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湾区华语电视台KTSF Ch26台专访达赖喇嘛尊者

達賴喇嘛12日灣區演講「修心八頌」，強調每個人應有慈悲心、利他心。（記者王慶偉／攝影http://is.gd/jF0OZ）


达赖喇嘛尊者于2010年10月访问美国北加州，10月15日早上在下榻酒店接受了湾区最大的华语电视台KTSF Ch26台的专访，电台最近已播放了专访录影。颇受观众欢迎，已整理好的专访内容全文如下。

视频地址：http://www.youtube.com/watch?v=RuHPqaFcnd8

海翔主持人介绍：
各位朋友晚安，欢迎准时收看「今夜有话要说」。我是海翔，在今晚的节目当中，我们以一颗诚挚的心、感恩的心，为您独家专访到这位「世界级」的嘉宾。他是当代精神领袖。同时他在1989年荣获「诺贝尔和平奖」。他致力於「信仰与科学」之间的交流；宗教之间的「对谈」；同时他更关心人类的发展；另外 他还被誉为是圣雄甘地继承者。说到此， 我相信所有观众朋友一定知道 我们今晚的嘉宾。让我们一块儿来欢迎他。

海翔：
以极大荣幸欢迎您—第十四世达赖喇嘛尊者。先请问尊者，第一个问题。霍金博士前几个月前发表，宇宙不是上帝所创造的。宇宙怎麽自己运行? 宇宙到底是怎麽来的呢？

达赖喇嘛：
就以「宇宙」的形成，有许多观点去诠释。当然，主张「造物主」的宗教，持有着不同的观点。就是「造物主创造了宇宙」。主张「非造物主」的宗教，像似佛教与赤裸派。认为一切起源於自己的「因」与「缘」。以佛教的观点，我们相信「没有开始」。由各种的「微粒」组成了不同形状的「个体」。以如此「进化」的形式，事物转变。显然，现在人们接受「宇宙」整体来自「大爆炸」。「大爆炸」的形成，必须经由多种「大量能量」的聚合，才能发生。所以，这些「能量」来自哪里？这些「能量」必须是某些物质的「起源」。这些「起源」也必须来自「之前」的物质或「之前」的元素。这也 是佛教的思维模式。我觉得与科学的观点是相符的。

海翔：
另一个问题想请问尊者。我们对所谓「转世制度」都很好奇。「转世制度」有没有可能在其他宗教发生？ 有没有可能结束？有没有可能发生在女性身上？第15世达赖喇嘛有可能会是女性吗？

达赖喇嘛：
要回答这个问题，必须要经过很多的哲理解释。根据古印度的思想，的确有「前世」与「後世」的观点。我觉得，古埃及思想家也有相同的「後世」观点。为能更加地明显此义，我们可以佛教的角度仔细观察。在物理的层次上，不同「微粒」组成的「和合体」可被我们所衡量。还有另一 种「能量」，我们称之为「心」或「识」。在这种「能量」里，只有经验，没有物理的「微粒」存在。有许多种「识」，有如「根识」是种极需依赖物理「微粒」的。然而，「意识」本身是种「独立」的性质。基本上，佛教的诠释就是这种「意识」。如同外在的物质般，「意识」必须由「前因」所成。「前因」可分两者：「主因」与「顺缘」。「主因」必须具有「相同的性质」。像似身体，是种可被接触的性质。物质的「前因」，就以非常微细的粒子角度而言，也没有「开始」。同样的，「意识」的形成来自「与己性质相同意识」的续流。这就是为何有「轮迴」的基础所在。「意识」会一直持续下去。当然，我们无法以科学衡量，因为它无有形色。但可以透过经验、感受、逻辑以及因果规则等去了解「意识」的存在 。这就是「法性」。这就是「轮迴」观念的基础。

至於有否「後世」的止尽？於此，「後世」可分两种形成。一者是无法由自己去控制的。因为这种的後世随着个人的「业」与「前世的行为」形成。例如，相同父母所生的孩子，无论是双胞胎的兄弟或姊妹，有着相同的生活条件，包括教育资源。但孩子之间，却有着不同的思想与生活模式。这结果意味了不同的起因、业缘、或个别的行为等是来自前世。所以第一种「後世」源於个人的「前世」行为。这属前者。 当然，这些的行为最终是自己去造成的。我们是随着对实际情况的不了解—（无明），做出了某些行为，而产生一连串的效应。另一种的「後世」由「自愿」而成。在自己可控制的情况下，随心所欲地能让自己生於某处、某时等。後者才真正地被称为「转世」。人们也称呼我为「转世者」。我怀疑自己是否有如此的能力，这很难说 。（笑声）这种「後世」，若远离了自己的控制范围，就会随之消 失。

以佛教的观点，当自己的心灵程度获得了某种程度的「提升」时，随着这种的心灵提升，带来了某种「殊胜」的结果，使得这种「业力」所成的「後世」止尽。其理由是，最终的轮迴因缘皆从「无明」。「无明」是可以被 消灭的。因此，「後世」的轮转可被消灭。但一般情况下，「无明」未被消灭时，「生」会一直在持续。在西藏传统中，有关女性转世的问题，早已有了八百多年的历史。而且，其中某些的女性转世，获有高度的地位。因此，在西藏传统 中，的确有女性的转世。实际上，佛陀自己也曾把最高的戒体，相同平等地传授给予男性与女性。 同样的，在转世的喇嘛中，也有着男性与女性的喇嘛。如我之前所言，在其它的宗教里，如印度教，虽然我认为印度教徒相信「最终造物主」是存在的 ，但他们也相信有「前後世」的存在。 基督教相信「一世」。自己的「非常 今生」由上帝所创造。

所以，在主张「造物主」宗教的信仰中，仍有着许多的不同及各样的观点。「达赖喇嘛转世的制度」是否会持续与否，完全取决於西藏人。这我在好几年前早已明确地声明。如果大多数的人希望保有现有的「达赖喇嘛转世制度」，且透过传统的方式寻找下一世的「灵童」。若照这样传统方式去作，那麽若女性「达赖喇嘛」能对佛法更有益的这种情况下，「女性达赖喇嘛」可能会存在。实际上，在许多的宗教传统里，有更多的女性信徒，对真正的「修行」有更多的兴趣。而且，我在北印度传授佛法的时侯，大多数的听众也属女性。大多很认真。基督教或教堂的礼拜者，好像大多是女性信徒。所以我认为，如果「女性达赖喇嘛」能对佛教的利益有更大的帮助，绝对有可能会有「达赖喇嘛」的女性转世。

海翔：
非常谢谢尊者详细的回答。下一个问题也是大家非常关心的问题，就是「中藏」之间关系的问题。「中藏」这几年来都还没有实质的进展。未来几年、甚至我们下一代，应如何促进帮助中藏之间关系的发展呢？

达赖喇嘛：
关於这个问题，是否中国政府承认「问题的存在」，这就是「问题」之所在。为什麽政府要驻屯大量的保安人员和军队，严 格的管制和检查。这就意味着有「问题的存在」。这个「问题」既对西藏人不好，也对整个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好。 必需要解决这个问题。新疆的问题也是 , 内地问题也是，必须处理这些问题。到目前为止，不幸的是那些「强硬派」感到难以面对「现实」。「现实」情况的确是「有」，但他们尽量徊避，而且还试图隐藏它。 这就是为什麽他们设「检查」。迟早，这种情况不能永久继续下去。像邓小平所说，需要「实事求是」; 首先，「事实」必须是「真实的事实」，而不是「人为或官方的事实」。 另外，在当今世界，我们在「信息时代」，你不能隐藏这些「事实」。 到目前为止，在最高领导人中，例如前党总书记胡耀邦。他的心态很开放，想法很切实。1980年，他访问了西藏拉萨，并公开承认他们过去的错误。 他是一个真正很好和实际的共产党领导人。

