荒野中的紫莲花——松赞图书馆

图书馆主楼前的松赞干布塑像

松赞图书馆远眺

在顿珠林的采访结束后，桑杰和我坐着一辆老爷车前往德吉林西藏难民定居点。一上车我就得马上调整感觉：走出定居点的藏式大门，我就从一个文化圈进入了另一个文化圈。分散各地的西藏难民定居点犹如汪洋大海里的一个个文化孤岛，它们彼此相距甚远，但是，半个世纪以来，居住在这些孤岛中，普通平凡的人们一直在默默地做着一件非常不平凡的事：坚守和发扬自己的文化。

到目前为止，我探访的基本上都是流亡社区的“草根文化”层面，流亡社区是否存在一个“精英文化”层面？昔日老贵族们的后代如今处于什么样的状况？我曾经问过一些朋友，他们以“印度方式”晃晃脑袋，扔给我一个“不知道”。大约从上世纪70年代起，昔日的老贵族们基本上已经退出了政治舞台。他们散布在欧美各国，许多人不知所终。在境内的那些老贵族们，基本上只有两个选择：合作，或者死亡。拉萨城破之后，幸存的噶厦政府各级官员被成批送进监狱，许多人被解往甘肃和青海，关在对外称为某某农场的集中营里，作为免费劳力，为他们的“解放者”创造财富，其中大多数人没能活着走出来。在西藏“民主改革”的结果，与汉区一样：西藏传统的“士绅阶层”以及他们所代表的“雅文化”被彻底消灭。然而，如果说汉文化中“雅文化”的丧失，是我们自己作的孽，西藏传统文化中“雅文化”的消失，绝对是外力作用——这是我们至今不敢面对的史实。中共用各种各样的理由为自己在西藏三区所作的一切开脱，大多数汉人也心甘情愿地接受官版历史：控诉别人的罪恶毕竟要比承认自己的罪恶容易得多。

不过，那辆破旧得门都差点儿关不上的老爷车开出顿珠林大门的时候，我绝对没有想到，它将把我送到一个流亡中的“精英文化圈”里。

老爷车慢条斯理地朝山的方向驶去。德吉林在山脚下，山顶就是穆苏里。一个多小时后，车子笨拙地拐了个弯儿，驶入另一座藏式大牌楼。这天是周日，定居点办公室没人上班。桑杰下车问了好几次，最后，有人指点我们去直贡寺，说那里有旅馆。到了直贡寺，一名老僧劝我们最好去“图书馆”，那里的旅店条件比较好。他说我们不妨把行李留在寺院里，先到那里去看看。按照老僧指点的近路步行十来分钟，跟着一座爬满各色鲜花的石砌围墙绕了个半圆，然后……我眼前刷地一亮，瞪大眼晴，目迷五色。

蓝天下耸立着一座金黄色石砌建筑，面对大门的小丘状花坛上，低矮的植物剪成英文Welcome， 转到花坛背面，是藏文“扎西德勒”，一侧还有印地文，大概是Namaste吧，反正我们两个都不认识。除了文字，还有法轮和螺号图案。走上几级台阶，迎面一座骑着骏马，一手托经卷，一手持金刚杵的松赞干布像。雕像面朝山脉，仿佛在遥望故乡。雕像下面有座日本风格的小花园，里面种了几丛高高的芦苇，微型水池里，两朵紫色睡莲朝着太阳盈盈而立，碧绿的灌木丛中露出白色“岗仁波切”模型。石铺小径干干净净，建筑之间的花园里，玫瑰花开得正艳。

松赞干布像面对山峦，朝着太阳升起的方向。

两朵紫色睡莲在雕像下的小池中开放。

这就是松赞图书馆，全名叫“松赞喜马拉雅与佛学研究图书馆”。图书馆以藏王松赞干布命名。松赞图书馆的主楼仿制西藏最古老的王宫，纯藏式大门两边的石砌也模仿古代王宫的建筑方式。

