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马悲鸣: 青海藏区的男性资源枯竭

贴出“青海草原上消失的亡灵”一文后，马悲鸣先生发给我这篇文章。马悲鸣先生是最早公开发表文章支持藏人的汉人知识分子。有关“藏女抢男人”的传说，我很早就在汉人圈里听到过，不止一个四川、青海人聊天时提起过类似传说，但是没有人对这个传说进行过分析研究，马悲鸣先生的文章最早指出传说背后隐含的历史真实。

我在此贴出1962年2月2日新华社内参中“青海牧区妇女的要求”这篇报导的影印件。该报导提出了青海牧区妇女的9项要求，其中第7项如下：

“迫切要求解决婚姻问题。牧业区因为宗教统治（男的进寺院做喇嘛较多），长期存在着女多男少的情况，近年来，由于种种原因，这种情况更为严重。果洛、玉树许多地方青壮年男女的比例在一比七以上，有的地方达到一比十几。许多年轻妇女一谈起这个问题，就很伤心，怕结不了婚将来‘断后’。目前生活逐渐好转，青年妇女要求结婚的越来越多，但因男的太少，无法解决。”

必须指出一个事实：1958年，青海的寺院大多数已经”解体“，僧侣基本上已经被遣送回乡，因此出家为僧并不是果洛、玉树青壮年男女达”一比七“，甚至”一比十几“的原因，况且出家为僧并不等于不进入统计数据。造成青壮年男女比例严重失调的”种种原因“，正如马悲鸣先生的文章中所指出的那样，是由于以”平叛“为名的大屠杀。根据《玉树州志》提供的人口数据，玉树州到1977年，整整20年后，人口才恢复到1957年的总量，也证实了育龄年龄男性的缺失，导致人口增长异常缓慢。

谢谢马悲鸣先生发来此文，并准许我将文章贴到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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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海藏区的男性资源枯竭 

马悲鸣

　　藏人曾说他们被杀了上百万。这不大可能。因为青藏高原土地贫瘠，藏人居住分散，集中起来杀掉有技术上的困难，但并非说中国当年没有滥杀过藏人。现在讲一个我听到的故事。

　　1966年开始文化大革命。到了1967年的“王关戚”、“杨余傅”成擒，中学里已经无事可做。这时开始了最初的招工。首批到我校招工的是青海地质队。绝大部分中学生尚未从革命激情中退出来。正得意的还在外地一处接一处地掀起新的造反高潮。倒了霉的则憧憬着翻身平反。

　　我们班有个乖学生，是我小学不同班的少先队大队长，中学同班的团支部委员，出身不是特别红，但也绝不黑。文革开始后他自动边缘化，不甚积极。因无甚憧憬，故也没什么野心，招工一来，他便报了名。那是在上山下乡运动之前。

　　大约不到半年，他忽然又出现在校园。其他同学还和从前一样，每天无所事事。我们看到他回来了，便聚在一起问他情况怎样？这次回来干什么？

　　他说是单位派来出差的。

　　我们便问他有何见闻。

　　说着说着，他就讲起了青海藏区的寡妇村。

　　青海不是西藏，不在十七条的保护范围之内。故当地藏区的“民主改革”就着“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早在1958年就如火如荼了。当地藏区的男人被杀光（不排除个别漏网逃脱的）。在大跃进中建立起来的不少是寡妇公社，寡妇大队，寡妇村。到了文革初期，当年幸存的男婴尚未性成熟，致使当地长期缺乏性生活的男性资源。

　　藏族有一妻多夫习俗，无妇女守节传统。缺乏男性资源怎么办？

　　只有一个办法，掳掠：女人抢男人。

　　我这位同学讲到，刚下去就被警告，不要单独外出，以防被掳掠。可地质队都是野外作业，怎能不外出呢？

　　寡妇村正在地里干活儿的妇女如果看到远处有单身男子路过，便放下手里的活计，埋伏在路边。等单身男子一走近，女社员们便跳出来用大皮藏袍一把罩住，连人带皮袍捆在一起，抬回村去，关进一间屋里，严加看管，不许偷逃，并用牛奶、酥油茶和牦牛肉等高营养价值的伙食喂养。晚上下工后，妇女们就到严加看管的屋子里去与被囚男子交欢，若敢不从，就大家一起上，强制就范。

　　有一名大学毕业的地质队员就这样被掳掠到寡妇村当种人。因是受过良好教育的体面人家子弟，到了这种地步实在没脸再回去见家中的妻子，过了多年以后总算辗转寄了封离婚书回家。逃不出去，除了离婚，还能怎么办？

　　一名解放军战士失踪，被军区当成逃兵通缉。公共场所贴了不少通缉广告。谁知过了好几年，费劲气力逃出来，体力已消耗殆尽的该战士爬了回来。一问才知是被寡妇村抢去配种了。

　　文革前四清工作队下去都是骑马带枪的。工作队要开碰头会。一到约定时间，如果人没到齐，就准备抢救被困的同事。到了的人先要判明未到者来路的方向。往往还没出发，就听到某方向传来枪声。

　　“块走！他枪里还有四发子弹."

　　刚走了一会儿，又一声枪响。

　　“还得快，他只剩三发子弹了。”

　　再一声枪响。

　　“还剩两发！”

　　等工作队冲进村里，只见一群藏女胸前举着准备罩人的大皮袍，把一名四清工作队员逼在一个墙角里。该工作队员拿枪指着围攻的藏女，逼住她们不敢靠近。藏女们则不甘心放跑眼看到手的猎物。双方就这么僵持着。女人们一步一步慢慢逼上来。靠得太近了，工作队员就真的朝紧逼的藏女脚前开一枪，当即把逼近的藏女吓得一哄而退。但不一会儿，藏女们又逼了上来。工作队员只好再开一枪。藏女们就这样逼着工作队员把子弹打光，便可一举成擒。救援的工作队适时赶到，一看这情景，赶紧朝天鸣枪，并一起高声呼啸，打马猛冲，才算把藏女包围圈冲散。

　　等把夥伴救出重围，刚扶上马背，另一个方向又传来枪声。大家再调转马头去抢另一名同事。等把人救齐了，才能开成碰头会。当然，也有子弹打光，被藏女们俘虏了关进屋里后，又被迟到的工作队再从屋里抢出来的。

　　男婴长到性成熟，至少需要十五年。大跃进的1958年后的第十五年都到1973年了。

　　一个地区性生活的男性资源被杀光，该是一种什么样的景象。如果一公里半径之内的男性资源枯竭，具有主观能动性的藏女可以到一公里之外去寻找性夥伴。如果两公里半径之内的男性资源枯竭，则可以到两公里之外去寻找性夥伴。真到了非掳掠无法找到性夥伴的境地，那一定是男性资源在一名女性的主观能动半径之内都已告罄。

　　我刚下乡时，队里警告我们冬天要注意躲避儿骆驼（我已经写在《冬季草原一大害》里了）。我当时就想到了我那位同学刚下到青海地质队时，被告知的是不要单独外出，以防被寡妇村抢去配种。

　　我在美国和朋友私下讲到这个故事时，朋友说曾看过一本中译英的书，讲一名南京职业妇女的丈夫年轻时去了青海，不久失踪。单位也讲不出失踪何处。文革结束后。该妇女已人到中年，抱着侥幸心理，亲自去了一趟青海寻夫，结果只找到了一件丈夫的遗物，仍是活不见人，死不见尸；因为年头太久，又听说了当地有寡妇村绑架男人配种的事，只好作罢，一个人回去了。

　　中国一再说，他们是把占人口百分之九十五的底层从占人口百分之五的上层的压迫剥削下解放了出来。如果按他们的说法，即使把这百分之五的上层全部杀光，也杀不到男性资源枯竭的地步。当地一定是发生了不分阶级，只分种族的大屠杀。

　　这个故事我已经知道四十多年了，但一直没有写。主要是这故事离奇到令人难以置信。尤其藏女掳掠男性来解决性欲，即使真有其事，在封建礼教盛行过的中国也无人愿意相信。

　　经过三十年改革开放，包括性观念在内的许多观念正在潜移默化地改变。性是与异性资源共享的正常生理现象。和吃饭是为了维持个体生存一样，性活动是为了维持群体生存。当异性资源失去平衡时，平衡时期的婚姻制式会被个体的生理需求冲破。

　　西藏有一妻多夫制习俗，一般多在一个家庭的兄弟之间。新娘出嫁时，娘家会教导说，嫁过去以后要在众兄弟丈夫之间保持平衡，不要亲疏有别，造成兄弟不睦。这是当地贤妻良母的标准。

　　藏人的一妻多夫制是从领主到平民一以贯之的。在这个长期流行一妻多夫制习俗的地区，把人家杀成男性资源枯竭，该是个什么样的大屠杀？

　　中共说自己“解放”了藏民。在这个“解放”之前，当地民女可以享受一妻多夫的男性资源。等被共产党“解放”之后，藏女们只能靠掳掠种人才能共享仅有的男性囚徒。整整一代当地民女由于男性资源被杀光而必须终生忍受难熬的性饥渴。

　　青海藏区的大屠杀发生在1959年的所谓“西藏叛乱”之前。而如果是发生在1949年以前，比如回民对藏区的大屠杀，那么到1968年时，新一茬生小伙子已经长成，就可以不必靠掳掠来解决生殖与性的需求了。

　　“两个事件之间如果存在因果关系的话，那么先发生的是原因，后发生是结果。”

　　所谓的“西藏叛乱”是被中共在西藏之外的藏民居住区的胡来和屠杀生给逼出来的。

　　如今中共把“三二八”定为西藏解放节。这是在往藏民的伤口上撒盐。此之所以我要把这个故事讲出来。

　　我这位同学是很老实的人，而且是前小学校少先队大队长和班团支部委员。在67、68年那种政治热情高涨的年代，如果要造谣的话，是造不出这种谣的。他讲述这些见闻时，并非谴责屠杀，而是对藏女抢男性资源交配的惊讶。

　　信不信真有其事，还是请读者自己判断吧。

青海草原上消失的亡灵（完整版）

果洛草原

阿嘉仁波切曾告诉我，文革后，青海的藏族老干部扎喜旺徐一再要求邓小平对1958年青海的“平叛”予以平反。在他的坚持下，青海省调来各州县的有关档案，在严密戒备下重新审查当年的“平叛”。档案中呈现的事实令在场的人目瞪口呆：当年的镇压，可以说是对少数民族血债累累。这些档案被下令重新封存，“除非太阳从西边出来，恐怕老百姓难能一见”。


上世纪五十年代末青海藏人到底遭遇了什么，可靠的资料非常难找，只能从蛛丝马迹中寻找真相。


在正常情况下，人口是一个社会最稳定的数据，因为人口变动是集体行为结果，不是一两个人想变就能变的。 而且，人口数据大多是所谓“官方数据”，无论是普查、抽查或者根据税收等数据推算，其最终依据通常都是政府的官方资料。 中国在1953年和1964年经行过两次人口普查。在研究五十年代藏地历史的时候，青海省玉树州和果洛州的藏人人口数字引起了我的注意。