我总觉得如果胡耀邦还在，或他的政策落实，那麽西藏问题和今天的许多其他问题将得到解决。但後来「政策」终究是变成「强硬」。他们宁愿只用「武力」。事实上， 由於使用「武力」，「问题」继续存在，这是事实。所以看来领导人自己面临「困境」—如何解决这些「问题」。由於他们已经实施大量的抑制政策，因此产生了「藏人」的怨恨。我认为「维吾尔人」也是一样。那就是「困境」。然而，现在温家宝公开赞扬已故胡耀邦思想和他对问题的处理。此外，温家宝公开表示，中华人民共和国现在需要一些「政治自由化」。 邓小平的「经济自由化」确实带来了巨大的变化。

今後30年，是非常必要进行「政治自由化」。因此，这些都是「有希望」的迹象 。在中国的许多知识分子和明智者，要求透明度、人权、宗教自由、信息自由、要求停止审查制度的这些声音，近年来，特别是最近几个月也在增加。这种「人民的愿望」，不可阻挡。毕竟，这个国家实际上属於「人民」，而不属一个「政党」或「个别领导者」。 最後， 「人民的意愿」、「人民的声音」会改变现状。所以，我基本上是乐观的。事情会改变 的。我们藏人并不反对中国人，我们非常尊重中国人民 。 2008年风波之後，我公开表示我「对政府的信心」越来越薄，但我「对中国人民的信心」从未动摇。 中国人民有丰富文化，勤奋，求实。凡有华人社区之所在，他们不仅适应了当地新情况，而且辛苦求实工作。教育、生活水平、管理的非常好。同时，他们保留「中华文化」。这证明中国人是勤奋，求实，有深厚文化的。问题是，在过去近60年来，「审查」和「歪曲的信息」都占主导地位。

最近，我看到个印度报纸，其中有一张「布达拉宫」的照片。写文章的印度记者提到这是由中国皇帝所建造。这是完全是错误的。这是「错误的信息」。数以百万计的「年轻人」，不知道什麽是「事实」，这就是「问题」所在。最近，我遇到了一位美国人，他曾访问了西藏和中国各地。他告诉我，年轻人中，受过高等教育的「大学生」有这样的印象—「以前的西藏如此落後，他们被解放了」。那个外国人，美国人，他们非常惊讶。 我认为那是很「严重」。因此，关於「西藏」和「西藏文化」、「西藏佛教」的「真实情况」，更需要被知道。 至於「藏传佛教」而言，在20世纪初，一些学者由於缺乏信息和知识，声称这是奇怪的宗教，他们称之为「喇嘛教」 。

现在多数人和学者，已经开始认识到「西藏的传统」是真正的「那烂陀」佛教传统。所以，是「缺乏信息」。有时只是「缺乏信息」，有时甚至故意给「错误的信息」。 这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我想告诉年轻的中国兄弟姐妹们 ，你们必须学习「什麽是事实」，然后要思考如何「切实处理事实」。就是我想说的 。

海翔：
时间的关系，我们想在节目最後，请 尊者给我们开示一下，给我们观众朋友一些启示。

达赖喇嘛：
基本上，「藏汉」民族之间的关系，已有几千年的历史。这期间曾有过「友好」的时期，也有过「困难」的时期。现在此刻有「一定的困难」 。 但由於千百年来的「紧密关系」，作为一个藏人，我自然关注在中国境内的13亿人民的福祉 。我经常祈祷有一天，他们不仅能享受「物质的繁荣」，也能够享受「自由的生活」。「自由」提供心理和精神的幸福和平。「物质的发展」使身体舒适。这样亿万人的生活变得有意义。这是我的愿望和我的祈祷。最终，人们自己应该是要朝这方向努力。谢谢！

最后，达赖喇嘛对主持人海翔说，近日，我遇见一位在印度学习的中国学生。我告诉他，在印度用双眼双耳「了解真相」是很重要的。您也可以这样帮助中国的弟兄姊妹。

来源：参与网 http://www.canyu.org/n21197c12.aspx

丁一夫：西藏问题是中国政治体制问题的一部分

拯救西藏（网络图片）


西藏问题是中国政治体制问题的一部分

丁一夫

1989年3月，时值1959年拉萨事件30周年，拉萨市民不满中国政府统治、盼望达赖喇嘛回归的情绪又一次要爆发的时候，3月7日国务院总理李鹏宣布，从8日凌晨起在拉萨实行戒严。这次戒严一直持续到1990年5月1日才解除，长达一年零一个月又二十四天。就在拉萨处于戒严之中的时候，1989年春夏之交，北京天安门广场上百万学生示威，要求自由、民主、反腐败和政治体制改革。那个时候，天安门广场上的大学生，很少有人关注拉萨发生的戒严，很多人甚至表示支持国务院的戒严，很少有人想到，引发拉萨戒严的西藏问题，恰是中国政治体制问题的一部分。

西藏问题有其历史缘由，但是西藏问题走到今天这个局面，却无疑和中国共产党的政治纲领和一贯方针策略有关联。在1951年签署十七条协议、解放军入藏的时候，中国政府要达到的目标是占领西藏、控制西藏，而不是所谓“解放农奴”、改造西藏。这一目标可以说仍然延续了从晚清到国民政府的对藏诉求。但是，中国政府出于其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和共产党的战略目标，很快就转向了对藏地的政治改造，所谓“民主改革”，先从周边四省藏区开始，然后向卫藏地区扩展。这一“民主改革”是共产党政治中所特有的。无论是历史上的英印政府，还是晚清、北洋和国民党政府，都做梦也不会想到在藏地毁寺灭佛，唆使社会边缘人群杀贵族打喇嘛。正是这种倒行逆施的“民主改革”，引起了藏人的反抗，导致1959年拉萨事件，最终形成今日之西藏问题。

历史事实证明，五、六十年代藏地的“民主改革”错了。所谓“翻身农奴”立即被强行合作化，其政治和经济处境落入了比旧西藏时代还要差得多的状态。而且，由于失去了寺庙在精神上和物质上的救援体系，抵抗灾害的能力降到了最低，在随后到来的大饥荒和文革浩劫中，藏地出现了历史上罕见的饥馑、死亡和逃亡。

事实上，文革后的中共领导人，这些“民主改革”的始作俑者，也承认“民主改革”错了，承认他们对藏地带来了灾难而不是翻身幸福。这才有了以后中国政府邀请达赖喇嘛代表团赴藏地访问，并且开始和达赖喇嘛及流亡政府之间的对话。

可是，尽管邓小平说过，西藏问题除了独立什么都可以谈，尽管国际社会和所有藏人都抱着很大的期望，尽管达赖喇嘛一再公开表示，流亡藏人不再要求西藏的完全独立，而是诉求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框架内藏民族的充分自治，但是这些对话并没有结出成果，新一代的中国领导人开始越来越无理地侮辱和谩骂达赖喇嘛和流亡藏人，渐渐把西藏问题推入了一个难以解脱的死胡同。

