实“唯明唯知的心可由异类的前因，或是无因而成”、以及“细微心识的续流可由某种违缘间断”；至今没有任何一人，无论是心理学家、 物理学家、或是脑部专家等，可以证实上述所言。更何况无论过去或是现在，无论在西方或是东方，有很多忆念过去宿命，并无谬地指出与前世相关的人和事物等实 例。若硬将这些实例扭曲為癫疯之言，不只有违“科学精神”，更是对现实的否定。西藏转世认证之制度，正是“依据前世的忆念或经验”而建立的一套验证标准。

如何投生
今生的身躯坏灭后，由无能间断的意识结生到后世身躯的现象可分為：“由烦恼力结生”和“由悲愿力结生”两种。初者：由无明力，于意识上，安置了善业与恶业 的随眠；在临终时，由“爱、取”滋润“有”，引发后世，趋善恶道，随业投生，无有自主。又如水车轮转，凡夫们无能自主地辗转于生死之间。凡夫唯可藉由恆时 修善，串习善心之力，于临终时滋润善业，投生善道。后者：已获菩提道之圣者，虽不随惑业所转，然由缘取眾生之悲愿，自力选择来世时地、父母等，唯利他人， 投生娑婆。

“朱古”词义 在藏传的转世认证制度中，把转世者称為“朱古” （中译：化身或转世），应该是出自信徒们的一种尊称。以般若乘的教义而言，所谓的“朱古”，就是佛陀的“三身”或“四身”的其中一者。一位本具烦恼的眾 生，由入大乘，集福德与智慧资粮，后净烦恼惑、除所知障、现证诸法之识，此乃“智慧法身”；彼识的法性则為“自性法身”。此二又称圆满究竟自利之身，或称 法身；这种“身”，唯独成就佛位者能相互看见，他人不能。佛為能利益他人，為使他人能见其身，故有大地菩萨可见的“报身”，以及由此（报身）所化现，示人 天相，凡夫可见之“化身”，此二称為“他利色身”。

化身可分為：具相好庄严，示十二相的“胜应身”，如导师释迦牟尼；為利益工巧技艺之眾生，所化现的“应化身”；為利益有情化现的人天相、水相、桥相、药相、树相等的“劣应身”三种。西藏的转世被誉為“朱古”（化身），应属于“劣应身”的范围。虽然佛陀肯定会化身為“朱古”救渡眾生，这不代表所有“朱古”皆為佛陀的化身。在西藏眾多“朱古”中，会有仅获“有学圣道位”、“凡夫加行道”，或是“凡 夫资粮道”者的“朱古”。 嘉扬钦则旺波曰：前世身躯坏灭之后再次投生，称“劣应身”；今世身躯未坏灭之前化现不同身相，称“朱巴（化身）”。总之，根据上述的理由，以相似或相联而 称為“朱古”。

转世认证
佛陀在世的时候，早有针对某人指出是某某前世的转世。尤其是细谈业果、经由前世业，感得今世报等内容的《四毗奈耶》、《本生经》、《贤愚经》、《百业经》 等无数经续都有记载。同样的，佛陀涅槃后，从印度的大神通师或成就者的传记裡，也可看到许多相关前世的记载，只不过没有西藏转世制度的“第几世”之演算法 而已。

西藏的转世认证制度
西藏原始苯波教也主张前后世的理论。佛教传入西藏之后，藏人普遍相信前后世的存在，也形成对圣者前世不同化身中利益眾生的功德，进行祈愿和随喜的传统，并 出现很多传颂观世音菩萨本生故事的经典。如：古代西藏典籍《嘛尼全集》和《五部箴言》，以及阿底夏尊者莅临西藏时（十一世纪）的著作：《珠宝之链》和《噶 当弟子问道录》等。 然而，当今广泛的转世认证传统，开始于十三世纪初。当时，噶玛拔喜的弟子们，根据预言认证噶玛拔喜為噶玛‧都松钦巴的转世，至今八百多年，共认证了十七世 噶玛巴转世；同样的，十五世纪中，认证贡噶桑姆為堪卓‧却吉卓玛的转世，迄今已认证十几辈桑顶‧多吉帕姆的转世。所以，在西藏转世认证的传统中，不分僧侣 和咒师，男眾或女眾，藏传佛教各宗派已经接纳和延续了这个传统。当今， 在藏传佛教萨迦、格鲁、噶举、宁玛、觉囊、珀东等宗派，以及苯波教中，有很多转世喇嘛肩负著护持教法的重任。