我找到一些公开出版的人口资料，选出三本书作为比对：一是1987年由青海省计划生育宣传中心出版的“内部读物”《青海人口》，作者冯浩华；其二是1989年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出版的《中国人口青海分册》， 冯浩华是编委之一；其三是中国统计出版社1994年出版，青海省人口普查办公室编的《青海藏族人口》。


一般地说，此类资料越晚出版的越准确，因为有机会勘正以前可能发生的误差和错漏；另外，政府专职办公室发布的数据应该比较权威。根据这一规律，青海省人口普查办公室出版的《青海藏族人口》应最为可靠。可是，比较这三本专著中的一些数字，发现事实并非如此。


1953年人口数字之谜
检查错误人口数字的一个办法是，各类人口数据之间有一定的逻辑联系，比如总数、比例和增长率，互相牵连在一起。在电脑统计软件还没有普遍应用的时代，在一个数字上动过手脚，必定留下统计学上不一致的痕迹。

1953年是我考察的起点，那一年青海省到底有多少藏人？青海省人口普查办公室告诉我们：“建国后，从1950年至今，历年都有准确的人口统计数据”，“1950年，全省人口为1518305，其中藏族人口为435335，占全省总人口的28. 62%，到1957年，增长为513415，年平均增长率为2.41%。”（《青海藏族人口》17页）。从这些数据不难推算，1953年青海藏族人口约为467574人。

可是，该书第二章却又提供了另一组明指1953年藏人人口的数字：“1953年第一次人口普查，青海藏族人口为251959人， 占全国藏族总人口的9%。”（《青海藏族人口》22页）这个数据比前一数据减少了215615人，相差约一半。这显然无法用正常的统计误差来解释。


玉树州的藏人人口
为了做出判断，只能比对其他来源的数字。根据冯浩华提供的数据，玉树州1953年的藏人人口为12.64万人（《青海人口》160页）。《中国人口青海分册》和2005年出版的《玉树州志》（26页）提供的数据都是126383人，看来是同一来源，这个数字与冯浩华的数字基本一致。


根据《中国人口·青海分册》，1964年，玉树州人口为102012，比1953年减少了24371人，负增长23.89%，平均每年负增长1.97%（《中国人口·青海分册》199页）。人口负增长必有灾难发生。在1953到1964这十年中，玉树州发生了两个影响到人口数量的重大事件：1.战争， 2.饥荒。这两大事件都发生在1958年之后。在1953年到1958年这5年间，玉树并未发生天灾人祸，人口不可能没有自然增长。要弄清楚1953年到1964年玉树人口的变化，必须找到1957/1958年的玉树藏人人口数据。

《玉树州志》提供了较为详细的该州1956-1996年各民族人口统计表（《玉树州志》 107-108页），但是缺1958年。根据这份人口资料，就算1958年藏人人口与1957年相同，即159419人，亦可看出，在1958年玉树州爆发战争，一年后玉树州藏族人口减少了6209人。到1961年，玉树州人口总量为93095人，其中还包括几千名驻军，也就是说，1961年，玉树州的藏人人口约为9万以下。此数据显示，1958-1961四年的战争，导致玉树藏人人口至少减少69419人，超过1953年玉树总人口的一半。到1964年，玉树藏人口略有回升，但从1957到1964年统算，玉树人口仍然减少了54850人，即38.7%，超过1958年玉树州人口的三分之一。
     
1953-1964年果洛人口数据
   在《果洛州志》158-159页中，该州1953年总人口54662人。《果洛州志》171页提供的1964年果洛州藏族人口数据为50875人，根据该数据，1953到1964年果洛州减少了3787人。

   可是，《青海人口》中提供的数据是，1953年果洛州人口实为10.03万人，1964年的人口数据为5.61万人。二者相比，《果洛州志》中1964年的人口数字相同，而1953年的人口基数却被“腰斩”，只相当于冯浩华数据的一半左右。


《中国人口·青海分册》列出1953年果洛州人口数字为100343，其中包括1952年“果洛工作团”和“果洛骑兵支队”共715人。减去这715，1953年果洛人口实为99628。根据这个数据，1964年，果洛州人口比1953年减少48753人，即减少了48.9%。也就是说，该州和玉树一样，有近一半藏人人口在那几年里消失了。


《果洛州志》中有另一组与果洛人口有关的数据，即1961年该州划分阶级成份的数据：


“结合反封建斗争，在全州范围内开展了划分阶级成份工作。至1961年6月， 共划牧主712户、2848人， 占总人口的4.43%；富牧855户、3420 人，占总人口的5.32%； 中、贫牧1268 户、57965 人，占总人数的90.24%。” （《果洛州志》266-267页）


“划分阶级成份”是在果洛牧民中进行的，与军队、移民无关，而且“划分成份”是一项落实到各家各户的工作，因此，该数据是相当有用的统计数据。根据这个数据，1961年果洛州藏人人口数字为64233人，比《果洛州志》提供的1961年该州总人口数还多出一万多人。


   以《青海人口》中果洛州1953年藏人人口99628减去64233，即使不考虑前几年的自然增长数，果洛州在“平叛”高峰的1958到1961年中，至少减少了35395人，达35.53 %，超过了1953年果洛州人口的三分之一。


1961年到1964年的三年中，果洛人口持续下降至50875人，又减少了13358人。无论是直接计算还是分为两个阶段来计算，得出的是同样的数据：果洛州1964年比1953年至少减少了48753人，而非《果洛州志》列出的3787人。


根据以上比对分析，可以确认的是：“平叛”和大饥荒导致青海果洛、玉树这两个自治州的藏人人口至少“减少”了118172人。


《青海藏族人口》中的数字动了什么手脚
本文开头指出，按照《青海藏族人口》中1950年藏族人口数及年增长率推算，1953年全省藏族人口为467574。再根据1953、1964年青海藏人在各州市的分布和比重表，可以推算出青海各州藏人的人口数，从这些数字可以看出，从1953年到1964年，青海省各藏族自治州人口下降幅度令人震惊。


正是这一原因，青海省人口普查办公室的《青海藏族人口》给出了1953年全省藏族人口251959这个数字，《果洛州志》也把1953年的人口数据做了同样削减。这个数字和其他人口数字都无法吻合，留下了篡改单一数据的破绽。这一篡改使得计算上1953年到1964年的人口不是骤减，而是增加。“腰斩”1953年人口数的秘密就在这里。


《果洛州志》的编者和青海省人口普查办公室似乎都没有想过，修改人口数据“牵一发动全身”，要改得天衣无缝，必须对那些年的所有统计数据都做出相应修改，并非把人口基数“腰斩”那么简单。任意修改数据，必定破绽百出。


《玉树州志》提供了1958-1962在战争历年被“歼灭”的“叛匪”人数，总计是76725人，相当于该州1959年藏人人口153270的 50.06 %；而如果根据《青海藏族人口》那个被“腰斩”后的人口基数计算，1953年玉树州人口为77628人， 4年中被“歼灭”近76725人后，3年后的1964年居然还有近10万人！


《果洛州志》中也有一组1958年的“叛匪”数据：“1958 年8 月……果洛州煽动和裹胁参加叛乱总户数10673户，人数达44523人。”（《果洛州志》423页） 《果洛州志》提供的1958年人口数据减去“非农业人口”为48219人，也就是说，1958年果洛州的总人口，包括妇女老人儿童，几乎全部“叛”了。这是违背常识的。


《果洛州志》记载的“参加叛乱”总人数可以旁证，该书中的1953年藏人人口数据54662已经是大为缩小的结果，而《青海藏族人口》中，根据全省藏族总人口251959 推算出的果洛藏族人口33259则更是人为编造。1958年“参加叛乱”总数的统计应该是较为可靠的数字，因为这个数字涉及到对这些人的政治处理（惩罚和后来的平反赔偿）。根据这一数字，符合常识的结论是，1953年果洛藏人总数据，最接近真实的是《中国人口·青海分册》中提供的10万左右。


在《青海人口》的最后一页，冯浩华留下了立此存照的说明：


“本书在进行第二校时，突然得知青海省公安厅和青海省统计局关于调整果洛藏族自治州1949年到1955年人口总数决定的报告，省政府已经同意批准。由于调整了果洛州人口数字，由此也相应的调整了过去已经公布过的1949年到1955年全省总人口数字和1950年到1953年全省藏族人口数字。所以，根据省公安厅和省统计局修正了的人口数字，本书原来使用了的过去公布过的人口数字，相应的按最新调整的人口数字进行了校正。特此说明。”（《青海人口》350页）


人口性别比之谜
冯浩华的《青海人口》列出了玉树、果洛两州三次人口统计中的性别比数据（《青海人口》31页）：


果洛州： 1953年100.60   1964年88.89   1982年99.35
玉树州： 1953年100.95   1964年80.21   1982年92.51


这组数据显示，1964年的人口统计中，这两个州的男性人口大幅减少。


   1962年2月2日新华社内参中，有篇题为“青海牧区妇女的要求”的文章亦提及：“果洛、玉树许多地方青壮年男女的比例在一比七以上，有的地方达到一比十几。”


   这两个州的青壮年男性牧民到哪里去了？ 有关“平叛”的资料和统计数据显示，由于“反对共产党”，反对“统购统销”，反对“合作化”，他们在1958-1961年间被中国人民解放军步兵、骑兵、炮兵和空军用现代作战方式大规模“歼灭”。除了死、伤、失踪之外，还有至少3万多人被判刑和“集训”，期间有相当数量的人死亡。有些部落，解放军所到之处，将青壮男子统统抓起来，很多人就此下落不明。短短几年间，果洛、玉树男女比例成一比七甚至一比十几，这个数字背后的事实是，那些部落里已经没有青壮男人了，部落已经濒临灭绝。那里的藏人所经历的生命损失，用惨绝人寰来形容，也绝不为过。


   如今，半个世纪过去了。我们面前只剩下这些枯燥的人口统计数字。那些数字里，每个“1”是一个人的生命。这一个一个的“1”，成千成万，就这样静静消失在青海高原的牧草下面。

孫乃修：西藏新生奏鳴曲－－讀《藏土出中國》

一

    　羅曼羅蘭凝望著夕陽暮色，頓覺心中靈光一閃，約翰克利斯朵夫的性格面影忽然從心靈中一躍而出，恍若一輪紅日跳出大海，他驚喜地立刻訴之筆端，像貝多芬忽來靈感立刻將一串旋律傾瀉筆下。

    　當北明面臨西藏苦難獨自沉思時，她心中一定有過這樣的靈光激射，一定產生過荊棘般燃燒的道義激情，催放出一串燦爛的思想花朵。這本新著《藏土出中國》，帶著思想的芬芳，在我們面前敞開，不正是那顆美好心靈開放的一叢鮮花麼？