这座图书馆的创办人是直贡仁波切。我到德吉林的主要目的，就是为了采访这位仁波切，可惜仁波切不在，去了新西兰。来的时候我还不知道，他是大名鼎鼎的擦绒家族之后。擦绒家族与14世达赖喇嘛的亚谿家族是姻亲，仁波切的大姐就是达赖喇嘛三哥洛桑珊丹的妻子。1959年拉萨事件之后，仁波切入狱多年，出狱后来到印度，在这一带定居，创办了直贡寺、直贡佛学院、直贡尼姑寺和松赞图书馆，在日本还有一座寺院。直贡图书馆完全是仁波切亲自设计的，风格大方优雅。整体设计结合了西藏、日本和印度元素，花园、雕像、屋顶的颜色相互配合，玻璃窗全是镜面式，映照着花园和天空，不管走到哪里，感觉都置身于花园中。图书馆有藏文、英文、德文、法文、尼泊尔文等文字的收藏，还有少量中文书。收藏内容以佛学和喜马拉雅山区文化为主。图书馆和阅览室合一，天花板上绘着敦煌风格的画。仁波切入狱多年，显然没有机会系统学习艺术、建筑、绘画等，松赞图书馆的设计，体现的是他天然的艺术感觉。各国风格结合得天然契合，又显示出仁波切从各国文化中吸收营养，将之发扬成现代西藏“雅文化”的高超能力。

松赞图书馆的“镇馆之宝”是一尊两米多高，极精美的檀香木十一面千手观音像。没人知道这尊雕像创制于何年。南捷拉莫告诉我，这尊雕像来自康区某地，被分割成三部分“偷运”到印度，由一位精通艺术的美国阿尼重新组装，并在“千手”上重绘“千眼”。更可贵的是，美国阿尼力排众议，没有在这尊木雕上上漆或者贴金，完整地保留了雕像的原貌。这尊木雕本身就是一件精美的艺术品。

不用说，这是一尊逃过了1958年藏区全面摧毁寺院、文革10年再次灭佛之劫的造像。这尊十一面千手观音像得以保存至今的背后，不知有多少人甘冒生命危险。观音像主面左侧有天然的痕迹，仿佛观音在流泪。我眼晴一热，扑地便拜——不仅敬拜观音，也是敬拜那些冒着生命危险，将这尊观音像保留下来，并运到印度的人们。西藏三区民间有多少这样无名英雄？历史或许不会记住他们的名字，但历史一定会记住那些以“革命”的名义毁佛灭道，摧残人性的人。历史也会记住，一个庞然大国是如何以“民主”的名义，强行摧毁一个弱小民族；历史更会记住，那个民族如何不畏强暴、不屈不饶，顶住一切压力，保存发扬自己的文化和自己的民族特性。我相信，即使我们这一代不敢面对这个大国之耻，我们的子孙后代一定会面对。

在松赞图书馆，我与两位昔日的老贵族之后不期而遇。一位是索康家族的女儿，即前首席噶伦索康·旺钦格勒同父异母的妹妹帕姆；另一位就是尊者的三嫂南捷拉姆。她们都是很小就在印度接受英文教育，一生自食其力，做过各种工作。南捷拉姆年轻时，与她的丈夫，达赖喇嘛的三哥洛桑珊丹在流亡政府工作，在藏医学在西藏境内被禁的岁月里，他们夫妇为重建藏医院和流亡社会的藏医系统立下汗马功劳。退休后，她一边倾心修习佛法，一边写作。我很高兴有机会采访她。她衣着简单，举止优雅，说一口流利的英文。她给我看她的家庭照片，谈她的家常生活，像天下所有的妈妈那样谈着她的儿女——她儿子丹增塔拉就是达赖喇嘛的英文秘书，也是唯一在尊者身边工作的家族成员。她还赠送了我一本她的英文著作《西藏的妇女》。