宗喀巴大师的弟子，一切遍知根敦珠巴，在创建札什伦布寺，培养眾多弟子之后，于1474年圆寂，享年84岁。当初没有人寻找他的转世，但出生于1476年 的日喀则达纳小孩－桑吉曲陪，能清晰、准确地回忆他过去的诸多生活，因為他的神奇表现，人们不得不承认他是根敦珠巴尊者的转世。从此开始，由噶丹颇章喇章 和噶丹颇章政府，共同寻访、认证歷代达赖喇嘛尊者的转世，延续至今。

转世认证方法
转世认证的传统建立以后，寻访、认证的方法和途径也逐步完善和健全。其中最重要的是：前世临终前的遗嘱、指示或特殊跡象；转世灵童准确无误地讲出前世的生 活点滴，能辨认前世的遗物及侍从等。除此之外，还有祈请圣者占卜；祈求世俗护法的神谕；观察拉姆拉措湖和其他护法之魂湖等很多方法和途径。当出现一个以上 的灵童候选人，难以断定之时，也有在佛象圣物前，举行“食团问卜”（或称“麵团球占卜”－译者）决定的惯例。

未终朱古
通常所谓的“转世”意味著“结束了前世，转生到今世”，因此凡夫们没有能力作到“未临终前的朱古”。然而，大地菩萨可于同时间内化现出千百身相，“未终朱古”对大地菩萨而言，是绝对可以办到的。

在西藏转世认证制度中，有各种转世的认证。如：同续转世、业愿转世、受教或加持转世等。转世的用意為：能继续或完成上世尚未圆满的传教利眾事业。有时為能 代替同续转世，未证圣道的上师可採取与自己业愿相应的某人作為自己的“朱古”，或受教弟子及他人作為自己的“朱古”。因此，未获圣道的上师们仍有可能具有 “异续的未终朱古”。

另外，由同一位前世的身、语、意，在同一时间内转世為多位“朱古“，这种现象也是不可否认的。在近代内，较為著名的“未终朱古”如：敦都‧久札耶喜多杰、究给‧赤千阿旺千绕等眾多上师。

金瓶掣签 随著浊世衰微时代的来临，被认证的“转世”也越来越多。 不少“转世”的寻找和认证，是因政治需要，採取了不当和欺骗的手段，给西藏教、政事业造成了严重损害。

西元1791至1793年之间，廓尔喀（尼泊尔）军队入侵西藏，当时，西藏政府请求满清政府派兵支援；驱逐廓尔喀军队之后，满清官兵以完善西藏行政為藉 口，制定所谓的《二十九条章程》，要求以“金瓶掣签”认定达赖喇嘛、班禅喇嘛和其他呼图克图的转世。八世达赖喇嘛江白嘉措还特别著述金瓶掣签的修法仪轨。 然而，透过金瓶掣签认证的只有几位达赖喇嘛和班禅喇嘛，以及部分其他喇嘛。即使颁佈这样的规则，第九世、十三世，以及十四世达赖喇嘛均未通过金瓶掣签；十 世达赖喇嘛的认定，也未经过金瓶掣签，但為了照顾满清政府的面子，对外宣佈以金瓶掣签认证的消息。

实际上，使用金瓶掣签认证的只有十一世和十二世达赖喇嘛，其中，十二世达赖喇嘛在金瓶掣签之前，已经认定确立。所以，真正经过金瓶掣签认证的达赖喇嘛，其实只有一位。同样，在班禅喇嘛的传世系统中，只有第八世和九世班禅经过金瓶掣签的程序。