    　像乘著阿拉伯故事中那條神毯，我們伴著北明一夜間橫跨太平洋飛臨印度，又跟著他們一行，喬叟筆下快活香客似地談談笑笑，朝達蘭薩拉聖城一路悠悠而去。

    　從擁擠雜亂、乞丐成群、充滿世俗色彩的印度首都新德里到喜馬拉雅山上心思純凈、人人上進、充滿靈的光環的達蘭薩拉，我們跟著北明靈動而含蓄的筆鋒，不無感慨地進入比較文化學和比較人類學的思考。這是她此行的一個重要文化發現和強烈感觸。她告訴我們，藏人非常善良，藏人非常虔誠，藏人沒有乞丐。她止住筆鋒，只給我們講一個個故事和見聞。她羈勒得好。藝術需要含蓄，沒有羈勒就沒有藝術。

    　她那些故事和人物深含的文化意蘊是明顯的：西藏民族的人生是真誠、純凈的，沒有仇恨、沒有世俗氣、沒有虛偽、沒有欺世盜名，從領袖到平民，從老人到孩子，都有兒童一樣的真純心靈；他們有高度的自尊和人格意識，不肯伸手索求，沒有乞求他人哀憐的習性，他們沒有貪鄙、自私、金錢欲望，他們是人間最富靈的氣息的民族，這對高度物質化或被物質異化了的民族是一個強烈針砭。這一人類文化學思考，在書中時而閃動，像奏鳴曲中的一個濃縮而有待擴展的母題（Motif）。

    　居住在喜馬拉雅山上、與冰山雪蓮、蒼天雄鷹一同生活的西藏人民，是離上天和自然最近的民族。他們和下界那些沒有思想信念、沒有神聖之物、沒有靈魂家園、沒有道義觀念、只知權欲物欲、整日行屍走肉、胡吃海塞的俗輩們異趣異調。來到達蘭薩拉的人們，越向山上走，離物就越遠，離靈就越近。

二

    　讓我們跟著北明的活潑筆鋒，聽著詩人楊志軍的西藏之歌，睜開一雙大眼，懷著虔敬心情，一路觀賞奇異文化景象，與那個生活在靈界的民族做心靈對話，從崇高的人類精神層面去領悟和熱愛這個民族。

    　古人唱道：“滄浪之水清兮，可以濁我纓；滄浪之水濁兮，可以濁我足。”我們本來純潔的心靈後來蒙塵太多，我們本來明澈的眼睛後來變得渾濁，在登山去達蘭薩拉前，我們需要先蕩滌心靈的灰塵，凈化我們的眼睛，洗潔我們的塵纓。山上的兄弟姐妹們有著比我們純潔得多的心靈，我們不可把塵俗帶上去。這是進山的第一個心靈律條。      

    　在作者走上靈山、一路沉思的敘述織體里，漢族詩人楊志軍的西藏之歌和藏族

平民單巴次仁一家的苦難命運，像奏鳴曲的第一主題和第二主題，相互映發，時時復現，構成情思的迴旋和文化的變奏。楊志軍的詩，有如行吟詩人的歌，一個漢族文化流浪者在尋找精神家園，詩思蒼涼，素樸真情，隱喻漢族人對藏族文化價值的認同；單巴一家雪中逃難、家破人亡，隱喻西藏民族自由生活和心靈家園的毀滅。漢族詩人風塵僕僕走向西藏，尋找人間的真和愛，而西藏平民全家卻不得不揮淚翻越雪山逃離家園，尋找安身立命的一塊心靈樂土。這種反向追尋，顯示雙重悲劇，產生強烈的文化反諷和深刻的思想寓意。

    　北明的文化觀照和反思，在三個層面呈立體式展開：一、漢藏知識分子的心靈層面；二、東西方文化層面；三、西藏文化和印度文化層面。

    　從藝術美學角度看，這本書有如一首交響音詩。音樂織體和詩的吟唱交織一體，幾個有意味的主題和動機時隱時露，在手指下飛快掠過，有如燕尾剪波，輪流復現而跌蕩起伏；悲愴的流亡曲、寧靜的山中沉思、熱情的鳳凰涅梵之歌（本文涅梵一詞即英文之Nirvana，源自梵文），交融成意味深長的文化反思和別具一格的心靈歷程。

三

                     

    　達蘭薩拉是流亡西藏人的新家園，像在災難和毀滅中保存生命物種的諾亞方舟

，它成為西藏民族新生命的搖籃。它的出現，顯示流亡西藏民族拒絕黑暗、超越苦難；它的成長，標誌這個民族的堅強和新生。

    　流亡是一種不幸，沒有信念尤為不幸。沒有信念的流亡民族，是不幸中最大的

不幸，例如漂泊歐洲的吉普賽人。然而，對於一個有信念的民族，流亡不過是抗爭命運、維護尊嚴、重建民族、走向世界的一個契機。

    　這是一個獲得心靈自由、獲得新生的民族，一個走向文化重建、社會進步的民

族。達蘭薩拉是西藏民族文化生命的象徵，它充滿蓬勃的生命力，洋溢著自由的氣息，它的社會生活內容在悄悄變化，它的政教合一式社會管理模式也在走向民主和現代化。五十年來流亡西藏民族在達蘭薩拉的奮鬥和發展，已經成為一個政治民主和文化自由的樣板，為未來洪水滔滔之際救世於危難、整合西藏民族而提供一個嶄新的社會範式。

    　一個山外的達蘭薩拉，一個對岸的台灣諸島，脫枝而去者皆獲新生。

    　北明對達蘭薩拉社會－－從宗教領袖、議會首長、政府官員到普通民眾和學校

兒童－－做的細致觀察和採訪，第一次向讀者展示這個處於文明發展中的新型社會風貌。她的富於沉思性質的第一樂章《達蘭薩拉啟示》，柔板似地把我們輕靈引入新鮮的歷史情懷。

       

四

    　一個民族不可沒有自己的精神領袖和偉大人物，不可沒有胸襟開闊、氣質恢宏的知識分子。古代之孔子、佛陀、耶穌皆是，二十世紀之孫中山、愛因斯坦、羅素、甘地、薩哈羅夫亦是。偉人的存在，是一個民族的精神核心和心靈支柱。他們以道義和人格凝聚民族心靈、指引民族前進，絕不靠權杖和暴力。

    　西藏民族不幸中的大幸在於有人格崇高、心靈偉大的精神領袖－－嘉瓦仁波切－－做民族的核心，為這個民族遙指未來。就此而言，西藏民族比漢族幸運。有精神界領袖，他們流亡而心靈不散；漢族卻有太多唯權唯利唯物唯騙的饕餮勢利之徒混充領袖，握重權者無心肝，居高位者無德行，抗爭者形同散沙，戰鬥者缺乏精神領袖。

   　 嘉瓦仁波切是世界級偉人。他的人格、道義、悲憫情懷超越宗教而成為中國和世界共同擁有的精神和文化財富。

   　 北明在達蘭薩拉對嘉瓦仁波切的訪問，真實記錄他對解決西藏問題持的明確立場和理性觀點，慨然回顧一系列重大歷史往事，生動勾勒出這位大智大勇者的智慧風貌，一掃俗界庸人對他的誣蔑和歪曲。在甘地陵園倘佯沉思中，北明靈思風發，若有神助，激情從心底噴薄而出，以汪洋恣肆之筆，縱橫於二十世紀政治文明歷程，高揚理性和平抗爭這一現代文明價值，對嘉瓦仁波切的智慧和人格作出高度評價。

五

    　十五年前我在哈佛大學下帷讀書，西藏蒙古史籍是其中一部分。那是我生命中陽光燦爛、靈光四射時期，靈感風發泉湧、不擇地而出。《轉世靈童制度斷想》一文就是那時繽紛思緒中的一朵心花。嘉瓦仁波切回憶童年時在布達拉宮每日黃昏聽著外面哨音、望著牧羊人夕陽暮歸時那種憂鬱眼神、孤獨心情和心靈渴望，至今繚繞在我心間。次年，嘉瓦仁波切六十華誕，飛來哈佛。我有幸與他相見，親密握手，共進午餐。那日天朗氣清、陽光明媚。

    　這是天降大任的命世之才，歷經千年不遇之苦難、半個世紀罡風苦雨之磨礪，歷史似乎註定要鍛造這位英雄偉人，在佛滅民傷、地陷天傾之際呼喚他挺身救世，毅然引領民族沖破羅網、拋棄黑暗、出走家園、重建民族、走向未來的輝煌。

    與班禪喇嘛備受凌辱的暗淡命運形成鮮明對照，五十年前嘉瓦仁波切決然出走，乃英雄之決斷。這是信念的尊嚴、人格的尊嚴、民族的尊嚴之必然。他帶領人民跨越風雪迷茫的雪山峻嶺，走上民族流亡與重建之路。這是西藏歷史上最悲愴、最偉大的英雄史詩。       

    　現在，他微笑著站在我面前，伸出熱情的雙手，眼鏡後面是一雙含笑而富於睿智的眼睛，鮮紅的袈裟從堅實的臂膀輕靈地飄垂。

    　他的微笑來自心底的佛性，他的平易來自心靈的美德，他的率性自然，來自天生的性靈，他的一舉手一投足顯示一種大才無礙的精神氣象。那種襟懷坦蕩的人格風度、高雅純真的精神態度、談笑風生的高朗氣象，待人接物的大家氣度，構成不可抵禦的性格魅力和強大的文化征服力，使竊據世俗權位之庸夫俗子自慚形穢而心懷畏懼，他們仰面唾天而自污其面。

   　 這個來自青海農家的三歲靈童在藏傳佛教文化鐘靈毓秀之氣的奇妙哺育下，成長為民族危難之際的英雄偉人，令世界人民愛戴的精神領袖，這不是一個文化奇跡麼？他無須俗界威權，無須博士本子，無須吹捧頌揚，然而他的精神和人格代表著民族的勇氣、人類的智慧和人的尊嚴。           

    　高山雪原上的西藏民族有福了，因為他們有百折不摧的信念，他們有氣質非凡

、得大自在的英雄偉人。悵然迴首山下塵凡俗世，除了貧瘠和矯情，陰謀和謊言，野蠻和殘忍，物欲和自私，腐敗和不德，貪鄙和無恥，獄卒和軍警，皮鞭和子彈，誣蔑和誹謗，宣傳和鼓噪，爾虞我詐互相坑害，虛假口號和鱷魚眼淚，在這文化貧困年代，在這精神不毛之地，我們自己究竟有什麼？

六

    　一個知識分子應當心靈寥廓、思維徹底。擺脫狹隘民族觀念或種族觀念，不僅對於一個知識分子絕對必要，而且對於所有文明人都是必要的。這是“人生而平等”這一人權絕對律令的基本要求。可惜，俄國著名作家普希金、陀思妥耶夫斯基、托爾斯泰和索爾仁尼琴等，皆未能免除俄羅斯民族、斯拉夫種族的狹隘觀念或民族自傲心而上升到人類情懷、人權思想、人的解放這一心靈境界，未能從民族主義走向民主主義。       