现在回头看，中共和达赖喇嘛的对话难以得出成果，其实是必然的。其症结就在中国政治体制的落后性。中国的政治体制不改革，一党专政及党内利益集团把持国家政经决策大权的结构不变，民众没有信仰、思想、言论、结社、以及新闻出版和示威游行等宪法明文规定的基本权利，专制权力导致的腐败就像癌症一样弥漫到中共及权力集团全身，民众的不满也积累到了随时可能引发社会动荡的地步。中共领导的这个国家，内在政治落后已经使得它不敢将政治和国家行政过程公开化、透明化。中国已经不敢撤销因特网封锁墙，不敢开放媒体自由度，不敢让任何选举有竞选活动，也就是说不敢让中国人有真的选举权。这样落后的政治制度，除了关起门来用国家镇压维护稳定外，已经不可能和国际社会的开明潮流相容。

而与此同时，西藏流亡藏人在达赖喇嘛的领导下，正在一步一步扎扎实实地走向现代民主。从今秋到明春，是西藏流亡政府立法和行政权力机构换届选举。流亡藏人的政治热情、参政意识和政治素质，比上一届选举更是大有进步，令人刮目相看。

可见，如今中国政府和流亡藏人之间，已经不是晚清帝国中央和边陲弱小民族之间那种强弱决定一切的时代了。中国政府和流亡藏人的对话，还有一个用什么样的政治标准来对话的问题。简单地说，人权和公民基本权利在政治博弈中应该占有什么样的地位，这个问题和少数民族具有什么样的民族自决权联系在一起，这是汉藏对话不可避免的问题。而正是在这个问题上，暴露出中国政治制度的落后，也正是这种落后，阻碍了西藏问题的解决。

现在中国政府对待西藏问题的办法就是“拖”，有人说，时间是在中国政府一边，达赖喇嘛在渐渐老去。企图用“拖”来摆脱西藏问题的想法，就等于想用“拖”来逃避中国政治制度的落后。前者小看了藏民族的信仰和藏人追求进步愿望的力量，后者只是闭眼不看世界民主潮流浩浩荡荡，政治制度的落后，总有混不下去的一天。当中国政治制度的改革真正起步，人权和思想言论自由提到桌面上，对民族自决的共识才会渐渐出现，未来的汉藏对话才能结出成果。反过来说，只有当藏民族重获自由的那一天，才是中国摆脱政治制度落后性的那一刻。

当年天安门广场上要求民主的大学生们，今天还会不会再盲目支持对藏人的镇压？如果他们仍然支持镇压藏民族，那么，他们手中没有基本民主权利能怨谁呢？


原载《动向》2010年12期

胡平: 郑重推荐《1959：拉萨！》

藏人称之为“雍若本”的末代毛垭土司索南旺杰。在中国官方文献里，他是一名“匪首”；在藏人的集体记忆中，他是一位孤胆英雄。（图片来源：江央诺布博客：影子西藏）



郑重推荐《1959：拉萨！》

胡平

我郑重向读者推荐这本书《1959：拉萨！》。作者李江琳是我的好朋友，原先在纽约市皇后区图书馆工作，主持过多次大型讲演和讲座活动；两年前，李江琳辞去图书馆的工作，全力投入西藏问题的研究与写作。在她离开纽约去往印度达兰萨拉之前，我们几个朋友在法拉盛一家中餐馆为她饯行，当时的情景还历历在目，一年半后，李江琳就把这本《1959 拉萨》呈现于读者面前。

李江琳著《1959 拉萨！》由香港新世纪出版社于2010年7月出版，正文前有原中国佛教协会副会长，现居美国的阿嘉仁波切写的序言。全书分23章，共361页，并附有几十幅珍贵的历史图片。

为什么要选择1959年拉萨事件作为切入点呢？作者说，因为这个事件的重要性，了解了这个事件的来龙去脉，很多相关的事情就有了答案。作者披阅了大量中外文献资料，包括中共官方出版物以及汉藏双方亲历者的第一手资料，经过细心的梳理和独立的研究，为这一段历史提供了也许是迄今为止最完整的叙述。凡欲了解西藏问题者不可不读。

1959年3月10日上午，拉萨成千上万的藏民围住了达赖喇嘛居住的夏宫罗布林卡，阻止达赖喇嘛按照原计划去西藏军区司令部观看文艺演出，随后民众举行和平的集会游行，喊出了要求解放军撤出西藏和西藏独立的口号。接下来的几天，藏人和中共西藏工委、解放军之间的敌意越来越强烈，形势越来越紧张。3月17日深夜，达赖喇嘛率领家人和噶厦政府部分主要官员离开罗布林卡，经过两周跋涉，翻越喜马拉雅山，前往印度寻求政治庇护。两天后，驻藏解放军和西藏工委领导下的机关民兵向拉萨藏人发动猛烈攻击。如李江琳所说，自1949年中共建政以来，有两次解放军进城杀人，一次是1989年6月的北京，另一次就是1959年3月的拉萨。

乍一看去，1959年拉萨事件是被一件偶然的事情引发的，那就是达赖喇嘛要去军区司令部观看文艺演出，藏人前去阻止，于是酿成一起大规模的群体事件。那么，为什么藏人要阻止达赖喇嘛去军区司令部呢？因为他们担心那是一场鸿门宴，担心达赖喇嘛会被劫持被绑架。为什么藏人有这样的担心，因为自1956年以来，中共在西藏周边的四川、云南、甘肃和青海等省的藏区推行暴力土改和以宗教改革为名的宗教迫害，激起了藏人的强烈反抗，然后遭到中共的残暴镇压，在这些地方，很多藏人首领就是被中共邀请开会或赴宴，结果一去不返。



梁茹（即瞻对，今四川甘孜藏族自治州新龙县）千户甲日尼玛的妻子多杰玉登。 她是梁茹藏民暴动的领导者之一。（图片来源：江央诺布博客：影子西藏）


长期以来，中共的宣传机器都说，1959年的拉萨事件是“西藏上层反动分子有预谋、有计划、有步骤”地进行的一场“叛乱”；但李江琳通过她的研究指出，迄今为止，公开的和内部的资料都没有提出支持这一结论的确凿证据。根据作者的研究，拉萨事件的主要参与者实际上是普通藏民和少数藏人中下层官员，在抗议活动的高潮期，噶厦政府陷于瘫痪，达赖喇嘛也控制不住局面。换言之，拉萨310事件本来是一次突发性的群体事件。倒是中共方面，早就在寻找借口，打破十七条协议中“不改变西藏现状”的约束，放手把在内地推行的那套社会改造推行于西藏。310藏人的集会游行给了中共西藏工委和军区一个开打的理由；又由于中共方面经过长期策划，早已具备打的条件。再加上当时坐镇拉萨主持工委工作的谭冠三将军先斩后奏，擅自下达开打命令，在藏人的圣城进行了一场惨烈的大屠杀。

拉萨之战结束后，中共即派出大量野战军进入西藏各地平息“叛乱”，大开杀戒；与此同时，又凭借暴力，对西藏社会进行彻底改造，给藏人带来深重的灾难。西藏的历史从此改变，汉藏关系从此改变。

51年过去了，今天我们可以看得很清楚，在毛时代，中共推行的所谓社会主义革命和改造，从根本上就是错误的。因此，1959年拉萨事件的是非曲直，应该说已经一目了然。邓小平上台后，着力纠正毛时代的部分错误。1979年，当局与西藏流亡政府开始接触，流亡印度20年的达赖喇嘛派出第一个访问团来到西藏。访问团所到之处，成千上万的藏人涌上街头，恸哭着呼唤他们的领袖达赖喇嘛。这一幕再清楚不过地告诉我们，藏人的心是在哪一边。不久前，海南大学传播学研究中心主任毕研韬先生发表了他在今年6－7月第三次去藏区考察学习后的报告，其中提到，目前西藏的常住居民和军警的人口比例是1:1。这就是今日西藏的“稳定”，这就是今日西藏的“和谐”。