金瓶掣签的规则，只是满清势力的强横表现，而非藏人信赖的宗教仪轨。然而，如能公正实施，也可视作类似于传统的“食团问卜”方法。

西元1880年，认证十三世达赖喇嘛时，西藏与满清之间的“供施关係”（藏语称 “榷蕴关係”，是上师与施主的关係－译者）尚未断裂，满清政府在西藏还有一定的影响。然而，十三世达赖喇嘛的认证，是根据第八世班禅喇嘛的预言和乃穹、桑 耶护法的神谕，以及观察拉姆拉措湖的徵兆等确认的，因此没有经过金瓶掣签的程序。十三世达赖喇嘛在水猴年遗嘱（西元1933 年）中明言：“本人没有经过金瓶掣签，而依据预言、占卜等相同的结果，确立為达赖喇嘛的转世，并举行坐床典礼”。

当我在1939年认证為十四世达赖喇嘛转世灵童时，西藏与中国之间的“供施关係”已经断裂，因此，没有必要经过“金瓶掣签”的程序。

眾所周知，我是由西藏摄政和民眾大会，按照圣者、护法的预言，以及拉姆拉措湖的兆象等寻访、认证的，当时没有中方的任何干涉。儘管如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 有关官员，在媒体散播谣言，谎称“免予”达赖喇嘛金瓶掣签的程序，并派遣吴忠信主持我的坐床大典等。此一谎言，被中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副委员长阿沛‧阿旺 晋美揭穿。他在1989年7月31日召开的西藏自治区第五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上讲话指出：“国民党这样撒谎，我们共產党為什麼也要跟著说假话呢？”

一厢情愿的图谋
在过去，一些富裕喇嘛的管家和侍从，以贪婪和非宗教的手段“认证”不少“转世”，对宗教、寺院和社会形象造成了伤害。特别从满清时代开始，中国当权者為了干涉蒙藏事务，将宗教和喇嘛当作政治工具，实施了很多不当政策。

当今，集权专制下的中共领导人，一方面宣称自己是“无神论”者；另一方面却干涉宗教，强制执行所谓的“爱国爱教”运动。尤其是中国当局发佈所谓“2007 年9月1开始施行《藏传佛教活佛转世管理办法》的第五号法令”，这是一种极其荒谬、可耻的行為。以毁灭西藏独特文化风俗為目的，对转世认证的传统，强加种 种不合理的做法， 在全体藏人心中造成难以癒合的创伤。

為了欺瞒藏人和藏传佛教信眾，以及国际社会，中共等待著我的圆寂，并预谋私自认定我的转世（即十五时达赖喇嘛）。从近来颁佈的各种规章、公告等，种种跡象 明确显示这种图谋的存在。為了佛法和眾生的暂时及长远利益，防止破坏正法的企图实现，是我不可推卸的职责。因此， 作此声明 。

下一世达赖喇嘛的转世
正如我前面所提，「再次转世」皆由转世者本人的力量，或最终的业、福报、以及发愿等力量所形成。因此，转世何处？怎样转世？如何认证等，是转世者自己唯有的不共因缘，绝非由他人强制、压迫，或是為所欲為的情况下產生。这是不可否认的事实。

暂且不说转世观念，就连「前后世的存在」都蓄意否定的政治领导们，以权力干涉转世认证，尤其是达赖喇嘛和班禅喇嘛的转世，极為不妥。这种与自己政治理论背 道而驰的虚偽恶行，实属无惭无愧，世人皆会有目共睹。若发生上述所言，所有藏族同胞，以及国际藏传佛教的信眾团体也坚决不会承认和接受。

当我到了一世达赖喇嘛根敦珠巴的年龄时，我会谘询各宗派的大喇嘛，以及藏族民眾和相关信眾，检讨并决定是否延续达赖喇嘛的转世。如果达赖喇嘛的转世制度必 须保留，并且需要认证第十五世达赖喇嘛灵童的时候，寻找转世之重任将由达赖喇嘛噶丹颇章基金会的董事会负责，由他们请示藏传佛教各宗派领袖，以及与歷代达 赖喇嘛如影随形般的护法眾等，按照歷史传统寻访、认证。还有，我也会留下相关的明确指导文字。除此之外，任何政治权威，包括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政治领导人， 因政治需要，选出所谓达赖喇嘛转世灵童的时候，谁也不需认可和信仰其孩童。切记！
祈愿 吉祥！