    　1831年，俄國軍隊攻陷華沙，殘酷鎮壓波蘭人民反抗俄國專制、要求民族獨立的運動。西歐媒體、特別是法國報刊立即憤慨譴責沙皇政權對波蘭起義的野蠻鎮壓。對此，普希金寫了兩首政治詩，反擊那些批評者。在《致那些誹謗俄國的人們》一詩中，他寫道：“這是斯拉夫人之間的戰爭，這是家庭內部的爭吵，這是命運的決定，這不關你們的事，你們無須置喙。”他對波蘭人民的民族獨立要求，沒有顯示出現代自由主義思想，他對波蘭人民的苦難遭遇，亦缺乏基本的人道感情，他的狹隘民族情緒被沙皇俄國的軍事勝利所鼓舞並且為沙俄帝國暴行辯護，而他自己在沙皇專制下不僅沒有自由，而且受盡屈辱。

    　普希金的國內自由派密友（包括維亞津姆斯基）、波蘭著名詩人密茨凱維奇以及歐洲學者皆嚴厲批評普希金這種狹隘民族主義和種族主義觀念及其對俄國欺凌其他民族的野蠻行為做的辯護，丹麥文學批評家勃蘭兌斯（Georg Brandes）則一針見血地痛斥普希金這種所謂“愛國主義”實乃“獸性的愛國主義”。

    托爾斯泰早年參加過塞瓦斯托波爾戰爭，晚年為俄國在日俄戰爭中戰敗、將中國的旅順港交給日本而感到“愛國者”式的憤怒，亦相當滑稽，顯示其思維的分裂和心靈的狹隘。

    　自一九五九年以來西藏人民作為一個被異族暴政威壓的民族，遭受血跡斑斑的暴力虐待和迫害，七千餘座寺院被推倒，民族領袖遭到長期囚禁，無數僧人橫遭飛機轟炸和炮擊，西藏民族的生命、人格和尊嚴從未受過如此摧殘和凌辱。一個民族受辱，是全體國民的恥辱。這部痛苦的心靈史是漢族人無法想象的，盡管漢族人同樣遭受凌辱和皮鞭。二零零七年西藏人在逃亡途中被中國邊防軍殘忍槍殺的鏡頭，二零零八年三月西藏人民的和平抗議被血腥鎮壓事件，皆使文明世界為之震驚。凡此種種，令人想到西班牙教士拉斯卡薩斯（Las Casas）在《印地毀滅簡述》（A Short Account of the Destruction of the Indies）中揭露的西班牙殖民者在征服中美洲和南美洲原住民時期那部血腥史，諸如綁架、欺騙、酷刑、屠殺、文化剿滅和種族滅絕。

    　《一個藏人的童年》記述諸多事實：“解放軍”進入他的家鄉，寺廟里的僧人排著長隊，捧著哈達歡迎他們，沒幾天，軍隊就開始強行拆毀寺廟，作者跟父親逃難，一路看到很多人被殺，其中包括婦女和兒童，作者的父親也被打死（見《藏土出中國》第191－192頁，以上事實系李江琳女士據《童年》一書提供），令我立刻想到拉斯卡薩斯《簡述》多處談到美洲原住民托著禮物和食品盛情迎接西班牙殖民軍，絲毫沒有冒犯他們，三千餘人竟被這些軍人統統殺死，幾天后二十一位當地首領開歡迎會迎接西班牙殖民軍，也當即被逮捕，第二天把他們活活燒死（見英國企鵝圖書1992年英文本第29頁），這類記載頗多（參見第48、57、68、97頁）。暴力征服者的罪惡是相似的。欺凌其他民族的人，自己決不會有自由；少數民族的自由和全體國民的自由是同一項事業；民族的自由，歸根到底，就是個人的自由。                

   　 西藏民族不需要眼淚和憐憫，需要的是尊重、理解和支持。尊重和理解，是精神高貴的表徵；民族沙文主義式驕傲心態不過是心性卑賤和奴氣之變態而已。

   　 北明才性中的靈氣，使她的心智具有穿透力；她個性中的正直，使她的作品具有征服力；她心靈中的激情，使她的文字富於感染力。她的筆下滲透著對西藏民族及其文化的一種精神上的理解，滲透著對它的重建和新生的無比欣喜和對它的靈的文化的虔敬之心。她的達蘭薩拉之行，是以人類道義立場和歷史公正態度執行一位知識分子的良知和道義責任。她用筆和心靈把事實和真相、歷史和現實告訴世界人民。

    　這是一支以西藏涅梵和民族新生為主題的《引子與迴旋隨想曲》，一首西藏新生奏鳴曲。它的新生將為中國大地提供一個樣板。流亡使它走向新生，新生使它走向超越。跟隨這支引子和前奏曲，宏大的歷史樂章噴薄欲出。

七

    　這本書把一夜夢思銜到那片靈氣氤氳的神山，我要升起在太陽之前。

    　晨色熹微、霞光萬道之際，是心靈與古典精魂獨往來之天地。晨曦中，像有一

註灌頂的醍醐，天地物我之間神秘的靈知之泉，自蒼穹翩然而降，我翻開這本當代之作，恰恰讀到《達蘭薩拉啟示》的壓卷之文－－《遺失的桂冠》。

    　我被它震撼。寧靜的理性，深邃的哲思，清純的心靈，聖潔的感悟，對天地人生理趣的思考，對人類精神價值的高揚，透過簡潔的語言，閃射出玲瓏剔透的思想光輝和理性激情。作者精敏地一筆揭示甘地的精神價值及其對人類社會諸多罪惡的深刻洞察和批判：“無原則的政治，不勞而獲的財富，無良知的享樂，無品行的知識，無道德的商業，無人性的科學，無獻祭的敬拜”。甘地之為聖雄，誠哉宜矣。為棒喝一個墮落民族，須將這七句真言鐫刻於國門、鐫刻在每個人心扉。

    　正是堅定站在這一道義原則上，二十歲的嘉瓦仁波切來到甘地墓前。他繼承聖雄的精神遺產，斷然拒絕與黑暗合作，堅守人格立場和民族尊嚴，堅守人類精神價值，高揚理性、和平、非暴力原則，開始對惡的抗爭。我相信，這是精神上的偉大日出，當心靈獲得這樣的啟悟。

    　這是一篇散文傑作。讀畢此文，投之於案，頓生“何物老嫗生此寧馨”之嘆。窗外一樹金色秋光在晨風中颯颯搖曳，我要立刻傾聽貝多芬－－《C小調悲愴奏鳴曲》《升C小調月光奏鳴曲》《F小調熱情奏鳴曲》。我要讓心靈的沉痛、理性的寧靜和靈魂的激情同時轟鳴。只有貝多芬才能夠使這顆被重重叩響的心靈鋼琴得到痛快的傾吐。

八

    　對話是一種文學體裁，是思想展開的一種方式。柏拉圖以對話方式，把哲學家對萬物的思考和見解循循善誘、層層剝筍似地表達出來。《藏土出中國》的第二樂章《流亡西藏訪談》亦是對話體作品。無論在選題的見識上，還是在提問的設計上，或是在話題的把握上，都顯示作者才智的犀利、俊爽和敏銳。

    　就流傳最廣、惑人最深的所謂“西藏問題”“‘大西藏’問題”“西藏獨立”“種族隔離”“西藏受益中央政府高額補貼”和西藏經濟現狀以及西藏歷史歸屬等等問題，作者提請漢藏學者、專家、作家們對這些問題做了實事求是的解答和澄清。主持者思路清晰，緊扣話題，要求受訪者提供統計學數字和具體事例，使訪談建立在客觀、公正、準確的基礎上。客觀、公正、準確是學者和記者的職業要求。北明在訪談中把這一點表現得冷峻犀利、近乎無情，使訪談乾凈、利落、堅實、雄辯，顯示清晰的思維邏輯和出色的專業素養。

    　在我看來，世間許多問題本來簡單，只是自私欲望和黑暗心靈把問題製造得似乎很復雜。比如中國問題，不過“民主”二字就解決了；西藏問題，“自治”二字也解決了。不讓中國民主、不讓西藏自治，偏偏製造出許多自尋煩惱、自欺欺人的謊言和麻煩，整天刀光劍影、如坐火山口，自己無異身陷囹圄的囚徒。

    　人之立身於世，堅持人格獨立、學會正確思維乃第一要事；用歐坎的剃刀（Ockham's Razor）將一切假問題統統砍去，思維馬上利落，精神豁然開朗。西藏和中國問題之解決需要偉人，正如東歐和蘇聯問題之解決需要戈爾巴喬夫。我們是站在山顛、眼界開朗的歷史樂觀主義者。我們的豪氣和信念是任何人也奪不去的。

    　五十年來，這是第一本由漢族知識分子親歷達蘭薩拉、直面流亡西藏政府精神領袖和最高級官員、與之親切傾談而留下的真實記錄和心影，也是第一次對流亡西藏民族的新生態做的真實而富於精神深度的揭示。這是一次真誠的心靈對話和文化溝通，是對一個堅強民族的悲劇歷程做的客觀、冷靜的探索，是對一部偉大史詩做的才華橫溢的描述。深沉的理性、靈動的文筆、完整的知識結構、精細的敏察力和獨特的感悟力，使這部著作生出多重交響。道義的正大、精神的高貴、哲思和詩情的交織、不同主題線索多聲部地迴旋，構成美學上的高度整一和強烈的心靈撞擊。

    　當第一縷春風吹到高原新城達蘭薩拉，那溫馨里含著北明和她的朋友們這樣的無數知識分子對它的美好祝願和祈禱。

2010年11月12日於秋光斑斕的多倫多

北明著《藏土出中國》

出版印行：香港田園書屋

地址：香港九龍旺角西洋菜街56號2樓

電話：852-2385 8031

傳真：852-2770-2484

電郵：gfbook@netvigator.com

出版：2010年12月

定價：港幣85元

首發《縱覽中國·書評》2011年2月7日        

丁一夫：活佛的轉世和領袖的接班

野蠻愚蠢醜惡的政治干預宗教

 　　在「西藏問題」上，達賴喇嘛領導下的西藏流亡政府和中國領導人曾經互相指責對方缺乏談判誠意，其實明眼人一看就知道，如今的中國領導人，既不願意談，也不懂漢藏關係的歷史和未來，根本不知道能談些什麼，於是下了決心把「西藏問題」冷凍起來，反正西藏現在是牢牢地在我手裡。他們得意的是，達賴喇嘛已經七十五歲高齡，我拖得起，他拖不起，拖到中國政府有機會插手控制轉世，那時候「柳暗花明」，西藏問題便自然而然解決了。於是由一個叫國家宗教事務局的單位，在二○○七年頒發了一個文件《藏傳佛教活佛轉世管理辦法》。這個文件最核心的一條是，以後的大小活佛都要由「人民政府宗教事務部門審批」。也就是說，政府的「宗教事務部門」有最後的話語權，誰是轉世活佛，它說是就是，它說不是就不是。