李江琳写作此书，态度十分严谨，有几分证据说几分话。且以“两发炮弹”一事为例。3月中旬，拉萨的形势相当紧张。达赖喇嘛请示神谕，神谕指示：“快走！快走！今晚就走！”对于达赖喇嘛，神谕并不是他考虑的唯一因素。通常他在做决定时还要参照其他因素。就在这时，两发炮弹落在达赖喇嘛所在的罗布林卡附近。正是这两发炮弹，才是促成达赖喇嘛做出决定的主要因素。那么，这两发炮弹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1959年3月17日下午一点多种，达赖喇嘛正在和噶伦们在罗布林卡的金色颇章开会，突然听到两声巨响，有两发炮弹落在罗布林卡北面。紧接着传来惊惶的呼喊：“汉人开炮了！”“汉人要进攻了！”达赖喇嘛在两部自传里都提到，那两发射向罗布林卡的炮弹是促使他下决心出走的主要原因。4月18日，达赖喇嘛一行到达印度后向国际媒体发表的第一份声明，其中提到“两三发射向罗布林卡宫的炮弹”，使大家意识到达赖喇嘛面临极大的危险，因而决定出走。中国政府在随后对国际社会发表的新华社评论文章中，断然否定“两发炮弹”一事。然而李江琳发现，在30年后中共官方出版物里又承认了两发炮弹确有其事。1993年出版的《西藏平叛纪实》和1995年出版的《西藏党史大事记》两本书里都写到在3月17日这一天，一位青藏公路拉萨运输站的经济警察曾惠山违反军区规定，擅自用迫击炮向罗布林卡发了两炮。不过按照这两篇文字，是罗布林卡的“叛乱武装”首先向运输站发起挑衅性射击，甚至还说“叛乱武装”发射了30余发炮弹。这种说法又引出新的问题：

1、如果3月17日叛乱武装就向拉萨的解放军驻地主动发起攻击，那为什么1959年4月新华社评论文章却只字未提呢？

2、如果在3月17日上午，叛乱武装就发动了这么大的攻击，一直等待对方先动手的解放军为什么没有反击？

3、在当时那样严峻的形势下，居然有经济警察违反军区规定擅自开炮，这么严重的事军方怎么能容忍？怎么能不对之军法处置？至少也要对事件进行彻查嘛。

4、3月17日上午，达赖喇嘛还在罗布林卡，藏人要是在这时主动发起挑衅性射击甚至开炮，岂不是引火烧身，给达赖喇嘛带来极大危险吗？然而如果没有某种原因，曾惠山就突然向罗布林卡发两炮，那似乎也说不通。

在这里，作者很谨慎，没有做结论。作者说事情的真相究竟如何，恐怕只有等到更多的资料面世才可能做出合理的解释。不过从这一番考证与分析中，我们至少可以得出结论，即，中国政府在1959年4月对国际社会的说法是站不住脚的。

那天，李江琳对我说，她准备写一部流亡藏人史。我当即拍手叫好。自1959年3月17日达赖喇嘛率众出走印度，51年来，藏人谱写了当代历史上最伟大的一场集体流亡。其艰苦卓绝、英勇悲壮、可歌可泣与灿烂辉煌不亚于古代以色列人的出埃及记。我殷切地期待李江琳的新著早日问世。



艺术家描绘的大昭寺之战场景。 根据我对大昭寺之战亲历者的采访，当时解放军确实用喷火器点燃了大昭寺附近的民房，因而有熊熊火光。画面上没有画出的是，大昭寺内的藏人投降之时，寺院周围的民房顶上已经卧满了解放军士兵，无数支枪口对准大昭寺。（图片来源：江央诺布博客：影子西藏）


——《纵览中国》首发 —— 转载请注明出处

“以少胜多”的神话要掩盖什么？

1959年4月的纽约时报周刊封面。


去年在达兰萨拉研究1959”拉萨事件“和”拉萨战役“时，曾对网上到处流传的”1959拉萨一千解放军歼灭七千叛匪“这一说法做了专题研究。 为了”拢顺“思路和资料，我有时会把某个专题研究的结果写成一篇文章。这样的文章通常学术性比较强，包含很多数据，所以一般不会发表，只是在写书时摘要写进书里。 这几天整理电脑里的旧文，看到这篇未发表过的文章，觉得不妨贴到博客里，也算对”以少胜多说”的一个回答吧。


“以少胜多”的神话要掩盖什么？
1959年3月，在藏人的圣城拉萨，发生了持续两天的惨烈战斗，史称“拉萨战役”。那场战役的一些关键细节，特别是当时中藏两方的兵力，至今有不同传说。这些传说基本上围绕着“拉萨驻军以少胜多，平息了西藏上层反动分子有计划、有组织、有步骤地发动的武装叛乱”这一说法展开，几十年来辗转传抄，已经变成了一个标准的叙述。史实到底是怎样的呢？本文依据这些年来发表的公开资料和内部资料，对此做一些梳理。

“以少胜多说”的来源
关于双方兵力数字，一个流传甚广的说法是：当时在拉萨的“叛乱武装分子”有7000多人，解放军仅有1000多人。这个说法源于《平息西藏叛乱》一书。这本由西藏自治区党史资料委员会、西藏军区党史资料征集领导小组联合编写，1995年出版，注明“内部发行，不得引用”的书中，并没有直接提供当时中藏双方的兵力对比，但是，该书的第一篇文章“平息西藏叛乱综述”中说：“人民解放军仅以1000余人的兵力，毙、伤、俘叛乱武装5300多人，缴获大批武器弹药”，定下了“以少胜多说”的基调。

至于“7000”这个数字，则来自于该书披露的一份电报。这份1959年3月11日下午2时，西藏工委发给中共中央的电报提到：“另外据我们了解，截至10日下午，三大寺的喇嘛已有1400多人进入拉萨市区，原散布拉萨周围的叛乱分子，在天黑后陆续小股（20至30人一股）向拉萨市区运动。估计加上藏军2500至3000人，现在拉萨的叛乱力量总共有6000至7000人。”。这就是关于“1000多解放军”和“7000多叛匪”数据的最初来源。

这个“7000”只是当时“估计”的数字，其中还包括“2500至3000藏军”。这段电文中并无“武装”二字，只是说到3月10日下午为止，有这些人进入拉萨市区。

在2008年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了一部《解放西藏史》。迟浩田为该书所写的序言中说：“《解放西藏史》这部书，从策划到成稿历时6年，参加编委有80多人，大多是80岁以上的德高望重、身经百战的老同志，其中省军级以上领导60多人”，这本书显然是一部有关西藏的“官方正史”，权威性毋庸置疑。在这部“正史”中，却成了“三大寺武装喇嘛1400多人进入市区；潜伏郊区的叛乱分子也趁夜暗进入市区集结；大批叛乱武装分子、武装僧人和康区叛乱武装骨干分子进入罗布林卡。” “1400喇嘛”就这样变成了“叛乱武装”。

1993年出版的《西藏平叛纪实》，有关炮轰药王山一节提到：“八时正,……试射的三发炮弹全部命中药王山顶圆形石头房，这是山上九千名康巴叛匪的指挥所”，根据这个“纪实”，光是驻药王山的“康巴叛匪”就有九千之多！这个数字大概实在太离谱，于是“正史”一锤定音：拉萨战役是3月20日凌晨开打的，根据“正史”，开战的前夜，拉萨的“叛乱武装”还是那个估计出来的7000人，没有说其中是否包括“2500至3000”藏军。