帕姆是另一种风格。她5岁就被送到大吉岭上英文学校，后来定居瑞士，丈夫是瑞士人，有一个女儿。她在瑞士生活了50多年，退休后，两袖清风地来到印度。“我没有房子、车子、银行账户、手机、电脑，什么都没有！”她哈哈大笑着对我说。她性格非常开朗，目光锐利，反应机敏，会说流利的英语、藏语和德语。她说她是个游牧人，我说我也差不多，我们俩立刻就用英语聊得热火朝天。她说她第一次去西藏是在80年代。有人从西藏回到瑞士，告诉她一个消息：她母亲坐牢多年，活着出了监狱。得到这个消息，她一分钟也没有犹豫，用最快速度前往拉萨，去见她6岁之后再也没有见过的母亲。“妈妈和西藏对我都是陌生的，”她对我说。我党把一个女人投入监狱多年，就因为她是西藏前首席噶伦的继母？ 研究这段历史，就像不小心钻进了一个长长的山洞，每往前摸索一步，看到的是更多的黑暗。

临走前，帕姆对我说：“照顾好自己，找时间给自己放个假，到穆苏里去住几天，那里美极了！”她略为夸张地吸了口气。

我说：“等我的研究告一段落吧。”

“别这样，”她说，“当年孩子还小的时候，我每个礼拜一定给自己放一天假，什么都不干，出去见见朋友，听听音乐，喝茶，反正就是放松，享受生活。”

我不由笑起来：她大大咧咧，纯西方式的言谈举止中，时常会流露出那么一点儿微妙的“贵族气息”。

离开松赞图书馆的那天清晨，我独自到花园散步。四处无人，只闻鸟啼。太阳从山后升起，第一缕阳光照着藏王松赞干布塑像。日前看到的睡莲已经凋谢，水池中，几支未开的睡莲冒出水面，尖尖的花苞形如毛笔，朝着天空书写一个美丽的故事。

在藏王松赞干布雕像下玩耍的两名童僧朝我走来，我赶紧举起相机……

直贡佛学院远眺

直贡佛学院

直贡佛学院大经堂

傍晚，到直贡寺去取我们桑杰和我寄存在那里的电脑、摄像机和背包，一群少年僧侣正在打球。他们用木棍和木板打“棒球”，玩得不亦乐乎。

三名少年僧侣沉静地站在花树边，望着他们玩球的伙伴。

清晨，朝霞初升，月亮未落。藏王执金刚杵的右手面朝喜马拉雅，仿佛随时会投出手中的闪电。

从雕像坚毅的面容中，我看到不屈的精神。

返回达兰萨拉后，我看到境内西藏学生游行，抗议取消藏语教学的照片。 那些处心积虑想要毁灭西藏文明的人啊，你们也许看不到这双眼睛，但这双眼睛无时无刻不在注视着你们。（2008年摄于加德满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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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骑摩托车的人

“单骑走天下”的拉巴次仁。


更新博客后，把电脑寄放在咖啡馆里，到镇里的商店去买东西。回来已近傍晚。回去的路上，突然注意到大昭寺前有不少人站在街边，好像在等待什么。通往大昭寺的路上还挂了经幡和一条黄色横幅，可是上面没有写英文，我一个字也看不懂。 几个西方人在询问，似乎也没问出名堂来。我正犹豫着是回去还是留下看热闹，突然看到我的朋友，铁杆“藏独分子”大胡子李克先骑着摩托车过来。李克先把自己的名字翻译得十足“汉化”，可他是如假包换的安多藏人，一头蓬松卷发，一把乱蓬蓬的大胡子，整个儿就是个“虬须汉”。李克先会说一口西北腔调的汉语。我赶紧冲过去，抓住他问：“这儿有什么活动？是尊者回来了吗？”

他摇头，说：“是那个……骑摩托车的人就要到了。”

我一头雾水：“骑摩托车的人是谁？他从哪里来？”

好几个人同时跟他说话，李克先匆匆忙忙回答我：“就是那个……周游世界的人，他从美国来。”