藏王2138年，藏历十七绕迥铁兔年7月27日
西元2011年9月24日于印度 达兰萨拉

( 原文為藏文，如有歧义，以藏文為准。) 

藏人行政中央的六位新任内阁部长

藏人行政中央新的内阁部长

2011年9月11日，在印度北部达然萨拉召开的第15届西藏人民议会第2次会议上，确定了第14届藏人行政中央内阁部长人选。六位新任部长于当天下午在藏人行政中央最高法院大法官前进行了就职宣誓。

洛桑僧格博士向记者表示，第15届人民议会对第14届内阁人选非常支持，我对此表示感谢，同 时也想告诉大家，这六位新阁员完全符合《藏人流亡宪章》中有关部长人选资格的第21项条款，而且都是对社会有贡献并且遵循达赖喇嘛尊者教导的优秀人士。他 们将参加明天的会议。我相信支持我的选民也同样会对新内阁的阁员人选感到满意。

所有议员无异议通过的新阁员简介如下：

（1）图片的上4位中的第一位是居住于达兰萨拉的前安全部部长欧珠种群。他于1956年出生，在完成学业后于1977年进入流亡政府工 作；1993至 2007年在流亡政府安全部任秘书长一职，随后被任命为第13届内阁安全部部长。

（2）第二位是居住于达兰萨拉的前经济部部长次仁顿珠。他出生于1960年，在取得经济硕士学位后于1984年进入流亡政府工作；从2000至 2007年任内政与教育部秘书长一职，随后被任命为第13届内阁经济部部长。

（3）第三位是现居住于美国加州的前安全部部长白玛群觉。他出生于1945年，59年流亡印度后，从1964至1984年，在印度昌迪加尔市的旁遮普大学（Punjab University）亚洲部教授西藏语言和历史。1992年和1996年，当选第十一届和第十二届西藏人民议会议员；1997年至2001年，被任命为 第十一届内阁安全部部长。

（4）第四位是女性，她是前西藏人民议会副议长嘉日卓玛。她出生于1964年，现居住于印度新德里。在完成学业后，她于1984年加入西藏青年会 负责妇女 项目；1986年担任西藏青年会文化项目负责人，1989年再度当选西藏青年会理事兼共同秘书长，同时负责宣传项目；1991年至2010年，连续四届当选为西藏人民议会议员，共三届被选为议会副议长。

（5）第五位是次仁旺久，出生于1974年，现居住于印度南部贝拉库比西藏流亡社区。他在1993年获藏人行政中央奖学金留学波兰；2003 年返回印度后在多个西藏流亡社区医院服务至今。

（5）第六位也是女性，叫德吉确央，出生于1966年，现居住在加拿大蒙特利尔。她于1971年移民加拿大，并取得双硕士学位。1990年，她在 美国康 涅狄格州担任藏人移民美国计划项目的安置协调员；1999至今先后服务于多个非政府组织，包括加拿大世界青年会（Canada World Youth.）等。

一场争取人心的竞赛

今年有几件看似不相干却互相较劲的事情发生。流亡藏人社区，今年是流亡政府首席部长换届改选，从上一任的老僧人桑东仁波切改选为年轻的法学家洛桑森格，同时达赖喇嘛宣布政治退休，标注着流亡藏人在政治民主化和世俗化方面迈出了重要的一步。中国大陆方面，拉萨举行了大规模的庆祝活动，庆祝“和平解放西藏”六十周年，国家副主席习近平率领代表团出席，标志着中国政府统治西藏的力量和决心。

中国政府在国际社会压力之下与达赖喇嘛的官方对话，至此完全停顿，于是双方的活动，看上去成了自说自话。事实上，双方都在把解决西藏问题的希望寄予未来，看未来谁能赢得必要的人心。