　　據報道，根據這一管理辦法，藏區一些地方隆重開會，由中共黨委書記或統戰部長領銜給寺廟裡的活佛頒發證書，稱之為「活佛的資格認證、證照管理」。以後，只有持證活佛才得到中國政府認可。有意思的是，和五十年代藏區「民主改革」一樣，這一「建立藏傳佛教正常秩序，規範管理藏傳佛教事務，維護藏傳佛教界人士合法權益的重要舉措」卻又是從四川、甘肅、青海等省開始，而不是從西藏中心地區影響最大的寺廟如哲蚌、色拉、甘丹三大寺開始。

　　在世界文明史上，曾經有過很多政教糾纏、互相干預的事例。不過，到了二十一世紀的今天，政治干預宗教，幹得如此野蠻、如此愚蠢、如此醜惡，在這個世界上實在再難找出第二個例子來了。

　　且不說「活佛」這一稱呼，是漢人使用的稱呼，不是一個正規的資格稱號，在藏語裡並沒有對應的詞。達賴喇嘛曾經很多次說過，將他稱之為「活著的佛」是不對的。更關鍵的是，「轉世」是一項特殊的宗教制度設置，它和藏民族佛教信眾的心理結構、宗教信仰、社會秩序、生活習慣等等，都緊密地聯繫在一起。雖然「轉世」作為一種制度，也是人創制出來的，但是毫無疑義那是藏人創制出來的，它屬於藏民族信眾。對「轉世」制度的任何觸動，既要有對這一創制的起碼尊重，又要對這一制度的內涵有一定的理解。中國宗教事務局的共產黨幹部們顯然是什麼也沒有。

藏民族未來取決於新制度建設 

　　四川、甘肅和青海省開會頒發活佛證書的消息一經報道，即使是贊同「西藏是中國一部分」的漢人也感覺愕然，因為這事情脫不了一種滑稽感。有人說，以後到藏地的寺廟去，遇到喇嘛就得問一下，您持證嗎？是哪一級的活佛證？

　　《藏傳佛教活佛轉世管理辦法》是二○○七年頒佈的，四川、甘肅和青海在二○一○年底差不多同時舉行頒發活佛證書的活動，顯然有更高一層的統一部署。先從周邊四省藏區搞起的部署，表現出一種遲疑。不知決策者是否想過，印發一紙證書是再容易不過的事情，可是怎樣讓藏民族佛教信眾頂禮崇拜這一紙證書呢？

　　瞭解藏地歷史的人都知道，西藏特有的格魯派達賴喇嘛政教結合制度，和高僧的轉世制度，在西藏歷史上曾經起過重要的政治延續和社會穩定作用，也給西藏的政治權力結構留下了脆弱點。十四世達賴喇嘛早年就認識到，舊西藏並不完美，需要改革。在他流亡以後，他公開說過：「我們不能回到舊西藏去。即使我們可以回到舊西藏，我們也不想那樣做。」流亡生涯讓他有機會看到外部世界，他是世界上旅行最多、到過地方最多、接觸各類人等最多的當代政治家。他早就認識到，藏民族的未來，取決於新的制度建設，取決於將來有沒有能力實行先進的民主制度。所以，就在流亡藏人早年為生存而奮鬥的最困難歲月，達賴喇嘛就開始引導流亡藏人和流亡政府實行憲政改革，學習民主選舉，建設民主新制度。

　　所以，面對中國政府在活佛轉世制度上的強力插手，達賴喇嘛說過，未來達賴喇嘛的轉世，轉不轉，怎麼轉，可以由民眾來決定。他還說，將來的西藏民主政府裡，達賴喇嘛不再掌握政治權力，將回歸一個宗教領袖的角色。他在前幾年就宣佈，他已經半退休，基本上不再領導流亡政府的日常事務。最近幾年，他一再要求流亡政府，讓他全面退休，讓流亡政府完全獨立運作，使得經半個世紀建設起來的民主制度得到「實習」的機會。

中共自認救世恩人的大錯覺 

　　與此同時，一代新的流亡藏人已經成長起來。達賴喇嘛和流亡政府半個世紀來把教育放在最重要的決策地位，已見明顯成效。流亡政府第一任民選首席部長桑東仁波切，是一位德高望重的轉世高僧。而二○一○年開始的改選，新一代首席部長候選人裡，已經有哈佛大學法學院的高材生。具備民主理念的新一代流亡藏人，是民主新制度的保障。

　　中國政府的轉世活佛證書存心可疑，企圖用拖的辦法來和達賴喇嘛領導半個世紀的制度建設競賽，後果恐怕不會像中國政府指望的那樣：只要中國政府宗教事務局的官員指點一個人說，這是有證的活佛轉世，藏人就呼啦啦地跟著拜這個人為佛，從此藏區天下太平了。中國政府在幾十年前就犯過這個錯覺，以為自己是解放農奴的救世恩人，卻幾十年絲毫不察覺藏民族心裡深處的冤屈和仇恨。這一錯覺的根本原因是，作為唯物主義者和社會達爾文主義者的漢族共產黨人，太小看藏民族的精神世界了。

　　反過來說，中國政府和當今領導，倒是可以更多地操心一下自己領袖的接班問題。縱觀中國歷史，交接班無一不是危險時期。領袖們自己知道，在位時濫用權力，結下的怨恨太多太深，無論誰接班，都不得不接下一大筆政治負資產。勾銷這筆負資產的簡易辦法是反前朝而行之，就是所謂「挖祖墳」。而最可能不挖祖墳的是自己的兒子。這是朝鮮的接班人必定選兒子的鐵律，如果是曾經一起手上沾血的人，挖了祖墳則難免傷著自己。中國政府現在已經實行了任期制，權力已經和平交接了三代。可是，「中國模式」的這種穩定交接其實是一種錯覺：江澤民和胡錦濤兩代仍然都是鄧小平手上選擇的最不會「挖祖墳」的人，制度上的建設既然乏善可陳，那麼交接班的危機還在後頭。

原載《動向》2010年第1期 

一个西藏难民村的拆迁故事

德里西藏难民村“桑耶林”的大门

在印度首都新德里，接近城郊的地方，有个名叫“曼久芝拉”的地区。这一带原先是锡克人居住区。据说数百年前，有位虔诚的锡克教大师在附近一座小丘上隐修，该地因他得名。这个地区位于亚木那河边，是一片房屋密集的社区，南北向的1号国道从社区中央经过，把社区划分成两部分。

“曼久芝拉”实际上是国道东西两侧，南部为“杂志路”的整片社区，但对于藏人、各国背包客、以及从世界各地前往达兰萨拉的人来说， 国道东侧紧挨亚木那河的那一小片长方形街区，才是“曼久芝拉”。这片狭长的街区是德里的西藏难民村，达赖喇嘛为其命名为“桑耶林”。 从新德里去达兰萨拉，最便捷，最便宜的方式，是在这里搭乘德里到达兰萨拉的直通客车。傍晚六点出发，次日早晨七点前就到了达兰萨拉。因此，无论是经尼泊尔联合国西藏难民中心转往达兰萨拉的新难民，还是前往达兰萨拉的各国佛教徒和旅游者，“桑耶林”都是一个理所当然的中转站。这里每天都有班车来往，加上旅店密集，餐馆处处，价格低廉，还有各色藏式工艺品，很受“廉价旅行者”的欢迎，难民村里终日人来人往，相当热闹。

虽然文化和社会制度不同，印度与中国却有一大共同点：这两个国家都是人口庞大的发展中国家。因此，“发展”与“民众权益”之间，不可避免地会发生碰撞。 于是，几年前，这个难民村面临了今日中国许多村庄同样的命运：拆迁。


亚木那河边的难民村
1959年3月，达赖喇嘛出走印度之后，短期内有大批西藏难民涌入印度。这些难民先是被安置在印度北方修筑公路，然后逐渐被安置在以农业或手工艺为主的定居点。但是，有少数难民选择自谋生路。60年代初，20多户西藏难民到了曼久芝拉。当时这里已经有一个小小的拉达克人聚居点。拉达克人信仰藏传佛教，他们的聚居处有座小寺院，这也是吸引藏人的原因之一。可是，该地空间有限，无法接纳逐渐增多的西藏难民，一些难民只好在亚木那河边的荒滩上搭棚子住下来，靠贩卖小商品，以及卖自家酿造的米酒维生。当时那里是城郊，除了一座少年犯监狱，就是穆斯林墓地和垃圾堆。

对于贫民在荒地上搭建“违章建筑”落脚谋生的情况，印度政府通常采取“无为而治”的态度，并不强行驱赶，因此河滩上的棚子渐渐增多。60年代，印度政府大力帮助西藏流亡政府安置难民，德里市政府索性划给流亡藏人一块面积69667平方米的荒地。根据市区的规划，德里市政府将该地命名为“新阿茹那加西藏难民村”，属于德里市曼久芝拉区。由此，该村有了邮政地址，成为德里市的一个合法社区。越来越多的难民迁移到这里，凭着坚忍的韧性和辛苦的工作，草棚变成砖房，平房变成楼房。流亡政府在这里设了一个办公室，后来又建立了学校和医务室，村民集资修建了两座寺庙。就这样，亚木那河边出现了一个西藏难民村。时至今日，已有近400户难民在这里安家落户，加上外来的流动性打工者，通常有几千人居住在这里。难民村已经成了一个设施齐备的社区。少年犯监狱的高墙下，如今是一排卖各种物品的摊子。

“桑耶林”寺庙墙后的转经筒

这个荒滩上冒出的小村始于一批“违章建筑”，并未经过认真规划，加上空间逼仄，街巷相当狭窄，有的地段窄到只容单人走过，如果是个大胖子，还得侧身而行。房子密密匝匝，几乎都是“握手楼”。周围的环境也不是很好，亚木那河虽被印度人视为圣河，却污染严重。旱季时，亚木那河如同一沟死水，被烈日蒸发出阵阵臭气；雨季里河水暴涨，水流湍急，时常渗过村子边的围墙，漫入靠河人家的院子，有时还会漫进一楼房间。有一次我去位于拉达克聚居区的西藏难民接待中心，适逢雨季，接待中心的地下室就泡在洪水里。