虽然还是不清不楚，不过凭直觉就知道，这里头有“故事”。我赶快把电脑送回住处，抓起相机就跑。天色越来越暗，街边上人越来越多，落日渐渐消失在云层之后，山谷里华灯初上。不知是谁大叫了一声：“来了！”紧接着传来机车轰鸣声。一辆摩托开道，一辆汽车随之而来。车上插着雪山狮子旗，挂着甘地和达赖喇嘛像。路边一阵骚动，许多相机在闪光。汽车后面，一个中年红脸白衣汉子骑着摩托车慢慢驶来。众人高喊“拉嘉洛！拉嘉洛！”一位老阿妈跑到路中间，朝中年汉子高高举起哈达。一位大爷把手里的哈达卷成一团，朝他抛过去。坐在他身后的青年手疾眼快，一把接过，顺手递给站着路边的一个男人。就这么一眨眼功夫，那个男人已经替他接了一堆哈达。红脸汉子发动摩托，朝大昭寺驶去，他身后跟着一大群骑着摩托车的青年，车队拐了个弯，消失在辨经院的高墙背后。

我跟着人群走进大昭寺广场，藏青会在那里组织了一个迎接他的欢迎会。许多人围着一辆摩托车拍照。我转到车后，居然是纽约车牌，而且是“西藏一号”，这个红脸汉子竟然是从纽约来的！看到墙上挂的大幅招贴，我才弄清楚事情的原委。红脸汉子名叫拉巴次仁，现居纽约。2008年西藏事件之后，他发愿要骑摩托周游世界，提醒世界各国的民众西藏所经历的苦难和压迫。今年3月10日，拉巴次仁告别妻子女儿，从联合国门前出发，在八个月的时间内到了22个国家。一路上，他向记者、西方民众、散居各地的西藏青年宣讲西藏问题。达兰萨拉大昭寺是他的此行的终点。他骑车进入康加拉山谷时，西藏青年会组织了一批有摩托车的青年迎接，并伴随他到达大昭寺。这些天，西藏各地青年学生抗议禁止藏语教学的消息在世界各地传播，这群年轻人也借此机会表达对境内同胞的支持。

红脸汉子对大家介绍了他的身世。我四处张望，寻找懂汉语的朋友帮我翻译，又看到“虬须汉”李克先坐在台阶上。我赶紧挤出人群，坐到他旁边，央求他为我翻译。

拉巴次仁是个孤儿，自幼父母双亡。他的母亲在怀着他的时候翻越喜马拉雅山脉，逃亡印度。他出生后不到6个月，母亲去世，留下7名儿女。他的父亲在筑路营，无法照顾这些孩子，只得将他们送到西藏难民孤儿院（西藏儿童村的前身）。不久后，他父亲也去世了。 拉巴次仁在孤儿院长大。08年西藏事件之后，拉巴次仁决心要为自己的同胞做点什么。“我一个人的能力有限，”他说，“但是我不能什么也不做。”他计划要骑摩托车走向世界，提醒人们注意，尽管已经过去50多年了，西藏问题依然存在。就这样，他骑着“西藏一号”摩托车，走向世界，在达兰萨拉大昭寺结束了他的行程。

青年会的工作人员用电脑投影了一些拉巴次仁在途中拍摄的照片。一路上支持他，与他一同举着雪山狮子旗合影的人，全是普通人。几十年来，西方各国的民众始终是“自由西藏运动”的坚定支持者。“自由西藏运动”已经历时三代，西方支持者也已历时三代。他们不仅给予西藏难民精神支持，也慷慨地给予他们物质支持。在每个定居点，我都会看到由某个西方慈善组织捐资建造的校舍、医务室、卫生设施、托儿所、办公室、净水设备等等。1960年代，当西藏难民处于最困难的时候，有些西方国家的慈善机构派出医生护士、英文教师、农业专家等，帮助难民们适应新的生存环境。一些欧美大学为西藏难民青年提供奖学金，为难民社会培养了第一批留学生。这些学生学成返回后，为西藏难民社会的建立和发展起到了不可低估的作用。