2008年12月，《兵器知识》杂志发表了一篇题为“藏区平叛的五年艰苦岁月”的文章。该文作者徐焰少将是长期研究"西藏平叛"的国防大学教授。文章中写道：“ 3月10日拉萨暴乱发生时， 7000余名康巴等地的叛匪涌进城内，上万喇嘛和市民被发放了枪支并做了战斗编组”；文中还提到“最凶悍的是康巴叛匪，……康巴叛乱受打击后有7000 余名匪徒骨干窜入西藏。”“窜入西藏”和“涌进城内”的，不多不少都是七千余名，再加上“上万喇嘛和市民”，于是乎，“叛乱力量”就从当年西藏工委估计的“7000多人”（包括在拉萨的全部藏军）变成了将近两万人。水涨船高，该文中解放军的数字也从“1000余人”增加到“不足3000人”。

《文史精华》2009年第5期有一篇署名文锋的文章“谭冠三将军指挥拉萨平叛始末”，其中提到“我军在拉萨的兵力，只有不满员的13个步兵连，1个轻型装甲连，1个炮兵团，加上机关人员和文工团，总计只有2000多人。”根据此文，除掉“机关人员和文工团”，拉萨解放军又变回1千多人了。

此外，西藏工委3月10日给中共中央的电报中，对当时形势的判断是：“从一系列的情况看来，反动分子当前的主要阴谋是设法劫走达赖。”在《解放西藏史》中，却成了“整个拉萨的叛乱武装与驻拉萨的藏军进入了临战状态。” 徐文则更为专业：上万名喇嘛和市民都“做成了战斗编组”，不过他没说这些“战斗组”是怎么编的。

好在除了“公开资料”之外，尚有“内部资料”，还有不同时期发表的参战人员回忆录。本文将“公开”，“内部”，以及中方参战者的回忆加以比较，或许对了解50年前拉萨究竟发生了什么有所帮助。

59年3月拉萨的藏军兵力
《西藏解放史》中提到：“随着川、青、甘、滇和西藏局部地区武装叛乱的发生和发展，噶厦也暗地扩充藏军。……三年中总计新增藏军约2000人，比和平解放西藏后的1952年藏军实力增加了一倍。” 也就是说，1958年藏军共有约4000人。

拉萨战役解放军中，有位名叫陈炳的军官，他后来写了一篇题为“藏军史略”的文章，收录于1985年“内部发行”的《西藏文史资料选辑》第四辑。该文披露了1958年藏军的具体人数： “1952年12月，由于西藏地方政府财政困难，加之藏军中老弱病残者较多等原因， 遣散6000多人，尚存五个代本团约3000人。因为3、5代本团缺员较多， 实际上常住兵营的实力才2000余人。1957年增至3204人，其中军官178人。” 而且“各代本中尚有喊队列口令的‘华达’一人（排职）；负责行政管理的‘墨加’二人（排职）；负责念经的‘格更’若干人（班级待遇）；仲译（文书）一人、医助二人。”

陈文中还列出详细的表格，说明藏军各代本团的人数和装备：

藏军实力统计：（据一九五八年调查计数）

部别 代本 姓名 人数

一代本团 噶拉·彭措扎喜 645（内有军官32名）
二代本团 扎白·多吉才旦桑颇·登增顿珠 1023（内有军官56名）
三代本团 奴马·敏久多吉 570（内有军官41名）
四代本团 朵噶·索朗多吉 489（内有军官27名）
五代本团 原为查巴军， 后已回家 120（内有军官5名）
六代本团 俊巴·阿旺白姆 375（内有军官20名）

总数 3,204（包括军官）


（资料来源：陈炳： “藏军史略”，《西藏文史资料选辑（四）》，西藏自治区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内部发行，1985。85-99页。总数为本文作者加入。 ）


也就是说，扩充之后的藏军总人数为3,204人。这些代本团并非全部驻在拉萨一带。根据陈文，1959年3月10日，在拉萨的藏军计有第一代本团的645人，第二代本团的1023人，第四代本团的489人，以及第六代本团的375人，连念经的都算上，共2,532人。与陈文中提供当时在的拉萨藏军有“2600余人”这一数据大致相符——假设这些人一个不缺全在拉萨。

59年3月拉萨的解放军兵力
2008年10，《百年潮》上刊登了一篇文章，题为“亲历1959年西藏平叛”，作者是参加了“拉萨战役”的邮电局干部王起秀。文中说：“解放军当时在拉萨只有2个团12个连，不过1000多人，而盘踞在拉萨市内的叛匪却有10000多人”。
《西藏平叛纪实》的作者吉柚权没有提到解放军的总数，但是提到当时拉萨的解放军有“155团、159团（两个团的建制都不全）、军区警卫营共13个步兵连，一个轻型装甲车连，加炮兵308团”。

根据《解放西藏史》这部“正史”，1959年3月拉萨战役爆发时，解放军在拉萨的部队有：步兵第155团、第159团、军区警卫营、炮兵第308团，汽车第16团，工兵机械营等部队。书中没有说明具体人数，而且“轻型装甲车连”失踪了。
徐焰少将提供的数据：“解放军在拉萨城内只有第155团、第159团和军区警卫营的十三个步兵连、一个装甲车连和第308炮兵团三个营，兵力不足3000人，形势非常严峻。”装甲车连虽然归队，但部队总体却急剧萎缩，“工兵机械营”和“汽车第16团”不知去向。也许该文作者认为，汽车团和工兵营都不算作战部队，所以不能包括在总人数里。可是，当年命令教导营营长封锁老渡口，24年后回想起拉萨战役“依然激动不已”的汽车16团政委黄少勇回忆说：“我们团人员集中，当时是军区最大的团。除九个运输连队外，还有教导营、修理连，共有十二个连队和一个警卫排；团里每人一支枪，每连配有三挺轻机枪，教导营还有两挺重机枪，团直接掌握两门迫击炮，火力较强。”（《西藏革命回忆录（四）》，50页）如果徐少将指挥“拉萨战役”的话，在“形势非常严峻”的时刻，难道会把一支拥有如此装备的部队晾在一边？

邮电局干部弄不清楚驻军人数有情可原，专门研究西藏“平叛”的少将不会不知道准确人数，可是他提供的却是“不足3000人”这样一个含糊的数字。不过，既然不包括汽车团和工兵营就有“不足3000人”，那么，加上这两支事实上参加了作战的部队，当时在拉萨的解放军总人数至少应该不少于3千人。 有关59年3月拉萨的解放军人数，这个没有包括工兵营和汽车团的“不足3000人”是目前为止的最高数字。

双方民兵的兵力
当时的拉萨市区和郊外，有一些携带枪支从康巴和安多地区逃到拉萨的人，其中有些是带着家小一同逃来的。这些人有的属于某个部落，服从本部落头领，有的是“单干户”。这些人基本上是没有统合起来，服从统一指挥的“游勇”，也就是59年西藏工委电报中所说的那些“小股”。驻在大昭寺、小昭寺、药王山，布达拉宫，罗布林卡等处的“武装人员”, 除了2600名藏军外，还有这些“游勇”，称他们为“民兵”也未尝不可。据此，拉萨的“叛乱武装”，根据公开和不公开的资料，确知有“2600名藏军”，“1400名三大寺喇嘛”，其他的数字，诸如那些“小股”，“7000康巴叛匪”，“上万喇嘛和市民”是各个时期的估计，也有可能是根据缴获枪支的数量来估计的。而解放军缴获的枪支，有很多是刚从仓库里取出来，连防锈的机油都没有擦掉，还来不及放一弹的新枪。