未来取决于谁得人心

这是一场争取人心的竞赛。对于中国政府来说，需要争取六百万藏人的人心，因为它在西藏的统治合法性，最终必须得到藏民族六百万民众的认可。对于达赖喇嘛和流亡藏人来说，“中间道路”能不能走通，藏人能不能通过和平的非暴力的手段获得他们所诉求的真正自治，必须得到中国政府的认可，而在今日中国政府拒不对话的 形势下，达赖喇嘛和流亡藏人转而向中国的民众喊话，展开民间层面的对话，把希望寄托在将来中国民主化以后，人民有了更大的影响决策的力量，从而达成汉藏之间的和解。达赖喇嘛需要争取十几亿中国人的人心。

汉藏来往已有千年历史，由于地理的隔阂，汉藏之间的对话和理解却从来就非常有限。藏人把自己看成中国一部分的“国家认同”，恐怕只是一些过分迷恋大一统的汉人自己单方面的想像。而很多汉人相信西藏是中国一部分，脑子里想的也只是领土归属，对说着另一种语言、过着完全不同生活的藏人，更深的意识是“非我族类，其心必异”。

在一百年前，汉藏之间是承认不同，和平相处的。清廷安于朝贡制度，藏人则满足于帝师关系。一个传统，两种表述，双方互通有无，各取所需。从上世纪初开始，汉藏之间非要为“谁是谁的一部分”闹个明白，所谓“主权之争”，从此就有了对话的困难。但是，即使是这种困难的对话，也仅限于高层官方。民众层面的互相沟通和理解，从来也没有真正展开过。

可见，这一场争取人心的竞赛，对双方都不容易。可是，两边的困难之处却有本质的不同。对中国政府来说，难在沟通的内容。对达赖喇嘛和流亡藏人来说，难在沟通的手段。

中国政府的困难在于不敢深究对话内容

中国政府现在拥有强大的物质力量，财大气粗，可以说想干什么就能干什么。“发展是硬道理”在中国社会的效果，让中国政府的官员对“民生”的政治效用产生了单纯的乐观：只要把藏人的生活水平搞上去了，猫就抓住了老鼠，天长日久，总有把西藏完全吸纳进来的一天。中国政府是很想“得藏人之心”，往西藏砸钱是中国政府对藏人喊话的主要手段。可是，中国政府弱在喊话的内容，它面对藏人不知说什么好，它不知道藏人在想什么，在盼望什么，在等待什么，在仇恨什么。它只能把对内地民众说的话同样地对藏人重复一遍，看到的却是一张它根本看不懂的脸。

就说这“和平解放六十周年”，中国政府只说到这里为止，却不敢往深里说，什么是“和平”解放？为什么要“解放”？为什么有了“解放”还要“翻身”，而造就“翻身”的“民主改革”、“合作化”现在何方？面对藏地几千所寺庙的废墟，文过饰非的中国政府不敢给出一个解释，不肯对藏民族说一声“对不起”，只能重复自我表扬，当着藏民族六百万人民却连达赖喇嘛的名字都不敢提，这怎么可能把话说到藏人的心里呢？

当习近平坐在庞大的苏联式主席台上，面对广场上武警森严围护下坐在小板凳上的几万藏人，我不知道他心里到底在想什么，但是我可以肯定，他心里在打鼓，他明白他根本不理解藏人，他更明白，他永远也替代不了藏民族自己的精神领袖。

流亡藏人的困难在于缺乏对话手段

对于达赖喇嘛和流亡藏人来说，他们的生存空间和物质力量都十分有限，他们是依靠全世界的同情与支持才能生存至今的，沟通和对话是他们一直在做的事，所以，当他们面向中国民众的时候，他们不怕谈论汉藏关系的前因后果，特别愿意深究内容，把话说透。他们的困难在于对话的手段，在当今媒体林立、物质泛滥而大众注意力稀缺的时代，他们拥有的媒体手段不占优势。更重要的是，中国政府对国内民众信息渠道的封锁。国内民众都知道，西藏问题，特别是来自达赖喇嘛和流亡藏人的任何信息，都是极其危险的“敏感话题”，触犯这一禁忌是很冒险的。