中国的一些御用文人一直声称西藏问题是“达赖喇嘛的成功公关”，他们只看到某位西方政要与达赖喇嘛的短暂会面，他们看不到单骑走天下的拉巴次仁和他的支持者。




老少僧俗，都在路边迎接那个“骑摩托车的人”。


甘地像和达赖喇嘛像，体现了在中国被妖魔化成”哈马斯式的恐怖组织“西藏青年大会（藏青会）的宗旨：以和平方式争取西藏三区的独立。


单骑走天下的拉巴次仁完成了他的22国摩托之旅，到达达兰萨拉大昭寺。众人高喊”拉嘉洛！”


老阿妈高举哈达迎上前。


真喜欢藏人互敬哈达的习惯，寓意高雅，姿态大方。不过，“哈达”这个词的音译并不准确，应该是“卡达”。


伴随拉巴次仁上山的骑士们呼啸而过。


在大昭寺前的辨经场上，许多人围着拉巴次仁的摩托车拍照。我也挤进人群，拍了一张。


哇！纽约牌照“西藏一号”！

原来是这么回事。。。我埋头钻研历史，对现在发生的事情常常慢好几拍。


拉巴次仁说了一番话，简述自己的身世和进行这次“西藏自由行”的动机。














拉巴次仁旅途中的照片。从投影上拍的，不大清楚。


老阿妈把哈达系在他车后的雪山狮子旗上。


旗子上写满了人们的祝福。


他到过的国家。


“自由西藏运动”的主要支持者，是这些普通的西方民众，他们是学生、家庭主妇、职员、教师……他们来自世界各国，他们并非都是佛教徒。在达兰萨拉，我遇到过不计其数这样的人。

在喜马拉雅山脚下 ——德拉东顿珠林西藏难民定居点

这座佛塔很特别，叫做”佛祖降临塔“。从侧面可见佛祖立像，他从天界降临，给世界带来和平。佛塔的英文翻译为：世界和平塔。佛塔内有两层佛殿，圆形佛殿中还有一座铜质立体曼陀罗。



在喜马拉雅山脚下
——德拉东顿珠林西藏难民定居点


德拉东、西姆拉和穆苏里相距不远，都在印度北方喜马拉雅山脚下，也就是印度平原与喜马拉雅山脉相交处。这一带与西藏有不解之缘，在西藏现代史和西藏流亡史上都是“有故事”的地方。德拉东有好几个西藏难民定居点，因此从达兰萨拉到德拉东有直达班车。大客车傍晚出发，在崎岖的山路上颠簸了半夜，进入平原，继续开几个小时，就进入了德拉东。德拉东应该是个不算太小的城市，但是，一如往常，每到一个地点，我总是绕开城市，从机场、火车站或者汽车站叫出租车，直奔西藏难民定居点。

长途大巴到达德拉东的时候，天尚未亮。桑杰和我叫了一辆印度特有的三轮车，锡克司机把我们带到定居点。每个定居点都有一个藏名，据说都是达赖喇嘛取的名字。这个定居点叫做顿珠林。锡克司机开着小三轮，把我们带到城郊的一个地点，在一片黑暗中我认出高大的藏式牌楼，这也是每个定居点都会有的标志。车子穿过牌楼，进入一条没有街灯的小街，两边的房顶上挂着经幡，院子里竖着经幢。天还没亮，我们不知道旅店在哪里，根据经验，我们应该去寺院。通常在那里会遇到早起的僧人打听。就算碰不到任何人，我们也可以找个地方坐下，等到天亮。到了一座寺院门口，恰好遇到一位早起转经的老人。他指点我们去另一座寺院，说那里有旅馆。“就在佛塔旁边，”他叮嘱道。

我们把摄影设备和背包装回三轮车，锡克司机把我们载进一条小巷。寺院的大铁门关闭着，一扇小门半开。走进寺院，恰好遇到正在绕着佛殿转经的老妇和一位老尼。老尼一边推动经轮，一边絮絮叨叨地说着什么，绕着经轮转过弯，我猝不及防地与“佛塔”相遇。转经老人说“佛塔”时，我没在意，哪座寺院没有佛塔？ 可是，当我与耸立在薄薄晨曦中的这座佛塔猝然相遇时，全部的感觉只能用“目瞪口呆”来形容。这是我见过最高的藏式佛塔，三条足有几百米长的经幡从塔顶拉下来，其中的一条系在黑黝黝的树林里。天亮后才看清，除了经幡之外，塔上还系了两条经铃。佛塔旁边有一座半圆形的两层建筑，这就是旅馆。