2006年，小村收到政府一纸公文：为了整治亚木那河，同时也为了沿河居民的安全，距离河岸若干米内的建筑限期拆除。

“桑耶林”和位于博卡路的拉达克人和藏人聚居区恰好在拆除范围之内。

依法陈情，据理力争
收到“拆迁令”，村里立即召开村民大会讨论此事。虽说该地区环境不是很好，但是大家都不愿意离开。难民村不仅仅是个居住区，还是个商业区。这些年来，达兰萨拉已经成为举世闻名的地方，连带这个难民村也成了德里的“西藏文化景点”，吸引了不少各国游客。村民的主要生计是接待游客和往来藏人，小村里有几十家旅店，多家大小餐馆，还有礼品店、佛教用品店、旅行社等。餐馆旅店不仅雇用藏人，也雇用了不少当地印度人。难民村墙外的河滩上有若干户印度人开荒种菜，村里的餐馆是他们的固定客户。国道边有一批印度人的出租车、机动三轮车和人力车，专做村里往来客人的生意，甚至有几个印度乞丐也常年在此乞讨为生。里里外外加起来，小村提供了近万人的生计。

村民们取得共识：印度政府多年来对流亡藏人多方照顾，大家感恩不尽，自然不会违抗政府命令。他们只有一个请求：希望德里市政府另外划出一块地，容整个村子集体迁移。只有这样大家才能继续谋生，否则村子解散，各家被分派到不同地点，不仅是藏人，连带那些在村里谋生的印度人都要失业。况且村里的学校还有几百个孩子，其中包括一些印度儿童，他们的教育也将成为一个大问题。

难民村的内部事务管理，由一名“百户长”承担。百户长相当于村长，由村里拥有地产的固定居民选出，任期三年。当时的“百户长”名叫仁钦，他出生在印度，说一口流利的印地语。身为村长，仁钦责无旁贷，代表村民出面向法院申请延缓执行。村民们向法院陈情：他们无意“抗法”，但由于该村的具体情况，要求德里市政府提供地点，让他们集体搬迁。法官听了村民们的请求，觉得合情合理，遂将政府方面的代表招来，双方各自向法院陈述理由。德里市政府对此表示理解，但也有难处：他们实在无法找到一块合适的空地，让整个难民村的近400户人家集体迁移。于是，两造开始了反复听证和协商。

2007年藏历新年期间，桑耶林发给德里市政府

有关方面的贺年卡

在“晓之以理”的同时，村民们还“动之以情”。藏历新年时，他们特别设计了一张卡片，寄给议员、政府官员、法院等等。2007年我第一次去“桑耶林”时，曾采访过仁钦村长，至今还保留了一张他送给我的卡片。卡片的正面是12张一寸见方的照片，展示村里的学校、寺院、医务室、办公室等。仁钦村长解释说，这张卡片的“设计理念”是向“有关方面”说明，这个村子虽然有个英文名字，但它事实上是个西藏难民村，而且是个完整的社区。卡片内面一边印着达赖喇嘛和印度总理尼赫鲁的照片，雪山狮子旗和印度国旗，还有几行英文，简短介绍该村的来历，表达村民们对印度政府的感激之情，顺便提醒市政府：本村的名字是德里市政府定下的。言外之意：本村是市政府登记在案的合法社区，并非早期的“违章建筑”，请考虑我们的合法权益。卡片另一边印着藏文和英文“扎西德勒”，以及花体字新年贺词，祝贺新年的同时，也感谢印度政府长期以来对流亡藏人的同情与支持。

那年仁钦村长任期已满，但又被村民们推举连任。当时仁钦村长已经代表村民向德里市政府和法院交涉多次，正在等待法院的最终裁决。仁钦村长原打算任期结束后移民北美，可是村民们要求他等到事情有了结果后再走，否则一旦出现波折，继任村长不熟悉情况，岂不是麻烦？仁钦村长只好延缓自己的移民计划，继续代表村民与政府交涉。

2008年，我从网上得知，法院接受了“桑耶林”村民们的要求，市政府的限期迁移令被搁置。这意味着，除非德里市政府提供一块地，让“桑耶林”整体迁移，这些流亡藏人就可以在这里一直住下去。仁钦村长应该可以心安理得地移民了。

在印度，流亡藏人的身份是“政治难民”。即使如仁钦村长这样在印度出生的藏人，他们的身份依然是难民。他们持有流亡政府颁发的西藏难民身份证，不享有印度公民权，但那并不表明，他们的权益就不受法律保护。


首发《开放》2011年2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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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王唯先生，1933年生于北京。父亲王药雨，上世纪四五十年代的著名中医，是小儿金丹片、牛黄解毒片、银翘解毒片、桑菊感冒片、霍香正气水等著名家庭常备中成药的研制发明人。他研制的外伤特效药疗救过无数抗日将士。1954年北京市委书记彭真亲批住房供王家使用。1952年至1953年，王唯作为中共派遣的十世班禅喇嘛的联络秘书驻日喀则两年。1958年至1979年，王唯当了21年的囚徒和劳改犯，其中有4年被单独关押在一个长宽高各2米的石头屋子里。王家一门三右派。1989年**镇压之后，在军事博物馆搞了一个“平暴展览”，媒体大肆报道。一进门院子里摆着的那一辆轿车，就是老王家最小的儿子，王唯的七弟王誉虎，当初借给学生专用的。它可能是**期间学生领袖们唯一的一辆“公务车”。

一、从北京到拉萨

我是中国海军军官学校第14期赴美班的学员，当时只有15岁。是少年海校，那一次招了400多人，光北京就招了100多人。按计划，在青岛受训一年，再到美国迈阿密海军训练团训练3年，就算毕业了。青岛训练期满，我们的军舰到了上海，准备接下去就到美国。当初报名参加海校，是背着母亲自己偷偷跑出来的。就要去美国了，心里七上八下的。当时我大哥在上海工作，我就想去见大哥一面。大哥跟我说，去美国你想不想母亲啊？我说当然想了。他说：“想就不要到美国去了。再说，在中国当海军有什么出息呀，连海军部都没有，要不就脱离海军算了。”他这么一说，我动摇了。他告诉我，现在有一艘船，是招商局的江汉轮，明天早上就起锚，坐这艘船到汉口找父亲去吧。当时我父亲在汉口行医。当时我在海校里有几个把兄弟。他们也说，既然你不愿意去美国，那就算了。

当晚一个把兄弟值班，他放我下了军舰。次日早晨8点钟，我赶港口。那时我还穿着海校的校服。他们看我是海军，连船票也没要。

到汉口才知道，父亲已去衡阳了。我又坐火车到衡阳。父亲也不在衡阳，而在衡阳农村，在我小妈家。小妈家是衡阳当地的大地主，她的父亲是国民党上将。我没有继续寻找父亲，就在父亲的一个朋友家里住下了。此时正赶上黄埔陆军军官学校在湖南招生，我就报考了。我野心很大，心想当海军最高也就当个舰长，要想有更大发展，还是要参加陆军。

我考上了黄埔湖南分校。当时国民党一直在打败仗，从湖南撤退到湖北恩施，还要继续撤到四川。到了重庆，黄埔湖南分校就与黄埔总校第24期合并了。我们继续撤退。到了宜宾，国民党72军宣布起义。72军军长郭汝槐是共产党潜伏下来的卧底。郭当时兼任国民政府国防部第二厅（作战厅）厅长。国民党作战厅的厅长就是共产党的人，国民党作战的情况共产党都知道，你说国民党能打赢吗？

那时解放军的三个团一直在追我们，我们走到哪儿他们就追到哪儿，我们走小路他们也知道。当时我们都很奇怪，后来才知道，我们军校的教育长也是共产党的间谍。我们全被追散了。追到大渡河边的沙坪时，我们的头头也被解放军俘虏了。剩下的十几个人，跑到凉山的一个大院坝，碰见一个农妇。她看我们才十几岁，就让我们别跑了，给我们煮饭吃，还把我们安排住她家楼上住下。

到了晚上，解放军的一个连也住进来了。我们住上面，他们住下面，他们并不知道我们在楼上。当时我建议，现在我手里还有4个手榴弹，把这4个手榴弹扔下去，然后趁乱逃跑。有个女同学当即就哭了起来，说她很害怕，现在情况已经这样了，别扔了，也别跑了，我们就剩11个人了，把武器交了，和他们和好吧，我们回家。她一提议，大家都同意，我们就这样做了。我们就喊话，说共军兄弟，我们愿意交枪。那个解放军的连长就说：好，我们欢迎你们。我们现在正需要人，特别是有文化的知识分子。就这样，在国民党黄埔陆军学校半年多，就又稀里糊涂成了解放军。这一天是1949年的12月19号。

我们被调入宣传队，驻军在乐山的五通桥，然后就动员我们要支援进军西藏。

1950年6月，我们从成都附近新津县坐汽车往西藏开拔。几个月后到达甘孜，在甘孜成立了西藏民族干部训练班，其中又有一个青年干部学习班。我是该学习班的第一期学员，在那里学习藏语，老师都是藏族人。有个老师是汉人，叫傅施仲，是刘文辉的干儿子。

我们在甘孜停了一年多。昌都战役（听说解放军死了六七百人）之后，我们继续从甘孜向昌都进发。在昌都停了七八个月，等待解放军与西藏军的谈判。当时阿沛阿旺晋美是西藏军的总指挥、藏方首席谈判代表。

谈判进行了3个多月，没结果，中共中央决定挪到北京谈。西藏方面没人愿意当赴北京谈判的首席代表，说去北京谈判，共产党肯定会把首席谈判代表杀掉。当时阿沛阿旺晋美已经被解放军俘虏，达赖方面就想，既然我们的阿沛已经在你们手中，那就派他当我们的首席代表好了。于是阿沛就这样当上了中共与西藏北京谈判的西藏首席代表。 （转贴者按：2009年我采访达赖喇嘛尊者时，曾特别问过他为什么派阿沛·阿旺晋美当首席代表？尊者说是中方指定的。）

西藏共有5位代表。在谈判结束签订协议的时候，其他4位西藏代表都不同意签字，阿沛同意。阿沛是首席代表，首席都同意了，其他人也无话可说，也就跟着都同意了。这样，1951年5月23日，和平解放西藏23条协议签署了。毛泽东特别就此下达一道命令，称阿沛阿旺晋美在和平解放西藏的过程中为祖国立了一大功，希望西藏军区领导同志在政治上要特别看待他。后来成立西藏军区，阿沛阿旺晋美被任命为军区第一副司令员，中将军衔。

阿沛这辈子算是运气好，每次都是逢凶化吉。当初与解放军作战，西藏方面没人愿当总指挥，觉得指挥与解放军作战等于送死。可是阿沛愿当这个总指挥，虽然被俘，毕竟没死。昌都谈判，藏方没人愿当首席代表，阿沛说没人干我干。首席代表，那是很高的衔位啊。他干了，也没受什么大害。北京谈判，没人敢当首席代表，他又当了，那地位更显赫了。没想到，毛泽东还专给他下这么个指示。后来中国人一说西藏，就只知道阿沛阿旺晋美了。凭着毛泽东这句话，即使文革时期，阿沛也没有受到太大冲击。

