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 言
一
在我研究1959年3月“拉萨事件”的过程中，当事件的大背景渐渐明晰时，分散的资料和零碎的线索就汇集到一系列关键时间、地点和事件。“1959年3月拉萨到底发生了什么？”这个问题，不可避免地延伸为“1959年前后，西藏三区到底发生了什么？”这一时间跨度更长，地域范围更大的问题。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我从纽约到台北，从台北到香港，从香港到印度，在图书馆、档案馆里扫描了数万页资料。零散在大量资料中的描述、数据和各方参与者的回忆渐渐归拢，指向一个惊心动魄的关键词：战争。
大量资料显示，1950年代中至1960年代初，中国西南西北地区发生了一场惨烈战争，其涵盖地域为藏人世居之西藏三区，即今之“西藏自治区”和“周边四省藏区”。交战双方一边是拥有现代武器的中国人民解放军野战军和地方军队，以及受过军事训练的武装民兵，另一方是以土枪步枪刀剑为主的藏区农牧民、僧侣、少数政府官员和部分藏军。这场战争始于1956年初春，结束于1962年秋，历时六年半。当时的解放军12军区中，有8个不同程度参与。作战过程中，解放军动用了步兵、炮兵、骑兵、空军、装甲部队、摩托部队、防化部队等兵种，战争物资调自九省市。参与决策和指挥的，是中国现代史上的一些关键人物：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杨尚昆、彭德怀、粟裕等等。从兵力、兵种和参与人物的级别来看，这场战争是中共全面夺取政权后，在境内时间最长、规模最大的军事行动之一。
从军事角度来说，中共在藏区的战争是 一场全胜的战争。奇怪的是，它也是中共宣传最少的战争。几十年来，这场战争被小心翼翼地回避和掩饰着。中国军事科学院2000出版的10卷本《中国人民解放军全史》是权威军史著作，该书第2卷《中国人民解放军70年大事记》中，对这场动用了“王牌军”的军事行动，仅“一言以蔽之”：“（1959年3月）中国人民解放军驻藏部队于20日开始平息西藏武装叛乱。至1962年3月，平叛作战胜利结束。”[1] 这句话隐去了一个关键史实：西藏作战主力为参加过韩战的54军，并非当时的“驻藏部队”。遮蔽这一事实就掩盖了这场战争的规模。这场战争的规模至关紧要，因为规模本身在证明这场战争的性质。所以我在研究中特别注意各次战役的规模，这需要从大量分散的文献中寻找资料加以比对，工作十分繁琐枯燥。
这部大事记详细到连1956年3月4日空军“派出飞机参加广东省林业厅组织的飞播造林试验”都纪录在内，却未记录同年3月29日中午，“空军出动杜4型飞机两架，对（理塘寺）叛乱武装进行扫射投弹”[2]。“杜4型飞机”即外号“公牛”的苏制图-4远程重型轰炸机，是当时中国最先进的轰炸机。
该书对1956年至1962年解放军在青川甘滇四省进行的军事行动，只有一条记录：“（1960年3月12日）总参谋部、总政治部和总后勤部在成都召开了平叛和边防现场会议。总结交流了1959年平叛作战的经验，研究了贯彻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关于边防斗争的方针政策等有关问题。”[3]
一些参战官兵出版了回忆录、传记或回忆文章，但对作战细节或语焉不详，或避而不谈。1961年“西北民族工作会议”曾对“平叛扩大化”做了一点纠正，但目前公布的《西北地区第一次民族工作会议纪要》略去了重要信息[4]。1980年代，中共对西南西北地区“平叛扩大化”平反时，贯彻“宜粗不宜细”方针，各地平反资料迄今未解密，地方志中的数据凌乱且不完整。这些都说明，时隔半个多世纪，这场战争依然是个必须严守的秘密。
二
2010年夏末，我从西宁经由深圳到香港，取回寄存在朋友家的笔记本电脑，第四次前往印度达兰萨拉。电脑里储存了四川、青海、云南、甘肃四省中66个县的县志、10个自治州的州志、“四省一区”军事志、1950至1962年新华社《内部参考》中约800页有关藏区的报道、1956-62年《人民日报》、《人民画报》、《解放军战士》中的相关报导，有关中共民族政策、宗教政策、统战政策、土改史、中共党史、冷战史等方面的文献和资料，以及过去几年在流亡社区的全部采访录音。
