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寻历史真相的启示——我对人类良知的信心

“六四”屠城已经过去了二十三年，它在中国依然是一个禁忌的话题.中国的党和政府，多年来对十几亿中国人展开了一项人类史上规模最大的遗忘工程，它不许任何人提起这一“挽救了国家”的丰功伟业，即使你想公开地讚扬它也不允许.党和政府要求你只能遗忘。二十三年过去了，当年死在解放军坦克下弹雨中的年轻人，如果活到今天，应该是中年人了，而今日和他们当年同龄的年轻人，有许多人不知道二十三年前的那场北京屠城。 

对“六四”镇压自有定论

可是，也有人不想保持沉默，而这些人竟是当年事件的参与者、涉足者甚至指挥者。他们不想遗忘。先是当年因为反对镇压而在政治上失势的原总书记赵紫阳，他在晚年一再回顾和反思那场政治风波，从一个老资格的共产党领导人转变为一个念经学佛的普通老人。然后是当年在电视上挥着拳头吼叫着镇压的国务院总理李鹏，他此后在政治上并未失意，如今却不顾“组织上”的反对和禁令，公开了他的日记，提到了那场血腥镇压。最近又有当年似乎是具体执行镇压前的北京市委书记陈希同，他此后不久从政治巅峰上跌落，成了阶下囚，如今他也不顾党的禁令，冒着风险在香港出版他的回忆录，解释他和那场镇压的关系。

这些人，不管他们的政治命运如何不同，不管他们的个人品德何等悬殊，他们却都想在有生之年对后代、对历史留下他们自己的话。这句话是如此重要，这些最熟悉共产党组织性纪律性的老牌党员此时竟然连党的禁令也不顾了。这句话就是，“六四”屠杀，不是他们做的决定，不是他们下的令，不是他们开动了坦克，扳动了机枪。他们都想和“六四”屠城拉开距离，划清界线。

常识在告诉他们，“六四”镇压是不对的。这些人都曾经是唯物主义者，彻底的唯物主义者原本自信是无所畏惧的，可是当晚年到来，当死亡临近的时候，他们无一例外地害怕了。他们害怕历史的审判，他们害怕在历史上留下屠夫的名份，他们害怕他们的子孙后代以他们为耻。

我们可以预言，“六四”天安门事件不可能被遗忘，那是一道中国人非迈不可的坎。虽然那大规模的遗忘工程，那筑在中国人精神上的“柏林墙”依然存在，但是它注定会以失败告终.

中国政府遗忘工程的目标

这样的遗忘工程，并不是第一次。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二年，中国政府在青藏高原上打了一场与藏民族为敌的战争。中共是继戈培尔之后最懂得宣传“谣言”的组织。这场战争，明明是中共用其暴力改造政策逼迫藏人反抗，然后用过度武力镇压，滥杀平民，包括手无寸铁的男女老幼，但在后来的宣传中却被称之为“平叛斗争”；中共在藏区的政策，明明是暴力的土改和毁寺灭佛，连它自己后来都不得不承认“犯了扩大化的错误”，却一直命名为“民主改革”。中共这个带有黑社会形态的政党，从一开始就知道，有些事情它可做不可说，做完了还得紧紧捂住，不能在历史上留下记录。於是，那场历时六年，造成藏民族历史上最大灾难，藏民族至少失去了十份之一人口的战争，一直是中国政府遗忘工程的目标。

到目前为止，我在正式出版物和网上搜集到近二百份各级干部和军人的回忆录和文章，这些回忆有个共同特点：他们大多说的是一番豪言壮语，呈现出的细节是他们行军如何艰苦，高原环境如何恶劣，“叛匪”如何凶恶愚蠢，自己的战友如何被“叛匪”残杀。对於他们如何“平叛”的具体细节，他们对之开枪开炮、轰炸扫射的究竟是什么人，除了极少数例外，几乎没有提及。几十年来，只见一方压倒性的轰炸式宣传，却不见另一方的回忆和叙述。中共宣传部门以此方式故意向民众灌输这种扭曲了事实的历史。

近年出版西藏自治区地方志，如《林芝地区志》、《阿里地区志》、《昌都地区志》等等，以及若干个县的县志，对一九五九年三月至一九六二年三月发生的战争，不是只字不提，就是一笔带过.而在不公开的出版物中，比如当年参与镇压的张向明，在他的回忆录中就提到，胡耀邦年代，开始对民族地区当年的“平叛扩大化”平反，但西藏军区坚决抵制，因为当年“叛匪和民众事实上无法区别”，换言之，他们知道当年曾以“平叛”为名对民众进行大屠杀。他们知道这种大屠杀是过不了道德审判这一关的。 

真相将唤醒人的天性良知

这样的遗忘工程产生了中共期望的效果，从那以后的几代中国人，对於曾经发生在青藏高原上的这场残酷战争几乎一无所知，对於西藏的历史，很多人除了“万恶的农奴制”这一宣传概念以外，就是中国政府对藏地“无私援助”的恩惠，以及有意无意地塑造了藏人“忘恩负义”地一意孤行要搞“藏独”的形象。最近二十多年汉藏关系的极度紧张，就是建立在这种人为营造的“民意基础”上。

但是，达赖喇嘛多年来始终对汉藏关系的改善抱着希望。达赖喇嘛经常说，人是有天性良知的，人天生有一种对公平和正义的要求。正是这种天生良知，使得我们这个世界有一种叫做普世价值的东西。人类社会的未来希望就在於，人类有普世价值，这种价值让人类有向善的能力和动力。

中国民众仇视藏民族的所谓“民意”，是多年来中共刻意封锁信息、扭曲事实而造成的，是因为中国民众长期以来不知真相。

我在研究上世纪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西藏历史以后，和很多不同年龄的中国人以不同的方式交流过.我发现，有意义的观点交流，只能建立在历史事实和真相交流的基础上。在史实交流以前，由於中国的信息封锁，大多数中国人实际上只有一些“结论”，他们的结论往往远离事实，却固执己见，几乎到了不可理喻的地步。但是，只要历史事实渐渐地呈现，他们就不得不面对历史上曾经发生过的事情，当他们得知了真相，人的天性良知就会发生作用，他们就会知道，中共在藏区曾经做过的事是不正义的，是不能接受的。

我对人类良知抱持信心，就是这种信心使我深信，揭示青藏高原上曾经发生过的历史真相，不是没有意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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