由于这种封锁，藏人方面的沟通对于中国民众来说，不是一种容易获取的信息来源，而成为一种稀缺物，而且是带有危险性的稀缺物。这特别不利于打破汉族民众长久来持有的偏见，以及经过几十年宣传而沉淀下来的谬误。

正由于此，达赖喇嘛带领藏人流亡半个世纪，前二十年几乎没有任何信息流入中国，中国民众抱持着完全颠倒黑白的观念而丝毫不自觉。达赖喇嘛获得诺贝尔和平奖以后，成为全世界尊崇的崇高精神导师，大多数中国民众仍然懵懵懂懂。但是，达赖喇嘛很早就告诫流亡藏人，汉藏民族作为友好邻居已有千年，总有一天还要互相为友。几年前，我采访一位80年代末流亡印度的青海僧人，他告诉我说，他到达兰萨拉后，第一次拜见达赖喇嘛，那时他还是未满20岁的青年。尊者听说他会说汉语， 叮嘱他“一定不要忘记汉话，以后会有用的”。

流亡政府的驻外机构及时配备了懂汉语的工作人员，担任华人事务负责人，从事汉藏民间联络工作。由此形成一套体系，使得汉藏交流更为广泛，也更加便利。经过数十年的努力，现在的汉藏对话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中国境内出现了对西藏问题的反思，呼唤“解决西藏问题新思维”的声音。

这是一场尚在进行的竞赛，未来汉藏政治关系的结局，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这场竞赛的结果。不过，从佛教的角度看，因果相连，这场竞赛的结果，就在竞赛者的心里：心有公义者胜。

原载《动向》2011年第9期 http://www.chengmingmag.com/t313/t313toc/t313toc.html

噶倫赤巴在《西藏民主日》五十一周年紀念集會上的講話全文

今天，是我們慶祝西藏實施民主五十一週年的大日子。而在這個偉大的時刻裡，我們慶祝人類對於自由的共同渴望；在此，向世界各地的藏人同胞們， 特別向生活在被中共佔領之西藏境内的兄弟姐妹們獻上誠摰的問候！

也向我們最尊敬的領袖達賴喇嘛尊者獻上我真心誠意的感謝！因為尊者推動西藏社會實行民主的遠見，我才能在此完全致力於實現民主的承諾。首先，很高興地擁有達賴喇嘛尊者這樣一位真正的民主主義者，以及寬宏大量的領導者。尊者逐步引領西藏走向公平和民主；尊者來自於一個不起眼的農民家庭，成長期間結識了布達拉宮的清潔人員、廚師和看門人；然而，這些人卻傳達許多西藏民間的生活狀況，成為各種信息的來源。接任國家領導人的兩年之後，也就是在1952年時，尊者組織改革委員會，推動民主改革，其中包括免除貧乏的農民和貧困的藏人所需負擔的繁重稅收。不幸的是，中國軍隊入侵、佔領，打亂了已規畫好的工作，進而解散了改革委員會。

我想分享一下在1995年我自己親身的體驗，因為尊者的厚愛；在我們將要啟程赴美留學之前，連同其他的學生，我們有幸獲尊者的接見。當我被引見時，尊者提起我在西藏評論(Tibetan Review)發表的一篇文章，標題是《人權與亞洲價值》，讓我感到非常的驚訝及無比的榮幸，尊者竟然注意到一個普通且不起眼的藏人所發表的一篇文章；然而，我知道無數的人都有過類似的經驗。

西藏的民主歷程，早在1952年時初試啼聲，然後在1959年，隨著尊者離開西藏進入流亡之後，繼續在印度臻至成熟。而當世界各地群起反殖民主義運動、建立新民主國家時，第一步就是在菩提伽耶成立西藏人民議會；1960年2月5日，所有藏人領導在菩提伽耶堅定地宣誓服從統一的領導。 1960年6月29日，尊者在達爾豪西公路附近向參與印度基礎建設的西藏工作人員，分享西藏民主的願景，發表感人肺腑的談話。對於失去家園、家人的流亡藏人而言，每個人都背負著非常痛苦的經歷；而這些為印度建設努力的流亡藏人，在難民營臨時搭建的帳篷之中，見證他們年輕、26歲的領導人說著西藏民主，不分老少，許多人都被感動的情緒淹沒而哭泣。