我的研究从数据统计开始，试图通过数据来探知战争规模。
金秋十月，达赖喇嘛尊者应台湾佛教徒请求，在达兰萨拉大昭寺讲经。其时，我坐在面对康加拉山谷的格尔登寺客房窗前，研究玉树和果洛州的人口数据。提取出各种来源的数据后，我陷入了迷宫，在这些数据里来回绕了好几天，摸不出头绪。近午，我关掉电脑走出小屋。远处的扬声器里隐约传来尊者讲经的声音。我站在走廊上静静聆听。
猛然间灵光一闪，我悟出了走出“迷宫”之道。
是夜，我辗转反侧，无法安眠。接连几天反复比对得出的数据不时在脑中浮现：1958至1961年，玉树州人口减少69,419人，比1957年减少了44%；果洛州1958至1961年中，至少减少35,395人，达35.53 %，超过1953年该州人口的三分之一，两州共减少118,172人，这还是经过“调整”后的官方数据[5]。
夜深人静，半睡半醒之间，远处似乎传来一个声音，一遍一遍地重复着：“请告诉世界！请告诉世界！”
我猝然清醒，披衣而起，推门站到走廊上。月色朦胧，万籁俱寂，多拉达山脉在月光下静静耸立，康加拉山谷灯火稀疏。我左侧的浑圆山头，黑黝黝的松林里透出温暖的灯光，那是达赖喇嘛尊者的居所。我想起来了，“请告诉世界”，那是当年经中情局训练的电报员、理塘人阿塔诺布在目送达赖喇嘛越过边界后，向中情局发出的最后一份电报：
Please inform the world about the
suffering of the Tibetan people.
“请把西藏人民的苦难告诉世界”。
外部世界对西藏人民的劫难早有所知，对此一无所知的是我们中国人。半个多世纪过去了，我们仍然不知道。
我的目光转向多拉达峰。月光下，海拔5千多米的白色山峰皎洁如同仙山。许多苍老的面容从我的记忆中浮起。他们来自西藏三区，曾经是牧人、农民、僧侣、政府官员、商人、小贩，如今已是在流亡中渡过大半生的老人。他们把埋藏心底的记忆交给我，这是何其沉重的嘱托。
此后，我集中全部时间和精力，反复计算、对照、考证，在大量资料中提取出一个个“点”，再把“点”连成“片”，把资料整理成笔记，把数据简化为表格，用这种繁复费神的方法，让事件本身从历史深处一点一点地浮现。
三
对这段历史的研究，有几个必须注意的问题。首先，关于“西藏” 这一概念，汉藏人民的理解常有相当差异。汉语中的“西藏”，在近代史上已有特定含义，并不等同于与传统的“西藏三区”。最近一些年来，境内外一些藏人团体和个人使用“图博”一词来涵盖卫藏、安多、康区。藏人行政中央在官方文件的汉译中仍然使用“西藏”这个词，但将其内涵扩展，如2008年10月31日，达赖喇嘛谈判代表提交给中方的《全体西藏民族实现名副其实自治的建议》这份文件中，“西藏”这个词不再仅指“西藏自治区”。
传统的西藏三区，不仅有地理和文化上的区别，也有政治和行政上的不同。卫藏地区具备统一的政权结构，有复杂而稳定的中央政府，即拉萨的噶厦，而日喀则的班禅堪布厅可视为一个“次级中心”。康区以一种“块板结构”的地方行政制度为主，即汉人史籍中所说的“土司制”。“土司”一词是历史上汉人对边远地区的这一地方性政权的说法，带有蔑视意味。我们在沿用历史上的这一习惯说法时，应对此有所认识。土司制已经具备一定的行政权力形态。较大的“土司”如德格、白玉、木里等，宛如一个个完整的王国。
安多地区以部落制为主。部落制相比土司制，行政权力形态则更为原始和简单。不过，就像康区会有游离于土司制之外的部落一样，安多也有几个相当成熟的土司制。例如安多的甘南州卓尼县，中共执政前曾经有一个持续600多年的土司政权“卓尼甲波”，管辖范围涵盖现在属于甘肃卓尼、临潭、迭部、舟曲甚至包括四川若尔盖北部的大片地区，俨然是一个王国。