1959年3月的拉萨，当然不是只有正规的解放军。《解放西藏史》说，拉萨当时“所有机关企事业单位都组建成班、排、连、营的民兵战斗组织，发给武器，构筑工事。”这只是很笼统的描述。王起秀则提供了更为详细的信息：“根据西藏工委的指示，自治区各机关单位及拉萨市各单位都要组织民兵，将所有的干部职工都组织起来，共同成立一个民兵团，一般是两三个单位成立一个民兵营，每个单位又分别成立民兵连、民兵排。我所在的拉萨市邮电局自己成立一个民兵连，我任连指导员。当时，拉萨市邮电局有正式职工99人，不分男女，不分民 族，全部成为民兵。民兵连下设几个排，我们把部队转业的老兵及年轻小伙子专门组成一个基干民兵排。基干民兵排有几挺轻机枪，每人都有1支长枪或冲锋枪，并有4个手榴弹。”

民兵团不仅有机枪，而且还有炮。3月17日达赖喇嘛出走，就与“运输站民兵、经济警察曾惠山违反军区规定，擅自用60迫击炮向罗布林卡的叛乱武装还击了两炮”（《解放西藏史》）有关。而且，“成立了民兵组织以后，我们立即加强民兵组织的军事训练，还把女同志组织起来成立了后勤组，一旦打起仗来，负责烧水做饭、医疗卫生、运送弹药等工作。”
“正史”和“野史”都没有说明，这个民兵团是何时成立的。王文中只是提到“1958年下半年和1959年初”形势很紧张，于是西藏工委指示各单位组织民兵。也就是说，在3月10日之前，拉萨除了拥有所谓“不足3000人”的正规军，还有一个拥有机枪、冲锋枪、手榴弹和60迫击炮，成员中不乏转业军人，并且经过军事训练的民兵团。无论是武器装备还是作战能力，这个民兵团显然比徐文中那些3月10号才“发放枪支”的“上万喇嘛和市民”强得多。

双方的武器装备
陈炳所列的表格中，有58年藏军装备的详细数据，但是没有提到掷弹筒， 1959年3月28日，新华社关于西藏叛乱事件的公报中说：“据初步统计，截至23日止，……缴获了各种枪八千余支，轻重机枪八十一挺，八一迫击炮二十七门，山炮六门，子弹一千万发。” 也没有提到掷弹筒。《中共西藏党史大事记》，《西藏革命史》，《平息西藏叛乱》等书中，都没有提到解放军战利品的具体数字，徐文中也没有提起。

根据陈炳提供的数据，1958年，藏军各代本的武器总数包括：3800支步枪，298支冲锋枪，142挺轻机枪，13挺重机枪，44门火炮。

1993年出版的《西藏平叛纪实》中记录了“缴获火炮39门，掷弹筒49具、轻重机枪183挺、长短枪10212支。”
《解放西藏史》：“缴获山炮6门、81迫击炮33门、掷弹筒49具、轻重机枪183挺、长短枪10212支，炮弹2万余发，子弹1000余万发。”49年之后，突然多出来两万余发炮弹。虽然新华社的数字是“初步统计”，3月23之后战利品完全有可能增加，但是照理说，既然已经缴获了33门炮，多少也该有些炮弹同时被缴获，但公报中却只字未提。要到2008年“正史”出版时，才统计出49年前缴获炮弹的数量多达2万余发。

当时拉萨解放军的武器装备，似乎至今仍属“军事机密”，《解放西藏史》中非但没有说明，还把一些参战者回忆录中透露的信息隐去了。根据徐文，当时第308炮兵团是一个“由汽车牵引的炮团，装备苏式122毫米榴弹炮、76毫米加农炮和120毫米迫击炮”。攻打布达拉宫时，还集中了“两个步兵团的57毫米无坐力炮”。

除了装甲车之外，解放军还有喷火器。在小昭寺之战中，“叛乱分子……企图顽抗到底，我军即以爆破、喷火器、手榴弹、冲锋枪等短兵火器，对敌展开猛烈攻击”。（《西藏革命回忆录（四）》，23页）。在《解放西藏史》里，这场战斗的描述简化成“叛乱分子……依托房舍顽固抵抗，该营以短兵火器与叛乱分子逐房逐室争夺”，喷火器、爆破什么的统统隐而不见。

3月20日10时，谭冠三下令正规军开打，接下来的战况，徐焰少将如此描述：“随后的一小时内，千余发炮弹呼啸着落到山上，所有碉堡战壕几乎都未及开火即被摧毁。” 一小时就往一座小山上倾泻了“千余发炮弹”，平均每分钟近17发，接下来又朝罗布林卡轰炸了两个钟头，次日还往布达拉宫的两侧，前方以及窗子里发射了数量不明的炮弹。拥有这样的实力，面对一群既无组织，又无战争概念，刚发放枪支，未经训练的对手，明明知道自己攥着牛刀去杀鸡，为什么仍然会说“形势非常严峻”？

综上所述， 1959年3月的“拉萨战役”，无非是经过充分备战的解放军以压倒性的强大火力对付处于劣势的藏军，以及一群散兵游勇和喇嘛市民。解放军历来不打无准备之仗，讲究集中优势兵力，在稳操胜券的情况下才发动攻击。以平民为主，缺少重武器的藏人被迅速击溃，此战并无悬念，称之为“战役”未免有点夸张。战后公布的双方人数、武器装备、作战方式等细节，基本上是根据当下现实政治的需要，而非历史的真实来叙述。因此，59年那个估计出来的数字，多年来成了任人打扮的小姑娘，于是就这样演变成了解放军“以少胜多”的神话。几十年来这一神话必须维护，因为它要掩盖这样一个事实：中央政府用强大正规军镇压不具备对抗实力的拉萨僧俗市民，血洗圣城。

这也是“西藏”何以成了“问题”的重要原因之一。



这是一张著名的照片，但是，去年我采访的一位藏人亲历者告诉我，这张照片是在“拉萨战役”结束后，西藏工委把关在监狱里的僧人带出去，让他们重新穿上袈裟摆拍的，他本人也被押解去参与摆拍。

托起雪獅的手——第六屆國際支持西藏大會見聞

国际支持西藏网络的会徽


达赖喇嘛尊者在第六届国际支持西藏大会上发表演说



當今之世，西藏並非唯一受到強權欺壓的弱小民族，但其他民族都沒有形成一個聲勢浩大的國際運動，只有流亡藏人取得了如此成就：「自由西藏運動」背後有堅強的國際民間支持團體，使得西藏所發生的一切事件，都會在國際上引起迅速反應。我對這一現象一直深有興趣。這些支持者是什麼人？他們為什麼支持「自由西藏運動？二○一○年十一月五至七日，我參加了「國際支持西藏網絡」在印度哈亞那邦蘇拉吉昆召開的第六屆國際支持西藏大會，這些問題才得到解答。


　　「國際支持西藏運動」的產生

　　一九五九年三月「拉薩事件」後，幾個月內，兩萬多藏人逃亡印度。此後，為逃避西藏三區一系列殘酷迫害，藏人陸續逃亡。至上世紀六十年代末，流亡藏人達八萬多人。年輕的達賴喇嘛和追隨他流亡的老貴族們毫無國際事務經驗，八萬流亡者分散在印度各地，很難想像他們能形成一股國際政治力量。當時中共對達賴喇嘛實行強有力的外交圍堵，試圖將他困在深山裡自生自滅。

　　可是，「人算不如天算」，一九六○年代恰是「嘻皮時代」，「嘻皮運動」是一場深刻的社會變革運動，雖有吸毒等負面因素，但也留下了尊重多元文化、推崇人權、自由、平等的普世價值，以及以自身參與來促進社會變革等政治遺產。從東方文化中汲取精神營養，是「嘻皮運動」的重要特徵之一。因此，藏傳佛教先於達賴喇嘛進入西方人的精神世界。當一批批西方知識分子走向達蘭薩拉時，中國人還沉浸在「解放全人類」的幻夢之中。