和平协议签署，我们向拉萨进军。走了一个月，1951年11月底到达拉萨。行军途中，我的墨镜丢了，得了雪盲症。眼睛肿胀，流眼泪，什么也看不见。

离开昌都时，18军统战部长徐冰把我喊去，说要交给我一个任务，说这里有两个箱子，是毛主席送给达赖的礼物。他没说是什么礼物。到了拉萨，打开箱子验收，是一对金灯和八个玉碗，上有“达赖喇嘛先生惠存 毛泽东赠”字样，日期是1951年。我们私底下议论说，达赖才19岁，毛主席还称他先生，觉得滑稽。玉碗是唐朝的，金灯北京现做的。后来由张经武代表毛泽东把礼物转交给了达赖喇嘛。张经武原是毛办主任，他是经香港、印度到的拉萨，不是随军进的藏。

二、在日喀则的两年

不久，我被调到西藏军区干部学校第一期学习。当时军区的干部说，这个学校是我们的干部仓库，从这里出来的人以后都要有重大的任务担当。那一期有30多人，我的语文、绘画都是第一名。他们有意把我定为十世班禅的秘书。

1952年初，班禅从西宁塔尔寺回到拉萨。班禅与达赖历来有矛盾。大体说，班禅亲汉，达赖亲英。班禅有5个团（兵力），达赖有12个团，班禅是被达赖赶到塔尔寺的。共产党之所以把十世班禅接回拉萨，表面上是希望他们和解，实际上是想让他们互相牵制。

随后，班禅在解放军护送下，从拉萨前往日喀则。为了提高班禅的地位，北京方面给班禅拨了20万块袁大头（银元），用4匹骡子驮着。从拉萨到日喀则的路上，许多藏民闻讯都来朝拜班禅，每个来给班禅磕头的藏民都赏一个袁大头。母亲背着孩子给班禅磕头的，就给两个袁大头。

到了日喀则，我被正式任命为班禅的联络秘书，那时我20岁。还有一位和我一起工作的，叫郝家驹，他不懂藏语。班禅那边有事找（中共）中央，我们就负责传达给（中共）中央；（中共）中央那边有什么指示，我们就负责传达给班禅。

我住的楼和班禅所住的楼之间有50米的距离。两个楼一样高。班禅起床后通常要在楼上晒太阳，我们彼此还能打招呼。那时我们称他们是达赖集团或班禅集团。班禅集团的官员平常没什么工作，上班就是玩麻将。在清朝，班禅属于一品大员，等级很森严。我们日常接触到的只是他的五品官。比如看藏戏，就是五品官陪我们看。藏人看戏有个规矩，官越高坐的越高，从上往下看戏。我们也算是5品官的待遇。有一次我给在北京的母亲汇几十块钱（银元），北京邮政方面不相信，追踪到西藏了解这几十块钱的根底。

我在日喀则待了近两年，从1952年2月到1953年底。藏人叫我们“甲密”，就是汉人的意思。在此期间，虽然几乎每天都能在楼上见到班禅，正式的会见却只有一次。那次见班禅是由于庆祝解放军建军35周年。他们藏人都给班禅磕头，我们穿着军装，敬个礼就算了。

在做班禅的联络秘书期间也参与处理过一些危机事件。班禅警卫团里的西藏兵，脖子里都带着一种银制的配饰，藏语叫嘎乌，里面放着班禅的像。他们说佩带嘎乌就可以刀枪不入。解放军的一个警卫营长就说根本不可能，这都是骗人的，如果不信就试试。于是这个营长就把一幅嘎乌挂在一只羊的脖子上，然后一枪打去，羊当然被打死。“怎么样？没有刀枪不入吧？”藏人当然非常反感，说这简直是亵渎神灵。“我们这嘎乌是人带的，怎么能戴在羊身上呢？”

我和郝家驹听了他们的控诉，就向上面报告。上面来指示，要我们当着藏人的面宣布处分那个营长，留职察看。当然是做做样子，背后调到其他部门完事。类似的事情还有。鹰在西藏是神鸟，不能打。一个营长举枪打下来一只鹰，他们就开控诉会，最后也是把这个营长调走了。此外我还亲自参加过他们的天葬仪式。

我和郝家驹实际上是受公安部派遣的，但是在那里不允许这样讲。我们的任务是要在那里广交朋友，做联络工作。藏人对我们都很客气，看戏的时候每隔三五分钟就会送点心过来，说是班禅赏赐的。我们当然吃不了那么多，看完戏就打包带着给我们手下的人，也就是那些派来伺候我们的藏人。他们非常感谢，因为这是他们的班禅老佛爷送的点心。

每天清早一起床，他们就送来满满一大杯煮开的牛奶，还经常送点心、巧克力给我们。他们上层人士想吃什么都有，糕点师都是从外国请的。他们很有钱，除了当地的税收，北京也拨款给他们，下层藏民自己舍不得吃，可是很舍得给他们上供。

1953年底，西藏公安处要我离开日喀则，到白狼宗（宗就是县的意思）去做潜伏工作。说要在那里潜伏30年，每3年可以晋升1级。白狼宗在西藏与尼泊尔、印度的交界处，当时还未“解放”，骑马有1天的路程。为掩人耳目，上面指使我故意跟人打架斗殴，然后就开大会公开宣布我因打架斗殴开除军籍。当时共产党在日喀则有一个贸易公司，货物都从那里运送。上面起初准备派我和胡景福二人一起到白狼宗“做生意”，赔了算共产党的，主要目的是了解当地的情况，看有什么对共产党不利的事情。胡景福曾是新四军，1942年被国民党俘虏过。这一点共产党一直不放心，怀疑他是被国民党派来的。

后来公安处又说不派胡景福了，就派我一个人去。我拒绝了。我说一个人到那完全人生地不熟的地方，连个照应的也没有。处长就给我出主意，让我就地找一个藏族女人结婚，既可以做帮手，又可以更深的打入。那我哪干呀！当时我是有女朋友的，也算是青梅竹马，我们经常有书信来往，感情很不错的。想找一个藏族女人是非常容易，可是那时藏族女人脸也不洗，思想上根本无法接受。

最后我与处长闹翻了，实在难以从命，就给西藏工委社会部部长王华写了一封信反映情况。进军拉萨我得雪盲症的时候睁不开眼，王华就把他的马让给了我。王部长接到我的信，立即发了一个调令，把我调回拉萨。就这样，我结束了在日喀则为十世班禅做联络秘书的工作。

白狼宗这个潜伏点很重要，怕我无意间泄露出去这个机密，就索性在拉萨也不要再待了，把我从拉萨调回了重庆，在西南公安部的西南干部学校任职。这时已是1954年。

三、21年的劳改生涯

在西南干学，我和吴瑞珍住在一个房间。彼此熟悉之后，我们各自讲了自己的很多事情，其中包括他原先从解放军里当逃兵的经历。吴的叔叔是西南公安部的一位首长，名叫周兴（他参加革命后起的化名）。不久，这位叔叔又把侄儿从干校调到西南公安部。吴走的时候跟我说：“小王，还是朝中有人好做官啊。”

1957年反右时间，我说共产党也同样搞裙带关系，比如周兴安插提拔历史上有问题的侄子。我们学校的领导是周兴的铁杆儿，他们先是说我散布流言蜚语，后来又说是恶毒攻击中央首长——此时周兴已经上调到北京公安部任第七副部长。这个结论我不能接受。他们让我服个软认个错，就算了，我不干。我说道，明明是事实嘛，我认什么错！最后他们说我态度恶劣，把我关进监里，开除公职，送劳动教养。这时是1958年6月。

由于我一贯不认罪，再加上肃反期间有人告密，把我当初想扔手榴弹的事也抖露了出来，于是1959年3月2号宣布逮捕，罪名是组织逃跑集团罪，判刑5年。服刑地是四川盐津县。我们4中队负责修建盐津火车站，白天服苦役，晚上认罪学习，最主要的问题是吃不饱。

1959年7月份，我组织3个人越狱逃跑成功。那天夜里，狂风暴雨，雷鸣电闪。我们的那个厕所是平房，趁着大雷雨，我们掀开房顶逃了。当时玉米已熟，可是没人收，正在大炼钢铁，玉米都烂在地里，逃出去倒是饿不着了。初逃出狱，我们趴在附近的玉米地里一动不动，看着人们从四面八方打着松明火把追我们。天亮后我们才走出玉米地。

我用肥皂刻了一个章，写个假证明，说我们是铁道部门出来采购的。后来我们其中一个逃友偷南瓜时被抓，忍不住酷刑拷打，把我们供了出来。另一个不久也被抓，供出了我的逃亡路线。我扒卡车逃到自贡，想到那里一个朋友家取衣服，再借点钱，然后到西藏去。刚到朋友家门口就被埋伏在那里的人抓住了。这样又给我加了4年刑，加起来就是9年，在昭通劳改科服刑。

劳改科有一个叫窦岐山的，是西南设计院的党委委员、办公室主任兼总工程师，后被打成右派。他不服气，判了9年。一般犯人是到不了劳改科的，我也是因为给班禅当过秘书才被调到那里。那个时候全军区到处都是劳改队，一个劳改科科长比一个军长管的人还多。当时其他地方都吃不饱，只有劳改科可以吃饱。劳改科陈景昌跟一个豆腐厂签有协议：豆腐厂的机器、汽车什么的出了故障由劳改科修理，不用付钱。作为交换个条件，豆腐厂每天卖100公斤豆渣给劳改科。劳改科把豆渣和玉米面混合起来给我们吃，我们就能吃饱了。劳改科大概有300多人，刚到劳改科的人个个都皮包骨，一两个月后就都吃得白白胖胖的了。陈景昌当时真是救了很多人。文革时陈景昌被判6年刑，罪名是同情犯人，后来被活活折磨死。他的豆腐渣和玉米面不知救了多少人！那真是个好人！我们这些犯人出狱后都去给他扫过墓。

我仍然不服罪，1962年他们就把我调到了罗汉坝，说不把王唯调到罗汉坝就不知道劳改营是天堂。他们本来是想好好饿饿我，不料我命不该绝。罗汉坝因罗汉竹得名。每60年开一次花的罗汉竹，我到罗汉坝那一年开花了。开花之后结果，结的果实叫竹米。我到罗汉坝的时候正赶上竹米成熟。生竹米也可以吃，非常好吃。罗汉坝是高寒地区，连玉米都不长，只能生长土豆。我们利用出去割草的机会大量采收竹米，就这样读过了那个饥荒时期。

1962年这一年我还遇到一个好人，是个女右派。这个女右派的工作是每天放牧9匹马。按规定，每匹马每天有3斤豌豆料。她每天放马时就用报纸包一包豌豆，顺路扔给我。当时我的工作是每天在地里割草。他扔给我的豌豆是煮过的，还加了盐，非常香。就这样，我暗中吃了3个月的盐水煮豌豆。他们都觉得奇怪，说他们都饿得皮包骨，怎么王唯却啥事没有。后来我寻找过那个女右派的下落，没有打听到关于她的任何消息。