流亡藏人選舉(實際上是已經過選擇的人選)人民議會議員，全體人民議會議員並在1960年9月2日召開第一次會議，於是將9月2日定為西藏民主日。為了選舉各區的代表，從錫金到馬納里沿途上的西藏道路工人，以舉手方式提名候選人。當選的代表，週末時攜帶滿滿的文件，在(距大乘法苑不遠處的)一棵大樹下，履行他們在議會的職務。早在1963年時，當一些民主先進國家尚沒有女性議員的時候，西藏就有女性的委員當選人。 1976年，也產生了苯教的代表。

仿照印度憲法，在1963年通過了西藏憲章，達賴喇嘛尊者堅持認為，憲法應規定包括他自己在內的彈劾權，可在違背人民意願時執行。 1970年，西藏青年會成立，並於1984年，西藏婦女會重新在流亡復興；這兩個組織在培養領導人方面，均發揮了重要的作用，著重在非宗派主義、非地方主義及全民的團結一致。

隨著蘇聯的瓦解、柏林圍牆的倒塌及「第三波」民主化在世界各地迅速地漫延，於是在90年代初期，西藏社會進行更多的民主改革。當世界各地的改革聲浪四起，中共政府卻在天安門屠殺勇於追求民主的中國人民。1991年，藏人憲章 – 藏人行政中央(CTA)最高管理職權 – 由西藏人民議會正式起草，並表決通過。西藏人民議會職權擴大，並且具備憲法所賦予遴選噶廈的權力。西藏人民議會的程序和功能，類似於印度的議會制度，只是更具有紀律，組織更加完善，也更具效能。

新千禧年，當全球目睹東歐的顏色革命時，西藏民主繼續蓬勃發展。歷經藏人流亡憲章的一項修正案後，在2001年，第一次經由選舉產生噶倫赤巴，藏人行政中央的行政首長。顙東仁波切以超過80％的選票在大選中勝出，此後也為西藏人民奉獻了令人敬佩的領導力。

10年後的2011年3月，發生阿拉伯春天、反政府革命運動，並且有些領導人仍在猛烈地以暴力對抗訴求改革的人民；達賴喇嘛尊者毅然決定在噶倫赤巴及議會大選前10天宣布，卸下政治權力的決定；尊者表達出交出政治和行政權力的強烈願望，並宣布「移交權力給予正式當選的領導人」。即便是擔任國家名義元首，達賴喇嘛尊者亦堅拒議會和人民溫情的慰留。

重要的是,我們要知道達賴喇嘛尊者作出的重大決定，恰好與全球主要的發展趨勢相符。現在回想起來，很顯然的是，尊者的決定並未被這些事態的發展牽動。相反的，尊者藉著這些事件的發生，即使人民有所抗拒，加速了流亡後的民主改革腳步。尊者每項主要決策的時機：60年代的彈劾條款，80年代建立尊者本身與噶廈之間的領導者地位，新千禧年代直接選舉噶倫赤巴；尊者的步伐，每一步都是那麼的精彩、輝煌。卸下政治權力的時機非常特別，尊者的決定，讓2011年噶倫赤巴大選的結果更偉大---完成了在西藏歷史上最大、最全面的民主選舉。

而今年初完成的選舉，足以證明西藏民主不僅逐步臻至成熟，並且非常具備活力。歷史性的選舉，吸引來自30個國家、數量空前的藏人參與，特別是青年學子們。藉由到寺院祈求大選成功，境內西藏人民也展現出他們對於大選的濃厚興趣和團結，不時地關切選舉的發展，當選舉結果揭曉時，施放煙火慶祝。噶倫赤巴大選，三位最後的參選人在七個定居點舉辦的辯論會上，歷經相當激烈的辯論。而議會選舉的結果，產生了百分之五十的新議員，其中包括許多婦女和新到的西藏難民。大選的圓滿成功，賦予我們境內的藏人同胞無窮的希望，並且向北京政府發出強烈的信息，西藏運動增添許多的新動力。