这座旅店只有20个房间，下层是商店和餐馆，一般不对外开放，因此非常清净。佛塔叫”世界和平塔“，旅店叫Devolaka House——天堂旅店。


佛塔对面的水池，“艺术女神”像。


一座白度母像背靠佛塔


主佛塔两边各有四座小佛塔和一座玛尼亭，总体设计很均衡。

天亮后才知道，这座寺庙就是著名的宁玛派寺院“明卓林”。宁玛派在流亡社区有两座大寺院，另一座叫“南卓林”，在南印度的帕拉库毗西藏难民定居点，色拉寺附近。南卓林大经堂顶上的巨大彩色雕塑，很远就能看到。当地印度人称南卓林为“金色寺院”。明卓林的整体设计结合了藏式和西式，藏式楼宇佛塔，西式花园，花园的丛林里还有一圈音响设备。傍晚是人最多的时候，藏人转经，僧人休息，附近印度学校的学生们在草地上闲聊，外地来的游客四处拍照。桑杰和我结束一天的访谈，背着录像机、照相机和背包回到“天堂旅馆”，从草地边走过，花圈里响起佛乐声，此时此刻，此情此景，就是“西方极乐世界”。





南卓林大经堂（2007年11月摄于帕拉库毗西藏难民定居点）。



顿珠林西藏难民定居点是我寻访的第16个定居点，也是我见到的最好的定居点。每个定居点都有独特的历史，但这个定居点的历史非同寻常。它在流亡史上具有相当地位，还与流亡史上一个扑朔迷离的谋杀案有关。这个案子自然被我党充分利用，御用文人们加入了大量莫名其妙的想象，编造了一个“达赖亲自下令谋杀异己”的故事，至今还在流传。关于这个案子的详情，日后我写流亡史的时候将会写到，此处就不多说了。这个定居点虽然不大，但有很好的规划。当年刚来的时候是一片森林，现在依然三面森林环绕。几十年经营下来，这个定居点的房屋基本上已经“更新换代”了，早期的房子已经不多见，大部分房子都是两层以上的漂亮楼房。走在定居点的小街上，我对桑杰感慨道：“这里只有我们两个是难民，其他人都是百万富翁！”。


第一代的房子，现在定居点这样的房子只剩下不多的几座。


这样的房子在没美国也算中产阶层以上了。印度盛产大理石，这些房子内部很多都是大理石地板。 在这个定居点里，这座小楼算是中等水平。


定居点全景一角。桑杰和我得到特许，上到佛塔最高层拍摄全景。


顿珠林有两座寺院，除了“佛祖降临塔”之外，还有一座高大的佛祖立像。



我们到这里来，主要是为了采访安多藏人。老一代的流亡者中，安多藏人很少，因为青海甘肃的藏人多为牧民，1958年，他们抗拒以“合作化”的名义对藏区进行全方面暴力改造，因而引发了被官方称为“平叛”的血腥大镇压。战争爆发之后，大批牧民整部落地赶着牲畜逃往西藏，路途遥远，很多部落必须渡过黄河，更重要的是，1958年彭德怀下了对“叛匪”进行“空中打击”的命令，神勇的中国人民解放军驾驶着苏式飞机，从空中对逃亡牧民又是投弹又是射击，将他们成批屠杀。这是一段鲜为人知的历史，我要寻找经历过那场战争的老一代难民，记录他们的回忆。