中共占领西藏前，噶厦政府在阿里、卫、藏、藏东地区设立8个基巧，各基巧下辖若干宗和谿卡[6]。1951至1959年，中共将原先的政区分割为噶厦政府、昌都解放委员会和班禅堪布厅等三个政权组织，在各基巧建立分工委，并成立了50多个宗级办事处[7]，形成“双重政权”系统。这一时期，中共对未来的西藏行政规划已有预案，但尚未实施。1959年“拉萨战役”后，中共废除噶厦政府，按照内地模式重新划分行政区域，将宗、谿合并成县，原先的村落或部落重组为乡。中共在藏区基层建政的过程与战争过程是重合的，这就造成参战双方对事件发生地点的不同描述，比方说现在的“山南地区”，大致为原先的“洛卡基巧”，该基巧的30宗、谿在1960年被合并为现在的山南地区所属12县。因此，藏方资料称该地区为“洛卡”，中方资料则称之为“山南”。本书描述具体战斗时，尽可能依据行政区划史和最近出版的地图找出现在的地名。遗憾的是，由于无法到当地调查，一些地图上没有标示的村庄和部落的名称难以确定。我尽可能找到战斗发生地区的地标，使读者对事件发生的地点有较为明确的了解。
由于人为的行政划分，很多被划分到不同省份的地区原属同一部落。但是，历史造就的个人与群体关系并不因之改变。面临危机时，群体之间的守望相助往往依据历史上的血缘和文化联系，而非现实政治上的行政归属。因此，在叙述中，“四省一区”或“周边四省藏区”这一现代行政概念必然会模糊了这些地方的历史渊源，而“西藏三区”这一概念又会模糊了现实政治的架构。为了更为方便而清晰地叙述那段历史，本书使用“藏区”这个词来特指藏人居住的全部区域。
“藏区”是一个大的概念。研究者还必须关注另一个概念，即藏人所说的“家乡”（Phayul）。Phayul不仅是地域，比方说嘉绒、德格、热贡、囊谦等等，还包含历史传承、风俗习惯、方言和生活方式。历史上的藏区社会结构和生活方式是相当多元的，有庄园制，有部落制，还有相当数量的自耕农。安多和康区曾有些很大的部落，如德格、囊谦、木里、尖扎等等，处于一种类似“国中之国”的状态。这些部落的世袭首领藏语称为“甲波”，即“国王”，他们拥有内部纳税权、司法权和征兵权。除了清末“改土归流”的短暂时期之外，噶厦政府或民国政府都不干涉他们的内部管理。中共建政时，藏人居住的地域里，除了部分“民族杂居区”之外，多数地区没有任何外来政权在施行有效管理，卫藏地区则处在“事实独立”状态。
传统藏区由许多形式与结构不尽相同的Phayul 组成。在牧区，Phayul 往往指的是一个家庭所属的部落及其驻牧的草场。二者都具有流动性，只在一定时期内保持稳定。小部落有时会放弃独立而依附某个大部落，大部落有时会分裂出新的部落；牧场的归宿会随着部落的变化而改变，有时候正相反，牧场的改变导致部落的变化。战争爆发前，安多、康区的大部分地区都处于这种“部落分割”状态。
藏人亦如其他民族一样，有各种职业和社会阶层，有农民、牧民、僧侣、官员、头人、工匠、商人、店主、乞丐、佣仆等等，绝非简单的“农奴主/农奴”这两个阶层。这种多元状态决定，当危机发生时，地区、部落、阶层乃至家庭成员的应对方式各不相同，因而也呈现出多元状态，有的反抗，有的观望，有的合作，不过，后来的发展表明，不管采取什么样的应对方式，他们最终的结局基本相同。
我还须指出一点：在那场战争中遭到严酷镇压的除了藏人，还有彝、回、土、蒙、佤、苗、傈傈、撒拉、东乡等民族。因研究范围的限制，除了高度藏化的青海河南蒙旗之外，本书不涉及其他民族。这些民族的经历，迄今还是中国现代史研究中有待关注的领域。
四
这本书的完成，并非我一个人的努力。在此，我谦卑地感谢达赖喇嘛尊者亲自为本书作序，感谢尊者再次接受我的采访，厘清了一些重要问题。
我要感谢我的母亲。妈妈16岁加入解放军第四野战军，随军南下，18岁加入共产党。我深知，面对如此“代沟”，妈妈内心之艰辛。我感谢妈妈在读过我的《1959：拉萨！》后，仍然相信她的女儿所作的研究和写作具有正当的意义。我从心底里感谢妈妈的理解和信任。在我第四次前往印度之前，妈妈从她的退休工资里拿出一笔钱，塞进我的行囊，叮嘱我在印度照顾好自己。
我也必须感谢我的女儿。我在难民定居点采访的时候，她为自己安排了交换学生项目，独自收拾行装，去欧洲学习。她从未抱怨我对她的忽视，每次电邮总是要我放心。对此我深感欣慰和歉疚。感谢女儿的支持和理解，感谢她从不怀疑，她的妈妈是在做一件有意义的事。