尊者的寬厚和民主價值觀，在噶倫赤巴宣誓就職上的談話中再次展現。尊者改變西藏重要的歷史，更重要的是，達賴喇嘛承傳了369年的政治權力，合法地移交給民選的西藏領導人；「當我年輕的時候，從當時的執政者達札仁波切手中接受了西藏的政治權責。今天在此，我將六十年前，從西藏傳統制度的執政者達札仁波切手中接受的政治權責，移交給透過現代民主選舉產生的執政－洛桑森格博士... ... 以我個人來說，今天是我人生中『長久掛懷於心中之願望』的實現……。」轉交了1751年七世達賴喇嘛的印壐給當前的噶倫赤巴，一個平凡、毫不起眼，生長在難民安置點的藏人，真實地展現出西藏領導人永續的合法性和象徵。

同胞們!輝煌的歷史和西藏民族領袖將會永遠延續下去。

今天，我們新生的民主，是流亡社會建立健全民主和管理制度的成功典範；但也因為我們的所在國印度政府及其人民的慷慨協助之下，才能成辦。其實我們的民主經驗已引起其他流亡者、難民社區和民運學生的重視。藏人行政中央及我們一些非政府組織，不斷地與他人分享我們實施民主50年的經驗，並且邀請大家踴躍地探討、研究我們的民主進程。話雖如此，但我們的民主尚且未能夠完善，所以必須更加努力地讓我們的民主更臻成熟與壯大。

我可以肯定地說，我們身處流亡的民主管理制度，遠遠優於受中共殖民統治的西藏。境內藏人生活在專制政權的惡劣條件下，我們流亡藏人享受著民主的豐碩果實。而西藏自治區(TAR)每任的黨委書記從來不是由藏人擔任,北京政權按自己的需要派遣西藏自治區黨委書記。我們身處在民主世界，而中國並非這個民主世界的一份子。噶倫赤巴是西藏人民的合法代表，而中共統治西藏既不民主，也不合法。不接受普世的自由價值，中國永遠無法成為合法的超級大國。在此，呼籲中國當局尊重西藏人民和中國人民的人權與自由。

最後在此說明，尊者卸下政治權力，並非完全給擔任首席噶倫的我，而是給所有的西藏人民。現在是我們證明我們可以自立自強、獨立生存的時候了，甚至也是和我們的新責任一起茁壯成長的時候。我們要積極參與民主進程，確保我們的領導人，時時刻刻勇於承擔責任，堅持真正的民主精神。

我當選為噶倫赤巴，是新一代藏人的信心投票。因此，年輕一代期許，能夠在新的奉獻精神和信念下共同努力。我們必須不辜負尊者的期望，實現我們父母的夢想，返回到我們在西藏的家園。我們沒有時間可以浪費，但必須保持樂觀的態度。我們必須著重在追求境內不分男女老幼一致支持的神聖事業，他們為了保護西藏的身份認同和尊嚴，勇敢地犧牲性命。與我們強如雄偉的珠穆朗瑪的西藏精神和力量同在，鑒於我們的祖先還沒受過現代教育，也不諳城府，但靠著獻身和同心，經過不懈的努力，他們成功幫助十三世達賴喇嘛回到家園的經驗，我們必須更加努力，實現讓達賴喇嘛尊者返回西藏的諾言。

親愛的境內藏人兄弟姐妹們！許多流亡藏人從來沒有見過西藏，但西藏永存我們的心和靈魂之中。決心、奉獻和佛法都站在我們這邊，我們將確保我們這一代人能夠脫離我們父母無法返回西藏的遺憾。在此重申我至深的信念，我們的指導原則，團結、創新與自力更生，將確保自由復興、藏人重聚，以及達賴喇嘛尊者返回西藏。

願西藏勝利！

噶廈

2011年9月2日

（原稿为英文，如有出入以英文为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