这些年里，我有幸与数百位面慈心善的老人结缘，在他们的前廊、客厅、佛堂、院子里，听他们讲述那段许多中国人至今不愿（也不敢）面对的历史。许多老人流着泪对我讲述他们的人生经历。在这个定居点，我采访了一位94岁的化隆老人。他是我几年来采访的最高龄老人。这位94岁的老人在我面前回忆往事，老泪纵横，我的心一阵一阵地抽搐。也许是实在无法承受94岁老人的眼泪，我爆发出一阵剧烈的咳嗽，不得不跑到院子里，一直咳到呕吐才停止。吐出了“心中块垒”，我回到房子里，继续听他讲述。那些认为“西藏问题”是“西方的一个棋子”，认为“西藏问题”只不过是“传播不当”的文人，应该谦卑地坐在这位老人面前，听听他的讲述。每一个汉人都应当听听这些来自西藏三区的普通农民和牧民的人生故事，我们有权知道，在那些年里，这些与世无争的普通人经历了什么样的苦难，他们为什么会成为流亡者。我们应当放下”救世主情结”，走出“解放农奴”的迷思，去了解历史的真实，去了解“民主改革”的实质是什么，了解那些自称”共产主义者“的人以我们的名义在西藏三区干了些什么。汉藏民族比邻而居数千年，历史上从来没有过“西藏问题“，”西藏问题“是1950年之后才出现的，我们有权知道这个问题怎样产生、如何发展。



傍晚，在明卓林“佛塔”下走过，听着花园里的吟唱，回到我住的“天堂旅店”，放下录像机，背着相机，来到佛塔下。晚霞未落，明月初升。我脱下鞋子，走到佛塔上。07年我在色拉寺，有一位僧人问我：“你到这里来，看到我们的寺院这样堂皇，有何感受？”当时我并不理解他的问题。现在我明白了。佛教是西藏文化的生命线，只要生命线还在，西藏文化就不可能被彻底摧毁。

那些自以为强大得不可一世的人，应该想一想这个问题：当以色列人返回故土的时候，罗马帝国在哪里？



80多岁的芒康商人，前“四水六岗”游击队员洛桑老人告诉我，他如何参加四水六岗，与几百名精壮汉子到噶厦政府存放在一座寺院的军火库抢武器。那次战斗中他受伤，”子弹把大腿打穿“，他说着，哈哈大笑。他的心态感染了我，我也跟着笑起来。


74岁的果洛牧民俄洛是”空中打击“的幸存者。她告诉我，逃亡路上曾遇到两次飞机扫射，大多数人都被打死了。


好运来了挡都挡不住，桑杰和我到达顿珠林的第二天，明卓林开始为期一周的法事。第一天：金刚舞。 8：30左右，穿好法舞服装的僧人们从上层佛殿鱼贯而下……


一名僧人站在门口，用香炉熏香。


僧人两两而入，缓慢起舞， 动作简单尊贵。然后，5人一组，按照四个方位站下。


这位是……该怎样称呼他呢？“维那师”？我估计不对。他坐在正中央，佛殿正中的主像是莲花生大师，他坐在塑像前，一边优美地做着手姿，一边诵经。然后按照面对四个方位转换位置。我真希望自己对藏传佛教的象征系统有更多的了解。。。



围观的可不只是桑杰和我。


大殿里的壁画非常精美，每一层都不同。这是上层佛殿墙边的两行佛像。



是夜，晚霞未落，明月初升。我站在通往二楼殿堂的楼梯上，望着苍蓝天空里的一轮明月，心里感慨万端。 半个世纪来，那些人以一国之力，以各种方式来摧毁这个民族，但是这个民族没有被打垮。精神上、道德上被打垮的，是她的压迫者。汉民族只有认识到，西藏的命运是我们共同的命运，西藏的自由也是我们的自由，才能从精神和道德上拯救自己。



树林边的小佛塔。


第二天，日出之时，我又来到佛塔下的殿堂里。


殿堂里香烟缭绕，门口有一座三层的立体沙画曼陀罗。僧人们正在念经。 我在殿堂一角坐下，闭目冥思。僧人们用深沉的喉音念诵，每隔一阵，雄浑的长号响起，鼓声如同雷鸣，鼓号声中，金刚铃声声清澈。这天我将去另一个西藏难民定居点，继续历史访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