感谢桑杰嘉再次陪同我在印度南方和北方的难民定居点采访，并把重要访谈译成中文。原昌都解放委员会成员、雪域卫教志愿军总指挥普巴本的后代扎央为我提供了一些重要线索，并在几次访谈中为我翻译。在台北和香港收集资料时，卢惠娟老师和蔡咏梅大姐对我敞开家门，感谢她们对我的信任。达兰萨拉格尔登寺客房管家，来自甘南迭部的僧人贡觉卓巴和来自四川阿坝的僧人达尔杰为我提供了很多帮助。在我离开达兰萨拉的前几天，来自英国的Matthew Akester先生得知我的研究，主动来提供帮助。Matthew通晓藏语，本书引用的藏文资料，均由他特为我译成英文。哥伦比亚大学东亚图书馆的Lauran R. Hartley女士从馆藏资料中为我找到珍贵的历史文献和图片，帮我解决了几个难题。
我特别感谢数位从未谋面而身在国内的朋友，他们在那个地区工作过，或是那段历史的亲历者。他们读过我的一些有关藏区的文章后，多次来信以自身经历为我提供佐证，或给我以宝贵的指点。在此我不便公开他们的名字。将来本书可以在中国大陆出版的时候，我会向他们一一致谢。
几年来，我有幸与数百位面慈心善的老人结缘，在他们的前廊、客厅、佛堂、院子里，听他们讲述自己的人生经历。这些老人年龄最低的70多，最高的94岁。在本书的参考书目中，我列出了50位受访者的名字，还有许多名字无法一一列举。我深深感谢他们接受我的采访，感谢他们为历史留下见证。那些年里发生的事件彻底改变了他们的命运。他们曾经是农民、牧民、僧侣、商贩、官员、头人等等，战争狂飙席卷藏区后，他们有了一个共同身份：难民。
在研究和写作的过程中，我深感作为独立研究者的艰辛。发生在五十多年前的这场战争，资料稀缺分散，评价众说纷纭。这些惨烈事件，发生在我们这一代人生活的年代，发生在我们生活的土地上，有多少人在这场战争中死亡，有多少家庭破碎消失，有多少血和泪。那段历史被有意掩盖，被一再曲解。我常常对自己产生怀疑，不知自己是否有能力进行计划中的旅行、采访、图书馆档案馆的资料采集、直到完成最后的写作。
2010年年底，随着资料分析渐渐深入，亲历者的访谈逐渐翻译成文，我愈加感到精神上的压力。这不是轻松的研究和写作。资料非常繁杂，史实过于沉重，我担心自己没有能力承受。我向达赖喇嘛尊者的秘书才嘉先生提出请求，希望能再次采访尊者。
2010年12月3日，达赖喇嘛尊者应我的请求，第四次对我叙述他所经历的那段历史。谈话不可避免地涉及到那场战争。我告诉尊者我从中共军方资料中统计出藏人在战场上的死伤俘降不完全数据：34万7千余人。尊者的脸上现出深深的忧伤。一时间，尊者和我都沉默不语。片刻后，尊者握着我的手，对我说：“你的研究很重要。但是，”他严肃地注视我，“你要记住，你做这项研究，不是出于你对我的支持，也不是出于你对西藏的支持，而是因为你要知道真相。寻找真相，这才应该是你的动机。”
尊者的开示如醍醐灌顶，让我铭记真相高于一切的研究原则，在以后的研究中为我指点迷津，帮助我经受了种种困惑、艰辛和压力。
本书是对这场中共军史中秘密战争的初步研究，包括战争的起因、决策过程；部分主要战役分析；解放军参战部队、兵力、后勤、双方死伤人数，以及战争造成的后果。书中包含的数据、图片、地图等绝大多数来源于中文资料。原始资料还包括150多份参战解放军官兵的回忆文章和几百名藏人采访记录，其中的一部分列于本书“主要参考资料”中。书中相关人物的个人经历，除了阿登的故事来源于流亡藏人作家江央诺布写的阿登回忆录之外，全为我在印度各西藏难民定居点中采访而来。相关细节均由受访者提供，并与中方资料对比查证；地点、景物的描写也经过卫星图和图片资料对照。
本书所呈现的仅为那场秘密战争的概貌。大量细节有待相关资料文献的解密，以及更多研究者的努力。我谨将此书呈献给读者，愿此书能作为一个起点。我期待更多亲历者留下回忆，更多档案解密，更多资料公开，更多研究者关注这段历史，通过多维度的研究来填补中国现代史上的这一空白。我将非常高兴和感激地纠正本书的错漏。
那块土地上发生过的一切已经凝成历史，它可能被扭曲，但事实不会改变；它可能被掩盖，但不会永远消失。
愿历史昭明现在，警示未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