　　達賴喇嘛被困在深山二十年，他集中精力建立流亡社會，進行政治、教育、寺院教育等方面的改革，使之能夠適應現代社會。七十年代，隨同父母流亡的兒童，以及流亡中出生的一代長大，他們受過現代教育，對國際事務有更多認識。一九七○年，這些人成立了「西藏青年大會」。「青年會」的成立不僅標誌著更有行動能力的年輕一代進入政治圈，從某種意義上來說，也標誌著「自由西藏」的訴求開始成為一個鮮明的政治運動。西方人對「西藏問題」的認知，與這些年輕人持續不斷的努力有關。

　　一九八九年的「天安門事件」讓世人重新審視一九五九年的「拉薩事件」，達賴喇嘛獲得諾貝爾和平獎，以及藏傳佛教和藏學在西方的發展，使更多人關注境內外藏人和西藏文明的命運。二○○○年，「國際支持西藏網絡」組織成立，整合五十多個國家、二百多個支持西藏的民間團體，使得國際支持西藏運動更加有效。這個組織只有幾個「常務人員」，其餘全是志願者。「網絡」的宗旨在於幫助西藏人民爭取基本權利，促進西藏問題的和平解決，但對西藏未來的政體不持任何立場。國際支持西藏團體每三年開一次大會，總結經驗、分享資源，交流信息，以便更有效地幫助西藏人民。

　　來自五大洲的支持者

　　本屆大會的參加者有二百五十多人，來自五大洲的五十七個國家，而且首次有三十多人的「華人代表團」。大會開始時，放了「國際支持西藏網絡」的「會歌」。歌曲配合一九五九年以來的一幅幅真實畫面，包括二○○六年「囊帕拉事件」的鏡頭，十分感人。開幕那天正好是印度主要節日「排燈節」，達賴喇嘛尊者親臨大會，與印度前副總理一同點燃銅燈盞上的一圈蠟燭，象徵光明終將驅散黑暗。





　　會議期間，我與許多人交談，瞭解他們為什麼支持西藏。他們絕大多數是「業餘活動家」，職業有律師、教師、學生、歌手、記者、職員等等，其中有部分佛教徒。一個以色列人說，支持西藏文化，使之免於滅絕是他身為佛教徒的責任；兩名日本僧人就是二○○八年拒絕奧運聖火以善光寺為起點的幕後推手。一個泰國女孩聽了西藏友人的遭遇後，發願參與任何支持西藏的活動。一個住在西班牙的墨西哥小夥子坦言，他被「達賴喇嘛的微笑」感動，成為佛教徒，因而支持達賴喇嘛和藏人。藏傳佛教已是世界性宗教，各國信仰者人數很可能已經超過了藏人。「洋教徒」同樣奉達賴喇嘛為精神領袖，對西藏的支持具有一定宗教成分。不過，他們未必是西藏支持者的主流。支持者們各有議題，有的關注人權，有的關注環境，有的關注文化保留。一位來自馬來西亞的女士說，她是人權工作者，自然關注西藏的人權問題。幾個南亞人表示，他們生活在湄公河流域，因而對西藏的環境問題極端關注。

　　一些中國學者和官員認為，西方人支持西藏是因為對西藏不瞭解，建議他們「親自到西藏看看」，有些人恰恰就是去過西藏後成為支持者的。一位墨西哥女士告訴我，她曾是律師，數年前去西藏旅行，「親眼看到了西藏的狀況」，回來後她隨即辭職，加入一個支持西藏的民間團體。我遇到的幾個東歐人說，他們曾在前蘇聯治下受盡凌辱和壓迫，對藏人的遭遇感同身受，因此願意盡力幫助藏人爭取自由。

　　「鴕鳥政策」無濟於事

　　這些年來，西方各國首腦頻頻會見達賴喇嘛，在一些中國人看來，這是「對中國的挑戰」，因而堅信「西藏問題是西方人製造的」，西藏問題是「西方反華勢力的一個棋子」，他們不明白，民主國家的政府必須服從民意，如果民意支持西藏，政府則不得不作出某種表示。我參加的一個小組討論，就是討論如何把支持西藏與「選票」聯繫起來，使之成為一個選舉議題，迫使本國政府對中國政府施加壓力，促進西藏問題的和平解決。

　　中國政府對西藏問題的「拖」字訣並不會奏效。支持者中沒有人相信，「後達賴時期」西藏問題會自然消失。由中國政府控制達賴喇嘛轉世，從而化解西藏問題，也是一廂情願的自欺欺人。這次大會上又一次提出，如何通過對本國政府的壓力，促使中國政府交待班禪喇嘛的下落。雖然他從未公開露面，人們至今只能看到他六歲的照片，但在各國佛教徒心目中，他才是真正的班禪喇嘛。操縱班禪喇嘛轉世的結果，成為如今「騎虎難下」的尷尬局面，當年那些自作聰明的決策者恐怕始料未及。完全可以想見，對達賴喇嘛轉世採取同樣方式，只能更加激怒遍及世界各國的佛教徒和西藏支持者，對此採取「鴕鳥政策」是無濟於事的。

　　「國際支持西藏網絡」的標誌是一隻手，托著一對高舉法輪的雪獅。幾十年來，就是這隻托著雪獅的手，使得「西藏問題」成為國際熱點。不管是否願意承認，中國政府都必須面對一個事實：西藏的支持者並非是各國政府，而是普通民眾。中共的「涉藏宣傳」可以在中國那種信息封閉的社會裡奏效，幾十年來操縱國內民意，但那一套無法操縱他國民意。因此，「國際涉藏宣傳」幾十年來一直毫無成效，也就不奇怪了。

首发《动向》第304期



自由西藏运动的主要支持者，是世界各地的普通民众。



大会会场。演讲者为印度前外交部副部长



2008年西藏三区暴动，这位受伤者来自甘孜，他因救助一名被”金珠玛米“枪伤的僧人而被打伤。他在会场上讲述自己的经历，背后的图画显示他受伤的地点。我看过不少，也收集了一些类似的图画。自从1959年以来，藏人一直用类似的图画表达他们无法用文字和语言来描述的种种遭遇。我见过60年代初不知名的藏人用白描手法描绘他们所目睹的酷刑、寺院被轰炸的场景，当年CIA接受训练的藏人也留下了一些图画，描绘解放军摧毁寺院、殴打僧人的情况。半个多世纪后，他们还在用相同的方式对世界诉说自己的遭遇。西方民众敞开心，伸出手，托起受伤的雪狮，而我们躲藏在”大一统“的幻梦之中，拒绝倾听。



尊者的谈判代表洛第嘉日在大会上发言，向支持者报告最近几年来与中国政府互动的情况。



桑东仁波切与印度友人在大会休息期间



可别小看这个年轻的美国女孩，她就是2008年在北京天安门广场亮出雪山狮子旗行动的策划者之一。时候他们几个人被抓起来关了几天，然后驱逐出境。



大会之后，有一个3小时的”直接行动“工作坊。两个年轻的美国女孩教给来自世界各地的支持者如何有效地策划、组织具体行动，训练分两个小组，还演练了一番。

藏历10月25日之夜，璀璨的烛光

前几天，对着电脑几小时后，揉着眼睛走出门外，看到寺院下的平台上，几个印度工人在搭铁架。 我以为他们在重建十几天前被大风吹倒的遮阳篷。可是铁架越架越高，而且呈方格状，不像是要搭遮阳篷的样子。12月1日中午，我又揉着眼睛走出来，站到走廊上，朝月亮峰的方向一看，马上回屋拿相机：那个方格状高铁架上挂了一幅巨大的宗喀巴大师唐卡！