罗汉坝劳改农场有个水牢。并不是建就的水牢，它原先是一座普通的房子，因地基低洼，下雨积水成了“水屋”。有些没人性的东西就想出这个法子，把死硬顽固的犯人关进去。关进去就等于杀害，也不给吃的，进去就甭想活着出来了。

我受罪最大的地方是鲁甸硫磺厂（劳改厂）。一早就被赶到洞里采石头，天黑才放回来，整天光着脚踩在矿坑中的水里。我26岁当右派，这时已经32岁了。我的身体一向是很棒的，有一天忽然拉肚子了。我去看医生，医生问我是什么罪犯，我说我就是你们所谓的反革命犯。他说，你反革命犯的假我不批。我很生气，第二天没有出工。他们说我是违抗改造，要给我戴刑具。

那手铐太小，带不上硬戴，最后是用铁锤砸上的串钉。那个劳改中队的队长叫陈维芳，是个彝族知识分子。知识分子做了狗比一般人更恶。带了1周，我开始全身浮肿。一个右派医生把这个严重情况汇报了上去，说王唯的情况已经非常严重，再不给他打开铐子要闹出人命，到时候我会如实汇报的。当初是用铁锤砸上的，撬开也是用铁锤撬开了。那7天我几乎疼得没合眼，手铐一撬开我立刻睡着了。一睡睡了3天3夜。我现在手腕上的疤痕就是这次留下的。

没过多久，法院来了个文件，由9年改判为4年，可是此时我已经坐满5年了。刑满了，但仍不放人，怕放虎归山，强迫“留队”，在那里继续给他们干活。据说这也是毛泽东的发明。与原先不同的是给发点儿工资了，每月29元。留队实际是变相劳改。从1963年起，直到1979年，我没有离开过劳改队。

有一种人是有人性的，有一种人只有兽性。文革期间，因说江青不是毛的原配夫人，我被以“污蔑江青同志”的罪名关在会泽县五星铅锌矿（劳改厂）。在那里，我被单独关在一个长2米、宽2米、高2米多的一个石头盒子里，时间长达4年。头顶有一个拳头大的透光孔，阴天里面什么也看不见。石盒子里放一只马桶，没有盖子，一周才倒一次。一个月出来放一次风。南非的曼德拉坐了27年的牢，我愿意用我的这4年换曼德拉的27年。

出了这个石盒子之后，我又被抓了，判刑7年。什么罪名呢？我说：毛不在之后右派是要平反的。毛比我大40岁，我就不信比不过他，我要跟毛做生命竞赛。就因为这句话，把我定为最大恶极的反革命分子，判了7年。

满7年后，四人帮也被粉碎了。全国到处都在平反，可是迟迟不见对我的平反。我3次进京上访，也不见结果。最后最高法院写信给云南高院，云南高院又写信给曲靖中院，让给我平反。可是曲靖中院根本没有我的档案，又到五星矿找我的档案和判决书，仍然没有。中院没有判决书正本，五星矿也没有，可是我手里却有一个判决书副本。我说你们没有正本，那我手里的副本是从哪里来的？他们说不知道。我的副本判决书上写着中国人民解放军曲靖地区公检法军事管制委员会，日期是1968年12月28日，可是但判决书编号却是1969年军管行字第68号。这等于说1968年就把1969年的判决书发下来了。他们就说，没你的档案怎么给你平反。最后是把我的判决书拿去作为一个依据，发了一个文，撤销编号是1969年军管行字第68号的文件，称所有言论不构成犯罪。这就算是给我平反了。

四、一门三右派

我家是一门三右派，除我之外还有父亲和四弟。四弟王古白，1949年初中毕业即参加解放军公安部队，任连级文化教员，复员后在北京某中心小学任体育教师。1957年大鸣大放，因揭露耳闻目睹的肃反扩大化和刑讯逼供草菅人命的事实，给共产党的劳改政策提意见，被打成右派，下放农场劳动，而后又在学校烧锅炉。1979年“改正”复职，未获分文赔偿。

父亲王药雨，1904年生于天津桃源沽，国人熟知的小儿金丹片、牛黄解毒片、银翘解毒片、桑菊感冒片、霍香正气水等家庭常备中成药的研制发明人。爷爷是中医。父亲自幼跟爷爷学医，后经人推荐，入南开大学任职，并半工半读选学中医药，曾随美国植物考察团在中国境内考察中草药物的分布情况。1928年又师从中医学泰斗张锡纯。张是中西医学汇通派的代表人物，倡行中西医结合，有巨著《医学折衷参西录》行世，曾列名当时的中国四大名医。其间，父亲还结识了北京名医孔伯华、施今墨等国手。

1930年，父亲应恩师孔伯华之邀，到北京北国医学院任教，1932年转入施今墨的华北国医学院任教，主讲《伤寒论》，同时主编《明日医药》杂志。该杂志力倡中西医结合，名噪一时，影响海内外。抗战爆发，国府迁都重庆，父亲到陪都罗家坝筹办药厂，专门研制中成药。其中健胃灵最为成功，深受军民好评。不久，药厂成为日本飞机攻击的目标，被炸弹夷为平地。父亲一身是债，跑到昆明去当坐堂郎中。云南是中国最大的中草药生产地和集散地，父亲研制的许多著名中成药都是在这里完成的。

1954年，周恩来根据毛泽东的提议，请施今墨主持组建中国中医研究院，父亲被召回北京。北京市委书记彭真亲自批条，在安定门内前肖家胡同三号拨出三间北房，作为父亲的住宅。

反右来了，单位领导要父亲给共产党提意见，父亲一言不发，一字未写。党委书记因此找父亲谈话。由于担心落下抵制运动的罪名，父亲无奈之下决定写一篇自以为万无一失的大字报：先歌颂（共产）党的中西医结合的政策，后建议主管业务的领导选拔多少懂点医学知识或学历高一些的人来学习中医。

欲加之罪，何患无辞。父亲的大字报被指控为反社会主义的大毒草，是恶毒攻击共产党外行领导内行。年底，父亲被打成中右，降三级，发配至青海省人民医院当医生。父亲所在的农工民主党也马上开除了父亲的党籍。可笑的是，1979年初父亲临终前，又接到该党恢复其党籍的书面通知。

父亲医术精湛，到青海不久即被誉为神医。1960年大饥荒，青海少数民族牧区肝炎、黄胆病、浮肿病迅速漫延，新上任的西北局书记刘澜涛授意青海省委书记高锋进行调查，任务落实到省人民医院。院党委书记李子彬挂帅，父亲王药雨为考察团技术顾问，一行几十人迅速奔赴牧区。

半月之后，考察结束（1961年电影新闻纪录片有报道）。李子彬让父亲执笔写考察报告，要如实呈报，不回避饥饿造成死亡的事实。父亲不从，坚持从纯医学角度就事论事，力避使用“饥饿所致”之类字眼。工人出身的李子彬大为不满，大谈共产党人要实事求是，坚持真理，无私无畏，敢说敢为。父亲无奈之下说出自己的心里话：“李书记，我为什么打成右派下放青海？你是党委书记，你比我更清楚反右斗争。我吸取教训了，不想再犯错误。”李子彬书记妥协了，决定同时写两份考察报告。一份由他本人执笔，直来直去，坦言疾病蔓延的原因是饥饿，大量非正常死亡的原因也是饥饿。父亲的那份报告则讳莫如深，只说百姓缺乏营养，全篇不见“饥饿”二字。报告转呈到兰州时，两位来此采访的《人民日报》记者看到了，将其捅到北京。

此时正当庐山会议之后，全国各地大批彭德怀右倾机会主义思想，各单位大抓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李子彬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留党查看，贬至黑龙江双鸭山矿务局当总务处长。父亲则因报告避重就轻耍滑头，得到新任省委书记的赏识和表扬。在举家迁往东北前夕，李子彬特邀父亲到家中吃晚饭。俩人边喝酒边倾谈，李子彬说：“王医生，看来我们共产党是不让人讲真话了！你说真话成了右派分子，我说真话成了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唉，今后谁还敢讲真话？这样下去，我们的党、我们的囯家如何得了哟！”父亲不接话茬，只是说：“李书记，我们今天只喝酒，不谈时事。”从此，一个党委书记和一个右派知识分子成为终生的莫逆之交。

七弟王誉虎，因了这样的家庭背景，60年代初曾连续两年参加高考，皆不得录取。那些平时比他学习差的同学，个个登上了高等学府的殿堂，他却两次都名落孙山。那时候上面有个原则，地富反坏右的子女参加高考，只给5%的录取率。文革时期七弟在北大荒当知青，因有家庭背景可作把柄，被人整得妻离子散。

1989年**镇压之后，在军事博物馆搞了一个“平暴展览”，一进门院子里摆着一辆轿车，媒体都报道了。那辆车就是我七弟当初借给学生用的。它可能是**期间学生领袖们唯一的一辆“公务专车”。里面还陈列有七弟借给学生用的打印机、复印机、无绳电话和电脑，都写着“四通公司王誉虎”。学生广场示威期间，七弟5天送去了8卡车食品。后来全国各大报纸刊载一篇长文《万润南搬起石头要砸谁》，其中有一段话：“四通下边有个鷺岛公司，该公司又下辖一个华成托运服务公司。这个公司的头头就曾直接从天安门广场找来一名‘工自联’常委和几名闹事的学生头头，当场付给18000元现金、一部无线电话，派给一辆解放牌卡车，并应允代印传单等等。条件只有一个：支持党内‘改革派’，反对党内‘保守派’，倒李（鹏）保赵（紫阳），他毫不掩饰地说：‘我就是想用自已的观点去影响广大学生。’”华成托运服务公司的那个头头就是王誉虎。

在我们兄弟七人中，我是最老实的孩子。当年母亲卖掉北京的房子，带着我们一家老小，穿越日军封锁线去找父亲，就是拿我做冤大头即兴演一场戏，才得以突破封锁线。那时过封锁线必须持介绍信，我们一家根本没有介绍信。母亲当着日本人的面啪啪打了我几个耳光，问介绍信哪儿去了。我被打得哇哇大哭，也不知道辩解。当时不能打老大，打了老大，老大肯定说哪儿有介绍信这么回事啊！但我老实，打了也就打了。这时翻译说话了，说一个女人带那么多孩子，就让他们过去吧。就这样放我们一家过了封锁线。还有一件事，当时我家住什刹海。母亲给我织了件毛衣，有一个变戏法的路过我家门口，跟我说，你要是把毛衣脱了，我能给你变俩。我信以为真。变戏法的告诉我，闭上眼，转过身，不叫你转身你别转身。结果毛衣被他这样骗走了。

就是这么老实的一个人，后来在共产党统治的30年里我却吃尽了最大的苦头。我15岁离家当兵，出狱时快50岁了，在监里或当劳改21多年。真是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出狱不久我组建了家庭，生儿子的时候我正好50岁。谢天谢地，想不到我还能有一个儿子！

── 原载 往事微痕

(博讯记者：蔡楚) [博讯来稿] (博讯 boxu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