拍完照片，转身回来，一个“英吉”朋友正好来找我。那哥们是个“拉萨通”，在拉萨住了多年，还说一口流利的拉萨藏语（据他自供，遇到安多人他就傻眼了）。我拎着相机问他：”今天是什么节日？“他过去张望了一下，轻描淡写地说：”哦，是……“。气人啊！明知道我不会说藏语！见我一头雾水的样子，那哥们又说：”大概是灯节吧。在拉萨，今天晚上到处都是灯。“”西藏版‘燃灯节’？”他耸耸肩：“也许。”没辙。这哥们为我介绍了不少藏文资料，特别帮忙的是指点我找到一些宝贵的图画，可是谈到宗教，他比我还糟。

傍晚，落日沉入云海，暮色四合，对面山上亮起灯光。大昭寺里传来响亮的歌声。我走出咖啡馆，大昭寺楼上，金黄的灯光里，人流如涌。这天是藏历10月25日，宗喀巴大师忌日，燃灯节。我跟着转经的人们在大昭寺楼上慢慢地走。尊者讲经尚未结束，地上铺满坐垫，有人坐在垫子上，对着尊者讲经的释迦摩尼殿打坐。几个一看就知道是境内来的藏人一边念玛尼，一边摇经筒。两个俄罗斯男人架起三脚架拍摄窗台上的一排蜡烛。从大昭寺楼上往下看，黑黝黝的夜晚，巨大的唐卡被灯光照得亮光四射。南捷扎仓的屋顶上，僧侣们用酥油灯摆出法螺图案。

在通往大昭寺的坡道上，我遇到一个从境内来朝圣的家庭。 头戴红色毛线帽的男人很认真地点燃被风吹灭的蜡烛，两个女人把一堆小蜡烛排成一个弯曲的图案，一个一个点燃。烛火把他们的眼睛照得很亮，女人脸上的高原红艳如胭脂。我停下来拍照，他们跟我聊了一阵。

“见到加瓦仁波切了吗？”我问。

“见了，见了！”男人满脸喜色。

“打算回去吗？”

“不知道。“

每年的这个时候，是朝圣的季节。境内藏人会成批成批的到印度来朝圣，达兰萨拉是目的地之一。今年如果有所不同，可能是朝圣者中，有不少沉默的大陆汉人。 前几天尊者接见了一批大陆佛教徒。大陆佛教徒加入藏人朝圣者的，从不同的方向走向达兰萨拉，是最近几年的事。这也是21世纪的怪现状：佛教传入中国上千年，唐僧取经之后，我们又一次来到印度，再次”西天取经“。

夜晚，我回到面对山谷的小屋，从走廊地上拿起一盏点燃的小灯，放在自己的窗台上。






估计每年只有一次机会能看到僧侣攀到半空中。



唐卡前的祭台上，放着一排排”朵玛“和供水的小碗。



看到一排排水碗，我突然想起尊者自传中写到1959年3月10日凌晨，他到佛堂打坐，佛像前供着藏红花浸泡过的水，”色如金液“，原来是这样的。当时我只是照书翻译，并没有直观。



日落时分。



夜晚



尊者的法座。



死难藏人纪念碑

到大昭寺转经去——达兰萨拉随笔（8）

大昭寺里的佛像，尊者的法座就在佛像下方

环绕大昭寺释迦摩尼殿的转经筒

下午三点多，感觉有点疲倦。关掉电脑，锁上门，去大昭寺转经。我只敢说自己是“哲学意义上的佛教徒”，转经差不多是唯一的修行方式——虽然不少人安慰我，说研究和写作也是修行。

07年以来，大昭寺一带有了很大改变。寺院墙下的摊贩迁移到通往大昭寺的坡道旁边，而且统一搭上蓝色塑料篷布，看上去整齐多了。07年第一次到达兰萨拉时，靠山坡的路边没几幢房子，现在几乎盖满了楼房，一家挨一家的旅馆、咖啡屋、礼品店，在这里可以买到藏式、印度式、喀什米尔式等各式各样的工艺品；还有西联汇款、蔬菜水果摊，一家旅行店的窗玻璃上贴着“廉价机票”的广告。

辨经院大门口还是那样，卖蒸馍馍的妇女还在，街边上多了一个印度警察指挥交通。从辨经院大门进去，走一小段路，拐角处是西藏博物馆。博物馆斜对面竖了一座黑色大理石碑，碑文为英文、藏文、印第文三种语言，纪念西藏死难者。想起去年在这里时，流亡政府议会还在讨论纪念碑的设计，现在已经建成了。 当时我的朋友，议员格桑坚赞要唐丹鸿和我对纪念碑的式样提点儿建议，我们俩出了好几个华丽胡哨的点子。看到这座简单、庄严的纪念碑，想起我们那些点子，真是“馊主意”。

通往大昭寺南捷扎仓、辨经院和西藏博物馆的大门前，卖馍馍的妇女

通过一道安全门，打开包草草检查了一下，就进了大昭寺。寺院门口的小广场上，去年搭建的遮雨棚已经建好了。广场平时是南捷扎仓的辨经场，尊者讲经的时候，挤满各地赶来的民众。有时候下雨，民众不肯离开，就坐在雨里淋着。去年我来的时候，这里在搭铁架，日后尊者讲经时，铁架上搭上篷布，民众就不会日晒雨淋了。

殿堂在二楼，两间殿堂相邻，一间是时轮金刚殿，严禁拍照；另一间供奉释迦摩尼、千手观音和莲花生大师，是尊者讲经的地方。殿堂里的地板一尘不染，光可鉴人，进门必须脱鞋。

关于大昭寺的千手观音，我专门做了些调查，写了“重生的观音”这篇文章。去年这里在扩建，现在已经建好了。加了一层佛龛，两级阶梯，观音像前加了供桌，点上长明灯。一名僧人坐在里面看守油灯，不时站起来添油。民众络绎不绝地过来跪拜，递给僧人纸币，作为长明灯的供油钱。这尊“重生的观音”是我见过的最美的观音像。她的笑容灵光流动，带着遍知一切的信心。无论是“宗改”还是“文革”，都无法摧毁她。她不仅是西藏精神的象征，也是人类基本价值和基本理念的象征。

几个印度青年脱鞋走到门口，进门前先弯下腰，以手触地，然后触碰自己的前额。这个动作表示敬意和谦卑。我很感慨。在中国大陆，寺院成为“景点”，进门要收费。在失去了灵魂的地方，一切都可以用来贩卖。20世纪的红色浪潮，给汉藏人民都带来了巨大的苦难。经历苦难之后，藏文明浴火重生，向全世界输出价值观，丰富了人类精神；汉民族呢，除了高楼大厦和虚幻的民族主义情绪，精神上一无所有。

佛殿两侧和背面有一行经筒，黄铜经筒被无数只手摩得光滑锃亮。顺时针方向转动经筒，顺时针方向绕殿堂而行，默念六字大明咒。云雾从山谷里升起，缓缓漫入大昭寺的平台，空气清凉，令人头脑明净。

离开大昭寺的时候，在西藏博物馆前，几个看样子像是境内来的藏人在我面前停下：“阿恰啦……”我只听懂了这个词。要是从04年开始学藏语，如今再不济也能听懂一半吧？真是惭愧！

从大昭寺眺望月亮峰

大昭寺楼下，正在辨经的“洋僧”。

我每天都在这条街上行走。。。

千手观音所执的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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